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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员”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在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但在增强从业者的职业技能、加大违法分子的违法成本、提高监管者的执行能力，以及在食品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化、提高相关机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加强消费者教育等方面，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还需做不懈的努力
2010年12月，《小康》邀请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食品安全和营养专家康彼德博士(Dr.PeterBEN EMBAREK)、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食品安全、卫生和消费者保护事务一等参赞白玛丽女士(Marle-PauleBENASSI)，以及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部参赞佐竹健次(Keaii SATAKE)三位驻华食品安全问题专家，作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观察员”，来谈谈他们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看法。
违法行为成本太低
《小康》：您认为目前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康彼德：食品安全涉及生产、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许多环节，我认为中国在所有环节上都需要进一步增强从业者的职业技能。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农民滥用化肥和杀虫剂，因为他们不懂使用农化产品的正确方法；在一些餐馆里，工作人员会将食品和清洁剂等化学品混放在一起，或者忘了把食料放进冰箱，这说明他们可能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此外，有些食品在售出之前应该冷冻保存，因此冷冻链在食品运输、储藏过程中都是必需的，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白玛丽：威胁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太多，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们很难掌握所有食品生产者的每一个工作细节，欧洲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欧洲的某家食品企业有违法行为，那么这家企业很可能被起诉，有时候，报警者就是违法企业的员工，所以企业对违法行为会有强烈的畏惧感。中国的情况似乎与欧洲并不相同。我知道中国有些养殖者在卖猪之前会把水管插到猪的胃里灌水，从而增加猪的重量。这样做不仅欺骗了消费者，而且很不安全，因为那些水可能不适宜动物饮用，被猪吸收后猪肉就会受到污染。但是做这些事的人并不在乎，而且他们会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当众为之。我想，他们不害怕的一个原因是这种违法行为的成本很低，但经济利益很大。 佐竹健次：三氯氰胺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在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建设方面有了明显进步，但机制能否很好地运作还要取决于执行者。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正当行为，比如给不合格的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证，那么食品安全就会受到影响。就企业而言，我认为中国从业者的职业素养还有待提高。据我所知，由于生产加工人员缺乏相关知识，有些本该用冷冻车送货的食品会在常温下运输，而有些运输人员甚至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在途中偷吃。
机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小康》：您对目前中国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有何评价?
康彼德：中国在2009年有了新的《食品安全法》，这是个重要的进步，现在关键是执行能力。中国有来自不同机构的食品安全检查者和服务者，但这些机构和人员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而且工作人员的检查、服务能力较低。政府应该对他们加强培训，我认为这些工作人员需要更多与食品加工、微生物学和化学相关的知识。
白玛丽：我认为中国在食品安全法规建设方面正不断发展，不过，任何法规系统都不会毫无瑕疵。欧盟的食品安全保障监管机制比较完善，但欧洲还是存在很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比如疯牛病，当然也有人为问题。2008年爱尔兰就曾发生二恶英污染事件，那里的一家猪饲料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未按规定使用食用油而代之以工业用油，这些油在受热后释放出二恶英，猪吃了这样的饲料后，猪肉中就有了二恶英。所以无论如何防范，问题总会存在。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关机制能准确迅速地发现问题，并使消费者免受其害。
佐竹健次：我能感到中国政府在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建设方面的努力，但是有些时候，仅靠法规还不能完全阻止违法行为。类似三氯氰胺奶粉事件中的故意违法行为，无论法规多么完备，都难以防范。所以我认为在立法的同时，还要提高食品相关从业者的道德水平和职业操守。此外，现有法规的一些缺陷只能在问题发生后才会暴露。比如1950年代时，日本有很多人因为吃了被含甲基汞工业废水污染的海产品而罹患水俣病。没有人故意让这样的事发生，法律也不会预测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当事件发生之后，日本不仅对食品卫生方面的法律加以改进，而且还意识到工业废水对环境的恶劣影响并积极应对。所以，关键在于人们能从问题中获得怎样的经验教训，人们只能追求比以往都好的机制，而无法使机制达到完美。
食品信息应公开透明
《小康》：您对中国改善食品安全还有哪些建议?
