一

　　那个晚上，方兴塘早走几步的关键性，将在日后被无数次放大。
　　大约是8点左右，他翻过靠山砬子西边的两道小岭，隐约听见屯子方向传来几声闷响，声音不大，就如炒豆子时的爆裂。确实相距较远了，他难以把这微弱的声响与枪声连缀到一起。许多年后在面对上级的无数次审查时，他一再做如此描述，这使他的证词保持了前后的一贯性。他说，我走在林子里，有时踩断枯枝的那种嘎巴声，也像是在炒豆子。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人接受和信服。那几声炒豆子似的爆响，要了五个人的命，包括区中队姚队长、单指导员、战士小马、庙下村刘村长和房东张善福。张善福的老婆陈井芳也挨了刀，刀从左脸颊扎进去，贯通右下颌，险些割断了舌头。伤愈后她说话便不太利落，成了半语子。这是1947年4月20日的事儿，農历的二月廿九。
　　方兴塘提前离开会议，理由简单而充足。按照姚队长的布置，他要事先赶到锄奸行动目标人所在的屯子，找到民兵徐老九，跟他一道探查章书轩家的动静，给锄奸队打前站。在得到方兴塘的口头传达之前，徐老九对这次行动一无所知。
　　行动定在正子时，因此方兴塘并未急着赶路。靠山砬子距下章屯不到十里路，能走马车的道路只有一条，谨慎细致的方兴塘自然舍弃了大道，他溜沟过坎地一路踅摸过去，甚至都没惊起几声狗吠。但在接近下章屯时他就感觉不妙了，村街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喧嚷声，一些跳荡不定的灯光，从一处有着高大院墙的宅院里闪射出来，依规模和方位判断，那里就应是章书轩的家。
　　有一瞬间方兴塘甚至如此确信：锄奸队提前动手了！计划为何要变？他们是从哪儿绕过来的？为什么要避开我？方兴塘身上簌地冒起层细汗，蹲在村边矮树丛里的他，几乎涌起种绝望。天幕漆黑，如钩细月把他的心如鱼儿般钓了起来，隐隐作痛。好在不久后他就重新矫正了判断。远处忙乱了一阵，随后隐约听见几挂车马朝东边去了。方兴塘循着墙底树下的暗影，摸到徐老九家门口。
　　事情过去几个月后，三川县便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徐老九在被调查组询问那日晚上的经过时，所述内容基本与方兴塘对上了碴口。我听见章书轩家那边乱哄哄的，我就起了炕，披着棉袄去到院子，趴着院墙往他家望。齐吵齐闹的，除了他家的人，还有些别的人，还背着长枪……老方来拍俺家门时，章书轩全家刚搬走，两挂马车拉得满当当的……关于两人何时会面，徐老九所说的时间，与方兴塘说的差了大约40分钟，这也给方兴塘带来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章书轩家连夜消失，绝对与行动队惨遭屠戮有关。这是此后数十年反复调查中，从来没犹疑过的一个推断。显然，章家是知情者，打开谜团最便捷的一把钥匙，就是撬开章书轩或是章家重要成员的嘴。很遗憾，章家从此便消隐不见了，有人说，他们先奔了沈阳，此后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亦有人说，他们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因为章书轩有个表弟就一直在香港做生意。
　　这个晚上方兴塘便有些慌了，目标人已经逃走，计划显然泡汤，他不知道是该在原地等待还是跑回去汇报。子时已过，仍不见行动队的影子，他捺不住心性，从徐老九家出来踏上回返的路。走了不超过半程，他又停住了，再度折回下章屯。后来他给出的解释是——怕犯纪律。在徐老九家的西屋，方兴塘拥着徐老九扔过来的一床味道熏人的被子，坐到鸡叫五更才瞌睡过去，庄子里家家炊烟起时，早起拾粪的徐老九带回了恐怖的消息。

二

