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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经历了失败、屈辱、模仿、自强、抗争到最终站立起来的艰难历程，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歌。在这曲英雄史歌中，中国人民对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努力和尝试，也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并最终在“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凝聚起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力量，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从核心价值观构建角度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总结研究，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近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构建;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3—0073—11
[作者简介]张学森，男，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法学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代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是多维的，既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挑战，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挑战，而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则是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挑战的结果，中国彻底失败，从而开启文明形态、社会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艰难转型。了解这一艰难转型的过程，认识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道义合理性，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对这一转型的解读也可以从文明转型或者制度转型的视角进行，本文仅仅从核心价值观转型的角度来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崩解
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封建制度得以顺畅运行的核心价值逻辑，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高度匹配的上层建筑。正是因为这种高度匹配性，中国封建社会创造出西方无法企及的农业文明和完善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此，资本主义革命前的西方思想界是充满艳羡的，最突出代表当属伏尔泰。生活在这一体制之中的中国人，亦以天朝上国者自居，对勃然兴起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工业文明到来的信号，最终导致出现一边是农业文明的“康乾盛世”，一边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碾压性打击的“奇异的悲歌”。
面对清军入关和明亡的结局，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号召人人起来保护天下。然而吊诡的是，刚刚从游牧文明入关的清朝统治者，迅速地接受了中华传统农业文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天下并没有亡，真正让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灭亡的是西方的工业文明。
伴随着军事上的入侵，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进行消解，首当其冲的是处于最外层的天下观。在西方弱肉强食民族国家观的挑战下，中国传统天下观发生了崩溃。中国传统天下观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内生性观念，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中国人的天下观一开始来源于对天地最直观的体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并把这种体验和确认融汇到自己的审美和日常生活之中。之后，“天圆地方”空间观加入了人文价值因素，地被分为中央和四方;而天则被赋予为一切权力的来源，从而架构起中华民族“天道观”文明的理论支点。在“天道观”里，天是最高权威，天的运行规律——天道，是人世间一切活动和行为的总依据。遵守天道，依照天道行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谓之圣人”;违背天道，则会天怒人怨，遭受天谴。由于天的权威的神圣性，世俗的统治者称自己为天子，强调自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此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保证既有政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及至西周，中国人的天道观进一步发展到“以德配天”新境界，实现了天道和人道的融通，用以解释西周政权对殷商政权取代的合理性。德不配天，天命自然流转到以德配天者。这一思想，在为王朝更替、天命流转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自此，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就是天下，得民心即得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德配天”天命观的确立，打通了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把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统治阶级自身的道德水平上来。也正是从西周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文化立国”的努力，从而产生了按照文化化育不同而区分出的华夷观念，打造出一种有文化等级差序的文化共同体。自此，一种华夏居中、夷狄环绕的天下格局和天下秩序开始形成。及至秦帝国的建立后，这种具有文化等级差序的天下观进一步和“大一统”政治权力架构融合，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再次发展到“大一统”天下观，实现了世界观、文化观和政治观的融合。
“大一统”的天下观成为此后中国两千余年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之一。在这一价值观指导下，中国人对内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依存关系格局，并在长期的交往中通过文化认同而熔铸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对外处理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形成具有东亚特点的朝贡体系，维持东亚秩序的长期和平与稳定。直到鸦片战争的到来，“大一统”的天下观在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冲击下轰然瓦解，中国人不得不走上从等级天下观向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转变的艰辛历程。
“大一统”天下观受到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可以追溯明朝中叶开始的“西学东渐”。随着传教士及其带来的西方的地理学知识进入中国，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真正的世界图景，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但是，这种了解仅仅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也仅仅局限在地理认识层面，没有深入到文化心理认同层面，因此，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对大一统天下观的冲击，开始渐次全面展开。这一展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洋务运动之前。这一阶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用“夷夏观”来处理这场东西文化冲突，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方略。可惜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制夷”的目的，而且由于背后制度的原因，连“师夷长技”都变成不可能。第二阶段，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这一阶段思考和解决的重点是隐藏在背后的制度差异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思路。洋务运动而不再是“夷务”运动，标志着传统天下观中“夷夏观”消解，同时也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运动依然固守着“中学为体”的底线。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略的推动下，1861年清政府取消理藩院，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1901年，随着《万国公法》被引进中国，清政府再次适应新形势，撤销了总理衙门，改设外交部，开始逐渐接受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下的国际新秩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也被引入中国，如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人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中学为体”的限度，并最终导致维新运动的兴起。第三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把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北洋水师付之一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打击，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化程度大大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大大加强。在这一条件下，年轻自负的光绪帝依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可惜的是，这场维新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就因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反对而草草收场。“中学为体”不仅没有得到废弃，维新派反而遭到“中学为体”派的废弃。历史的前进始终是都是以悲剧的形式开场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破旧维新的意识、国家主权平等的观念和国家治理的民主观念却逐渐地深入人心，近代民族國家观念开始萌芽。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于1899年秋风云乍起，席卷中国北部大地，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这一声势浩大的反抗面前，帝国主义列强改变了瓜分中国的计划，转而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此后的中国，开启了资本主义化浪潮，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得以蓬勃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力量。这一力量的上层，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其中下层则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其主旨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希图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实现民族独立。这一时期，传统天下观开始向现代国家观转型，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观念、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变革。以此为基础，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初步完成，也意味着中国传统天下观彻底瓦解。天下观的解体，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最外层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从而引起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从外向内的逐渐塌陷。
二、旧三民主义：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尝试
伴随着天下观的消解和民族国家观的建立，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尝试构建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其中最成体系者就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而且更加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曾经长期隶属于中华文明圈的东瀛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后，迅速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在甲午战争后打败清政府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为瓜分中国的霸主。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决心向日本学习，以康有为为代表，主张走日本君主立宪的老路;而另一部分中国人，以孙中山为代表，则主张走一条更加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逐渐形成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旧三民主义思想。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權、民生”，并强调指出：“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同时进一步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2 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是在放眼全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和批判借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的，其中蕴含的不卑不亢的民族体认和后来居上的信心，是后来的全盘西化者所根本不具备的。
