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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尤其是200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在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我国职业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无论中职还是高职，从规模上都占据了同等教育层次的“半壁江山”。而后，规模上的跃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职业教育还缺乏足够的社会吸引力，民众对职业教育依然存在许多偏见，在许多家长、学生眼中，职业学校“低人一等”，是“穷孩子”“差学生”的无奈选择。
缺乏吸引力，长期以来成为困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命门”所在。
职业教育不是“雕虫小技”
“我们中国人说到‘技’的时候，就是‘雕虫小技’，这其实是不重视技能教育的表现。老百姓教育孩子要读名牌大学，进入政界、商界，望子成龙不是和‘技’联系在一起，说明我们职业教育的问题还很多。”今年“两会”，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
把职业教育视为“雕虫小技”，这是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也是职教吸引力不足的表现。可以说，吸引力不提升，职业教育就得不到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可，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从表面看，吸引力问题是社会观念、民众偏见问题;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职业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从招生录取到学生发展等诸多环节，职业教育都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这一切，随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决定》的发布迎来了改变的契机。
职业教育以“技”见长，在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转折点，职业教育这一“技”，绝不是“雕虫小技”。
不久前，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一把精致小巧的“鲁班锁”当作礼物，赠送给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份礼物是由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3名“90后”的大三学生亲手制作的……
实际上，在我国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高技能人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核能研究者直言：院士和高技能专家同样重要。他提出一个口号叫作“科学家的规划，工程师的蓝图，高技能人才的产品”，三者缺一不可，相比之下，目前最缺乏的是尖端产品的“制造者”。
对此，北京机床研究所副总工艺师金福吉深有体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感慨地说：我国现代制造业落后在什么地方？一是材料，二是工艺。在许多高端制造领域，高精尖的设计要由蓝图变为产品，往往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做不出来的，职校所培养的技能人才更有优势。在一些企业、科研院所，高技能人才甚至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明确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习近平主席的话，强调了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在促进工业化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战略意义。
相较于德国、日本、瑞士等职教发达国家，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依然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所在。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守镇介绍，当前我国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与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根据2012年全总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倍率一般在1：3～1：4之间，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甚至高达1：6，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我国职工受教育总体水平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高素质技术工人匮乏，一线工人待遇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因素。
而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看来，发展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对国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国家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扩招以来，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是700多万人了。但是相比较而言，高级技工的培养培训是相应落后的。在很多工程技术、工厂企业里面非常缺的是这一块。”
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说：综观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战略、高级蓝领受人尊敬的情况十分普遍，我国在社会配套机制和观念上还相对滞后。
今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种高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技能人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战略举措”，也是“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创业的重大措施”。
职业教育以“技能”立足，职校学生以“技能”发展，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千万高技能人才所实现的是国家发展大計，而非“雕虫小技”。 “除了政府需要投入以及体制改革之外，需要全民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似乎只有读了大学才能怎么怎么样，“望子成龙”都是希望孩子读大学。但是通过职业教育，获得有资质的高级技工，对社会的贡献，对自己的收入，都是相当不低的，这个观念要转变。”陈锡文如此认为。
结束职教“断头教育”的历史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其中，上升通道不畅是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很难再获得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这种不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也在无形中导致职业教育被降格为“低层次教育”和“断头教育”。
“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讲我们的社会结构一定要打通人人成才的上升通道，打破制约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天花板、断头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在她看来，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格局必须打破。
打通职业教育的“断头路”，首当其冲要解决哪些问题？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应开辟一条深造之路，改变目前职业教育“断头路”的现状。例如，中、高职升学应衔接畅通，让职高学生也充分拥有考大学的权利等。“要让学生有畅通的上升渠道、充分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人们才能认可‘职业教育也是成才之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 “‘断头教育’并不是指职校的毕业生不能升入更高层次的院校，而是指深造得以‘废掉’原专业、转攻另一门陌生的专业为代价。”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陈嵩建议，贯通后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搭建技能人才的“专业上升链条”，设立技能型本科和技术硕士。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理解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要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桥梁，为学生成长搭建“立交桥”。二是要打通人才成长通道，做好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衔接。三是要加快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
