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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魏晋隋唐时期行记的实用性较强，多为僧侣、使臣所作，颇具“地理志”之性质;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行记书写渐由记录地理状况转向历史考证与文化追忆，陆游、范成大相继创作《入蜀记》与《吴船录》，行记开始呈现书写方式文人化与书写对象人文化的特征。《入蜀记》《吴船录》等长江行记之所以会同时出现这种人文转向，一方面与南宋时期长江流域成熟的开发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和对文化名人的崇拜心态有关。这种人文转向对此后的行记书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吴船录》《入蜀记》文化记忆人文转向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077-07
宋代是我国行记文体演变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无论是文体形式、著述种类还是书写方式都出现了新变化：就体式而言，日记体成为行记最常见的著述形式;就种类而言，记录个人游观的行记从附庸而成大国重镇;就书写方式而言，行记开始重叙事而轻记录。凡此种种新变，若一言以蔽之，即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而这种转向的出现与长江行记创作的繁荣不可分割，宋代出现了像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周必大的《南归录》和《游山泛舟录》等佳作，它们给行记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如欧阳修《于役志》，自开封取水路沿大江往夷陵，以日记体形式记录途中见闻，为宋代首部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行记;再如张舜民《郴行录》，沿运河、长江往郴州，途中不以行役、贬谪为苦，“竟日之间，遂忘迁流之怀”，这种纵情游观的态度也影响了之后宋代宦游行记的书写基调。就书写方式而言，以日记体写宦游经历，又将自己对历史、文学的考据、议论和个人旅途感怀融于一书，真正将宋代行记的人文书写特征加以确立，为元明清行记的写作指明道路的则非《入蜀记》《吴船录》莫属。可以说宋代行记是我国行记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而《入蜀记》《吴船录》的出现则代表着转折的完成。
以往有关《入蜀记》和《吳船录》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出发，把《入蜀记》《吴船录》当作史料，分析、还原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资源分布、经济地理状况等;①另一类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二书的思想内容、文体特征、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及其在文献考据和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价值。从文学角度研究的论文有莫砺锋的《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刘珺珺的《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刘京臣的《大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入蜀记〉〈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胡传志、卢娇的《陆游〈入蜀记〉引据诗文的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以上提到的研究在历史还原、个案分析和细部挖掘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对《入蜀记》《吴船录》在行记发展历程中的转型、示范作用及文学史意义尚未有充分论述，故而有必要探讨其表现出的诸多新变及造成新变的种种缘由。
一、从“地理志”到“胜览书”：行记书写的新方向
我国古代行记萌芽于两汉而渐盛于魏晋隋唐，此时的作者多为僧侣、使臣，《隋史·经籍志》载录魏晋南北朝时众僧侣所作的行记有《佛国记》《历国传》《外国传》《慧生行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使臣行记有《魏聘使行记》《聘北道里记》《李谐行记》《朝觐记》《封君义行记》《中天竺国行记》。僧侣行记的兴盛与魏晋隋唐时期佛法大盛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3页。彼时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或自西土往中原传教，或自东土往天竺求法，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繁密。这些僧人多将经行之地的里程、地貌和风俗写成行记，最著名的即玄奘所作之《大唐西域记》。而使臣行记的兴起则与朝聘制度、朝贡体系有关，南北朝分裂日久，双方势均力敌，为求息兵休民，不得不遣使互聘;隋唐时期中外交流繁盛，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的属国众多，“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藩。”④[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505页。中原王朝也多遣使臣出使异域，“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④这些使臣将出使经历写成行记，因“战争与交聘的路线大体一致”，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故其内容更注意山川道路、民俗政情和外交活动的记录，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参考史料、为政府提供情报。这两种行记多是模仿史书“地理志”而作，未脱史传模式影响，主要以记录地理方位、气候物产和当地风俗为主，显示出重视实用的特征;创作目的也与史志一样是为保存资料提供指导，即“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氏之书史，备职方之遍举”，[唐]玄奘、[唐]辩机撰，董志翘译：《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482页。此时的行记可说是一种以作者所经路线为线索而写成的另类“地理志”。
这种书写模式到宋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北宋时期，文人成为行记创作的主力，出现了逐日记载里程路线和个人活动的“日记体”行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等。这些行记开始关注旅程中的个人活动，如《于役志》就将欧阳修被贬夷陵途中的交游活动如宴饮、茶会等一一记录囊括无遗，至有“酒肉帐薄”[明]王慎中语，见[明]陶宗仪：《说郛》卷65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称;也开始记叙所经之地的风物名胜，如《郴行录》中张舜民就详细记录了自己从汴梁到郴州一路上的游览活动，“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遍”。梅新林、崔小敬：《张舜民〈郴行录〉考论》，《文献》2001年第1期。表明《于役志》《郴行录》的关注点开始由“地”转向了“人”，显示出人文转向的端倪。这种变化的出现自有其时代背景：北宋疆域狭小，国土面积仅有260万平方公里，[德]迪特·库恩：《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李文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士人重交游且各家族之间经常跨地域结亲，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乐学书局，2003年，第104～110页。士人流动性的增强与国土面积的狭窄，使得在旅途中碰到同年、同僚和姻亲变成常事。