从价值观构建的角度看，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构建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努力。其中，民族主义，包含对内驱除鞑虏，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对外，恢复中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压迫，是一个从驱除鞑虏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一开始，孙中山认为瓜分豆剖的中国，民族救亡刻不容缓。但一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二是因为要“取法乎上”，不能走君主立宪的老路，所以主张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民族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其革命的目的不是“排满复汉”，而是全体国民的革命，是要通过全体国民的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但因缺乏明确的反帝意识，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须致力民生建设。直到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基于对中国尚未真正取得民族独立这一事实，孙中山在《讨袁宣言》中重提民族主义，从而把民族主义的内涵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振兴中华的高度。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包含着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孙中山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民族，所以，即使历史上国家灭亡，我们的民族依然存在，并且拥有化育外来民族的能力。中国优良的道德传统，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要好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由于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同，不能像学习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的管理制度也照搬进来，而应该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此外，孙中山关于亚洲文化讲仁义道德，以理化人，是王道文化，而欧洲文化虽讲求科学，是“霸道文化”的思想，这些洞见都是其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民族主义相联系的是民族革命，与民生主义相联系的是社会革命，与民权主义相联系的则是政治革命。在民权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政治革命的目的就是废除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其最初的表达是在1894年，其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表达了“仿行西法之筹自强”的政治主张。上书失败后，他创立“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再之后，他在流亡海外的过程中，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考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其民权思想。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早期革命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权时代思想、主权在民思想、民权政体思想、全民政治思想、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五权宪法论，以及民权政治机械论等等，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华民国”成立后，按照民权思想，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孙中山也当选临时大总统。但是，民权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孙中山不久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中国进入新的军阀割据时代。需要强调的是，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是一个混合物，“一方面源于他自己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另一方面源于他对中国古代原始民主的崇尚。”2如，他在共和的阐释上，认为共和思想符合中国传统“三代之治”的精髓，因此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3此种融贯，尽管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但是那种兼美天下的壮志雄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民生主义，主要体现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这是孙中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的最具特色，而又希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地方。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在于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特别是在1895年广州起义泄密失败而被迫漂泊海外时，目睹资本主义社会因贫富悬殊而带来的社会乱象，孙中山开始从土地问题入手，来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造方案。“平均地权”一词，最早出现在1903年孙中山为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起草的入校誓词中，在此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章程中，其作为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而广为人知。受亨利·乔治单税论的影响，孙中山一开始对平均地权的理解，一是主张土地国有，以防止土地兼并;二是能耕者受田，不能耕者不得有寸土之地;三是赋税取于佣耕者。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这些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反对。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1906年，孙中山在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第一次对平均地权作出明确解释，即“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公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所共享。”4之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又增加了“定价收买”的内容，平均地权思想趋于完整。与农业中的平均地权相联系，民生主义在工业领域的要求就是节制资本。孙中山认为，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实现工业化是必然趋势。但是，在走向近代化、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未雨绸缪，防止社会革命的发生，是孙中山着重思考的问题。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提出了节制资本的策略。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主要是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为此，作出专门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道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1旧三民主義的提出，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纲领，并在这一革命纲领的指导下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起“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反思旧三民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历史过程，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是：从理论上看，旧三民主义价值观是天下观消解后，中国人面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观所做出的价值转型的努力。天下体系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面前不堪一击，面对门洞大开、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民族主义的最初诉求就是驱逐鞑虏，其目的说白了就是让汉族人试试。后来发现这根本不是汉不汉人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亡国灭种的问题。所以，民族主义的内涵在不断发展;民权主义就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强，日本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也实现了富强，一跃而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这是每个近代中国人最深切的感受。取法乎上，中国要仿照美国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共和国，那志气也是准备后来居上、甩日本君主立宪半条街的;再来看民生主义，则更是在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革命风起云涌之后，决心中国革命要未雨绸缪而采取的规避措施。从中可以看出，三民主义旨在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政治立国问题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不仅包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而且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种不同层面目标的价值观构建，理想很丰满，但是却被历史证明很难成功。这是三民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启示。
三、新文化运动：不同核心价值观改造方案的百家争鸣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爆发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经过制度层面而进入到更深层的文化层面。从价值观的视阈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各阶层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针对“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而提出的不同核心价值观构建方案，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十月革命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思想的再启蒙
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反思的结果有两个：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也不适合中国，因此主张回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一部分人得到希望继续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在思想界虽然影响不大，但是却牢牢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命脉，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统治的思想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太深厚，深入到宗法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在中国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阶级思想的再启蒙，消解掉存在于家族和个体之中儒家家族伦理。“从价值观的角度看，现代社会转型一般包括以下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一是个体之公民权利意识的形成，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逐渐取代原来的集权、专制和等级观念;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即一个或多个族裔上、政治上、文化上联系比较紧密的民族开始突破传统帝国的限制，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2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要实现自身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必须破除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特别是其中所隐含的华夷观念）以及家族观念的影响，把具有华夷之辨意蕴的朝贡国家观念转变为主权国家观念，把隶属于家族共同体的个体从家族之中解放出来，以培养其普遍的公民意识。”1但是，“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他们对儒家的家族伦理和价值系统的冲击则相对小得多。辛亥革命后，由新式军人与士绅共同把持的军绅政权，虽然已经初步确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但他们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儒家伦理为其意识形态的根据。”2因此，如何消解深入到家族和个体之中的儒家家族伦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从“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着手，开始对中国宗法社会中蕴藏的家族伦理进行批驳。