建立如此复杂而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作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行动指南，《决定》对此进行了系统布局，提出统筹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构建职教直通车，明确定位了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多层次多类型职教使命。
“《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培养层次进行了进一步界定，重新划分了我国的教育体系。”葛道凯对《决定》做了详细解读。他说，今后的职业教育将包括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几个阶段，还要有与职业教育特点相符合的学位制度。这不仅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层次，也使职业教育培养人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职业教育再不是传统观念中的“断头教育”“次品教育”。
可以确定的是，打通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
为了连接已有的中职、专科层次的高职和侧重应用性的专业硕士，构建起各个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决定》首次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解释，现代职业体系建设需要解决本科阶段职业教育的断层，继续教育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需要解决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断点，就需要融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新型大学。因此，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贯通”“沟通”“融合”“立交”四个方面，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居于枢纽位置，这是转型发展的基本定位。
如此看来，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的目的，是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有了这一环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才算真正完整。
谈起《决定》中搭建“立交桥”对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作用，职业院校的管理者纷纷表示肯定。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邓振义认为，《决定》打破了过去十多年来职业教育只停留在大专层次的“断头教育”，今后的职业教育将包括中职、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若干阶段，并且是面向人人、立交发展，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多路径成才需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表示：“家长和学生会认为，职业教育不是一个断头教育，还可以通过‘立交桥’往上走，读本科、专业硕士等学位，还可能进入普通教育的序列，给学生一种选择权，让学生感受到职业教育也有出头之日，而不是死路一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学生就可以朝那个方向努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何瑶伟告诉记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构建，今后高职院校学生也能读本科、硕士，甚至博士。这预示着职业教育又一个春天的来到，这对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是个大好消息。”
“以往职业教育是‘断头路’，到了高职就断了，现在明确可以读本科和研究生，给了大家一个愿景，学生就学的渠道更加广阔，相信会吸引更多孩子来读职业学校。”平顶山教育学院党委书记丁永强说。
好政策关键在落实。鲁昕表示，抓紧制订出台职业教育配套政策，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打通职业教育学生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要把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落实到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创新过程、实习实训过程、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搭建人人皆可成才的“立交桥”，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办职教不再只是教育内部的事
“之前搞职业教育，缺乏企业参与，缺乏制度环境，缺乏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决定》将优化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列为四大目标任务之一，说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了。
那么，除了教育系统，哪些部门或机构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呢？
《决定》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健全企业参与制度。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这是《决定》最重要的亮点之一，首次提出企业要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葛道凯说，“我们旧有的观念往往是办教育是学校的事，而这一次明确，办职业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企业的事。”《决定》明确将企业定位于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明确了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地位，使企业做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这实际上解决了产教融合的问题。”葛道凯强调。
以往，对企业办学或参与办学的要求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不分企业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采取“一刀切”，对于企业办学的地位、责任和任务界定不清楚，对确有贡献的企业的经济补偿和社会认可方式或者不具体，或者操作性不强。这次，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再泛泛要求，而是区分企业具体情况，对小企业不作具体要求，对规模以上企业明确要求，“要有机构或人员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
《决定》不仅重塑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还明确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办学不应狭义地理解为出资兴办学校，还应包括参与教育教学过程，如参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接受学生实习、派遣技术人员讲实训课等。”葛道凯说。
过去，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热的是学校，冷的是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企业的积极性不高。
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分析，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冷，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是企业对于与职业院校合作的价值以及未来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认识不到位。“企业考虑更多的是经营、盈利，甚至在一些企業看来，与学校合作以后，老师跟学生的实践可能短期会给企业增加负担。如果说，企业的实力还不够强，或者看得还不够远，对队伍建设还不够系统的话，就会存在认知差异。”二是对支持职业教育的企业，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力度不大。 与史晓鹤的观点相同。作为企业管理者，上海企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束遵国也认为：“企业是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在校企合作中企业投入成本很高，但从短期看，收效不明显。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奖励制度，收税优惠、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难以兑现。”