如身为西北邠州（今彬县）人的张舜民不仅在泗州（今盱眙）碰到了自己的同年吴立礼，还在润州（今镇江）遇到自己的亲戚“陈舅”。[宋]张舜民：《郴行录》，《画墁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宋代文人又重享乐、好宴饮，即使在途中偶遇也会举行宴饮活动，频繁程度甚至胜于平居之时，使得旅途中的文人交游成为行记记叙的新重点。但两书篇幅短小，内容单薄，如《于役志》仅有1770多字，更像是个人旅行日记，言“人”尚可而称“文”不足。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至陆游、范成大创作《入蜀记》与《吴船录》，行记的人文转向才真正完成。首先，从著述形式看，两书继承和发展了《于役志》的“日记体”形式，记录的重点从作为客体存在的“山水”变成作为旅行活动主体的“个人”。魏晋隋唐行记多为“分程体”，顾名思义是以路程为线索分段写成的行记，主要关心自然地理条件对旅行活动的影响和限制，落脚点在“地”。《入蜀记》《吴船录》采用“日记体”，以作者每天的活动为线索记录旅行，即使在一地停留数日，也要逐日记载在此地的交游、观览活动，落脚点在“人”。而且陆游、范成大还扩大了“日记体”的表现范围，除了作者的日常活动，他们还将旅程中的观察、思考和感慨也写入其中，行记的人文色彩更加浓厚。其次，从内容来看，《入蜀记》《吴船录》的文化价值超过了地理学价值。以往行记重点着墨的日程路线及旅行中需要了解的禁忌险阻全都退居次要位置，在两书中只用很小的篇幅加以叙写，而人文景观成为记叙的重点，并且记事详密、考据精当，对了解长江沿岸景点的历史文化渊源有极高的价值。再次，《入蜀记》和《吴船录》的文体功能更加丰富，人文指向更加明确。宋代行记多为文人所作，这些文人大部分出身庶民阶层，从田亩中走出来的他们对旅途充满好奇和惊叹。如苏辙初次从巴蜀前往开封，一路上“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发出“而后知天下之巨丽”[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枢密韩太尉书》，《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478页。的感叹。在这种文化观光心态的影响下，以前行记单纯记录行程、见闻的功能已无法满足陆游和范成大表达文化情怀和人文思考的需要，所以他们将叙事、抒情、考据和议论等众多功用都揉入行记文体之中，使行记功能显示出鲜明的人文指向。最后，从后世对两书的定位也可看出其人文转向。《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将《入蜀记》《吴船录》像《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一样著录在“史部·地理类”而是收录在“史部·传记类”。“地理类”文体是“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具有“崇实用”和“广见闻”的特点，所以四库馆臣对宋代地方志开始收入“人物”“艺文”等与地理无关内容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13页。而《入蜀记》《吴船录》关注长江景点的名人轶事、诗文典故的做法，正体现了“文士爱博之谈”的特点，使行记具有了“胜览书”“胜览书”是指南宋时期出现的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地志作品，见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的性质。两书作为行记却被收录进“皆叙事之文”的“传记类”，从文体定位的变化也可看出其人文转向。
无论著述形式、记述内容、文体功能还是文体地位，《入蜀记》《吴船录》都显示出一种人文转向，不同于魏晋隋唐行记那种着重记录里程路线、山川险易和民俗风物内容以给后人提供具体指导和借鉴的传统模式，而是从个人视角出发，以记录人文典故为主，并借助当地人文景物来阐释旅行者文化认同，使行记具有了“胜览书”的性质。
二、“文人化”与“人文化”：行记书写的新特征
自魏晋至南宋，行记的发展经历了“地理志”“旅行日记”和“胜览书”三个阶段，其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从自然走向人文，地理内容逐渐减少而人文因素日益增加，最终使行记呈现出书写方式文人化和重视书写对象人文价值的特征。
行记书写方式的文人化是指行记作者从文人视角出发，记录旅途中的文人活动如交游、游览等，游览的目的是为了考据历史与追忆先贤，还喜欢引用前人诗文以增强行记的文采和表现力。
首先，与前代行记重视舆地知识不同，长江行记从文人视角出发，对旅途中的文人交游和游览活动更感兴趣。旅途中文人间的交游活动如饯别、宴饮和迎迓，都被作者详细地记录在行记中，如周必大的《南归录》就经常用整條的篇幅来记录迎候者的名字、官职和家世渊源：
戊子，右宣教郎知县汪瑈、右宣义郎丞李稷〔谊之子〕、右从政郎主簿赵伯瑨、右文林郎尉颜光道、右朝散郎前江东安抚司机宜张杰、右奉议郎新提领酒库所主簿官孙听、右承奉郎新淮南运干郑临、右承奉郎郑举〔亿年孙〕、右儒林郎新淮东提举司干官郑莘、左廸功郎新金陵司户陈九德、右宣教郎新温州瑞安丞胡方立、右文林郎新监行在北外酒库张端肃、左廸功郎新湖州长兴尉陈茂英、国学进士陆日新、进士边隆并相候，汤士美自临安来留饭。[宋]周必大：《南归录》，顾宏义、李文整理：《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023～1025页。
以上，像这样整段列举迎候者官职、姓名的做法，在《入蜀记》《南归录》《吴船录》等长江行记中屡见不鲜，这些人职位不高、声名不赫，在历史中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却因为陆游、周必大等人的行记，可以留存姓名于后世。这些交游活动的多寡显示了作者的受欢迎程度，陆游等人不遗巨细地加以记录，不仅反映了身为文人的他们对自己名声的看重，也反映出南宋时期随着精英的地方化，士大夫之间的人情关系网日益庞大，成为士人旅途中不得不尽心维持的人脉资源。除了文人间的交游活动外，旅行中的其他文化活动如游览名胜、探访古迹也是行记记录的重点。据《入蜀记》和《吴船录》记载，宋代官员上任或离职，途中时间充裕，其行程安排与出行线路上所能遇到的旅游景点的密集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即一地景点越多则留住时间越长，景点越少则停留时间越短。当然，这也与长江流域的气候、水文状况有关，但除去这两个客观因素，则旅行者的大部分停留时间基本都花费在对当地景物的游览上，如《入蜀记》中陆游在文物繁盛的建康、江州、江陵均停留达5日以上，在临安、镇江更是达10日之久。在其他的长江行记如周必大的《南归录》中也可看到类似的日程安排，如周必大就在苏州木渎镇停留达15日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遍游了附近的园林、名山、寺院和春秋吴国的宫殿遗迹等。这种在记事上重交游而轻舆地，详游览而略行程的做法是行记书写文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对历史遗迹的考据和对文化名人的追忆、缅怀成为游览的主要目的，作者追求行记书写的文化价值，行记内容所蕴含的文化深度与广度为前代所远不能及。以长江沿岸的黄州为例，陆游和范成大都游览了竹楼、赤壁、东坡及其上的雪堂，其目的一是缅怀追忆曾被贬谪此地的王禹偁、苏轼，陆游曾将此次经历写成诗歌《自雪堂登四望亭因历访苏公遗迹至安国院》，从题目即可看出此次游览目的之所在。二是考证书本记载是否准确。陆游与范成大均将眼前的景物与王禹偁、苏轼的诗文作了对比分析，范成大认为：“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巉岩’之境，东坡词赋微夸焉。”[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228页。陆游认为：“至竹楼，规模甚陋，不知当王元之时亦止此耶？”[宋]陆游：《入蜀记》，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可见两书都有致力于考证历史的意图，而非单纯地欣赏风景。这点从《四库全书总目》对两书的评价亦可获得佐证：“（《入蜀记》）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亦足广见闻。其他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⑤[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04～1605页。“（《吴船录》）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时有所考证。”⑤