　　姚队长和单指导员都是山东派过来的干部，1945年9月以前，他们分别在地方农救会里担任小组长。从地方上征调前往东北的人，大都是农救会、妇救会的骨干。渡海之前，上级对他们说，过了海，你们就是八仙，就是干部了，可能是区长、县长，是要挑大梁的。这话相当鼓舞人，不由人不往光宗耀祖上想。过海之后虽没那么乐观，但也都委任了相应职务，从前在家管几个人，现在动辄管几十人、上百号人，那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发动群众搞土改，建组织，兴冲冲地干了不到一年，国民党军队又打了回来。县政府以上的高级组织转移了，基层组织上山打游击，坚持斗争。这时期最重要的内容，便是打击反把倒算的地主，对依附投靠国民党的，更要杀一儆百。姚和单的中队已经处决了两个地主，章书轩是他们早就排列好的第三个目标。号称中队，实质上只有十余人的骨干，依托堡垒户，平时分散隐蔽在山区的偏僻村庄里。只是他们临死也不知晓，这次行动到底哪里出了岔子。不光他们不知，此后几十年参与调查和被调查的几百人，也终是难以弄个水落石出。姚队长牺牲时27岁，而单指导员只有24岁。
　　作为三川县拉锯斗争期间最为惨烈的一次牺牲，上级对此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几乎从血案发生之日起，来自上层的一双双目光便紧紧地盯住这一事件，并称之为靠山砬子五烈士惨案。1950年，当初为国民党特务刺杀行动做向导的一名旧职员被查获，但他是张“废口儿”，只是负责带路，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1953年，事情有了转机，通过一名正在服刑的原国民党下层军官的检举，公安部门在外省抓获两名参加刺杀行动的凶手，另外四人下落不明。1962年，历经大量调查查证，四人中有两人去台，两人已阵亡。阵亡者之一，就是这次特别刺杀行动组的组长。已捕获的向导及两名凶手，早已得到清算，但后来接续惨案调查的人普遍认为：杀得有些过早了。事件留下的一个最大悬疑还是——锄奸队究竟是怎么泄了密？谁是告密者？
　　那个晚上的屠杀，还有一人侥幸逃过，他叫姜贵昌，是农会会长。方兴塘身为县委留下的公安联络员，头天前去通知他时，正赶上姜贵昌老婆诞下第三个孩子。在新生儿一声接一声的啼哭声中，姜贵昌面露难色，对方兴塘说，你能不能跟姚队长和单指导讲下，我实在不好脱身啊。按理说，这种事方兴塘不好答复，要请假也得他本人亲自去跟中队领导请。但方兴塘跟姜贵昌太熟稔了，且沾着亲，自己娘家与姜贵昌老婆是曹姓同宗，未出五服，按辈分论，方兴塘还得管姜贵昌叫声姨父。方兴塘吃姨父家的饭太多，眼下对方又确实有走不开的缘由，他只得回去如实汇报。临走前，姜贵昌与方兴塘有一段简短的对话，比较私密，日后因方兴塘的揭开而使姜贵昌倒了霉。这事也让方兴塘亏心了半辈子。 　　徐老九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当他被调查组那些车轱辘问题纠缠得头晕脑涨时，就开始嚷嚷：方公安不是有枪吗？他咋不自己干呀！他来时章书轩刚跑，换了我，早追上去崩了他娘的……面对这种有些泼赖且击不中要点的急于撇清，调查组只有苦笑。
　　徐老九坚持说方兴塘到他家时大概有十点了。而方兴塘自己有块怀表，虽然偶尔偷停，但大多时候还算准确。他这样描述：快到下章屯时我特地看了下表，不到九点，藏在暗处观察情况大概有十几分钟，随后就去了徐老九家，进门时不会超过九点二十。
　　各执一词又无旁证，即便怀表作为一种精确计时工具也难以得到认定。四十分鐘，骑马或骑自行车跑出十华里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如果去干一桩重大的事情，还是显得仓促了些。调查组不止一次假设过方兴塘是告密者，但这中间的衔接链条仍显脆弱。组织人手需要时间，组织交通工具也需要时间，即便方兴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章书轩家，刺杀组再以最快速度奔袭靠山砬子，加起来也需一个小时开外。1953年抓获两名凶手后，这个问题不需要纠结了，凶手交代他们是当天傍晚从县城出发，由一辆卡车运送到距靠山砬子约十五华里的地方，再步行过去的。

三

　　姜贵昌确实值得怀疑。有人看见事发头天的半晌午，也就是他推掉会议之后，挑着一副担子出了家门。姜贵昌对此的解释，是去曹隈子，给老婆娘家的亲人们答喜儿。这是辽东南一带盛行的乡俗，家里有了新生儿，尤其是男孩子，得去孩子姥姥门上报喜，同时给姨姨舅舅们吃红鸡蛋。姜贵昌那天好容易凑上了三十只鸡蛋，煮熟拿红纸染了，外加几捆粉条干菜，把东西送去曹隈子，吃过午饭就回来了。对于遇到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之类的追问，姜贵昌显得不太耐烦，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连会在哪儿开都不清楚，更不知道这个会的内容，怎么就会被羁押起来。他前后被关了一个多月，在最终选择把自己吊死之前，性情挺倔的姜贵昌早已万念俱灰。