康彼德：我认为消费者教育非常重要。政府和专业机构应该教会消费者读产品标签，掌握食品的储藏方法，并且在购买食品时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比如多想想为什么有些加工食品的价格很低，或者有些东西的口味格外香美诱人。以丹麦为例，那里的麦当劳已经决定进一步减少其产品中的反式脂肪酸。这并不是因为麦当劳有多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丹麦消费者对反式脂肪酸非常敏感，如果麦当劳的食品更安全，那么麦当劳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是食品安全的三个利益攸关方，当具有较高食品安全意识的消费者与政府有更多合作时，生产者就需要通过进一步提高产品安全水平来跟进。
白玛丽：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不错的法规，如果进一步建立起基于风险的控制系统(risk based controlsystem)，那么我想法规的执行效率会更高。基于风险的控制系统意味着检查者知道食品安全链条的哪个环节或者哪些企业最容易出问题，然后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强化对这些环节和企业监管。事实上，这个概念在中国尚未得到很好的普及，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中国时可以有100个人被派去解决问题，而在欧洲，我们也许只能找到2个人。所以我们必须把力量集中用于关键环节，但中国不能因为人力资源优势而弱化对重点的特别关注。
佐竹健次：中国与食品相关的各种信息应该更好地向消费者公开。日本的一些经验也许值得参考。比如日本的很多食品生产企业会主动邀请消费者参观生产现场；如果消费者对产品有疑问，企业会积极地给予答复；在日本的超市里，有些农产品在标签上会注明产地农场的信息，有些生产企业甚至还会在产品上公布其合作伙伴的信息。另外，媒体传播信息的效率也应该提高。我能够理解，人们都希望在事故发生时将信息的影响最小化，但如果信息不能及时传达给消费者，那么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事实上，人们无法了解食品的配方、制作方式、运输渠道和潜在危害本身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
2010年12月，《小康》邀请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食品安全和营养专家康彼德博士(Dr.PeterBEN EMBAREK)、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食品安全、卫生和消费者保护事务一等参赞白玛丽女士(Marle-PauleBENASSI)，以及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部参赞佐竹健次(Keaii SATAKE)三位驻华食品安全问题专家，作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观察员”，来谈谈他们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看法。
违法行为成本太低
《小康》：您认为目前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康彼德：食品安全涉及生产、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许多环节，我认为中国在所有环节上都需要进一步增强从业者的职业技能。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农民滥用化肥和杀虫剂，因为他们不懂使用农化产品的正确方法；在一些餐馆里，工作人员会将食品和清洁剂等化学品混放在一起，或者忘了把食料放进冰箱，这说明他们可能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此外，有些食品在售出之前应该冷冻保存，因此冷冻链在食品运输、储藏过程中都是必需的，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白玛丽：威胁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太多，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们很难掌握所有食品生产者的每一个工作细节，欧洲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欧洲的某家食品企业有违法行为，那么这家企业很可能被起诉，有时候，报警者就是违法企业的员工，所以企业对违法行为会有强烈的畏惧感。中国的情况似乎与欧洲并不相同。我知道中国有些养殖者在卖猪之前会把水管插到猪的胃里灌水，从而增加猪的重量。这样做不仅欺骗了消费者，而且很不安全，因为那些水可能不适宜动物饮用，被猪吸收后猪肉就会受到污染。但是做这些事的人并不在乎，而且他们会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当众为之。我想，他们不害怕的一个原因是这种违法行为的成本很低，但经济利益很大。 佐竹健次：三氯氰胺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在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建设方面有了明显进步，但机制能否很好地运作还要取决于执行者。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正当行为，比如给不合格的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证，那么食品安全就会受到影响。就企业而言，我认为中国从业者的职业素养还有待提高。据我所知，由于生产加工人员缺乏相关知识，有些本该用冷冻车送货的食品会在常温下运输，而有些运输人员甚至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在途中偷吃。
机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小康》：您对目前中国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有何评价?