伴随着书写方式的文人化，南宋长江行记在内容选择上也更重视书写对象的人文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1.弱化行记的地理学特征，削减有关自然地理的内容，人文景点成为行记记叙的重心。2.对于记叙对象，行记作者更愿意选择那些具有历史底蕴的景点，尤其是与本朝文化名人有关的景点并突出其文化价值，进而完成对长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构建。
首先，两书中对人文景物的记录超过了对自然风光的记叙。《吴船录》所记人文景观的数量为89九种，《入蜀记》为100种;《吴船录》所记自然风光为15种，《入蜀记》为16种：两书所记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比例都在六比一左右，王福鑫：《宋代旅游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远远高过前代的行记、地志。行记作者还不厌其烦地对那些拥有历史典故和文化价值的景点着重进行描绘，比如陆游《入蜀记》对黄州东坡遗迹的描写，长达七百余字，为《入蜀记》中单一景观描写字数之冠;《吴船录》记录此地也用了较长的篇幅。而对于历史文化较为贫瘠、匮乏的地区，两书则用较少的文字，只记录当地的民俗与路程，如《入蜀记》所记“杨罗湫鱼贱如土”，“自入沌，食无菜”;[宋]陆游：《入蜀记》，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16217页。《吴船录》所记“至鲁家洑。自此至鄂渚，有两途。一路遵大江……岳阳通洞庭处，波浪连天，有风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鲁家洑入沌”。⑦[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225、81页。这些地方都在南宋荆江中段，在当时有“百里荒”之称，并无人文景致可写。虽然此段路程较长，但《入蜀记》《吴船录》记叙此地用的篇幅却很短，与两书对“黄州东坡”的记载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两部行记着重记叙那些人文性较强的景点，体现了重视人文景观，轻视自然地理的特点。
其次，《入蜀记》与《吴船录》选景时，有意突出与北宋文化名人有关的景点，如叙州黄庭坚之“大死庵”、归州巴东寇准之“白云亭”、峡州夷陵欧阳修之“绛雪堂”、黄州王禹偁之“竹楼”与苏东坡之“雪堂”。
这些景点背后的文化名人在北宋大多有文坛宗主的地位：王禹偁，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4页。南宋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宗主地位与传承顺序也被文人普遍承认和接受，“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时，则有若山谷先生续国风雅颂之绝弦。”[宋]杨万里集撰，辛更儒笺校：《杉溪集后序》，《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3351页。《入蜀记》与《吴船录》借对长江流域景点的记叙，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北宋的文学传承地图，也在自然空间之上构建出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文化地理空间，深化了长江流域的文化内蕴。而这种建构也得到了后世的承认，如清康熙十一年，王士禛自四川主持乡试完毕，沿长江出蜀还京，就在途中“谒寇莱公祠”“访欧阳公绛雪堂”，[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康熙三十年刻本。并将自己的游览观感与陆游《入蜀记》的记载相质证。康熙二十二年，方象瑛主持四川乡试完毕出蜀还京，经过归州时也拜谒“寇莱公祠”。[清]方象瑛：《使蜀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7册。可见经陆游《入蜀记》之题著，这两处已成为长江流域的著名景点了。
另外，陸游、范成大这种以人文内涵衡量景点价值大小的做法，也被之后的行记、地志所遵循，最终成为行记的一种书写传统。
三、人文转向的发生缘由
《入蜀记》与《吴船录》的人文转向使行记在艺术上呈现出“文人化”与“人文化”的新面目，而这种人文转向的出现则是当时长江流域开发的高度成熟，宋代社会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以及对文化名人的崇拜心态等社会文化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首先，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开发已极为成熟，以记录山川地形、里程路线为主的行记书写模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行记书写以记录见闻为主，对于榛莽蛮荒之地，作者多记录地理、民俗;对于人文繁盛之区，作者更关注文化、历史，这是由于见闻不同，书写方式也随之变化。对比研读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与《吴船录》，就会发现前者仍是延续六朝地志的写法。范成大在序文中称此书“所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⑦对于广西各地的风土民俗有着翔实的记载，既体现儒家入国观风、入乡问俗的学术传统，也与自《山海经》以来地志“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晋]郭璞著，郝懿行笺疏：《山海经叙录》，《山海经笺疏》，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8页。的写作传统相一致。但这类内容在同为范成大所作的《吴船录》中则被大量缩减，据刘珺珺考证，《吴船录》中有关“风俗土物介绍”的文字仅占全书内容的百分之九点三，刘珺珺：《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对长江流域历史遗迹的考证、对文化名人的追思则成为主要内容。这是因为至南宋时，“真正意义上的江南开发和汉化开始深化，江南各地域的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的比重增大”，[日]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9年，第288页。南中国的开发活动至此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自南朝开始经隋唐至北宋，桓温、庾翼、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在长江流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及附着其上的文化遗产，包括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壁画碑刻、诗歌文赋和以非物质形态流传的文人典故、历史故实等，这些一并进入陆游、范成大的视野，引起他们的注意，成为行记书写的新内容。陆游、范成大的见闻不再是怪异的风俗和陌生的山水，而是习见于书本上、诗文中的名胜，长江流域在陆游、范成大的笔下，时空开始重叠，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然被熔于一炉，见诸笔端，行记书写开始由自然转向人文。 其次，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还与宋代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有关。宋代出现的类书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玉海》等，书目有《崇文总目》《郡斋读书记》《直斋书录解题》等，大部头的学术考据笔记有《容斋随笔》《困学纪闻》等，这些著作的问世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穷心考据、热爱知识的学术风气。一方面，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地理学著作较之前代表现出更浓厚的知识兴趣，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04页。即历史考证与文化审美成为撰写的重点，目的在于增加阅读者的知识储备和文化修养。