如何才能调动起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认为，一靠政策引导，二靠责任明确。“职教发展改革，需要有一种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心态。除了教育部之外的各部委，像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能够真正消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符合条件的参与企业可以真正得到一些税务的减免，而不只是纸上谈兵。”单强说，企业是向利的，要想调动企业参与职教的积极性，就要有具体的政策条文让其“有利可图”，实现互惠双赢，否则，企业参与办学就会变成口号，导致说与做不一致的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又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应当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职业教育不仅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密切相关，而且事关民生就业，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企业有责任、有义务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贡献才智和资源。这种义务和责任也必须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化下来。
对此，这次《决定》明确，“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建设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对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其办学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求的，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支持。”
葛道凯说，这是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责权对等，获得货真价实的激励。
企业是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如何避免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教育质量？又该怎样解决企业的内生动力？
“《决定》规定，‘企业的社会职责就是按工资总额每年要提取1.5～2.5%的职业教育培训经费’，企业要履行社会职责，这是企业履行社会职责的一个财力来源。”鲁昕说，一系列文件出台后，用政策激励企业的内生动力。“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重视高素质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培养。只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的企业，想建百年的企业，不想退出市场的企业，都会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无疑，未来能在职教发展中真正获益的企业，必须将职业教育视为企业的培训部，将人才及技术孕育培养前置。史晓鹤对此感受很深。北京市商业学校隶属大型国有企业——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史晓鹤说：“集团领导一直重视职业教育，政策颁发后，他们进行了学习研究，看到一些支持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后，他们感到，对企业而言，办职业教育不是企业发展中的包袱，而是促进企业发展的积极力量。为此，他们提出，学校与企业双主体共同发展。”
政策措施越给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越有力。《决定》结束了职业教育只由教育系统办的局面，开启了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新时代。
职业院校有了更多“自主权”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倾斜和投入的增加，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但与之相悖的是，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得不到扩大，学校內部制度供给的短缺和内部治理结构设计的不完善等影响和制约着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不能用行政力量，也不能指望利益因素，而应该改革职业院校的经费保障体系、校长选拔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现职业教育家办学，让职业教育从教者有对职业教育的高度认同，有教育的理想，安于在职业教育领域办出学校的个性与特色。
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在全国政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上提出：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培养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善政必简’，应坚决落实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赋予职业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权力？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文贤建议：一是取消专业审批制度，允许职业院校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和主导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自主设置专业。二是结合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双重特色，制定适应高职教育的教师职称评聘办法，使之有别于普通本科教育，促进高素质、高技能、可持续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三是给予职业院校教师聘用自主权，允许职业院校从企业引进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从事职业教育。四是给予职业院校收入分配自主权，使之合理配置资源，激发办学活力。
史晓鹤认为，一是扩大用人自主权，使企业的能工巧匠能够进入职业学校任教。二是扩大专业设置的自主权。“现在开设新专业要经过各种论证，赋予学校一些专业设置的权利后，会充分调动学校的积极性，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或调整专业。”
“职业院校作为一个重要的办学机构，经历了多次管理改革，但关键是没有形成现代学校制度，没有可靠的治理结构，简单下放权力，是收不到实效的。同时，由于对职业教育重视和研究不够，往往参照高校或普通中学管理改革的政策，适应不了职业教育院校办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决定》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具体的政策要求，提出‘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给职业院校松绑，向职业院校放权”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正是力图给职业教育院校“松绑”、扩大院校办学自主权的有力举措。
记者在教育部网站上看到，在《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推动职业教育治理创新。要改革职业教育管理方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的干预。” 除了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外，职业院校在内部治理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权利是一把‘双刃剑’”，史晓鹤表示，“有了自主权固然好，学校的办学可以更加灵活机动，但也要看到，职业学校内部管理规范性还有待于提高。”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建国认为，目前，集权式管理明显，权力过于集中，管理效率不高。此外，决策运行方式简单，重大事项由学院决策，院系、职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参与度偏低。
如何推进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
史晓鹤认为需要建章立制，“章程的制定不要千篇一律，而是既符合教育的政策法规，也符合学校的特点。这方面，职业学校的内部管理应该向优秀企业学习，学习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使学校的教学教育、社会服务更加规范化。”
对此，《决定》做了重要表述，“职业院校要依法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
《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也提出，“职业院校要依法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成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理事会或董事会，把各利益相关方吸收到学校决策体系中来，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确保决策科学、按规律办学。”
余祖光评价，这不仅有利于完善现代职业院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教师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根据职业教育自身的规律，强调了职业院校的特色，为提高职业院校办学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邓庆宁对媒体表示：“以前提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主要是在综合性大学等高等学院，现在职业院校也明确提出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引进学校‘治理’的概念，使得学校可以依法办学，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如果现代职业学校建立不起来，也就谈不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了。”