　　这段时间方兴塘也被多次追问过。开始的句式是：你认为姜贵昌怎么样？这人值不值得怀疑？后来逐渐递增为：你们接头时说过什么话？你确定没把集会地点和内容透露给他吗？直到有一天，调查组又把他找去，很严厉地说，姜贵昌都讲了，你说吧。
　　方兴塘开始确实没想把两人之间的那段私密话抖搂出来，他觉得姨父以长辈的口吻告诫一下自己，也算不得什么差错。但现在姜贵昌先讲了，他到底怎么讲的，会不会倒打一耙置我于不利，这很难说。何况，自己当时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案卷记录
　　方：好吧，那你照顾好我姨，不去就不去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回去替你请假。
　　姜：兴塘呀，姨父也得叮嘱你一下，遇事得多留个心眼儿。
　　方：……
　　姜：你说他们外乡人，说做也就做了，咱们守家在地的，不能树敌太多啊。
　　很久以后方兴塘才知道，在自己向组织讲出这段对话之前，姜贵昌压根没提过。
　　关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方兴塘的辩解，就是随嘴一说，没有什么所指。还有，姜说遇事得留个心眼儿，看似知道内情，其实是指以前的两次行动。那两次行动他都直接和间接参与过。方兴塘并没有就惩治章书轩的事透露半句，对方那么告诫也属猜测。而姜贵昌的那些话就不同了，这分明是赤裸裸地瓦解革命意志，诋毁领导，分裂组织。此后，方兴塘出入区委，得知姜贵昌频繁挨揍了。有一次，他路过后院那排用来羁押人犯的房子，居然看到姜贵昌趴在门栏前的一张脸，说实话，那张脸几如厉鬼，眼睛直勾勾地盯过来。方兴塘匆匆离开时，耳边传来姜贵昌勾魂似的呻唤，那声音极为特别，像是既透着亲切又有着无尽悲凉：兴塘呀，兴塘呀……
　　终于在一个早晨，人们发现姜贵昌吊死在监房梁上。他把裤子撕成一绺绺布条，结成绳子，打了个结实的猪蹄扣，没给自己留下半分余地。
　　姜贵昌的死一度让调查组的部分人松了口气，他们认为事情很明显，就是畏罪自杀。但更多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地委一个熟悉三川情况的领导就说，你们想得太简单，这事的根子还很深，各使本领，继续挖。等于给惨案的进一步调查定了调。方兴塘是赞同地委领导看法的，但某一瞬间，他又希望此事就此了结。事情还在继续查，他也时不时被找去问询一下，感觉自己稍有松弛的神经又紧绷了起来。还有，得知姜贵昌死后，他独自躲到一个地方哭了一阵，并暗暗决心要为姨父家做点什么。

四

　　身为事件的唯一目击者，陈井芳的陈述也显得十分鸡肋。伤情好转后，她每每会因为急于表达而显得有些躁狂，许是口腔某些腺体遭到破坏，她得时不时拿手帕揩抹绵延不断流淌出来的口水。调查人员需要拿出相当的耐性，从她含混不清的语句中分辨出正确的词汇，串联出她想要表达的意思。
　　敌人破门而入时，陈井芳正在灶间给行动队煮地瓜和土豆。区中队的光顾不算频繁，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丈夫每次都要吩咐她给弄些吃的。看着日渐减少的食物贮存，她时常会对丈夫的慷慨大方心生怨怒。门板是被踹开的，感觉房子都要塌了，几乎还没从蒸腾的热气中分辨出来人的面目，她就被一把尖刀扎穿了面颊，鲜血瞬时灌满了口腔。她的惊叫都被血噎住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十几个人——这多半属于惊悸中的混淆——冲进堂屋，她听见丈夫失了声调地喝问：“你们是谁？”随后枪便响了，炸雷一样。昏过去之前，她只看到一些纷乱的腿跑离了屋子。让陈井芳稍感庆幸的，是区中队的客人进门之后，她把两个孩子送到隔壁五婶家中。
　　邻里们也没能提供出有价值的线索，听到枪声，倒是有几人跑出屋子，伫立在院落或是去到大门口倾听动静。正值双方激烈争斗时期，村屯间小规模交火时有发生，作为平头百姓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隔壁五婶说，枪响的那阵子，陈井芳睡在她炕头上的两个孩子连醒都没醒。过了将近十分钟，丈夫才在她的催促下，磕磕绊绊地进了张善福家的院子，顷刻又号叫着跑了出来。