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编辑部迁址北京，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行文采用白话文，在宣传的内容上：其一，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其二，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其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也就是通常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来源，最初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倡导者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从1915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勇敢地承担起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不仅如此，由于前期新文化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发生，一战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赤裸裸展现出来，让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然分化成两派：一派，全盘西化派，也可叫自由民主主義派;另一派，革命民主主义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开始在批判的基础上看待资本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派虽然从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中走出来，但是，“走出来之后往那里去？”仍然是一个前路多歧的问题。正如鲁迅所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3正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使落后的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下，也在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平等外交政策和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外交政策的对比下，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开始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转变。
（二）十月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
十月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中国思想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正在怀疑和彷徨不知道往那里去的时候，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已经在俄国取得成功，而俄国的情形和中国的情形又类似，更重要的是，这条新道路可以克服资产阶级已经被发现的贫富差距悬殊的弊端;其二，这条新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其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对待中国的态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其四，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及其彻底的革命精神，以及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壮丽理想，具有合真理性和合道义性相统一的特征，把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其五，最根本的是，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60多万人。与此同时，工人运动有增无减。有记载的产业工人罢工，1916年为17次，1917年为21次，到1918年增至30次。罢工规模亦不断扩大，仅1918年就有8次1000人以上的大罢工。”1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2
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中国也取得近代以来的第一次胜利。“一时间，全国上下‘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就连“看过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丑剧从而对一切都感到怀疑的鲁迅，这时也兴奋起来，从‘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到一种薄明的天气，便是新世纪的曙光’。”3然而，所有的兴奋和希望都被巴黎和会这盆水给浇灭了。1919年1月，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会议在美英日等国家的操纵下，不仅否定了中国的要求，而且还承认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侵占的中国领土以及继承原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消息传回北京，被新文化运动催燃起来一代新青年勇敢地走上街头，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正式爆发。北洋政府出军警镇压，逮捕学生。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响应。迫于压力，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却在6月1日发布命令，表彰曹汝霖等3人，解散学生团体，这一行动再次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不顾北洋政府的禁令，再次走上街头。在学生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全国各阶层纷纷行动起来，反对北洋政府的对外无能和对内专横。6月3日，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之后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响应，范围波及全国22个省的100多个大中城市和县城。在罢工、罢课和罢市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解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并于6月28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推动下发生的，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4
（三）价值观视阈下的新文化运动
从价值观视角看，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价值观改造方案，从立场上说有三种：一种是主张恢复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种是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恢复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他们依靠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希图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牟取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样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资本主义通过现代大工业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物质文明胜利，以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相当程度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的革新，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并形成“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扬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5自由主义者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歧出和政治干扰，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和正确方向。”6“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不久，胡适就敏感到伴随这一运动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给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他为此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30年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宣告了自由主义及第三条道路在中國的破产，这使得胡适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将这两个运动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以肯定新文化运动来否定五四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胡适的这一影响开始在中国大陆学者中产生反响。李泽厚把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启蒙’，把五四运动概括为‘救亡（革命）’，进而将这两个运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他感叹地说：‘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剧。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都笼罩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李泽厚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的话题下再次登场”，认为“‘新文化运动那一拨学人，以胡适为代表，他们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他们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因而“得出结论说：‘胡适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自由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义又拒斥激进的革命主义，它在一个基于现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汇了传统，继承了传统，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变，我认为这才是思想的正道。’”1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用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改良中国社会的主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一直存在。
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在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也已经显露出越来越深刻的弊端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2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改造中国的方案，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价值取向的社会改造方案。而社会主义改造方案的实施，只有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自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及其经验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为各种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理论方案，产生了价值观领域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在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同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差异化实践。