至南宋，《方舆胜览》《舆地纪胜》等以山川形胜、亭台楼阁、名人古迹及文人题咏、石刻碑铭等为主要内容，以“资游谈而夸博辩”和“使其人读之便如身临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与夫风景之美丽、名物之繁缛、历代方言之诡异、故老传记之披纷，不出户庭者皆坐而得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页。为创作目的的胜览书代替了《汉书·地理志》以来以人口、土地、风俗、物产为主要编纂内容的地理志，成为地志、方志编纂的主流形式。地志、方志与行记同属地理学著作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浑融一体相互影响，如范成大除了“石湖三录”这样的行记作品外，还创作有《吴郡志》等地方志，所以行记也自然而然地开始重视人文典故。另一方面，这种风气还改变了宋人的审美趣味。唐人欣赏江南景物，是“将江南地景的特点、民间的特色以及江南佳丽等一一呈现出来”，李常生：《唐代士人笔下的江南与江南城市意象——润州、金陵、杭州、苏州》，冻国栋、李天石主编：《唐代江南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仍是对自然风光的欣赏。但在宋代这种欣赏自然风光的做法被欣赏景物的文化内涵所取代。“刻苦读书是宋人的普遍风气”，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引言》，中华书局，2016年，第8页。宋人相对唐人更有文化。以陆游为例，南宋开国建秘书省，竟向其家“借钞藏书一万三千余卷”，于北山：《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第36页。而陆游亦称自己喜欢“围坐书叠重”⑧[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冬夜读书》《遣兴》，《剑南诗稿校注》卷15、卷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2、2431页。“烂漫恣探讨”，⑧可见其藏书之富与读书之多。但“文化本身也就是规制的别名”，[日]高津孝：《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潘世圣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读书越多，知道的事典越多，面对风景首先感受到的不是风景本身的优美壮丽，而是回忆前人的诗文题咏。长江流域是文人日常旅行的重要通道，若翻检《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就会发现位于此线的风景几乎没有不被前人题咏的，且多出自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和王安石这些大家之手笔。这些人所题写的诗歌对于之后来此地游玩的人如陆游、范成大而言就是一种文化规制，“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人既然不能在才情方面超越前辈，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以考据取胜了。
最后，宋代文人注重探索内在世界和崇拜文章大家、文化名人的心态，也促使行记创作由记录自然转向书写人文。一方面，宋代文化由外在转向内在，较之建立外部事功，士大夫更愿意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宋代科举日益完善发达，赴考士子的人数也随之大大增加，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地方官调换频繁，赴考、宦游等行旅活动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常态，“辙迹当年遍九州”者比比皆是，文人士大夫们也因此成为宋代社会旅行频次最为繁密的一个群体。像范成大、陆游、周必大等人都有因仕宦而远游的经历，并写成行记传世。路途奔波与书斋静坐是宋代士人的生活常态，而这两种状态又處于两个极端。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恰恰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将读书与出行结合起来。宋人认为，“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又与对外部世界或自然界事物的观察及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德]迪特·库恩：《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李文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通过考证记录所经之地的文化名人、历史典故，既可以对所读之书进行体认验证，使自己获得新的感悟认知，又能将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有机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宋代文人对文化名人的崇拜，使得旅行带有一种文化朝圣的意味，[美]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李文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具体到《入蜀记》与《吴船录》，则表现为对苏轼、黄庭坚的敬仰。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一直被士子所推崇，尤以苏轼为甚。苏轼在世时其诗集就“已经在民间印刷上市，并迅速‘传播中外’，直到遥远的高丽”，[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3页。虽因“元祐党禁”，其文字一度遭到禁绝和追毁，但南渡后高宗对徽宗崇宁时期的政策进行反拨，并明确表示“朕最爱元祐”，而且“高宗对于元祐党人后代与门人弟子尤为关照”。刘婷婷：《南宋社会变迁、士子心态与文学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92页。一时间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被士人高度重视，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苏轼、黄庭坚等成为宋代士人心中重要的文化符号。长江流域中游的黄州及其上游的叙州正是苏、黄二人被流放的地方，也是陆游与范成大经过的地方，两人之所以对苏、黄遗迹孜孜不倦地加以记叙描写，实际上是在认同一个构造，“在构造中起作用的正是文化、习俗和认知，这些为视网膜上的印象赋予了我们认为美的特性”。[英]西蒙·莎玛：《风景与记忆·导言》，胡淑陈、冯榍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1页。苏轼、黄庭坚被流放的地方都是远恶军州，并无美景可言，《入蜀记》与《吴船录》却用大量篇幅加以记叙，是因为这些地方承载着与苏、黄二人有关的文化记忆，如陆游所说：“（黄）州最僻陋少事。……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宋]陆游：《入蜀记》，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正是对苏轼、黄庭坚的崇拜使得行记书写变为追忆文化名人、表达文化认同的手段，使行记从记录自然转向书写人文。
《入蜀记》和《吴船录》虽然保留了魏晋以来行记记录里程路线、山川险易和民俗风情的实用性功能，主要内容却转向以考证历史、引据诗文和追忆先贤为主，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这种人文转向扩宽了行记的表现领域，为行记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也影响了此后的行记创作。一方面，大量的文人开始模仿陆游、范成大的做法，将一己之感受与千古之文物结合起来，努力阐发景物背后的人文内涵与自己的兴怀感慨，如明李日华《玺召录》“略仿《吴船录》、《入蜀记》之例”;⑨⑩[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51、1753、1754，1753，1754页。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仿陆游《入蜀记》，其自序言：“陆氏之记，记其盛;予之记，记其衰”，[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康熙三十年刻本。而《南来志》则“全仿范成大《吴船录》体。”⑨再如王钺《粤游日记》也是“仿陆游《入蜀记》之体”，⑩可见陆游、范成大对行记文体发展新方向的开创之功。另一方面，《入蜀记》与《吴船录》的这种书写方式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随着行记“地理志”的性质日益减少，其书写变得越来越“类书化”，造成行记中诗文典故重叠层累，使读者望而生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吴船录》《入蜀记》文化记忆人文转向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077-07