　　据区委和区大队来人勘验，除了小马是被补枪，其余四人都是被枪口抵近身体一枪射杀的。部位都在左胸口心脏处，显然是训练有素且经过事先统一的手法。事发突兀，五个人几乎都没有抵抗，姚队长和单指导员的短枪还都在皮套里，小马的一只手攥着步枪的背带，那一刻，他只来得及做出这么个动作。小马总是跟随着姚队长和单指导员，相当于警卫员的角色，他只有十九岁，几乎还是个孩子。 　　1953年抓到两名凶手后，能够确定他们是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五团的人，接受刺杀任务时，分别从两个连队抽调了六名作战骨干。检举他们的那位军官，当时是营参谋，对具体任务也不甚了了，但他认识其中的一两个人，包括丛姓组长。这个组长名气不小，是个参加过印缅远征的老兵，是曾被蒋介石誉为“中国虎”的新二十二师中的一员。抓获的两名凶手分别姓于和刘，辽沈战役后随部队退回关内。于姓还曾是个“解放”兵，被俘后自愿返乡;刘姓则是在部队走到家乡附近开小差跑了的。由于原部队经过多次整改编，他们对刺杀组另外四名成员的下落一概不知。情知必受严惩，两人也没将责任往别人身上推，都承认是开了枪的。经反复甄别，可以确定刘对小马开了两枪，于则是杀害刘村长的凶手。
　　本来这类刺杀土改工作队的任务，通常都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来干的，很少由军队插手介入。对此，几名凶手也曾在前往的路上牢骚满腹，步行途中，那个向导还因带错过一小段路，挨了烦躁的丛姓组长一脚。伪满时期，这个向导是税务所的一名会计，光复后很想继续干本行。听说政府要找名熟悉琴山区路况的人，为着邀功，便自告奋勇报了名。几名军人摸进靠山砬子，亮出的枪和刀子在夜色下闪着寒光，他才知道这个差事是要人命的，当时险些吓尿了裤子。他躲进一垛柴草堆中打着摆子，直到行事已毕的士兵把他拖死狗一样地拖出来。关于让精英军人去干这件事，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一是不法地主连续被惩治后，上层觉得很没面子，亟须一个重大战果来挽回影响;二是可能章家人际通达，找准了人。

五

　　尽管因为早走几步而捡了条命，但方兴塘知道自己的处境相当尴尬。原先聚会的七个人——包括没去参会的姜贵昌，已有六人先后殒命，而硕果仅存的自己，太像是一颗怎么也打不响的臭子儿了。这颗臭子儿一次次被推上膛，又一次次被抛却，连他自己都渴望一次炸裂。
　　调查人员的思维缜密程度，有时让方兴塘惊诧不已。他们会实地丈量从靠山砬子到下章屯的步数，再暗中采集他的步幅尺码来进行对比;他们会找来一两个农民，佯装无事在方兴塘身边转悠，因为事发头天晚上，这两个赶集晚归的农民曾发现一个在路边林子里解手的身影，完事奔往县城方向。有次调查组长若无其事地问，你上中学时有个要好的同学，他后来上了中央政治大学？方兴塘笑了笑，他肯定是国民党党员，现在可能职务还不低，你有本事抓他去，我负责枪毙。
　　有一些话在方兴塘的肚子里憋着，但他知道没法往出说。区中队的每次行动看似严格保密，但总会在一些环节上出现疏漏。上次处决绰号叫牛大腿的地主，在讨论用枪打还是用绳子勒时，一个队员便在会后失踪了。姚队长甚为恼怒，大骂对方是胆小鬼、叛徒，甚至提出要查出该人下落及时灭口，以防风声走漏。而方兴塘知道，这个队员并不是胆怯了，他只是畏于乡间流传的说法——怕勒死鬼上门索命。一些堡垒户口风也不够严谨，按说制订这类计划，堡垒户是不能参与的，但张善福似乎从来都不把自己当外人，姚队长也没瞒着他的意思。下山那天刚到张家，他便兴冲冲地问，这回要办谁？看上去像是期待又一次宰猪开宴。
　　在乡人们嘴里，对张善福的评价向来不是很高，有一类人天生有种好大喜功的热情，且管不住自己的嘴。据说张善福相当乐意向别人吹嘘：我叫姚队长他们下来，他们就能带着家伙下来。似乎这很能证明他的调动力。姚与单两人都有着极高的工作热情，但他们还是有些嫩，另外对本地的人情世故，似乎也缺乏足够了解。许是吃过张善福家的地瓜土豆苞米粥太多，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其看作铁杆骨干。当然，方兴塘也并不怀疑张善福的忠诚，他本人已死于此次刺杀。方兴塘只是担心：他知道的事，可能随后就会有十人知道了。