北洋政府属于核心价值观构建的保守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梦想复辟，恢复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股历史逆流，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经历袁世凯时期、皖系军阀时期、直系军阀时期和奉系军阀时期四个时期，到1928年张作霖退出北京结束，标志着恢复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实践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旧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努力失败。失败让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意识到单纯模仿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正在此时，十月革命爆发，孙中山开始把眼光投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在民族主义方面，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在民权主义方面，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在民生主义方面，重新解释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在平均地权方面，提出“耕者有其田”主张，明确反对封建剥削。在节制资本方面，增加制定劳动法，改良工人生活，并救济失业者等具体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影响下，新三民主义作了调适和完善，具有更加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原则基本一致。可惜的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集团上台，把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曲解为戴季陶主义，阉割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竭力宣扬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密切关系，最终把三民主义蜕化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孙中山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三民主义都有所继承。不同的是，共产党继承了三民主义‘左’的方面，而国民党继承了三民主义‘右’的方面;共产党沿着三民主义的大方向向前走，并大大突破了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则从三民主义往后退，退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边缘”1，及至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以儒家伦理为内容的伦理建设和心理建设，并以中国传统道德中所谓四维、八德、五达道、三达德为核心内容发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文化和封建道德借助“三民主义”的外壳重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时期国民党在价值观建设上的实践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让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做的思想启蒙努力付之东流，大大延缓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调整革命斗争的策略，不断地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其中，立场是核心，观点和方法都是为立场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建设的核心就是如何维护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理论上弄清楚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而在实践上要找到维护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反对封建主义，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并进而弄清楚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至于如何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党的建设上，突出思想建党原则，把党的建设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上，而不是按照固有的模式，注重党员的工人阶级成分。“思想上建党”的思想，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党的一切活动都因为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而具有广泛的动员性、引领性，党也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在军队的建设上，突出政治建军的原则，确保党指挥枪，把军队建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在总结国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结论。秋收起义失败后，在把部队带到农村去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部队党组织涣散的问题，从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通过整编、把支部建到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措施，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旧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同时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为政治建军思想奠定基础。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在党的建设方面，重点落实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第三，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土地革命，探索建立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苏维埃政权。在武装割据，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各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斗争。尤其是土地革命，完全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没有走把土地收归国有的传统做法，而是经过长期努力，“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没收对象、分配方法、土地所有权、阶级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脱离了封建剥削和债务，翻身解放做了主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解放。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經验，制定出一条“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为土地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中央红军在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法令;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举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后在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不仅使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天下，为全国人民点燃了一盏明灯，同时也为支援战争起了重要作用。”2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各抗日民族根据地开展以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核心的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等中间阶层采取冒险政策;在政治上，探索实践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三三制”政权等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不为一党之私而损害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尚情怀。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来构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价值观，不管是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还是根据地政权建设，都始终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广泛拥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基本研究结论及现实启示
总结近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其一，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要和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才可能获得成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一连错失了三次大的历史机遇：一是刚刚从游牧文明入主中原的清王朝，面对着西方新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依然在固守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的老路，导致出现一边是康乾盛世的辉煌，一边是农业文明被西方工业文明屠戮的“奇异的悲歌”;二是当鸦片战争的惨败唤醒一部分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又寄希望于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君主立宪的路，可惜的是，这时候君主立宪的路已经行不通;三是当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定“取法乎上”，决意模仿美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也一样行不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悲剧，就在于这种一直跟随着时代步伐后面亦步亦趋的努力，到最后都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在这种不断的失败中，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最后走上历史反动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其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境遇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其要实现的革命目标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单纯从一个维度来考量和应对中国革命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革命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思想启蒙、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民族独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仅仅对反封建有作用，而希图通过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毫无作用的。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待他们的历史命运只能是失败。然而长期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都是欠缺的，从而产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以及所谓“革命压倒启蒙”的论调。须知，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来说，宣扬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思想启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想启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革命压倒启蒙”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至上主义和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会导致实践上失败的严重后果，书斋里的教条主义却会混淆视听，因此，对书斋里教条主义的清算是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国所不得不重点解决的问题。
其三，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价值观构建，可以发现，是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构建的。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国共两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殊死的较量。然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曾经在经济上、军事上等各方面都那么强大的国民党，即使在美帝国主义的加持下，在最后的对决中，却如此不堪一击、兵败山倒？又为什么，曾经那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三光”的情势下，却依然势如星火而终至于燎原？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核心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维护和实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来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围绕代表、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价值本质，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政权建设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价值观建设，正因为如此，中國共产党才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历史证明，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中国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反之，失去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中国共产党也必将一事无成。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对此必须保持高度清醒，须臾不可偏离。
其四，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包括很多方面，但是，最本质扬弃和超越是核心价值观的扬弃和超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以资为本”，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规范、法律、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围绕资本增值这一根本目标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是有利于资本增值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利于资本增值的民主，资本主义的人权是有利于资本增值的人权，都具有形式上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制度、规范、法律、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其最终的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中美博弈，就是资本主义“以资为本”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具体来说：在经济领域，就是共同富裕和资本家富裕的博弈;在政治领域，就是人民民主和金钱民主的博弈;在文化领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博弈;在社会领域，就是和谐社会与分裂社会的博弈;在生态文明领域，就是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的博弈，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始终站在人类社会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杨建平