宋代是我国行记文体演变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无论是文体形式、著述种类还是书写方式都出现了新变化：就体式而言，日记体成为行记最常见的著述形式;就种类而言，记录个人游观的行记从附庸而成大国重镇;就书写方式而言，行记开始重叙事而轻记录。凡此种种新变，若一言以蔽之，即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而这种转向的出现与长江行记创作的繁荣不可分割，宋代出现了像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周必大的《南归录》和《游山泛舟录》等佳作，它们给行记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如欧阳修《于役志》，自开封取水路沿大江往夷陵，以日记体形式记录途中见闻，为宋代首部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行记;再如张舜民《郴行录》，沿运河、长江往郴州，途中不以行役、贬谪为苦，“竟日之间，遂忘迁流之怀”，这种纵情游观的态度也影响了之后宋代宦游行记的书写基调。就书写方式而言，以日记体写宦游经历，又将自己对历史、文学的考据、议论和个人旅途感怀融于一书，真正将宋代行记的人文书写特征加以确立，为元明清行记的写作指明道路的则非《入蜀记》《吴船录》莫属。可以说宋代行记是我国行记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而《入蜀记》《吴船录》的出现则代表着转折的完成。
以往有关《入蜀记》和《吳船录》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出发，把《入蜀记》《吴船录》当作史料，分析、还原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资源分布、经济地理状况等;①另一类则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二书的思想内容、文体特征、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及其在文献考据和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价值。从文学角度研究的论文有莫砺锋的《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刘珺珺的《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刘京臣的《大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入蜀记〉〈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1期）、胡传志、卢娇的《陆游〈入蜀记〉引据诗文的价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以上提到的研究在历史还原、个案分析和细部挖掘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对《入蜀记》《吴船录》在行记发展历程中的转型、示范作用及文学史意义尚未有充分论述，故而有必要探讨其表现出的诸多新变及造成新变的种种缘由。
一、从“地理志”到“胜览书”：行记书写的新方向
我国古代行记萌芽于两汉而渐盛于魏晋隋唐，此时的作者多为僧侣、使臣，《隋史·经籍志》载录魏晋南北朝时众僧侣所作的行记有《佛国记》《历国传》《外国传》《慧生行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使臣行记有《魏聘使行记》《聘北道里记》《李谐行记》《朝觐记》《封君义行记》《中天竺国行记》。僧侣行记的兴盛与魏晋隋唐时期佛法大盛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佛典之来华，一由于我国僧人之西行，一由于西域僧人之东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3页。彼时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或自西土往中原传教，或自东土往天竺求法，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繁密。这些僧人多将经行之地的里程、地貌和风俗写成行记，最著名的即玄奘所作之《大唐西域记》。而使臣行记的兴起则与朝聘制度、朝贡体系有关，南北朝分裂日久，双方势均力敌，为求息兵休民，不得不遣使互聘;隋唐时期中外交流繁盛，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的属国众多，“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藩。”④[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129、505页。中原王朝也多遣使臣出使异域，“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④这些使臣将出使经历写成行记，因“战争与交聘的路线大体一致”，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故其内容更注意山川道路、民俗政情和外交活动的记录，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参考史料、为政府提供情报。这两种行记多是模仿史书“地理志”而作，未脱史传模式影响，主要以记录地理方位、气候物产和当地风俗为主，显示出重视实用的特征;创作目的也与史志一样是为保存资料提供指导，即“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氏之书史，备职方之遍举”，[唐]玄奘、[唐]辩机撰，董志翘译：《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482页。此时的行记可说是一种以作者所经路线为线索而写成的另类“地理志”。
这种书写模式到宋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北宋时期，文人成为行记创作的主力，出现了逐日记载里程路线和个人活动的“日记体”行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等。这些行记开始关注旅程中的个人活动，如《于役志》就将欧阳修被贬夷陵途中的交游活动如宴饮、茶会等一一记录囊括无遗，至有“酒肉帐薄”[明]王慎中语，见[明]陶宗仪：《说郛》卷65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称;也开始记叙所经之地的风物名胜，如《郴行录》中张舜民就详细记录了自己从汴梁到郴州一路上的游览活动，“凡风景佳胜处，几游历殆遍”。梅新林、崔小敬：《张舜民〈郴行录〉考论》，《文献》2001年第1期。表明《于役志》《郴行录》的关注点开始由“地”转向了“人”，显示出人文转向的端倪。这种变化的出现自有其时代背景：北宋疆域狭小，国土面积仅有260万平方公里，[德]迪特·库恩：《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李文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士人重交游且各家族之间经常跨地域结亲，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乐学书局，2003年，第104～110页。士人流动性的增强与国土面积的狭窄，使得在旅途中碰到同年、同僚和姻亲变成常事。如身为西北邠州（今彬县）人的张舜民不仅在泗州（今盱眙）碰到了自己的同年吴立礼，还在润州（今镇江）遇到自己的亲戚“陈舅”。[宋]张舜民：《郴行录》，《画墁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宋代文人又重享乐、好宴饮，即使在途中偶遇也会举行宴饮活动，频繁程度甚至胜于平居之时，使得旅途中的文人交游成为行记记叙的新重点。但两书篇幅短小，内容单薄，如《于役志》仅有1770多字，更像是个人旅行日记，言“人”尚可而称“文”不足。