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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的办学方向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根本保证。由高校师生互动建构而成的校园法治文化，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保障办学方向的重要作用。校园法治文化对大学生具有环境育人的建构作用，保障高校培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关键词：法治文化；高水平大学；办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6.071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道出了法治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却未能预见如今法治升华成为一种文化的形态，其作用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核心的一环就是培育法治文化，而高校则是孕育法治文化的重要场所。当高校进入高水平大学建设阶段，则意味着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时更加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校，以强大的法治力量来理顺各方关系，维护高速发展态势。在法治文化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作用机理未明确的现状下，高校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迫切呼唤理论指导，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极其需要学理依据。当此之时，深入剖析法治文化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影响与作用，显得尤为必要。
国内学界对于法治文化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目前传播较为广泛的一种定义是：“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蒋传光认为：“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
高校的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依法治校的过程中，通过学校师生互动的方式，形成的一种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那么校园法治文化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構主义理论给出了答案。
1 校园法治文化的缘起：师生互动建构产生
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结构不是行为体大脑中的东西，也不是物质性因素造就的东西。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建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国内学者秦亚青指出：“温特的结构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共有知识或文化。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法治文化，就是在特定的法治环境中，行为体对法治的共同理解和期望，是行为体的共有法治知识造就的一种文化氛围。
基于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法治文化是通过个体间的互动行为建构产生的。在高校中，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会产生共有知识，形成文化。根据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国家间敌对的互动会产生霍布斯文化，竞争的互动会产生洛克文化，友好的互动会产生康德文化。可见不同类型的互动会产生相应的文化。高校中，只有符合法治精神的互动才能进一步建构产生法治文化。符合法治精神的互动在高校中非常普遍，可以概括为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三类。
普法宣传活动是学生之间最常见的涉法互动交流。通常是法学类专业的学生向其他专业的学生进行法律宣讲和普及，例如政法学院的学生通过普法宣传周的形式向其他学生宣传法律知识。而法学类专业的学生之间也会通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的比拼法律专业水平，同时也对外展示法律知识的魅力。显而易见，这些与法律相关的互动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出了校园的法治文化，促进法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此外，一些似乎与法律并非直接相关的课余活动，比如篮球比赛，其实也可以是产生法治文化的一种互动。在篮球比赛过程中，若参赛者都遵守比赛规则，这种比赛互动就会增强学生自身的守法意识，无形中加强了校园法治文化。若部分学生在比赛过程中钻规则漏洞甚至藐视规则，会对其他学生造成不良影响，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就会被削弱。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师之间最频繁的互动形式，一旦融入法治精神，都能为建构校园法治文化作出贡献。法学专业教师之间符合法治精神的互动，最直接的莫过于法律观点的交流探讨。在科研过程中，法学专业教师之间会就某些有争议的法律观点进行交流，这是建构出校园法治文化最直接的一种互动方式。教师之间开展的教学竞赛，也能无形中产生校园法治文化。教学竞赛是教师之间的竞技比赛，其对校园法治文化的作用机制和上述学生之间的篮球比赛相同。如果教师们敬畏比赛规则，严格遵守，则会形成风清气正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否则，这种氛围就会被破坏。
师生之间与法律直接相关的互动，最常见的就是法律讲座或法律课堂教学。政法学院的教师给学生讲授法律课程，授课内容围绕“法”来展开，经过讲座或课堂互动，扩大了法律知识的传播辐射面，同时也增强了校园法治文化的建设。此外，一些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虽然与法律并无直接关系，但活动的背后也蕴藏着法治思想的深意。比如高校举办的校长下午茶或者校长陪餐，校长和学生一起喝茶，一起吃饭，在茶叙或会餐时交流思想，已经传递出一种师生平等的价值观念。这种活动背后蕴含的思想就是平等公正的法治观念，这类师生互动当然会进一步增强校园法治文化氛围。
2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分析维度：办学方向
国家一直重视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而建设高水平大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重点建设阶段。1993年7月1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这100所左右重点建设高校成为了后来的“211工程”大学。虽然本阶段没有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但却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铺垫阶段。这批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为未来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是追赶标杆阶段。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这造就了后来的39所“985工程”大学。本阶段以“世界先进水平”为标杆，推动“985工程”大学向标杆挺进，进一步缩短了与标杆的距离。第三是加快推进阶段。2010年6月7日，教育部和财政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意见》。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面简称《方案》），提出了“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具体方案。现阶段，广东等地已经开始试点建设若干所高水平大学，开启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快进模式。 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历程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高水平大学的定义。有学者认为高水平大学“通常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高校。”截至目前，该项目签约高校已经基本覆盖“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高水平大学就是“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但是，“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重点建设的高校，然而是否高水平大学则是对高校的客观评价，两者不能等同。亦有种观点认为，高水平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其实不然，可以说世界一流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但高水平大学并不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因为很多高校“其比较的对象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或特定的一类大学范围内，如许多地方高校将自身发展方向定位为‘区域内的高水平大学’”。所以，高水平大学的定义应具有强烈的标杆对比属性。