[关键词]近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构建;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3—0073—11
[作者简介]张学森，男，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法学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代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是多维的，既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挑战，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挑战，而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则是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挑战的结果，中国彻底失败，从而开启文明形态、社会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艰难转型。了解这一艰难转型的过程，认识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道义合理性，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对这一转型的解读也可以从文明转型或者制度转型的视角进行，本文仅仅从核心价值观转型的角度来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崩解
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封建制度得以顺畅运行的核心价值逻辑，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高度匹配的上层建筑。正是因为这种高度匹配性，中国封建社会创造出西方无法企及的农业文明和完善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此，资本主义革命前的西方思想界是充满艳羡的，最突出代表当属伏尔泰。生活在这一体制之中的中国人，亦以天朝上国者自居，对勃然兴起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工业文明到来的信号，最终导致出现一边是农业文明的“康乾盛世”，一边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碾压性打击的“奇异的悲歌”。
面对清军入关和明亡的结局，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号召人人起来保护天下。然而吊诡的是，刚刚从游牧文明入关的清朝统治者，迅速地接受了中华传统农业文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天下并没有亡，真正让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灭亡的是西方的工业文明。
伴随着军事上的入侵，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进行消解，首当其冲的是处于最外层的天下观。在西方弱肉强食民族国家观的挑战下，中国传统天下观发生了崩溃。中国传统天下观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融世界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内生性观念，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中国人的天下观一开始来源于对天地最直观的体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并把这种体验和确认融汇到自己的审美和日常生活之中。之后，“天圆地方”空间观加入了人文价值因素，地被分为中央和四方;而天则被赋予为一切权力的来源，从而架构起中华民族“天道观”文明的理论支点。在“天道观”里，天是最高权威，天的运行规律——天道，是人世间一切活动和行为的总依据。遵守天道，依照天道行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合一，谓之圣人”;违背天道，则会天怒人怨，遭受天谴。由于天的权威的神圣性，世俗的统治者称自己为天子，强调自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此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保证既有政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及至西周，中国人的天道观进一步发展到“以德配天”新境界，实现了天道和人道的融通，用以解释西周政权对殷商政权取代的合理性。德不配天，天命自然流转到以德配天者。这一思想，在为王朝更替、天命流转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自此，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就是天下，得民心即得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德配天”天命观的确立，打通了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把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统治阶级自身的道德水平上来。也正是从西周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文化立国”的努力，从而产生了按照文化化育不同而区分出的华夷观念，打造出一种有文化等级差序的文化共同体。自此，一种华夏居中、夷狄环绕的天下格局和天下秩序开始形成。及至秦帝国的建立后，这种具有文化等级差序的天下观进一步和“大一统”政治权力架构融合，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再次发展到“大一统”天下观，实现了世界观、文化观和政治观的融合。
“大一统”的天下观成为此后中国两千余年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之一。在这一价值观指导下，中国人对内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依存关系格局，并在长期的交往中通过文化认同而熔铸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对外处理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形成具有东亚特点的朝贡体系，维持东亚秩序的长期和平与稳定。直到鸦片战争的到来，“大一统”的天下观在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冲击下轰然瓦解，中国人不得不走上从等级天下观向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转变的艰辛历程。
“大一统”天下观受到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可以追溯明朝中叶开始的“西学东渐”。随着传教士及其带来的西方的地理学知识进入中国，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真正的世界图景，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但是，这种了解仅仅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也仅仅局限在地理认识层面，没有深入到文化心理认同层面，因此，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对大一统天下观的冲击，开始渐次全面展开。这一展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洋务运动之前。这一阶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用“夷夏观”来处理这场东西文化冲突，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方略。可惜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制夷”的目的，而且由于背后制度的原因，连“师夷长技”都变成不可能。第二阶段，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这一阶段思考和解决的重点是隐藏在背后的制度差异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应对思路。洋务运动而不再是“夷务”运动，标志着传统天下观中“夷夏观”消解，同时也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运动依然固守着“中学为体”的底线。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略的推动下，1861年清政府取消理藩院，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1901年，随着《万国公法》被引进中国，清政府再次适应新形势，撤销了总理衙门，改设外交部，开始逐渐接受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下的国际新秩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也被引入中国，如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人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中学为体”的限度，并最终导致维新运动的兴起。第三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把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北洋水师付之一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打击，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化程度大大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大大加强。在这一条件下，年轻自负的光绪帝依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可惜的是，这场维新运动仅仅持续了103天，就因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反对而草草收场。“中学为体”不仅没有得到废弃，维新派反而遭到“中学为体”派的废弃。历史的前进始终是都是以悲剧的形式开场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破旧维新的意识、国家主权平等的观念和国家治理的民主观念却逐渐地深入人心，近代民族國家观念开始萌芽。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于1899年秋风云乍起，席卷中国北部大地，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这一声势浩大的反抗面前，帝国主义列强改变了瓜分中国的计划，转而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此后的中国，开启了资本主义化浪潮，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得以蓬勃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力量。这一力量的上层，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其中下层则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其主旨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希图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实现民族独立。这一时期，传统天下观开始向现代国家观转型，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观念、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变革。以此为基础，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初步完成，也意味着中国传统天下观彻底瓦解。天下观的解体，意味着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最外层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从而引起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从外向内的逐渐塌陷。
二、旧三民主义：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尝试
伴随着天下观的消解和民族国家观的建立，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尝试构建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其中最成体系者就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而且更加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曾经长期隶属于中华文明圈的东瀛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后，迅速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在甲午战争后打败清政府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为瓜分中国的霸主。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决心向日本学习，以康有为为代表，主张走日本君主立宪的老路;而另一部分中国人，以孙中山为代表，则主张走一条更加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逐渐形成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旧三民主义思想。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權、民生”，并强调指出：“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同时进一步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2 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是在放眼全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和批判借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的，其中蕴含的不卑不亢的民族体认和后来居上的信心，是后来的全盘西化者所根本不具备的。
