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对2005年至2007年中国“储蓄过剩”承担很大一块责任。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削减政府收入,一是加大政府开支
　　
　　双周宏观经济分析
　　
　　中国消费缺乏一直为国内外所热议。2009年,消费占中国GDP总值的36%,仅占GDP增幅的29%,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委实过低。
　　
　　家庭还是企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看起来很明了,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基本要靠自己的中国家庭,只能把挣来的每一个子儿都小心地存起来。加之儒家文化节俭思想的影响,就产生了“过剩”的储蓄,巨额贸易顺差。同时,这也是迪斯尼乐园、学生贷款、GUCCI手包从不为大多数国民所问津的原因。
　　
　　不过,近几年,研究者将焦点不再放在家庭身上,大家开始意识到,中国家庭的储蓄并不明显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家庭。“家庭储蓄过多致使经济失衡”的论断存在一个问题,在于上世纪90年代末家庭储蓄比重似乎下降,2001年-2005年又出现温和增长。而在贸易顺差急剧扩张的2006年和2007年,家庭储蓄份额没有任何增长。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企业、政府三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来看,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落在后面,在国民总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由1998年的68%,降低至2007年的58%。
　　
　　那么,经济失衡该指责谁呢?看起来似乎是企业。
　　
　　1998年-2007年,企业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3.5%上升至18.4%,由此出现了关于中国消费问题的另一种论断:近些年,家庭储蓄增加不必大惊小怪,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增长模式”失衡,这意味着经济强劲增长创造的新收入,更多地被企业及企业资本所有人获得,而非工人和家庭。
　　
　　人们关注到工业利润仍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的事实,其结果是家庭从未能通过就业分享增长的成果,或受益于企业红利支付。
　　
　　按照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等人的论述,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滑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现象,将会很快逆转。因为当经济体中每个人都在从事农业劳动,家庭(或农民)得到了GDP(也就是农业收成)的大部分。一旦工业发展起来,拥有资本的人就会得到较多的收入。
　　
　　尽管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家庭收入在增加,但他们在GDP蛋糕中的份额将会下降。近30年正是中国发展工业化的30年,一旦服务业得到更大发展,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工资增长速度会更快,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将得以改观,劳动力在整体收入中的份额将会上升。
　　
　　但为何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后,家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才开始真正下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财政科学研究所白重恩教授和博士后钱振杰发现,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萎靡是家庭收入份额升高的主因。同一时期活跃在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使得家庭能在国企不景气的情况下仍有机会获得收入。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有工业企业的壮大(尤其重工业领域),农业的地位持续下降及乡镇企业的凋零,意味着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开始缩水。白重恩等人认为,由于国企的绝对规模及其在众多行业的垄断地位,大卫李嘉图等人所称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然转变过程被放大了,其结果是家庭实际受到的损失比原本应该受到的要大。
　　
　　政府行为加重失衡
　　
　　我们同意上述观点,但这不是唯一原因。从数据上看,2004年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57.8%,2007年是57.5%。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的趋势在2004年左右停止,且在2005年-2007年家庭收入份额没有大幅下降。这个时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很多观点认为,近几年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仍在下降,甚至加速下降。
　　
　　我们对此表示质疑的一个理由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际工资增长率下降之后,近几年劳动力工资增长强劲。从获得的收入分配来说,家庭获得的收入有所增加,企业的状况有所下降。
　　
　　从储蓄情况看,近几年家庭收入中确实有更大的比例进入储蓄。从数据看,家庭储蓄率在2004年-2007年的确有了从30%到38%的提高,而同期企业储蓄率没有增加。因此,在此期间,企业应为“过剩”储蓄负责的观点似乎有点站不住脚。
　　
　　对中国储蓄过剩问题的传统观点将板子打在家庭身上,或更进一步将板子打在企业身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失衡源自企业。不过,认为源自家庭的诊断也有不少拥护者,而且似乎是当前北京政策制定背后的主导思路。
　　