由国家“管理”转向社会“治理”
长期以来，同普通教育一样，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由政府主导，从经费投入、人事安排、学校管理、甚至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都能明显看到行政这只“大手”的存在。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然而，作为与与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大多有着地方特色，单一、固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往往难以对职业教育变化做出敏锐的反应。
李卫红去年到湖南、重庆等地调研，发现政府部门之间对职业教育总体规划的认识、对职业教育和经济转型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缺乏共识，体制机制的改革刻不容缓。“教育要多考虑是为了谁，如果总是考虑技工学校怎么办、合格证书谁来发、教材培训谁来做等问题，一来二去，问题还是‘老大难’问题。”
此外，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投入要高许多。从国外职教发达国家办学经验看，要想办好职业教育，政府不能唱“独角戏”，全社会尤其是行业企业都要为职业教育发展“添砖加瓦”。 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那样：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须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力量，为进一步激发民办职业教育的活力，要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实际上，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对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大有裨益。作为民办职业院校举办者，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认为，民办职业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灵活的办学机制等特色和优势在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实问题在于，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投入回报机制不明确等制度限制，社会资本对介入职业教育还有一些顾虑，即便一些社会人士认识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投入保障机制，往往有热情而无动力，有想法而无行动。
《决定》的颁布为社会力量进入职业教育领域打开了大门。
《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这些都是要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葛道凯如此解读。在他看来，《决定》所探索的职教“多元”投入机制绝非一句口号型的号召，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突破真正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环境。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指出，要建设一个多元化的办学格局，这次一个重大亮点。怎样做好多元化办学？第一要多元主体办学，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都可以办职业教育。第二多种形式办学，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第三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多渠道包括政府的资金、企业的资金、各个部门的资金，还有社会捐赠的资金以及民间资本来办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社会产业变化更加敏锐，具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投入，意味着“话语权”。同样，社会力量的介入，意味着职业教育管理方式需要转变，由过去教育主管部门对职业学校的单向“管理”，转为更加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治理”模式。
对于这样的变化，马树超认为，原先只是说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把它当成实现目标任务的保障条件，现在把它当作目标任务本身，给予了更重要的地位，这是国家由“管理”转向“治理”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李克强总理说，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肯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作为国内优秀民办职业院校管理者，单强有着更深的体会：“以前也说怎样进行机制体制创新，怎样进行校企合作、产业融合，但这一次更加具体地提出，吸引社会力量来举办职业院校，公办民办之间可以相互委托管理，也鼓励社会资本以合资、合作、股份制的方式来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其背后隐含的一条重要逻辑，就是希望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這和新一届政府对政府职能的界定和市场力量的信任是不谋而合的，是一个大的方向。”
《决定》提到，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基本建立，政策法规更加健全，相关标准更加科学规范，监管机制更加完善。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政策更加健全。全社会人才观念显著改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的氛围更加浓厚。
显然，在“治理”模式下，职业教育将更加“开放”，多元投入主体将依照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则”与“标准”予以运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弊端，能够增加职业教育的活力。
当然，强调职业教育投入“多元化”，以及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政府管理。如同经济领域管理一样，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同时要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宏观调控。无论是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还是经费投入等各方面，政府都应发挥主导作用。
比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决定》在明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各级政府的投入职责，如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要依法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决算公开制度。这些都将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地方不重视职业教育的状况。
显然，在实现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转变自身的职能，而其他参与主体，同样需要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从而实现各方的多元合力，共同推进职业教育管理走向科学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单强所言：《决定》最大的亮点是指出了如何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政府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要由过去计划式、指令性的方式，变成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这就必然会产生提供服务方之间的竞争，院校要想获得这样的支持，必须做得比别人好。
管理方式的转变，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意义深远。比如，近年来，强调职业教育要加强行业指导，《决定》提出的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政策依据。而在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校长周俊看来，“这一规定，可以解决目前职业教育存在的很多困难和问题。如果能够真正把产教融合起来，就可以改善职业院校和企业‘两张皮’的现状，企业投资了，变成学校的股东之一，他也会主动地关心学校的人才培养，积极性自然提高了，企业与学校也就融合为一体了。”
缺乏吸引力，长期以来成为困扰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命门”所在。
职业教育不是“雕虫小技”
“我们中国人说到‘技’的时候，就是‘雕虫小技’，这其实是不重视技能教育的表现。老百姓教育孩子要读名牌大学，进入政界、商界，望子成龙不是和‘技’联系在一起，说明我们职业教育的问题还很多。”今年“两会”，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