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至陆游、范成大创作《入蜀记》与《吴船录》，行记的人文转向才真正完成。首先，从著述形式看，两书继承和发展了《于役志》的“日记体”形式，记录的重点从作为客体存在的“山水”变成作为旅行活动主体的“个人”。魏晋隋唐行记多为“分程体”，顾名思义是以路程为线索分段写成的行记，主要关心自然地理条件对旅行活动的影响和限制，落脚点在“地”。《入蜀记》《吴船录》采用“日记体”，以作者每天的活动为线索记录旅行，即使在一地停留数日，也要逐日记载在此地的交游、观览活动，落脚点在“人”。而且陆游、范成大还扩大了“日记体”的表现范围，除了作者的日常活动，他们还将旅程中的观察、思考和感慨也写入其中，行记的人文色彩更加浓厚。其次，从内容来看，《入蜀记》《吴船录》的文化价值超过了地理学价值。以往行记重点着墨的日程路线及旅行中需要了解的禁忌险阻全都退居次要位置，在两书中只用很小的篇幅加以叙写，而人文景观成为记叙的重点，并且记事详密、考据精当，对了解长江沿岸景点的历史文化渊源有极高的价值。再次，《入蜀记》和《吴船录》的文体功能更加丰富，人文指向更加明确。宋代行记多为文人所作，这些文人大部分出身庶民阶层，从田亩中走出来的他们对旅途充满好奇和惊叹。如苏辙初次从巴蜀前往开封，一路上“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发出“而后知天下之巨丽”[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枢密韩太尉书》，《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478页。的感叹。在这种文化观光心态的影响下，以前行记单纯记录行程、见闻的功能已无法满足陆游和范成大表达文化情怀和人文思考的需要，所以他们将叙事、抒情、考据和议论等众多功用都揉入行记文体之中，使行记功能显示出鲜明的人文指向。最后，从后世对两书的定位也可看出其人文转向。《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将《入蜀记》《吴船录》像《佛国记》《大唐西域记》一样著录在“史部·地理类”而是收录在“史部·传记类”。“地理类”文体是“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具有“崇实用”和“广见闻”的特点，所以四库馆臣对宋代地方志开始收入“人物”“艺文”等与地理无关内容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13页。而《入蜀记》《吴船录》关注长江景点的名人轶事、诗文典故的做法，正体现了“文士爱博之谈”的特点，使行记具有了“胜览书”“胜览书”是指南宋时期出现的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地志作品，见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的性质。两书作为行记却被收录进“皆叙事之文”的“传记类”，从文体定位的变化也可看出其人文转向。
无论著述形式、记述内容、文体功能还是文体地位，《入蜀记》《吴船录》都显示出一种人文转向，不同于魏晋隋唐行记那种着重记录里程路线、山川险易和民俗风物内容以给后人提供具体指导和借鉴的传统模式，而是从个人视角出发，以记录人文典故为主，并借助当地人文景物来阐释旅行者文化认同，使行记具有了“胜览书”的性质。
二、“文人化”与“人文化”：行记书写的新特征
自魏晋至南宋，行记的发展经历了“地理志”“旅行日记”和“胜览书”三个阶段，其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从自然走向人文，地理内容逐渐减少而人文因素日益增加，最终使行记呈现出书写方式文人化和重视书写对象人文价值的特征。
行记书写方式的文人化是指行记作者从文人视角出发，记录旅途中的文人活动如交游、游览等，游览的目的是为了考据历史与追忆先贤，还喜欢引用前人诗文以增强行记的文采和表现力。
首先，与前代行记重视舆地知识不同，长江行记从文人视角出发，对旅途中的文人交游和游览活动更感兴趣。旅途中文人间的交游活动如饯别、宴饮和迎迓，都被作者详细地记录在行记中，如周必大的《南归录》就经常用整條的篇幅来记录迎候者的名字、官职和家世渊源：
戊子，右宣教郎知县汪瑈、右宣义郎丞李稷〔谊之子〕、右从政郎主簿赵伯瑨、右文林郎尉颜光道、右朝散郎前江东安抚司机宜张杰、右奉议郎新提领酒库所主簿官孙听、右承奉郎新淮南运干郑临、右承奉郎郑举〔亿年孙〕、右儒林郎新淮东提举司干官郑莘、左廸功郎新金陵司户陈九德、右宣教郎新温州瑞安丞胡方立、右文林郎新监行在北外酒库张端肃、左廸功郎新湖州长兴尉陈茂英、国学进士陆日新、进士边隆并相候，汤士美自临安来留饭。[宋]周必大：《南归录》，顾宏义、李文整理：《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023～1025页。
以上，像这样整段列举迎候者官职、姓名的做法，在《入蜀记》《南归录》《吴船录》等长江行记中屡见不鲜，这些人职位不高、声名不赫，在历史中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却因为陆游、周必大等人的行记，可以留存姓名于后世。这些交游活动的多寡显示了作者的受欢迎程度，陆游等人不遗巨细地加以记录，不仅反映了身为文人的他们对自己名声的看重，也反映出南宋时期随着精英的地方化，士大夫之间的人情关系网日益庞大，成为士人旅途中不得不尽心维持的人脉资源。除了文人间的交游活动外，旅行中的其他文化活动如游览名胜、探访古迹也是行记记录的重点。据《入蜀记》和《吴船录》记载，宋代官员上任或离职，途中时间充裕，其行程安排与出行线路上所能遇到的旅游景点的密集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即一地景点越多则留住时间越长，景点越少则停留时间越短。当然，这也与长江流域的气候、水文状况有关，但除去这两个客观因素，则旅行者的大部分停留时间基本都花费在对当地景物的游览上，如《入蜀记》中陆游在文物繁盛的建康、江州、江陵均停留达5日以上，在临安、镇江更是达10日之久。在其他的长江行记如周必大的《南归录》中也可看到类似的日程安排，如周必大就在苏州木渎镇停留达15日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遍游了附近的园林、名山、寺院和春秋吴国的宫殿遗迹等。这种在记事上重交游而轻舆地，详游览而略行程的做法是行记书写文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对历史遗迹的考据和对文化名人的追忆、缅怀成为游览的主要目的，作者追求行记书写的文化价值，行记内容所蕴含的文化深度与广度为前代所远不能及。以长江沿岸的黄州为例，陆游和范成大都游览了竹楼、赤壁、东坡及其上的雪堂，其目的一是缅怀追忆曾被贬谪此地的王禹偁、苏轼，陆游曾将此次经历写成诗歌《自雪堂登四望亭因历访苏公遗迹至安国院》，从题目即可看出此次游览目的之所在。二是考证书本记载是否准确。陆游与范成大均将眼前的景物与王禹偁、苏轼的诗文作了对比分析，范成大认为：“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巉岩’之境，东坡词赋微夸焉。”[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228页。陆游认为：“至竹楼，规模甚陋，不知当王元之时亦止此耶？”[宋]陆游：《入蜀记》，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可见两书都有致力于考证历史的意图，而非单纯地欣赏风景。这点从《四库全书总目》对两书的评价亦可获得佐证：“（《入蜀记》）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亦足广见闻。其他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殚数。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⑤[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04～1605页。“（《吴船录》）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时有所考证。”⑤
伴随着书写方式的文人化，南宋长江行记在内容选择上也更重视书写对象的人文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1.弱化行记的地理学特征，削减有关自然地理的内容，人文景点成为行记记叙的重心。2.对于记叙对象，行记作者更愿意选择那些具有历史底蕴的景点，尤其是与本朝文化名人有关的景点并突出其文化价值，进而完成对长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构建。