正确的办学方向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根本保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要求，当中特别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2016年1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类学科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目标，高水平大学建设是广东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对接措施，当中也强调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可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灵魂。一旦办学方向失误，一切的建设努力都是南辕北辙，都会付诸东流。
3 高水平大学建设视阈下校园法治文化对办学方向的保障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多个展现维度：在办学过程中表现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办学目标上表现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办学过程归根究底都是服务于办学目标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特色社會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所以，能否培养出政治立场坚定不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成为高校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终极考量。
校园法治文化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办学方向发挥的重要保障作用，源自于文化对身份的建构功能。校园法治文化有助于建构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身份。国内学者秦亚青指出：“温特的结构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共有知识或文化。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这个环境中，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同时，他也指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文化（共有知识）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而且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不同的利益，从而个体的行为表现也具有差异性。在高校里，大学生不仅仅只是课堂上的学生，同时所有学生都还拥有网络上的网民和后勤服务的使用者等多重身份。由于文化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因此校园法治文化影响大学生三种身份的建构，同时在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下，他们的利益诉求不同，从而行为的发生也就具有差异性。
首先，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所有大学生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网民。法治文化浓厚的校园环境会构建出大学生的高素质、传播正能量的网民身份。为了能够从网上获取有效资源，他们会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触犯法律底线，依法上网，自觉做一个好网民。因为一旦违反法律法规，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无法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即使无人监督，大学生网民也会自律，做一个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的好网民。然而在法治文化淡薄的环境下，大学生极可能会变成低素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网民。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提高知名度等，一些大学生网民往往不顾网络法律，传播一些色情淫秽的图片帖子等，甚至发生恶意中伤、无中生有、泄露他人隐私、人肉搜索等严重侵犯他人利益和隐私的乱象行为也偶见于新闻报道。因此，浓厚的校园法治文化不知不觉中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使大学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时刻谨记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合法。
其次，在现实世界中，大学生回归校园本身就是学生的身份。在法治文化的环境下，学生会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维护学校秩序，自觉履行应尽义务。例如在考场上，学生会自觉遵守考场纪律，考出自己真实的成绩水平。倘若在法治文化薄弱的校园环境下，学生整体的法治素质不高，违法违纪现象就会经常发生，表现为考生考试前不好好复习，总想着投机取巧，为了能够顺利轻易地通过考试，有些学生甚至不择手段在考场中作弊。这些在利益驱使下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若是不及时加以制止，法治文化环境氛围会越来越差，不利于校风学风的建设。因此，法治文化对学生的身份建构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规范大学生的行为。
最后，大学生在校园里除了是学生，同时还是后勤服务的使用者，比如饭堂里的食客身份、图书馆里的读者身份，等等。一个学校若法治文化发展得好，那么学生在饭堂打饭时就会井然有序，遵守秩序，自觉维护饭堂形象，从而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反之，饭堂就会经常出现插队、争先恐后等无秩序行为和浪费粮食、随地扔垃圾等罔顾学校纪律和道德文明公约的不文明行为。
浓厚的校园法治文化通过建构大学生身份，从而影响大学生行为的机理也可称为环境育人。我国学者秦亚青认为：“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就会被这种文化所建构，文化话语中的内容和意义就会不断通过行为体间的实践活动得以加强。”可见，校园法治文化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会在无形中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久而久之在法治文化环境下熏陶的学生对自己的行为也就会更自觉自律。因此校园法治文化对大学生具有环境育人的建构作用，保障高校培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自然也保障了办学方向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高校师生互动建构而成的校园法治文化，对大学生具有环境育人的建构作用。高校充分利用校园法治文化的建构作用，将有助于培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从而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好法治文化保障办学方向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蒋传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N].人民法院报，2012-9-21：5.
[2]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宋金花.中西方教育理念下的大学机制运行比较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
[4]董云川，罗志敏.高水平大学建设：一种新框架和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15，（6）.