　　二次解放也是彻底解放，土改继续搞，却有一股狠戾的情绪在人们中间涌动。各村都组织了棒子队，平日脾气暴烈甚至有些二愣子的人都充当了骨干，批斗会开到一半，他们便手执柞木疙瘩冲上前去，把地主以及他们的家人打成肉酱。一个大区，打死上百号人也不算稀奇。这期间，深挖告密者的行动仍然没停，几乎每个挨揍的地主都会被问及此事。一个地主被打急了，说自己儿媳妇有可能是告密人，因为农历二月二十八的那个晚上，他听见儿媳妇里出外进了数次，时间持续到午夜。那个儿媳妇被绑了来，挨过两棍才明白自己是因何事被打，咧着嘴呼号：“这个老倒霉的真能冤屈人哪，俺那晚上是拉稀闹肚子……”
　　一度，方兴塘觉得自己似乎不再置身旋涡中心了，这多少令他有些宽慰。县委重新组建，他仍任公安联络员，负责清查敌伪旧职员及国民党潜伏分子。乡间大规模的棒杀地主行为，他从未直接参与，不过听闻之后总有些忧心忡忡。不久后辽南地委下了个令，要纠正土改斗争中的极左倾向，各区的打人致死势头才得以控住。
　　1949年春，县里成立公安局。一名县委副书记兼任公安局长，这没有问题，问题是包括方兴塘在内，总共有三名资历较深的公安员，另两人都任了股长，但方兴塘原封未动。不久后有一次剿匪，七八个土匪给围在一个山洞里，里面的不肯出来，外面的也不敢进去。方兴塘别上两颗手榴弹，腰都没怎么猫就冲进去了，被土匪乱枪撂倒之前，他把手榴弹投了出去，当场炸死两个伤了三个。方兴塘腿和肚子上中了三枪，胃部贯通伤，胰腺都给打烂了，送去省城医院才捡回条命。几个相熟的老同事都说，这伙计冤屈呢，他是不想活了。出院后不久，方兴塘就结了婚，娶了老家屯子里的一个姑娘。还没过半年，他便有了儿子，谁都知道这儿子是抱来的，姜贵昌遗下的最小的那个。
　　此后近三十年里，方兴塘熬到一个同龄的股长死了，另一个升迁了，再熬到另外两个外地调转来的股长，分别中风了和犯错误了，才得以上了中层的位。被任命的那天，他覺得自己有些不对劲，想拍桌子，想骂人，甚至想掏枪。还好他管住了自己，跑到厕所去泚了泡汹涌的尿，尿着尿着，眼泪竟下来了……直到离休前夕，方兴塘才从一个老友嘴里得知自己档案里的两句话：“该人作为靠山砬子血案唯一幸存者，对事件的描述不够清晰。”操他的，这两句话咋解释都行啊。
　　上了四十岁后，方兴塘有些不肯买账了，不论什么缘由什么场合，有人提到那桩旧事，他都以愤懑加调侃的语气加以回应：组织严密？那阵子能算组织严密吗？吃油饭喝凉水的时候没见谁管，这拉了稀就没完没了地查人裤腿子，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老子裤腿上没屎！只有家人知道他的疼处仍在，那疼处就如只小兽咬了他半辈子。方兴塘有个秘不示人的小本子，那上面罗列了十几个人的名字，也包括他自己。他画了无数张表格，一些纷乱的箭头和指引线，每个人都有两个基本指向 ——告密/泄密。这本子在他辞世时随他升天了。在火化炉前，老伴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那本子，掖进穿了一身绿呢军装躺得笔挺的方兴塘的兜里，随后呼隆一声，方兴塘连同那本子被抛进炉膛，化为一片灿烂，三个儿子谁都不曾看过半页。

六

　　方念昌十八岁生日那天，被爸爸独自留到跟前，进行了一次长谈。其实长谈也不长，不过一个小时的样子。在他印象里，爸爸向来不苟言笑，能一句话说完的事情决不说两句。方兴塘说，你爸的死我有责任，我养你就是还他的债。很多事情跟你也讲不清，以后大了你兴许会明白，反正，好赖事我都能扛着。方兴塘说了那段对话的细节，方念昌一时还真难以弄懂——生父与养父到底说错了什么。末了，方兴塘郑重征求他意见：你成人了，你可以改回姓姜，我明天就去给你办。方念昌摇了摇头，爸，我就跟你姓。
　　方念昌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爸爸亲生的，年少时他就听见过邻里的议论，同龄孩子也取笑过他。让他比较难过的是两个弟弟，有一年端午节，盛强和盛壮因为哥哥多分得了两个鸡蛋而结成了同盟，直言不讳地攻击哥哥：“你是我爸捡来的，要不说你都不范俺们方家的盛字辈。”那天方念昌在外面溜达了半宿，才叫方兴塘找回去。两个弟弟脸都肿了，显然是此前挨过揍，见哥哥回来，都乖乖跪下给他道歉。