首先，两书中对人文景物的记录超过了对自然风光的记叙。《吴船录》所记人文景观的数量为89九种，《入蜀记》为100种;《吴船录》所记自然风光为15种，《入蜀记》为16种：两书所记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的比例都在六比一左右，王福鑫：《宋代旅游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远远高过前代的行记、地志。行记作者还不厌其烦地对那些拥有历史典故和文化价值的景点着重进行描绘，比如陆游《入蜀记》对黄州东坡遗迹的描写，长达七百余字，为《入蜀记》中单一景观描写字数之冠;《吴船录》记录此地也用了较长的篇幅。而对于历史文化较为贫瘠、匮乏的地区，两书则用较少的文字，只记录当地的民俗与路程，如《入蜀记》所记“杨罗湫鱼贱如土”，“自入沌，食无菜”;[宋]陆游：《入蜀记》，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216217页。《吴船录》所记“至鲁家洑。自此至鄂渚，有两途。一路遵大江……岳阳通洞庭处，波浪连天，有风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鲁家洑入沌”。⑦[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第225、81页。这些地方都在南宋荆江中段，在当时有“百里荒”之称，并无人文景致可写。虽然此段路程较长，但《入蜀记》《吴船录》记叙此地用的篇幅却很短，与两书对“黄州东坡”的记载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两部行记着重记叙那些人文性较强的景点，体现了重视人文景观，轻视自然地理的特点。
其次，《入蜀记》与《吴船录》选景时，有意突出与北宋文化名人有关的景点，如叙州黄庭坚之“大死庵”、归州巴东寇准之“白云亭”、峡州夷陵欧阳修之“绛雪堂”、黄州王禹偁之“竹楼”与苏东坡之“雪堂”。
这些景点背后的文化名人在北宋大多有文坛宗主的地位：王禹偁，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4页。南宋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的宗主地位与传承顺序也被文人普遍承认和接受，“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时，则有若山谷先生续国风雅颂之绝弦。”[宋]杨万里集撰，辛更儒笺校：《杉溪集后序》，《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3351页。《入蜀记》与《吴船录》借对长江流域景点的记叙，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北宋的文学传承地图，也在自然空间之上构建出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文化地理空间，深化了长江流域的文化内蕴。而这种建构也得到了后世的承认，如清康熙十一年，王士禛自四川主持乡试完毕，沿长江出蜀还京，就在途中“谒寇莱公祠”“访欧阳公绛雪堂”，[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康熙三十年刻本。并将自己的游览观感与陆游《入蜀记》的记载相质证。康熙二十二年，方象瑛主持四川乡试完毕出蜀还京，经过归州时也拜谒“寇莱公祠”。[清]方象瑛：《使蜀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7册。可见经陆游《入蜀记》之题著，这两处已成为长江流域的著名景点了。
另外，陸游、范成大这种以人文内涵衡量景点价值大小的做法，也被之后的行记、地志所遵循，最终成为行记的一种书写传统。
三、人文转向的发生缘由
《入蜀记》与《吴船录》的人文转向使行记在艺术上呈现出“文人化”与“人文化”的新面目，而这种人文转向的出现则是当时长江流域开发的高度成熟，宋代社会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以及对文化名人的崇拜心态等社会文化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首先，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开发已极为成熟，以记录山川地形、里程路线为主的行记书写模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行记书写以记录见闻为主，对于榛莽蛮荒之地，作者多记录地理、民俗;对于人文繁盛之区，作者更关注文化、历史，这是由于见闻不同，书写方式也随之变化。对比研读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与《吴船录》，就会发现前者仍是延续六朝地志的写法。范成大在序文中称此书“所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⑦对于广西各地的风土民俗有着翔实的记载，既体现儒家入国观风、入乡问俗的学术传统，也与自《山海经》以来地志“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晋]郭璞著，郝懿行笺疏：《山海经叙录》，《山海经笺疏》，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8页。的写作传统相一致。但这类内容在同为范成大所作的《吴船录》中则被大量缩减，据刘珺珺考证，《吴船录》中有关“风俗土物介绍”的文字仅占全书内容的百分之九点三，刘珺珺：《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对长江流域历史遗迹的考证、对文化名人的追思则成为主要内容。这是因为至南宋时，“真正意义上的江南开发和汉化开始深化，江南各地域的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的比重增大”，[日]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9年，第288页。南中国的开发活动至此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自南朝开始经隋唐至北宋，桓温、庾翼、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在长江流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及附着其上的文化遗产，包括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壁画碑刻、诗歌文赋和以非物质形态流传的文人典故、历史故实等，这些一并进入陆游、范成大的视野，引起他们的注意，成为行记书写的新内容。陆游、范成大的见闻不再是怪异的风俗和陌生的山水，而是习见于书本上、诗文中的名胜，长江流域在陆游、范成大的笔下，时空开始重叠，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然被熔于一炉，见诸笔端，行记书写开始由自然转向人文。 其次，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还与宋代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有关。宋代出现的类书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玉海》等，书目有《崇文总目》《郡斋读书记》《直斋书录解题》等，大部头的学术考据笔记有《容斋随笔》《困学纪闻》等，这些著作的问世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穷心考据、热爱知识的学术风气。一方面，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地理学著作较之前代表现出更浓厚的知识兴趣，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04页。即历史考证与文化审美成为撰写的重点，目的在于增加阅读者的知识储备和文化修养。至南宋，《方舆胜览》《舆地纪胜》等以山川形胜、亭台楼阁、名人古迹及文人题咏、石刻碑铭等为主要内容，以“资游谈而夸博辩”和“使其人读之便如身临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与夫风景之美丽、名物之繁缛、历代方言之诡异、故老传记之披纷，不出户庭者皆坐而得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页。为创作目的的胜览书代替了《汉书·地理志》以来以人口、土地、风俗、物产为主要编纂内容的地理志，成为地志、方志编纂的主流形式。