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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学生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应当尽量阅读繁体字的文言文，如杨伯峻繁体字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以及新编诸子集成那套繁体古籍。如此，可使我们逐步习惯于阅读繁体字，为以后独立研究古籍奠定基础。
关键词：中国哲学 研究 基础 繁体字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在先秦到民国时期，而中国哲学的源头在先秦时期。要想研究中国哲学或者想对中国哲学有些了解，必须阅读繁体字的古籍。这对我辈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简体字和白话文，面对繁体字的古文，无异于文盲。字都不认识，理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得先过文字关。
文字关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理（主要是从古籍中获取），必须先认识文字以及理解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尽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不能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意义上，但只有通由文字的字面意思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道德攻克文字关。中国学生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应当尽量阅读繁体字的文言文，如杨伯峻繁体字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以及新编诸子集成那套繁体古籍。如此，可使我们逐步习惯于阅读繁体字，为以后独立研究古籍奠定基础。中国哲学研究者不能靠别人翻译出来的作品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因为翻译成白话文的古典著作多少掺杂着翻译者的理解，不能如实反映原意。这就要求我们要尽量接触古籍原典并从中获取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角不能仅限于中国哲学而忽略或轻视考据学者对于中国文言古籍的研究考证工作。
汉字自创立起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古籍中某个字因为避讳、通假、传抄等原因在字形及字义上发生的变化，著作的真伪问题以及著作出现的时间问题等，这一切都涉及到考证、训诂等方面的专门的学问。虽然能不要求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这些专门学问有多高的造诣，但是也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研究者能否对文言古籍有明确的认识与理解。在哲学研究中，往往因为对一个字的不同理解而使原文的意思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要尽量吸收古文字方面的考证训诂成果。
中国哲学研究基础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应坚持怎样指导原则或指导思想以及确定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等，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对于初入中国哲学门径的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几个问题会始终贯通于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以至于影响其研究思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毫无疑问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上，从近代乃现代国人仍有些不理性之处。由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性质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积极参加救国保种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深刻反思，反思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反思中国革命如何从逆境中引进了先进的指导思想，反思的结果突出的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
在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响亮的口号。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全然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它作为批判对象。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等早期无产阶级的先行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并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此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直到近年来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口号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思想才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主导文化，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被轻易否定，况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拥有伟大的成就、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包含一不合时宜的地方需要加以甄别与剔除。因此，我们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努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方向和结果。我国学者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撰写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或著作（如冯友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做法并意味着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反，有些学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哲学，从而产生了“戴帽子”、贴标签等不良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正确引导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而且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的氛围。
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无论在撰写论文还是著作方面都尽量用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探究并评判中国哲学，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其中一例。这里并不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是反对机械的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哲学帖标签。
我们要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分析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国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
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目的，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说明最恰当不过。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凝聚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是中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集中体现。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的智慧继续为中国人民造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研究中国哲学，必需厘清中华民族集体智慧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总之，研究中国哲学道德得做好基础工作，这就要求研究者掌握考证和训诂方面的成果，努力弄清楚文言古籍的字面意思，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研究中国哲学必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原则为指导，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保证研究方向正确。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周桂钿.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中国哲学 研究 基础 繁体字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在先秦到民国时期，而中国哲学的源头在先秦时期。要想研究中国哲学或者想对中国哲学有些了解，必须阅读繁体字的古籍。这对我辈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简体字和白话文，面对繁体字的古文，无异于文盲。字都不认识，理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得先过文字关。
文字关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哲理（主要是从古籍中获取），必须先认识文字以及理解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尽管，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不能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意义上，但只有通由文字的字面意思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我们要道德攻克文字关。中国学生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应当尽量阅读繁体字的文言文，如杨伯峻繁体字版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以及新编诸子集成那套繁体古籍。如此，可使我们逐步习惯于阅读繁体字，为以后独立研究古籍奠定基础。中国哲学研究者不能靠别人翻译出来的作品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因为翻译成白话文的古典著作多少掺杂着翻译者的理解，不能如实反映原意。这就要求我们要尽量接触古籍原典并从中获取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角不能仅限于中国哲学而忽略或轻视考据学者对于中国文言古籍的研究考证工作。
汉字自创立起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比如说，古籍中某个字因为避讳、通假、传抄等原因在字形及字义上发生的变化，著作的真伪问题以及著作出现的时间问题等，这一切都涉及到考证、训诂等方面的专门的学问。虽然能不要求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对于这些专门学问有多高的造诣，但是也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研究者能否对文言古籍有明确的认识与理解。在哲学研究中，往往因为对一个字的不同理解而使原文的意思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哲学研究时要尽量吸收古文字方面的考证训诂成果。
中国哲学研究基础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哲学、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应坚持怎样指导原则或指导思想以及确定研究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等，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对于初入中国哲学门径的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几个问题会始终贯通于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以至于影响其研究思路。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毫无疑问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上，从近代乃现代国人仍有些不理性之处。由鸦片战争开启的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性质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积极参加救国保种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深刻反思，反思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反思中国革命如何从逆境中引进了先进的指导思想，反思的结果突出的表现在新文化运动中。
在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响亮的口号。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全然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它作为批判对象。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等早期无产阶级的先行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并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此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直到近年来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口号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思想才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影响中国国民性的主导文化，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被轻易否定，况且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拥有伟大的成就、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智慧。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包含一不合时宜的地方需要加以甄别与剔除。因此，我们要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努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方向和结果。我国学者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撰写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或著作（如冯友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做法并意味着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相反，有些学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哲学，从而产生了“戴帽子”、贴标签等不良现象。这种情况不仅不能正确引导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而且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的氛围。
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无论在撰写论文还是著作方面都尽量用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探究并评判中国哲学，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其中一例。这里并不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是反对机械的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哲学帖标签。
我们要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分析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国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
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目的，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说明最恰当不过。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凝聚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是中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集中体现。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的智慧继续为中国人民造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研究中国哲学，必需厘清中华民族集体智慧发生、发展以及演变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总之，研究中国哲学道德得做好基础工作，这就要求研究者掌握考证和训诂方面的成果，努力弄清楚文言古籍的字面意思，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研究中国哲学必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原则为指导，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保证研究方向正确。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周桂钿.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