关键词：法治文化；高水平大学；办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6.071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道出了法治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却未能预见如今法治升华成为一种文化的形态，其作用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核心的一环就是培育法治文化，而高校则是孕育法治文化的重要场所。当高校进入高水平大学建设阶段，则意味着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时更加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校，以强大的法治力量来理顺各方关系，维护高速发展态势。在法治文化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作用机理未明确的现状下，高校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迫切呼唤理论指导，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极其需要学理依据。当此之时，深入剖析法治文化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影响与作用，显得尤为必要。
国内学界对于法治文化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目前传播较为广泛的一种定义是：“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蒋传光认为：“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
高校的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依法治校的过程中，通过学校师生互动的方式，形成的一种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那么校园法治文化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構主义理论给出了答案。
1 校园法治文化的缘起：师生互动建构产生
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结构不是行为体大脑中的东西，也不是物质性因素造就的东西。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建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国内学者秦亚青指出：“温特的结构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共有知识或文化。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法治文化，就是在特定的法治环境中，行为体对法治的共同理解和期望，是行为体的共有法治知识造就的一种文化氛围。
基于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法治文化是通过个体间的互动行为建构产生的。在高校中，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会产生共有知识，形成文化。根据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国家间敌对的互动会产生霍布斯文化，竞争的互动会产生洛克文化，友好的互动会产生康德文化。可见不同类型的互动会产生相应的文化。高校中，只有符合法治精神的互动才能进一步建构产生法治文化。符合法治精神的互动在高校中非常普遍，可以概括为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三类。
普法宣传活动是学生之间最常见的涉法互动交流。通常是法学类专业的学生向其他专业的学生进行法律宣讲和普及，例如政法学院的学生通过普法宣传周的形式向其他学生宣传法律知识。而法学类专业的学生之间也会通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的比拼法律专业水平，同时也对外展示法律知识的魅力。显而易见，这些与法律相关的互动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出了校园的法治文化，促进法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此外，一些似乎与法律并非直接相关的课余活动，比如篮球比赛，其实也可以是产生法治文化的一种互动。在篮球比赛过程中，若参赛者都遵守比赛规则，这种比赛互动就会增强学生自身的守法意识，无形中加强了校园法治文化。若部分学生在比赛过程中钻规则漏洞甚至藐视规则，会对其他学生造成不良影响，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就会被削弱。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师之间最频繁的互动形式，一旦融入法治精神，都能为建构校园法治文化作出贡献。法学专业教师之间符合法治精神的互动，最直接的莫过于法律观点的交流探讨。在科研过程中，法学专业教师之间会就某些有争议的法律观点进行交流，这是建构出校园法治文化最直接的一种互动方式。教师之间开展的教学竞赛，也能无形中产生校园法治文化。教学竞赛是教师之间的竞技比赛，其对校园法治文化的作用机制和上述学生之间的篮球比赛相同。如果教师们敬畏比赛规则，严格遵守，则会形成风清气正的校园法治文化氛围。否则，这种氛围就会被破坏。
师生之间与法律直接相关的互动，最常见的就是法律讲座或法律课堂教学。政法学院的教师给学生讲授法律课程，授课内容围绕“法”来展开，经过讲座或课堂互动，扩大了法律知识的传播辐射面，同时也增强了校园法治文化的建设。此外，一些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虽然与法律并无直接关系，但活动的背后也蕴藏着法治思想的深意。比如高校举办的校长下午茶或者校长陪餐，校长和学生一起喝茶，一起吃饭，在茶叙或会餐时交流思想，已经传递出一种师生平等的价值观念。这种活动背后蕴含的思想就是平等公正的法治观念，这类师生互动当然会进一步增强校园法治文化氛围。
2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分析维度：办学方向
国家一直重视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而建设高水平大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重点建设阶段。1993年7月15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这100所左右重点建设高校成为了后来的“211工程”大学。虽然本阶段没有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但却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铺垫阶段。这批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为未来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是追赶标杆阶段。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这造就了后来的39所“985工程”大学。本阶段以“世界先进水平”为标杆，推动“985工程”大学向标杆挺进，进一步缩短了与标杆的距离。第三是加快推进阶段。2010年6月7日，教育部和财政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意见》。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面简称《方案》），提出了“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具体方案。现阶段，广东等地已经开始试点建设若干所高水平大学，开启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快进模式。 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历程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高水平大学的定义。有学者认为高水平大学“通常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高校。”截至目前，该项目签约高校已经基本覆盖“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所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高水平大学就是“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但是，“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重点建设的高校，然而是否高水平大学则是对高校的客观评价，两者不能等同。亦有种观点认为，高水平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其实不然，可以说世界一流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但高水平大学并不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因为很多高校“其比较的对象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或特定的一类大学范围内，如许多地方高校将自身发展方向定位为‘区域内的高水平大学’”。所以，高水平大学的定义应具有强烈的标杆对比属性。