从价值观构建的角度看，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构建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努力。其中，民族主义，包含对内驱除鞑虏，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对外，恢复中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压迫，是一个从驱除鞑虏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一开始，孙中山认为瓜分豆剖的中国，民族救亡刻不容缓。但一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二是因为要“取法乎上”，不能走君主立宪的老路，所以主张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民族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其革命的目的不是“排满复汉”，而是全体国民的革命，是要通过全体国民的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但因缺乏明确的反帝意识，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须致力民生建设。直到1916年护国战争开始，基于对中国尚未真正取得民族独立这一事实，孙中山在《讨袁宣言》中重提民族主义，从而把民族主义的内涵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振兴中华的高度。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包含着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孙中山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民族，所以，即使历史上国家灭亡，我们的民族依然存在，并且拥有化育外来民族的能力。中国优良的道德传统，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要好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同时，由于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同，不能像学习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的管理制度也照搬进来，而应该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此外，孙中山关于亚洲文化讲仁义道德，以理化人，是王道文化，而欧洲文化虽讲求科学，是“霸道文化”的思想，这些洞见都是其同时代人所无法企及的。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民族主义相联系的是民族革命，与民生主义相联系的是社会革命，与民权主义相联系的则是政治革命。在民权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政治革命的目的就是废除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其最初的表达是在1894年，其在给李鸿章的上书中，表达了“仿行西法之筹自强”的政治主张。上书失败后，他创立“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再之后，他在流亡海外的过程中，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考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其民权思想。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早期革命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权时代思想、主权在民思想、民权政体思想、全民政治思想、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五权宪法论，以及民权政治机械论等等，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华民国”成立后，按照民权思想，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孙中山也当选临时大总统。但是，民权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孙中山不久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中国进入新的军阀割据时代。需要强调的是，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是一个混合物，“一方面源于他自己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另一方面源于他对中国古代原始民主的崇尚。”2如，他在共和的阐释上，认为共和思想符合中国传统“三代之治”的精髓，因此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3此种融贯，尽管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但是那种兼美天下的壮志雄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民生主义，主要体现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这是孙中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的最具特色，而又希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地方。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在于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特别是在1895年广州起义泄密失败而被迫漂泊海外时，目睹资本主义社会因贫富悬殊而带来的社会乱象，孙中山开始从土地问题入手，来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造方案。“平均地权”一词，最早出现在1903年孙中山为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起草的入校誓词中，在此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章程中，其作为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而广为人知。受亨利·乔治单税论的影响，孙中山一开始对平均地权的理解，一是主张土地国有，以防止土地兼并;二是能耕者受田，不能耕者不得有寸土之地;三是赋税取于佣耕者。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这些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反对。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1906年，孙中山在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第一次对平均地权作出明确解释，即“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公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所共享。”4之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又增加了“定价收买”的内容，平均地权思想趋于完整。与农业中的平均地权相联系，民生主义在工业领域的要求就是节制资本。孙中山认为，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实现工业化是必然趋势。但是，在走向近代化、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未雨绸缪，防止社会革命的发生，是孙中山着重思考的问题。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提出了节制资本的策略。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主要是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为此，作出专门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道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1旧三民主義的提出，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纲领，并在这一革命纲领的指导下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起“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反思旧三民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历史过程，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历史启示是：从理论上看，旧三民主义价值观是天下观消解后，中国人面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观所做出的价值转型的努力。天下体系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面前不堪一击，面对门洞大开、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民族主义的最初诉求就是驱逐鞑虏，其目的说白了就是让汉族人试试。后来发现这根本不是汉不汉人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亡国灭种的问题。所以，民族主义的内涵在不断发展;民权主义就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强，日本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也实现了富强，一跃而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这是每个近代中国人最深切的感受。取法乎上，中国要仿照美国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共和国，那志气也是准备后来居上、甩日本君主立宪半条街的;再来看民生主义，则更是在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革命风起云涌之后，决心中国革命要未雨绸缪而采取的规避措施。从中可以看出，三民主义旨在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政治立国问题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不仅包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而且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种不同层面目标的价值观构建，理想很丰满，但是却被历史证明很难成功。这是三民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启示。
三、新文化运动：不同核心价值观改造方案的百家争鸣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爆发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经过制度层面而进入到更深层的文化层面。从价值观的视阈看，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各阶层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针对“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而提出的不同核心价值观构建方案，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十月革命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思想的再启蒙
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反思的结果有两个：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也不适合中国，因此主张回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一部分人得到希望继续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在思想界虽然影响不大，但是却牢牢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命脉，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统治的思想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太深厚，深入到宗法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在中国要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阶级思想的再启蒙，消解掉存在于家族和个体之中儒家家族伦理。“从价值观的角度看，现代社会转型一般包括以下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一是个体之公民权利意识的形成，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逐渐取代原来的集权、专制和等级观念;二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即一个或多个族裔上、政治上、文化上联系比较紧密的民族开始突破传统帝国的限制，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2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要实现自身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必须破除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特别是其中所隐含的华夷观念）以及家族观念的影响，把具有华夷之辨意蕴的朝贡国家观念转变为主权国家观念，把隶属于家族共同体的个体从家族之中解放出来，以培养其普遍的公民意识。”1但是，“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他们对儒家的家族伦理和价值系统的冲击则相对小得多。辛亥革命后，由新式军人与士绅共同把持的军绅政权，虽然已经初步确立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但他们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儒家伦理为其意识形态的根据。”2因此，如何消解深入到家族和个体之中的儒家家族伦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新文化运动发起者从“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着手，开始对中国宗法社会中蕴藏的家族伦理进行批驳。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编辑部迁址北京，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行文采用白话文，在宣传的内容上：其一，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其二，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其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也就是通常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来源，最初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倡导者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从1915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勇敢地承担起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不仅如此，由于前期新文化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发生，一战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赤裸裸展现出来，让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然分化成两派：一派，全盘西化派，也可叫自由民主主義派;另一派，革命民主主义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开始在批判的基础上看待资本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派虽然从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中走出来，但是，“走出来之后往那里去？”仍然是一个前路多歧的问题。正如鲁迅所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3正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使落后的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下，也在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平等外交政策和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外交政策的对比下，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开始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向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转变。