　　对于这个抱养的儿子，方兴塘是相当偏心的，也不能说他有多么知恩重义，而确实是这孩子禀赋不凡。会说话，有见解，肯实干，懂圆通。这是方兴塘为长子总结下的几条，他觉得孩子比自己强，强很多，这让他甚是满意，视若己出。下乡插队时，方念昌是全县知青的模范;回城进厂，他又因出色的组织能力而被团县委看中;恢复高考，他念函授大学拿到文凭，不久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在事关能否进入县级领导层的关键一步上，方兴塘决定放下他守了一辈子的面皮，亲自跑到省城去找以前认识的一位领导。这一助推起了应有作用，方念昌以末位排序进入县领导行列。那段时间，从来未曾开口唱过歌的方兴塘，居然也能哼起不知打哪儿听来的调调。
　　在方念昌眼里，父亲耿直、忠诚，有责任心，是严师慈父。但他私下又不能否认，假若一个人的脑域不够开阔，那他所有的行为方式都会被打上一种烙印，甚至一些不错的品质也可能成为局限和阻碍。即便没能看到父亲那个须臾不离身侧的小本子，他也大抵能估摸出——那里面除了一些混乱的逻辑和盲目的推测，几乎没有什么价值。许多年里，父亲把这种起始于寻找真凶揭开谜案的尝试，已经演化为个人内心的某种隐秘游戏。他沉湎其中，举证、推翻，再举证、再推翻，这早已成为一种癖好和依赖。离开工作岗位后，时间一大把，他戴着老花镜写起了回忆录。洋洋洒洒五六万字，核心只有一个——围绕四十年前案发当晚的个人描述以及分析。小标题无一例外是：关于谁谁谁的情况说明，关于某某某的补充说明，关于我与徐在时间判断上产生分歧的原因……诸如此类。行文看似客观，实则充满主观色彩，一些指涉和暗示充斥其中。方兴塘颇为自己的鸿篇书写得意，屡次让儿子帮着把把关，准备把材料寄送上级，多达十几个单位。方念昌开始还能帮着捋顺文句，澄清佐证关系，剔除许多臆想和猜测。后来他知道纯属徒劳，老头儿会兀自把他删掉的句子再加上去。方念昌懒得去管了，尽量规避与父亲谈及这个话题。但那些材料后来确实出现在了上级的某些局委办，甚至让一些人不胜其烦。某次在地市开会，一个他熟悉的领导在饭席间就半开玩笑提及，你那老父亲挺倔啊，在信函里大骂我们官僚主义，不作为呢。
　　方念昌记得，自己曾挺认真地跟父亲谈过一次。他表述的意思有三层：此事曾经惨烈过，重大过，但时过境迁，组织上下了那么大气力都未查出结果，你现在到处投寄这种材料没人会看;历史无从假设也没法更改，固然这对你、对牺牲的五人及自缢的生父来说，都不公平，但环顾四周，这样的不公平到处都在;你的心结，还是意欲从某个无形的绳索中解脱出来，多年处于调查之中，你觉得周边到处分布着藏在暗处的眼睛。你痛恨这盯视，但现在你也善于用这种眼神盯人了。
　　听过儿子的话，方兴塘半晌不语，临起身丢下一句：“你说得没错，这么多年，我做梦都觉得身边到处是眼睛。”方念昌宽慰父亲，你得學着放下，都这么多年了，没谁再盯着你了。你不在乎，那些眼睛就不存在。
　　方兴塘还是没法放下，大约1998年前后，一件事又使方兴塘精神抖擞起来。县里来了个姓唐的港商，有意向要在三川投点资，自然被奉为上宾。谈的是啥项目，最终为何没谈成，这些方兴塘倒不关心，让他激灵起来的，是听说这港商似乎对下章屯特别有兴趣。他去过那里几次，还和当地一些老人攀谈过旧事。
　　干了一辈子公安，方兴塘太善于摸这种情况了。不消一天时间，他就把唐姓港商去过哪些地方，看过什么东西，与何人接触交谈，等等，摸了个底儿透。据几位老人讲，这人确实提到过章书轩，说自己与章家是老相识，受他后人委托专程来看看老宅。老宅早就没了，但一些墙基石仍被后建房舍利用上，上面的雕饰也算清晰，来人照了些照片带走了。方兴塘问这港商打没打听过什么人什么事，有个老人的回答出乎意料：打听过，打听过一个姓刘的，就是1947年叫人杀了的一个村干部。方兴塘觉得后脑仿佛被谁重击了一下似的，有些站立不住。
　　几天后方兴塘就又写出了份材料，急切地把方念昌找来，表情亢奋地说，这个自称姓唐的港商，我判断就是章书轩的儿子！我这份材料你务必帮我递到公安部，咱奈何不了他，国家总有办法，香港不都回归了嘛，他们有血债啊！还有，他为何会提起刘某某呢……看着老人因激动而抖抖索索的嘴唇，一些唾沫星子都飞到自己脸上，有一瞬间，方念昌突然对老人的痛楚感同身受。