把职业教育视为“雕虫小技”，这是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也是职教吸引力不足的表现。可以说，吸引力不提升，职业教育就得不到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可，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从表面看，吸引力问题是社会观念、民众偏见问题;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职业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从招生录取到学生发展等诸多环节，职业教育都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这一切，随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决定》的发布迎来了改变的契机。
职业教育以“技”见长，在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转折点，职业教育这一“技”，绝不是“雕虫小技”。
不久前，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一把精致小巧的“鲁班锁”当作礼物，赠送给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份礼物是由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3名“90后”的大三学生亲手制作的……
实际上，在我国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高技能人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核能研究者直言：院士和高技能专家同样重要。他提出一个口号叫作“科学家的规划，工程师的蓝图，高技能人才的产品”，三者缺一不可，相比之下，目前最缺乏的是尖端产品的“制造者”。
对此，北京机床研究所副总工艺师金福吉深有体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感慨地说：我国现代制造业落后在什么地方？一是材料，二是工艺。在许多高端制造领域，高精尖的设计要由蓝图变为产品，往往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做不出来的，职校所培养的技能人才更有优势。在一些企业、科研院所，高技能人才甚至成为收入最高的人群。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明确指出：“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习近平主席的话，强调了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在促进工业化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战略意义。
相较于德国、日本、瑞士等职教发达国家，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依然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所在。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守镇介绍，当前我国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与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根据2012年全总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倍率一般在1：3～1：4之间，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甚至高达1：6，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我国职工受教育总体水平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高素质技术工人匮乏，一线工人待遇低，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因素。
而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看来，发展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对国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国家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扩招以来，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是700多万人了。但是相比较而言，高级技工的培养培训是相应落后的。在很多工程技术、工厂企业里面非常缺的是这一块。”
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说：综观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国家战略、高级蓝领受人尊敬的情况十分普遍，我国在社会配套机制和观念上还相对滞后。
今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种高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技能人才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战略举措”，也是“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创业的重大措施”。
职业教育以“技能”立足，职校学生以“技能”发展，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千万高技能人才所实现的是国家发展大計，而非“雕虫小技”。 “除了政府需要投入以及体制改革之外，需要全民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似乎只有读了大学才能怎么怎么样，“望子成龙”都是希望孩子读大学。但是通过职业教育，获得有资质的高级技工，对社会的贡献，对自己的收入，都是相当不低的，这个观念要转变。”陈锡文如此认为。
结束职教“断头教育”的历史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其中，上升通道不畅是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很难再获得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这种不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也在无形中导致职业教育被降格为“低层次教育”和“断头教育”。
“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讲我们的社会结构一定要打通人人成才的上升通道，打破制约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天花板、断头路。”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在她看来，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格局必须打破。
打通职业教育的“断头路”，首当其冲要解决哪些问题？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应开辟一条深造之路，改变目前职业教育“断头路”的现状。例如，中、高职升学应衔接畅通，让职高学生也充分拥有考大学的权利等。“要让学生有畅通的上升渠道、充分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人们才能认可‘职业教育也是成才之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 “‘断头教育’并不是指职校的毕业生不能升入更高层次的院校，而是指深造得以‘废掉’原专业、转攻另一门陌生的专业为代价。”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陈嵩建议，贯通后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搭建技能人才的“专业上升链条”，设立技能型本科和技术硕士。
天津职业大学校长董刚理解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要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桥梁，为学生成长搭建“立交桥”。二是要打通人才成长通道，做好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教育的衔接。三是要加快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
建立如此复杂而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作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行动指南，《决定》对此进行了系统布局，提出统筹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构建职教直通车，明确定位了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多层次多类型职教使命。
“《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培养层次进行了进一步界定，重新划分了我国的教育体系。”葛道凯对《决定》做了详细解读。他说，今后的职业教育将包括高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几个阶段，还要有与职业教育特点相符合的学位制度。这不仅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层次，也使职业教育培养人的目标发生了变化。职业教育再不是传统观念中的“断头教育”“次品教育”。
可以确定的是，打通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
为了连接已有的中职、专科层次的高职和侧重应用性的专业硕士，构建起各个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决定》首次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解释，现代职业体系建设需要解决本科阶段职业教育的断层，继续教育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需要解决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断点，就需要融合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新型大学。因此，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贯通”“沟通”“融合”“立交”四个方面，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居于枢纽位置，这是转型发展的基本定位。