（二）十月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
十月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中国思想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正在怀疑和彷徨不知道往那里去的时候，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已经在俄国取得成功，而俄国的情形和中国的情形又类似，更重要的是，这条新道路可以克服资产阶级已经被发现的贫富差距悬殊的弊端;其二，这条新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其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对待中国的态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其四，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及其彻底的革命精神，以及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壮丽理想，具有合真理性和合道义性相统一的特征，把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其五，最根本的是，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60多万人。与此同时，工人运动有增无减。有记载的产业工人罢工，1916年为17次，1917年为21次，到1918年增至30次。罢工规模亦不断扩大，仅1918年就有8次1000人以上的大罢工。”1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则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2
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中国也取得近代以来的第一次胜利。“一时间，全国上下‘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就连“看过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丑剧从而对一切都感到怀疑的鲁迅，这时也兴奋起来，从‘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到一种薄明的天气，便是新世纪的曙光’。”3然而，所有的兴奋和希望都被巴黎和会这盆水给浇灭了。1919年1月，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会议在美英日等国家的操纵下，不仅否定了中国的要求，而且还承认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侵占的中国领土以及继承原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消息传回北京，被新文化运动催燃起来一代新青年勇敢地走上街头，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正式爆发。北洋政府出军警镇压，逮捕学生。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响应。迫于压力，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却在6月1日发布命令，表彰曹汝霖等3人，解散学生团体，这一行动再次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不顾北洋政府的禁令，再次走上街头。在学生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全国各阶层纷纷行动起来，反对北洋政府的对外无能和对内专横。6月3日，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之后全国各地工人纷纷响应，范围波及全国22个省的100多个大中城市和县城。在罢工、罢课和罢市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解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并于6月28日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推动下发生的，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4
（三）价值观视阈下的新文化运动
从价值观视角看，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价值观改造方案，从立场上说有三种：一种是主张恢复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种是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恢复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他们依靠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希图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牟取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样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资本主义通过现代大工业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物质文明胜利，以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相当程度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的革新，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并形成“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扬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5自由主义者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歧出和政治干扰，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和正确方向。”6“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不久，胡适就敏感到伴随这一运动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给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他为此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30年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宣告了自由主义及第三条道路在中國的破产，这使得胡适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将这两个运动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以肯定新文化运动来否定五四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胡适的这一影响开始在中国大陆学者中产生反响。李泽厚把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启蒙’，把五四运动概括为‘救亡（革命）’，进而将这两个运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他感叹地说：‘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剧。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都笼罩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李泽厚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的话题下再次登场”，认为“‘新文化运动那一拨学人，以胡适为代表，他们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他们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因而“得出结论说：‘胡适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自由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义又拒斥激进的革命主义，它在一个基于现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汇了传统，继承了传统，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变，我认为这才是思想的正道。’”1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用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改良中国社会的主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一直存在。
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在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也已经显露出越来越深刻的弊端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2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改造中国的方案，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价值取向的社会改造方案。而社会主义改造方案的实施，只有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自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及其经验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为各种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了理论方案，产生了价值观领域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在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同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差异化实践。
北洋政府属于核心价值观构建的保守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梦想复辟，恢复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股历史逆流，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经历袁世凯时期、皖系军阀时期、直系军阀时期和奉系军阀时期四个时期，到1928年张作霖退出北京结束，标志着恢复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实践的失败。