　　但是,我们认为两种诊断都忽略了收入分配中的第三方,存在巨大漏洞。从收入增长来看,1998年-2003年家庭落在最后,企业确实分得了最大一块蛋糕。但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改变:自2004年以来,政府收入份额增长最快,同期企业收入份额保持平缓,调整数据后的家庭收入份额的下滑不明显。
　　
　　更显著的变化体现在政府的储蓄行为上,政府储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15%-20%,猛增至2007年的44.2%,政府行为是造成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据告诉我们,2005年-2007年“过剩”储蓄增加的最主要责任應由政府来负。2005年政府“过剩”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例为零(基本相当于GDP总值),2007年增加至5.2%,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政府一直是资金净借入者。
　　
　　实际上,政府的“过剩”储蓄也在迅速增加。它表明政府的“过剩”储蓄是此期间中国“过剩”储蓄飙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政府支出未能与收入同步
　　
　　总结来说,近些年储蓄和投资整体失衡是由储蓄飙升,而不是投资锐降引起的。经济体中哪一个部门应为此负责?近些年企业存款有力增长,但企业贷款增速更快(除2007年),这与家庭和政府的情况截然相反,后二者每年的新增存款总是超过其新增贷款,政府仍旧是中国储蓄失衡的主要原因。
　　
　　政府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存在问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获得的份额提高了,且将扩大的收入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储蓄,同时政府的投资也在减少,这意味着政府是造成2005年-2007年中国储蓄“过剩”的主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政府财库大大充实。同时,官方预算数字并不能完整地体现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全貌。财政预算应包括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社保缴费制度于上世纪90年代建立,目前社保收入单独核算,未纳入财政预算体系。
　　
　　不过,近期官方表态称,养老等五项社保基金将纳入2010年政府财政预算。即使对资金流量数据进行社保基金调整之后,得出的政府收入与支出均大于政府预算中公布的数字。以2007年为例,资金流量口径中政府总收入较财政预算中政府收入与社保基金收入之和高出46%。
　　
　　无论从2005年-2007年的官方财政预算数据看,还是从涵盖范围更广泛的资金流量数据看,官方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和投资)一直落在收入增速后面。如今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的成果大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候。这是中国经济发生的显著“再平衡”,且鉴于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财力几近枯竭的经历,其发生是必然的。
　　
　　但问题在于,政府将随经济增长获得的更多收益揽在手中,而没有更多地用于民生。由此产生了重大又隐蔽的经济失衡。在问诊中国经济失衡及低消费问题时,这一问题尤需被认识到。
　　
　　如何转向平衡
　　
　　2008年末,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宣布推出高达4万亿元的巨额投资计划,以拉动内需,促经济增长。对于此轮经济刺激的规模和性质,需明确两点。
　　
　　首先,此次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不止4万亿,实际规模远大于此,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支持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未获中央政府资金参与。
　　
　　其次,它并不是财政刺激计划,因为大多数的项目资金来自银行存款。2009年新增银行信贷中约有5万亿元(约占GDP16%)进入基建项目,其中大多数项目背后有政府支持。如果了解到银行业在刺激方案中起的作用及贸易顺差在2009年出现下降,那么2009年2%-3%的赤字目标就会显得较为合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政府要对2005年-2007年中国“储蓄过剩”承担很大一块责任。而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削减政府收入,另一个是加大政府开支。政府财力早已今非昔比,但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远远不够。
　　
　　我们主张削减政府收入,同时加大对应有更多投入领域的财政投入。尽管并不敢幻想这些设想今天就能成为现实,但存在的问题在不断发酵,总有一天人们将不得不以正视。
　　
　　我们期待能够看到如下措施:改革土地流转体系,使农民家庭享受到公平的土地出让价格,而非由地方政府获得很大一部分收益,将剩余的利益留给开发商;改变商业税费负担过重的局面;降低职工和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削减非必要领域的财政开支。
　　
　　近年来,中央财政在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从2002年的4.9%增加到2007年的5.7%,预计2009年这一比重会上升至7%。但2002年-2005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3%增加到35%,远超过民生支出增长速度。后者虽有加速增长,但仍需加大投入。
　　
　　中央政府有必要承诺义务教育涵盖高中阶段。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应能得到更多资金支持。另一个关键的措施是使农民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放宽户口制度,或许可以视为中央政府试图推动地方政府更多作为而释放的信号。■
　　
　　作者为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