　　正逢换届选举，位置排定早已心中有数，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伙计”却阴招频出，打定主意不给方念昌好过。他的斗争哲学通常是比较温和的，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但那段时间他相当焦躁，思谋着怎样给对方有力痛击。看着父亲在眼前困兽一样地徘徊着，表述间不时夹杂着三字国骂，方念昌一瞬间觉得父亲就如那位“老伙计”一般愚蠢而可憎。关于那桩刺杀案，方念昌早就捕捉到一个细节，足以让喋喋不休的方兴塘闭嘴。他一直忍着没说，但现在他说了：“其实，依你的经验和判断，你在离开聚会地点时听到的那几声脆响，不可能不去联想到枪声。即便有疑惑，你也应该回去看一眼，因为时间还很充裕，是不是？所以组织这么多年的审查，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话一出口，方念昌就后悔了，他从父亲眼里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惶恐。简单说，就如待宰羔羊。

七

　　2002年，方念昌带队去香港招商引资，这是那个年代的官方时尚。有望达成和落实的项目几乎没有，主要是带了些地产和城建的图文影像资料去进行宣传。一个晚上，与港埠一些中小企业接洽的酒会即将结束，有位七十来岁的老先生上前与方念昌攀谈。老先生西服笔挺，瘦高，却有着一副与港人不太相称的大骨骼，语气相当谦逊地询问方念昌，能否单独给他一点时间，有些事情需要详谈。方念昌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可能会有商机。他几乎没犹豫就应允下来，两人便去到酒店的咖啡厅。
　　老人自称姓唐，祖籍就是三川的，几年前还回去过。方念昌笑了，他想替父亲验证一下：唐先生，从根脉上讲，你是姓唐，但你本人似乎姓章吧？立早章。对方瞬间愕然，少顷，摇摇头又平静下来，说，我就知道大陆那边还是要讲阶级讲历史的，你们经济要开放，立场不会开放。想单独跟你谈谈，也是想确认下这一点。不过我老了，是真的想念家乡啊，也想为家乡做点事，看来眼下还是不行。说罢便起身告辞要走。方念昌赶忙拦住，经过相当饶舌的一番开解，才让对方重又安定下来。看到老人脸上呈现的戒备和固执，方念昌心想，跟父亲真是太像了。他们那代人，会不会连气味都是相同的？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方念昌与五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遭遇了，或者说，他替代父亲，回到了那个晚上。
　　1946年，章立瑃还是东北大学文法科的学生，刚随学校从四川迁回沈阳。父亲接连去信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念啥书，赶紧回家商议后路。章立瑃是不肯的，再有一年就毕业了，何况那时候他正跟北平的一个女同学相恋火热。但老子的权威不仅在名分上，还在钱财上，没过多久，章立瑃乖乖回了家。家里最初选择的去向是北上长春，但很快遭到那边亲友的无情痛击：这边整天嚷嚷林彪要打进来了，我们还不知往哪儿跑呢，你们傻么？转过年跟香港的表叔联系上了，时局也似乎稳定了些，章书轩从没想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利落，他舍不得大宅和土地。在把这些都变成现钱之前，他压根不想离开下章屯。
　　方念昌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事情核心了，这让他有种莫名的紧张与兴奋。
　　我们逃走的那个晚上，是一个叫刘少堂的人报的信。他当时也是共产党那边的干部，他父亲、他爷爷都给我家做过长工。章立瑃回顾，那天傍晚，刘少堂打发自己的闺女送来张字条，上面写着：今晚不走，明天难逃。家里瞬时便像炸了锅一样，章书轩还有些犹豫，但章立瑃的母亲和哥哥都急得直喊，你不知道牛大腿全家怎么死的吗？
　　那个姓刘的，和你们家有交情？方念昌插问。