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旧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努力失败。失败让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意识到单纯模仿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正在此时，十月革命爆发，孙中山开始把眼光投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在民族主义方面，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在民权主义方面，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在民生主义方面，重新解释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在平均地权方面，提出“耕者有其田”主张，明确反对封建剥削。在节制资本方面，增加制定劳动法，改良工人生活，并救济失业者等具体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影响下，新三民主义作了调适和完善，具有更加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原则基本一致。可惜的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右派集团上台，把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曲解为戴季陶主义，阉割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竭力宣扬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密切关系，最终把三民主义蜕化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孙中山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三民主义都有所继承。不同的是，共产党继承了三民主义‘左’的方面，而国民党继承了三民主义‘右’的方面;共产党沿着三民主义的大方向向前走，并大大突破了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则从三民主义往后退，退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边缘”1，及至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内大张旗鼓地进行以儒家伦理为内容的伦理建设和心理建设，并以中国传统道德中所谓四维、八德、五达道、三达德为核心内容发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文化和封建道德借助“三民主义”的外壳重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时期国民党在价值观建设上的实践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让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做的思想启蒙努力付之东流，大大延缓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调整革命斗争的策略，不断地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其中，立场是核心，观点和方法都是为立场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建设的核心就是如何维护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理论上弄清楚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而在实践上要找到维护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反对封建主义，又要反对帝国主义，并进而弄清楚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至于如何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党的建设上，突出思想建党原则，把党的建设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上，而不是按照固有的模式，注重党员的工人阶级成分。“思想上建党”的思想，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党的一切活动都因为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而具有广泛的动员性、引领性，党也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在军队的建设上，突出政治建军的原则，确保党指挥枪，把军队建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在总结国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结论。秋收起义失败后，在把部队带到农村去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部队党组织涣散的问题，从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通过整编、把支部建到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措施，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旧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同时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为政治建军思想奠定基础。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在党的建设方面，重点落实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第三，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土地革命，探索建立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苏维埃政权。在武装割据，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各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斗争。尤其是土地革命，完全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没有走把土地收归国有的传统做法，而是经过长期努力，“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没收对象、分配方法、土地所有权、阶级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脱离了封建剥削和债务，翻身解放做了主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解放。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經验，制定出一条“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为土地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中央红军在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法令;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举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后在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不仅使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天下，为全国人民点燃了一盏明灯，同时也为支援战争起了重要作用。”2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各抗日民族根据地开展以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为核心的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等中间阶层采取冒险政策;在政治上，探索实践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三三制”政权等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不为一党之私而损害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尚情怀。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来构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价值观，不管是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还是根据地政权建设，都始终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广泛拥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基本研究结论及现实启示
总结近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其一，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要和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才可能获得成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一连错失了三次大的历史机遇：一是刚刚从游牧文明入主中原的清王朝，面对着西方新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依然在固守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的老路，导致出现一边是康乾盛世的辉煌，一边是农业文明被西方工业文明屠戮的“奇异的悲歌”;二是当鸦片战争的惨败唤醒一部分先进分子“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又寄希望于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走君主立宪的路，可惜的是，这时候君主立宪的路已经行不通;三是当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定“取法乎上”，决意模仿美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也一样行不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悲剧，就在于这种一直跟随着时代步伐后面亦步亦趋的努力，到最后都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在这种不断的失败中，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最后走上历史反动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其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境遇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其要实现的革命目标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单纯从一个维度来考量和应对中国革命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革命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思想启蒙、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民族独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仅仅对反封建有作用，而希图通过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毫无作用的。因此，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待他们的历史命运只能是失败。然而长期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都是欠缺的，从而产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以及所谓“革命压倒启蒙”的论调。须知，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来说，宣扬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思想启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想启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革命压倒启蒙”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至上主义和教条主义。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会导致实践上失败的严重后果，书斋里的教条主义却会混淆视听，因此，对书斋里教条主义的清算是进入新时代、迫切需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国所不得不重点解决的问题。
其三，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价值观构建，可以发现，是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构建的。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国共两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殊死的较量。然而，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曾经在经济上、军事上等各方面都那么强大的国民党，即使在美帝国主义的加持下，在最后的对决中，却如此不堪一击、兵败山倒？又为什么，曾经那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三光”的情势下，却依然势如星火而终至于燎原？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核心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维护和实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来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围绕代表、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价值本质，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政权建设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价值观建设，正因为如此，中國共产党才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历史证明，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中国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反之，失去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中国共产党也必将一事无成。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对此必须保持高度清醒，须臾不可偏离。
其四，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包括很多方面，但是，最本质扬弃和超越是核心价值观的扬弃和超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以资为本”，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规范、法律、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围绕资本增值这一根本目标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是有利于资本增值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利于资本增值的民主，资本主义的人权是有利于资本增值的人权，都具有形式上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制度、规范、法律、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其最终的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中美博弈，就是资本主义“以资为本”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具体来说：在经济领域，就是共同富裕和资本家富裕的博弈;在政治领域，就是人民民主和金钱民主的博弈;在文化领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博弈;在社会领域，就是和谐社会与分裂社会的博弈;在生态文明领域，就是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的博弈，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始终站在人类社会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