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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那微笑是我渴望或者寻求生活的一个理由
我从金边搭车去吴哥。一整天车窗外都是绿色。阳光很刺眼，我睡着了，后来被一阵笑声吵醒。身后一对比利时情侣告诉我，我睡觉时，脑袋每隔一阵就撞击着车窗，好像击鼓。听他们说完，我也笑了。
那天夜里，我到了暹粒。住在“TANEIGUEST”旅馆。那旅馆有一个大的游泳池。
是的，所有游客来暹粒的目的都是想参观一座叫做吴哥的城市。暹粒和吴哥在地理上相距不到10公里，而时间上遥隔数百上千年；暹粒是一个现代化的小镇，而吴哥无人居住，只有无数巨大的石塔和石像。
白天，我到吴哥古都那些建于8-14世纪的寺庙废墟里去游荡，夜晚则回到21世纪的柬埔寨小城暹粒。白天的吴哥除了观光客和导游，还有身披橙黄袈裟的僧人、卖饮料的小孩和被地雷炸断到少了一条腿的乞丐们。这些人在太阳落下后迅速散去，让500多年前就已停止运转的城市还原它应有的宁静。
在巴荣寺，有49尊或者50尊佛塔。每个佛塔上四面都雕有佛像。佛像面带微笑，说不出那微笑是慈悲，还是嘲讽，是欢喜，还是宽容。我觉得那微笑有神秘之感，它真正摆脱了对尘世浮沉的一切关怀，以致它成了佛祖脸上最主要的特征。穿行在众多佛塔中，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见到头顶上一张佛的笑脸看着我。我不敢抬头，只感到自己的无力和卑微。
日落，所有的苦难
去巴肯山看日落。下午四点，我和那对比利时情侣一起去攀爬这座石头山。是的，我又碰到了这对甜蜜的情侣，我和他们成了朋友。黄昏时，我们到了山顶，我们是最早到来的几个。我很高兴地跑来跑去。
后来，陆续有人上来。刚开始是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再后来是本地人。还有好像暹粒某个学校的学生，在山下排着队上来。到山腰时他们停下来由一个老师模樣的人给讲了一通话，然后一起呼啸着跑上山顶来。山顶上坐满了人，几乎这个城市的所有人都到了。
我们很幸运。日落是美好的，像红色的吻，亲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许多人都拿出相机拍照，想留住这美好的一刻。我忘记了拍照，只是呆呆地坐在那，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
看完日落，所有人都沉默地往山下走。不知道为什么，谁也不说话。有人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有女士叫起来，也许她踩中一只跳到路上的青蛙。到了山脚，各人找到各自的三轮车司机，回暹粒的旅馆。在黑夜里，无数三轮车亮着灯排队呼啸着穿过吴哥的丛林，回到现代化的城市里去。吴哥的古城在黑夜中若隐若现，所有的苦难似乎都远离了这里。那些巨大的石柱子——吴哥工匠们的杰作，像古代的时光一样久远。
没有人知道吴哥人是如何建筑了吴哥，就像没有人知道埃及人如何建筑了金字塔，中国人如何建筑了长城。习惯于用木头来架构文明的吴哥人，不太可能如此娴熟地驾驭巨大而笨拙的石头，这是难以跨越的质的差异。
吴哥窟曾在热带森林里被人遗忘达400年之久，直到1861年它才被一个法国人偶然发现。这位名叫亨利•莫霍特的生物学家在柬埔寨采集植物标本时，从洞里萨湖岸往北进入藤蔓纠缠的丛林，行走间，他透过密叶空隙突然望见5座高塔，像出水莲花的蓓蕾立于丛林之上。
1923年，日后成为小说家和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在一番周密计划后，到凶险的柬埔寨丛林中寻找被湮没的古刹。随同这位22岁年轻人远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克拉拉•戈德施密特，克拉拉在戒指托里藏着必要时准备用来自杀的氰化钾，可见此行凶多吉少。在吴哥遗址，马尔罗发掘出被荒草吞没的班泰斯雷神庙，把由七块巨石拼成的四座浅浮雕凿了下来，准备运出柬埔寨，却因盗窃文物罪被捕。当时，法国文化界名流如纪德、莫洛亚等都在营救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字。
多年后，马尔罗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重返吴哥考察。在塔普隆寺，他提议保留寺庙内外藤树丛生的样貌，不加清理，使后人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年探险家初入苍莽丛林发现古庙时的原始景象。