康彼德：中国在2009年有了新的《食品安全法》，这是个重要的进步，现在关键是执行能力。中国有来自不同机构的食品安全检查者和服务者，但这些机构和人员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而且工作人员的检查、服务能力较低。政府应该对他们加强培训，我认为这些工作人员需要更多与食品加工、微生物学和化学相关的知识。
白玛丽：我认为中国在食品安全法规建设方面正不断发展，不过，任何法规系统都不会毫无瑕疵。欧盟的食品安全保障监管机制比较完善，但欧洲还是存在很严重的食品安全威胁，比如疯牛病，当然也有人为问题。2008年爱尔兰就曾发生二恶英污染事件，那里的一家猪饲料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未按规定使用食用油而代之以工业用油，这些油在受热后释放出二恶英，猪吃了这样的饲料后，猪肉中就有了二恶英。所以无论如何防范，问题总会存在。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关机制能准确迅速地发现问题，并使消费者免受其害。
佐竹健次：我能感到中国政府在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建设方面的努力，但是有些时候，仅靠法规还不能完全阻止违法行为。类似三氯氰胺奶粉事件中的故意违法行为，无论法规多么完备，都难以防范。所以我认为在立法的同时，还要提高食品相关从业者的道德水平和职业操守。此外，现有法规的一些缺陷只能在问题发生后才会暴露。比如1950年代时，日本有很多人因为吃了被含甲基汞工业废水污染的海产品而罹患水俣病。没有人故意让这样的事发生，法律也不会预测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当事件发生之后，日本不仅对食品卫生方面的法律加以改进，而且还意识到工业废水对环境的恶劣影响并积极应对。所以，关键在于人们能从问题中获得怎样的经验教训，人们只能追求比以往都好的机制，而无法使机制达到完美。
食品信息应公开透明
《小康》：您对中国改善食品安全还有哪些建议?
康彼德：我认为消费者教育非常重要。政府和专业机构应该教会消费者读产品标签，掌握食品的储藏方法，并且在购买食品时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比如多想想为什么有些加工食品的价格很低，或者有些东西的口味格外香美诱人。以丹麦为例，那里的麦当劳已经决定进一步减少其产品中的反式脂肪酸。这并不是因为麦当劳有多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明白，丹麦消费者对反式脂肪酸非常敏感，如果麦当劳的食品更安全，那么麦当劳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是食品安全的三个利益攸关方，当具有较高食品安全意识的消费者与政府有更多合作时，生产者就需要通过进一步提高产品安全水平来跟进。
白玛丽：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不错的法规，如果进一步建立起基于风险的控制系统(risk based controlsystem)，那么我想法规的执行效率会更高。基于风险的控制系统意味着检查者知道食品安全链条的哪个环节或者哪些企业最容易出问题，然后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强化对这些环节和企业监管。事实上，这个概念在中国尚未得到很好的普及，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中国时可以有100个人被派去解决问题，而在欧洲，我们也许只能找到2个人。所以我们必须把力量集中用于关键环节，但中国不能因为人力资源优势而弱化对重点的特别关注。
佐竹健次：中国与食品相关的各种信息应该更好地向消费者公开。日本的一些经验也许值得参考。比如日本的很多食品生产企业会主动邀请消费者参观生产现场；如果消费者对产品有疑问，企业会积极地给予答复；在日本的超市里，有些农产品在标签上会注明产地农场的信息，有些生产企业甚至还会在产品上公布其合作伙伴的信息。另外，媒体传播信息的效率也应该提高。我能够理解，人们都希望在事故发生时将信息的影响最小化，但如果信息不能及时传达给消费者，那么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事实上，人们无法了解食品的配方、制作方式、运输渠道和潜在危害本身就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