正确的办学方向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根本保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要求，当中特别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2016年1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类学科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目标，高水平大学建设是广东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对接措施，当中也强调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可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灵魂。一旦办学方向失误，一切的建设努力都是南辕北辙，都会付诸东流。
3 高水平大学建设视阈下校园法治文化对办学方向的保障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多个展现维度：在办学过程中表现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办学目标上表现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办学过程归根究底都是服务于办学目标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特色社會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所以，能否培养出政治立场坚定不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成为高校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终极考量。
校园法治文化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办学方向发挥的重要保障作用，源自于文化对身份的建构功能。校园法治文化有助于建构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身份。国内学者秦亚青指出：“温特的结构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共有知识或文化。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这个环境中，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同时，他也指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文化（共有知识）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而且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不同的利益，从而个体的行为表现也具有差异性。在高校里，大学生不仅仅只是课堂上的学生，同时所有学生都还拥有网络上的网民和后勤服务的使用者等多重身份。由于文化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因此校园法治文化影响大学生三种身份的建构，同时在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下，他们的利益诉求不同，从而行为的发生也就具有差异性。
首先，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所有大学生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网民。法治文化浓厚的校园环境会构建出大学生的高素质、传播正能量的网民身份。为了能够从网上获取有效资源，他们会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触犯法律底线，依法上网，自觉做一个好网民。因为一旦违反法律法规，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无法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即使无人监督，大学生网民也会自律，做一个遵纪守法，传播正能量的好网民。然而在法治文化淡薄的环境下，大学生极可能会变成低素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网民。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提高知名度等，一些大学生网民往往不顾网络法律，传播一些色情淫秽的图片帖子等，甚至发生恶意中伤、无中生有、泄露他人隐私、人肉搜索等严重侵犯他人利益和隐私的乱象行为也偶见于新闻报道。因此，浓厚的校园法治文化不知不觉中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使大学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时刻谨记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合法。
其次，在现实世界中，大学生回归校园本身就是学生的身份。在法治文化的环境下，学生会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维护学校秩序，自觉履行应尽义务。例如在考场上，学生会自觉遵守考场纪律，考出自己真实的成绩水平。倘若在法治文化薄弱的校园环境下，学生整体的法治素质不高，违法违纪现象就会经常发生，表现为考生考试前不好好复习，总想着投机取巧，为了能够顺利轻易地通过考试，有些学生甚至不择手段在考场中作弊。这些在利益驱使下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若是不及时加以制止，法治文化环境氛围会越来越差，不利于校风学风的建设。因此，法治文化对学生的身份建构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规范大学生的行为。
最后，大学生在校园里除了是学生，同时还是后勤服务的使用者，比如饭堂里的食客身份、图书馆里的读者身份，等等。一个学校若法治文化发展得好，那么学生在饭堂打饭时就会井然有序，遵守秩序，自觉维护饭堂形象，从而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反之，饭堂就会经常出现插队、争先恐后等无秩序行为和浪费粮食、随地扔垃圾等罔顾学校纪律和道德文明公约的不文明行为。
浓厚的校园法治文化通过建构大学生身份，从而影响大学生行为的机理也可称为环境育人。我国学者秦亚青认为：“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就会被这种文化所建构，文化话语中的内容和意义就会不断通过行为体间的实践活动得以加强。”可见，校园法治文化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会在无形中对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久而久之在法治文化环境下熏陶的学生对自己的行为也就会更自觉自律。因此校园法治文化对大学生具有环境育人的建构作用，保障高校培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自然也保障了办学方向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高校师生互动建构而成的校园法治文化，对大学生具有环境育人的建构作用。高校充分利用校园法治文化的建构作用，将有助于培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从而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好法治文化保障办学方向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蒋传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N].人民法院报，2012-9-21：5.
[2]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宋金花.中西方教育理念下的大学机制运行比较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
[4]董云川，罗志敏.高水平大学建设：一种新框架和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