得感谢马尔罗，他的提议使得后来人受益。我去了塔普隆寺，的确被震撼了。无数盘根错节的树根整个吞没了塔普隆寺，蟒蛇般自上而下从建筑顶部深入进去，嵌入石缝中，缠绕在围墙上，像某种诡异的、巨大的雕塑。时间的威力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展示，树根甚至撑破、压倒、穿透了石砌建筑，把石墙解构成一堆堆坍塌的石块。树根不到的地方，则是藤萝和苔藓的天下，在这里，我仿佛进入了马尔罗在他的探险小说《王家大道》中描述的蛮荒世界：
在这种像水族馆里深水中一样若明若暗的光线里，人的精神也松垮了下来。已经遇到过一些零星的倒塌的古迹，树根盘住倒塌的石块，用爪子似的根须把它们抓牢在地面上，让人觉得它们当初仿佛不是由人力竖起来，而是由一些曾在这片无边无际的空间、在这片深海般的昏暗中悠然生活过而现已灭绝的生物竖起来的。
人类最初的时光
回到暹粒城里，我和比利时朋友去“snake”酒吧。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什么是疯狂。克瑞斯和他的女友坐在我的右侧，我们得喊着说话才能听到彼此的声音。这灯光昏暗的长长的酒吧里，中间是一个台子。台上，一个女人随着劲爆的音乐跳肉欲的舞，她穿得很少。在这个炎热的国家里，谁都不会感冒。狂欢的音乐里，英国人和法国人坐一起，新加坡人和澳大利亚人坐一起，老男孩和小女孩坐一起，男人和女人坐在一起。我是孤独的，我一个人。
在我左侧，有一群女孩，她们的面前什么都没有。没有啤酒，没有饮料，她们只是坐在那里。在我喝当地产的一种叫“老虎”的啤酒时，她们当中的一个有意无意地碰着我裸露在空气里的左肩。我看着她，黑暗中看不见她的表情，我把脸重新转向面前的啤酒。
后来的几天，我骑单车沿洞里萨河一路而下。沿途都是用树干和茅草搭建的简易棚，也有用铁皮搭建的。门小小地对外开着，一些孩子脱光了衣裤在水里游泳，也有女孩。他们不远处的河面上漂浮着垃圾。也有男人悠闲地睡在吊床上，什么事也不做。在他们头顶，蓝天白云安静舒展；后面，是让人难忘的广阔的绿色的原野，大片的树林，鲜艳的莲花。
一群孩子从桥上跳到河里去。看到我给他们拍照，他们哈哈大笑，做出各种各样的鬼脸，抓自己的头发，跳到河里抹一把泥涂在自己脸上，要我给他们拍照。
也许人类最初的时光就是这样，纯洁的时光，把河流当成自己生命中的全部。
再后来，就回到了北京。每天走在高楼林立的大厦中，我很难相信自己去过吴哥，接触过在那片土地和在河流上生活的人们，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淳朴天真。我记住了吴哥的微笑，也许那微笑是我渴望或者寻求生活的一个理由……
我从金边搭车去吴哥。一整天车窗外都是绿色。阳光很刺眼，我睡着了，后来被一阵笑声吵醒。身后一对比利时情侣告诉我，我睡觉时，脑袋每隔一阵就撞击着车窗，好像击鼓。听他们说完，我也笑了。
那天夜里，我到了暹粒。住在“TANEIGUEST”旅馆。那旅馆有一个大的游泳池。
是的，所有游客来暹粒的目的都是想参观一座叫做吴哥的城市。暹粒和吴哥在地理上相距不到10公里，而时间上遥隔数百上千年；暹粒是一个现代化的小镇，而吴哥无人居住，只有无数巨大的石塔和石像。
白天，我到吴哥古都那些建于8-14世纪的寺庙废墟里去游荡，夜晚则回到21世纪的柬埔寨小城暹粒。白天的吴哥除了观光客和导游，还有身披橙黄袈裟的僧人、卖饮料的小孩和被地雷炸断到少了一条腿的乞丐们。这些人在太阳落下后迅速散去，让500多年前就已停止运转的城市还原它应有的宁静。
在巴荣寺，有49尊或者50尊佛塔。每个佛塔上四面都雕有佛像。佛像面带微笑，说不出那微笑是慈悲，还是嘲讽，是欢喜，还是宽容。我觉得那微笑有神秘之感，它真正摆脱了对尘世浮沉的一切关怀，以致它成了佛祖脸上最主要的特征。穿行在众多佛塔中，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见到头顶上一张佛的笑脸看着我。我不敢抬头，只感到自己的无力和卑微。
日落，所有的苦难
去巴肯山看日落。下午四点，我和那对比利时情侣一起去攀爬这座石头山。是的，我又碰到了这对甜蜜的情侣，我和他们成了朋友。黄昏时，我们到了山顶，我们是最早到来的几个。我很高兴地跑来跑去。
后来，陆续有人上来。刚开始是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再后来是本地人。还有好像暹粒某个学校的学生，在山下排着队上来。到山腰时他们停下来由一个老师模樣的人给讲了一通话，然后一起呼啸着跑上山顶来。山顶上坐满了人，几乎这个城市的所有人都到了。
我们很幸运。日落是美好的，像红色的吻，亲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许多人都拿出相机拍照，想留住这美好的一刻。我忘记了拍照，只是呆呆地坐在那，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
