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十月间我在武大。有一天接到一封朱诗人由汉口某旅社寄来的信，信里说他要赴长沙，不幸途中被窃，旅费无着，想问我通融数十元。这信突如其来，颇觉不近情理；况且武大里也有他清华旧同学，何以偏偏寻着我？但转念一想，诗人的思想与行动本不可以寻常尺度相衡，他既不以世俗人待我，我又何必以世俗人自居呢？那天我恰有事要到汉口，便带了他所需要的钱数寻到他的寓所。那旅馆靠近一码头，湫隘不堪，不像中上阶级落脚之所，粉牌上标着“朱子沅”。茶房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便立刻带着我向他房间里走。上了楼，在一间黑暗狭小的边房里会见了诗人，容貌比在安大所见憔悴得多了，身上一件赭黄格子哔叽的洋服，满是皱纹，好像长久没有熨过，皮鞋上也积满尘土。寒暄之下，才知道他久已离开安大。路费交去之后，他说还不够，因为他还要在汉口赎取什么。我约他明日自到武大来拿，顺便引他参观珞珈全景。问他近来作诗没有？他从小桌上拿起一叠诗稿，约有十来首光景。我随意接着看了一下：他的作风近来似乎改变了，很晦涩，有点像闻一多先生的《死水》。而且诗人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有头没尾的，同他的诗一样不容易了解，一样充满了神秘性。我闷得发慌，没有谈得三句话便辞别了他回山了。
　　第二天诗人到了珞珈山，仍旧那副憔悴的容颜，那套敝旧的衣服，而且外套也没有，帽子也不戴。我引他参观了文学院，又引他参观图书馆，走过阅览室时，我指着装新文学参考书的玻璃柜对他说：“您的大作也在这里面，但只有《夏天》和《草莽集》两種。您还有新出版的著作么？告诉我，让我好叫图书馆去购置。”诗人忽然若有所感似的在柜边立住了脚，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本来凄黯的眼光更加凄黯了，答道：“这两本诗是我出国前写的，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新著诗稿数种现在长沙我妻子的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处呢？”他说着又微微一笑。我不知这笑是轻蔑，还是感慨，只觉得这笑里蕴藏着千古才人怀才不遇的辛酸与悲愤，直到于今只须眼睛一闭，这笑容还在我面前荡漾着。
　　二十二年的十月，诗人又到了武昌。这一次穿的是灰色条子土布长袍，头发梳得颇光滑，言语举止也比第一次镇静，他说自于安大失业后就没有找着事，现在生活恐慌得很，不知武大有没有相当功课让他担任，我教他去寻他清华旧同学也许有办法。他临去时，又嗫嚅地说武大的事假如不成，他要到安大去索欠薪，但可恨途中又被小偷光顾……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又拿了一笔钱给他。又请他到本校消费合作社吃了一碗面，替他买了一包白金龙的烟，一盒火柴，他以一种几乎近于抢的姿势，将烟往怀中一藏，吸的时候很郑重地取出一支来，仍旧将烟包藏入怀里，好像怕人从旁夺了去。我看了不禁暗暗好笑，可怜的诗人，一定长久没有嗅着烟的香味了。
　　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呢？社会虽然善于压迫天才，但已从许多艰难挫折中奋斗出来的他，不见得还会遭着青年诗人Chatter-ton同样惨澹的失败。他，正像他夫人所说只要肯好好干下去，安大的教席是可以与学校相终始的，而他居然为了一点芥子般的小事与學校决裂。大学里虽站不住，难道中小学不能暂时混混？清高的教授地位虽失去了，难道机关小职员的职分不可以勉强俯就一下？他同他夫人从前爱情如此浓厚，后来变得如此之冷淡，这中间又有什么缘故？听他夫人所述种种，似乎家庭之失和，他负的责任较多。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甜蜜的家庭走上饥饿、寒冷、耻辱、误解的道路上去？这个谜我以前总猜不透，现在读了他死后出版的《石门集》才恍有所悟。他有一首诗曾这样说道：只要一个浪漫事，给我，好阻挡这现实，戕害生机的；我好宣畅这勇气，这感情的块垒，这纠纷！
　　他回国以来的沉默，证明了他灵感泉源之枯竭与创作力之消沉。太美满的生活环境从来不是诗人之福，“诗穷而后工”不是吗？他觉得有一种飘忽的玄妙的憧憬，永远在他眼前飘漾，好像美人的手招着：来呀。但是你要想得到我，须抛弃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好像富人进天国必须舍施他的全部财产。这就是那美丽魅人的诗神的声音。
　　于是他将那足以戕害他生机的现实像敝屣一样抛掷了。饥饿，寒冷，耻辱，误解，还有足以使得一个敏感的诗人感到彻骨痛伤的种种，果然像一声雷一片热催发他埋藏心底的青春，生命中的火焰，性灵中的虹彩，使它们一一变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谁说一部《石门集》不是诗人拿性命兑换来的？怪不得诗神果然接受了他，教他的诗篇先在这荒凉枯寂的世界开了几百朵的奇葩，又把他的灵魂带到美丽、光明的永恒里去！
　　（节选自《青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