　　也不算什么交情，他家日子艰难，我父亲时不时接济他们一下。还有，他奶奶得痨病，抓药的钱也都是我父亲出的。章立瑃讲述的空隙，方念昌脑子飞转。这算是告密吗？肯定算。就因为这点小恩惠？好像理由不够充分。那么是不是章家引来的凶手？刘少堂为何肯把自己埋进去？一连串需要判别的细节，让他觉得脑子不够用了，还有时间顺序上的一些模糊，也干扰着他。他甚至挺后悔没把父亲每一次琐碎的絮叨记牢。
　　不用说，他是我们家的恩人，家父在世时总是念叨这事，临终还叮嘱我们要找机会报答。可上次我回乡，听来的消息真是吓我一跳，我们逃走的那晚，他就让人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好几个。更让我惊怕的，是当地人说这件事因我家引起，是我们找了国民党进行报复。造孽呀，怎么可能嘛。家父虽是个精细人，也可以叫守财奴，但他终归是个守规矩的老派人，哪肯做这等害人的事……
　　这不是谜底。方念昌在心里摇头，又难以从对方眼里看出掩盖。若按章立瑃的表述，刘少堂也不过是为了让他们一家避开殒命之灾，真正的告密者——也就是招致刺杀队前来的，还另有其人？他急于找到些针刺来把气球刺穿，但章立瑃的叙述已如一块顽石般坚固。他突然想起，父亲材料中曾提到章家搬家时有人持枪护送，便问，你们家养着家丁？有枪？也不是专门的家丁，雇了七八个长工，有赶车的，有做油坊的，白天做工，晚上护院。那阵土匪多，家里也总是要防着点。许是觉得方念昌问得过于具体，章立瑃又涌起警觉：方先生，你对这段事情非常了解？方念昌笑笑，过去我分管民政和档案工作，看过一些材料。还有，我就是出事那天的头一日生的，农历丁亥二月二十八。章立瑃哦了一声，好时辰好时辰。
　　其实，更让方念昌惊骇的，可能是章立瑃最后的一段叙述。他提到自家老宅的院墙，四角都是有炮楼的，搬家的那个晚上，别人在忙乱着，他却涌起种愁绪，类似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他走上炮楼，在夜色中观望着远处朦胧的田野和树木，想着从此将与这个地方永作诀别了。脑际里会泛起烧柴草的味道，村街上牛粪的味道，季风带来的黄海的味道，还有北平女生在暗影里的粲然一笑。不意间，所有淡淡诗意都被一个场景打破了——在村西的尽头，借着夜幕微弱的衬托，他分明看到一个人影钻进一丛荆条当中。他相当紧张，甚至在考虑要不要跟护院的长工们说。设若这人是来下手的，那么他单枪匹马，多半是有来无回。章立瑃焦虑地判断了下，还是觉得先不惊动众人为好，动了枪，就得出人命。
　　方念昌知道，荆条中的那个身影，就是方兴塘。老爸，你总感觉被人盯着，没错啊，暗地里确实有眼。还有，你大概连想都未曾想过，那个晚上你没送命，只是因为一个青年学生的嘴巴谨慎。
　　送走老人后，方念昌有些鄙视自己的城府深，难道就不可以亮明自己是谁，跟对方敞敞亮亮地叙谈一晚么？是什么阻碍了自己？终归还是身份。不是那个作为重要当事人儿子的身份，而是被标注为一个组织中的一员的身份。他想，對于章立瑃而言，我就是另一双暗眼。
　　次日一早醒来，刘少堂的名字仍在头脑中翻腾，既然身份在，觉悟和意识还是要有。回去需要向组织汇报么？汇报后，结果会抵达哪里？会为此事成立专案组？怎么可能。还有，章立瑃允诺的四百万港元投资，很可能是这次招商会的唯一成果，势必也得因此断送。这天上午照例是一个情况介绍会，方念昌委托副手来讲，自己在一个本子上胡乱地写着：能追究得起吗？追究不起。
　　返回后，方念昌还是抽空去了趟父亲的墓地。两年前父亲临终时，仍把方念昌独自留在跟前，非常出乎意料，他竟伸出手去捧住儿子的脸，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亲昵动作。尤其是他戳疼父亲软肋之后，父亲一度对他相当冰冷，甚至连话都懒得说。还是在方念昌做了一次极其诚恳的道歉之后，老头才恢复了以前的几分活气。这个人一辈子就纠缠于一件事，眼下他该谢幕了。
　　念昌啊，我三个儿子，我就最得意你了，知道吗？方念昌泪如雨下，知道，知道。父亲满意地点点头，我那点心事，也就你最清楚，所以爸还得托付你，有机会有可能的话，还是得帮我把事情弄清。行吧？说完这些，方兴塘就合上了眼睛。
　　老方啊老方，方念昌带着三分亲近两分戏谑在心里念叨，我可没忽悠你，给你送答案来啦，只是，这答案也未必是你想要的。可咋办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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