看完日落，所有人都沉默地往山下走。不知道为什么，谁也不说话。有人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有女士叫起来，也许她踩中一只跳到路上的青蛙。到了山脚，各人找到各自的三轮车司机，回暹粒的旅馆。在黑夜里，无数三轮车亮着灯排队呼啸着穿过吴哥的丛林，回到现代化的城市里去。吴哥的古城在黑夜中若隐若现，所有的苦难似乎都远离了这里。那些巨大的石柱子——吴哥工匠们的杰作，像古代的时光一样久远。
没有人知道吴哥人是如何建筑了吴哥，就像没有人知道埃及人如何建筑了金字塔，中国人如何建筑了长城。习惯于用木头来架构文明的吴哥人，不太可能如此娴熟地驾驭巨大而笨拙的石头，这是难以跨越的质的差异。
吴哥窟曾在热带森林里被人遗忘达400年之久，直到1861年它才被一个法国人偶然发现。这位名叫亨利•莫霍特的生物学家在柬埔寨采集植物标本时，从洞里萨湖岸往北进入藤蔓纠缠的丛林，行走间，他透过密叶空隙突然望见5座高塔，像出水莲花的蓓蕾立于丛林之上。
1923年，日后成为小说家和法国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在一番周密计划后，到凶险的柬埔寨丛林中寻找被湮没的古刹。随同这位22岁年轻人远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克拉拉•戈德施密特，克拉拉在戒指托里藏着必要时准备用来自杀的氰化钾，可见此行凶多吉少。在吴哥遗址，马尔罗发掘出被荒草吞没的班泰斯雷神庙，把由七块巨石拼成的四座浅浮雕凿了下来，准备运出柬埔寨，却因盗窃文物罪被捕。当时，法国文化界名流如纪德、莫洛亚等都在营救他的请愿书上签了字。
多年后，马尔罗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重返吴哥考察。在塔普隆寺，他提议保留寺庙内外藤树丛生的样貌，不加清理，使后人在这里可以看到当年探险家初入苍莽丛林发现古庙时的原始景象。
得感谢马尔罗，他的提议使得后来人受益。我去了塔普隆寺，的确被震撼了。无数盘根错节的树根整个吞没了塔普隆寺，蟒蛇般自上而下从建筑顶部深入进去，嵌入石缝中，缠绕在围墙上，像某种诡异的、巨大的雕塑。时间的威力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展示，树根甚至撑破、压倒、穿透了石砌建筑，把石墙解构成一堆堆坍塌的石块。树根不到的地方，则是藤萝和苔藓的天下，在这里，我仿佛进入了马尔罗在他的探险小说《王家大道》中描述的蛮荒世界：
在这种像水族馆里深水中一样若明若暗的光线里，人的精神也松垮了下来。已经遇到过一些零星的倒塌的古迹，树根盘住倒塌的石块，用爪子似的根须把它们抓牢在地面上，让人觉得它们当初仿佛不是由人力竖起来，而是由一些曾在这片无边无际的空间、在这片深海般的昏暗中悠然生活过而现已灭绝的生物竖起来的。
人类最初的时光
回到暹粒城里，我和比利时朋友去“snake”酒吧。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什么是疯狂。克瑞斯和他的女友坐在我的右侧，我们得喊着说话才能听到彼此的声音。这灯光昏暗的长长的酒吧里，中间是一个台子。台上，一个女人随着劲爆的音乐跳肉欲的舞，她穿得很少。在这个炎热的国家里，谁都不会感冒。狂欢的音乐里，英国人和法国人坐一起，新加坡人和澳大利亚人坐一起，老男孩和小女孩坐一起，男人和女人坐在一起。我是孤独的，我一个人。
在我左侧，有一群女孩，她们的面前什么都没有。没有啤酒，没有饮料，她们只是坐在那里。在我喝当地产的一种叫“老虎”的啤酒时，她们当中的一个有意无意地碰着我裸露在空气里的左肩。我看着她，黑暗中看不见她的表情，我把脸重新转向面前的啤酒。
后来的几天，我骑单车沿洞里萨河一路而下。沿途都是用树干和茅草搭建的简易棚，也有用铁皮搭建的。门小小地对外开着，一些孩子脱光了衣裤在水里游泳，也有女孩。他们不远处的河面上漂浮着垃圾。也有男人悠闲地睡在吊床上，什么事也不做。在他们头顶，蓝天白云安静舒展；后面，是让人难忘的广阔的绿色的原野，大片的树林，鲜艳的莲花。
一群孩子从桥上跳到河里去。看到我给他们拍照，他们哈哈大笑，做出各种各样的鬼脸，抓自己的头发，跳到河里抹一把泥涂在自己脸上，要我给他们拍照。
也许人类最初的时光就是这样，纯洁的时光，把河流当成自己生命中的全部。
再后来，就回到了北京。每天走在高楼林立的大厦中，我很难相信自己去过吴哥，接触过在那片土地和在河流上生活的人们，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淳朴天真。我记住了吴哥的微笑，也许那微笑是我渴望或者寻求生活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