地志、方志与行记同属地理学著作的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浑融一体相互影响，如范成大除了“石湖三录”这样的行记作品外，还创作有《吴郡志》等地方志，所以行记也自然而然地开始重视人文典故。另一方面，这种风气还改变了宋人的审美趣味。唐人欣赏江南景物，是“将江南地景的特点、民间的特色以及江南佳丽等一一呈现出来”，李常生：《唐代士人笔下的江南与江南城市意象——润州、金陵、杭州、苏州》，冻国栋、李天石主编：《唐代江南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仍是对自然风光的欣赏。但在宋代这种欣赏自然风光的做法被欣赏景物的文化内涵所取代。“刻苦读书是宋人的普遍风气”，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引言》，中华书局，2016年，第8页。宋人相对唐人更有文化。以陆游为例，南宋开国建秘书省，竟向其家“借钞藏书一万三千余卷”，于北山：《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第36页。而陆游亦称自己喜欢“围坐书叠重”⑧[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冬夜读书》《遣兴》，《剑南诗稿校注》卷15、卷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2、2431页。“烂漫恣探讨”，⑧可见其藏书之富与读书之多。但“文化本身也就是规制的别名”，[日]高津孝：《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潘世圣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读书越多，知道的事典越多，面对风景首先感受到的不是风景本身的优美壮丽，而是回忆前人的诗文题咏。长江流域是文人日常旅行的重要通道，若翻检《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就会发现位于此线的风景几乎没有不被前人题咏的，且多出自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和王安石这些大家之手笔。这些人所题写的诗歌对于之后来此地游玩的人如陆游、范成大而言就是一种文化规制，“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人既然不能在才情方面超越前辈，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以考据取胜了。
最后，宋代文人注重探索内在世界和崇拜文章大家、文化名人的心态，也促使行记创作由记录自然转向书写人文。一方面，宋代文化由外在转向内在，较之建立外部事功，士大夫更愿意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宋代科举日益完善发达，赴考士子的人数也随之大大增加，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地方官调换频繁，赴考、宦游等行旅活动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常态，“辙迹当年遍九州”者比比皆是，文人士大夫们也因此成为宋代社会旅行频次最为繁密的一个群体。像范成大、陆游、周必大等人都有因仕宦而远游的经历，并写成行记传世。路途奔波与书斋静坐是宋代士人的生活常态，而这两种状态又處于两个极端。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恰恰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将读书与出行结合起来。宋人认为，“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又与对外部世界或自然界事物的观察及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德]迪特·库恩：《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李文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60页。通过考证记录所经之地的文化名人、历史典故，既可以对所读之书进行体认验证，使自己获得新的感悟认知，又能将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有机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宋代文人对文化名人的崇拜，使得旅行带有一种文化朝圣的意味，[美]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李文锋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具体到《入蜀记》与《吴船录》，则表现为对苏轼、黄庭坚的敬仰。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一直被士子所推崇，尤以苏轼为甚。苏轼在世时其诗集就“已经在民间印刷上市，并迅速‘传播中外’，直到遥远的高丽”，[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3页。虽因“元祐党禁”，其文字一度遭到禁绝和追毁，但南渡后高宗对徽宗崇宁时期的政策进行反拨，并明确表示“朕最爱元祐”，而且“高宗对于元祐党人后代与门人弟子尤为关照”。刘婷婷：《南宋社会变迁、士子心态与文学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92页。一时间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被士人高度重视，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苏轼、黄庭坚等成为宋代士人心中重要的文化符号。长江流域中游的黄州及其上游的叙州正是苏、黄二人被流放的地方，也是陆游与范成大经过的地方，两人之所以对苏、黄遗迹孜孜不倦地加以记叙描写，实际上是在认同一个构造，“在构造中起作用的正是文化、习俗和认知，这些为视网膜上的印象赋予了我们认为美的特性”。[英]西蒙·莎玛：《风景与记忆·导言》，胡淑陈、冯榍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1页。苏轼、黄庭坚被流放的地方都是远恶军州，并无美景可言，《入蜀记》与《吴船录》却用大量篇幅加以记叙，是因为这些地方承载着与苏、黄二人有关的文化记忆，如陆游所说：“（黄）州最僻陋少事。……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宋]陆游：《入蜀记》，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正是对苏轼、黄庭坚的崇拜使得行记书写变为追忆文化名人、表达文化认同的手段，使行记从记录自然转向书写人文。
《入蜀记》和《吴船录》虽然保留了魏晋以来行记记录里程路线、山川险易和民俗风情的实用性功能，主要内容却转向以考证历史、引据诗文和追忆先贤为主，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这种人文转向扩宽了行记的表现领域，为行记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也影响了此后的行记创作。一方面，大量的文人开始模仿陆游、范成大的做法，将一己之感受与千古之文物结合起来，努力阐发景物背后的人文内涵与自己的兴怀感慨，如明李日华《玺召录》“略仿《吴船录》、《入蜀记》之例”;⑨⑩[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51、1753、1754，1753，1754页。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仿陆游《入蜀记》，其自序言：“陆氏之记，记其盛;予之记，记其衰”，[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康熙三十年刻本。而《南来志》则“全仿范成大《吴船录》体。”⑨再如王钺《粤游日记》也是“仿陆游《入蜀记》之体”，⑩可见陆游、范成大对行记文体发展新方向的开创之功。另一方面，《入蜀记》与《吴船录》的这种书写方式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随着行记“地理志”的性质日益减少，其书写变得越来越“类书化”，造成行记中诗文典故重叠层累，使读者望而生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