如此看来，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的目的，是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有了这一环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才算真正完整。
谈起《决定》中搭建“立交桥”对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作用，职业院校的管理者纷纷表示肯定。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邓振义认为，《决定》打破了过去十多年来职业教育只停留在大专层次的“断头教育”，今后的职业教育将包括中职、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若干阶段，并且是面向人人、立交发展，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多路径成才需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表示：“家长和学生会认为，职业教育不是一个断头教育，还可以通过‘立交桥’往上走，读本科、专业硕士等学位，还可能进入普通教育的序列，给学生一种选择权，让学生感受到职业教育也有出头之日，而不是死路一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学生就可以朝那个方向努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何瑶伟告诉记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构建，今后高职院校学生也能读本科、硕士，甚至博士。这预示着职业教育又一个春天的来到，这对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是个大好消息。”
“以往职业教育是‘断头路’，到了高职就断了，现在明确可以读本科和研究生，给了大家一个愿景，学生就学的渠道更加广阔，相信会吸引更多孩子来读职业学校。”平顶山教育学院党委书记丁永强说。
好政策关键在落实。鲁昕表示，抓紧制订出台职业教育配套政策，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打通职业教育学生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要把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落实到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创新过程、实习实训过程、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搭建人人皆可成才的“立交桥”，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办职教不再只是教育内部的事
“之前搞职业教育，缺乏企业参与，缺乏制度环境，缺乏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决定》将优化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列为四大目标任务之一，说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了。
那么，除了教育系统，哪些部门或机构也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呢？
《决定》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健全企业参与制度。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这是《决定》最重要的亮点之一，首次提出企业要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葛道凯说，“我们旧有的观念往往是办教育是学校的事，而这一次明确，办职业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企业的事。”《决定》明确将企业定位于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明确了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地位，使企业做起来更加名正言顺。“这实际上解决了产教融合的问题。”葛道凯强调。
以往，对企业办学或参与办学的要求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不分企业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采取“一刀切”，对于企业办学的地位、责任和任务界定不清楚，对确有贡献的企业的经济补偿和社会认可方式或者不具体，或者操作性不强。这次，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再泛泛要求，而是区分企业具体情况，对小企业不作具体要求，对规模以上企业明确要求，“要有机构或人员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
《决定》不仅重塑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还明确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办学不应狭义地理解为出资兴办学校，还应包括参与教育教学过程，如参与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接受学生实习、派遣技术人员讲实训课等。”葛道凯说。
过去，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热的是学校，冷的是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企业的积极性不高。
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分析，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冷，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是企业对于与职业院校合作的价值以及未来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认识不到位。“企业考虑更多的是经营、盈利，甚至在一些企業看来，与学校合作以后，老师跟学生的实践可能短期会给企业增加负担。如果说，企业的实力还不够强，或者看得还不够远，对队伍建设还不够系统的话，就会存在认知差异。”二是对支持职业教育的企业，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力度不大。 与史晓鹤的观点相同。作为企业管理者，上海企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束遵国也认为：“企业是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在校企合作中企业投入成本很高，但从短期看，收效不明显。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奖励制度，收税优惠、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难以兑现。”
如何才能调动起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认为，一靠政策引导，二靠责任明确。“职教发展改革，需要有一种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心态。除了教育部之外的各部委，像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能够真正消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符合条件的参与企业可以真正得到一些税务的减免，而不只是纸上谈兵。”单强说，企业是向利的，要想调动企业参与职教的积极性，就要有具体的政策条文让其“有利可图”，实现互惠双赢，否则，企业参与办学就会变成口号，导致说与做不一致的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又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应当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职业教育不仅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密切相关，而且事关民生就业，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企业有责任、有义务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贡献才智和资源。这种义务和责任也必须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化下来。
对此，这次《决定》明确，“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建设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对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其办学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求的，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支持。”
葛道凯说，这是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责权对等，获得货真价实的激励。
企业是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如何避免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教育质量？又该怎样解决企业的内生动力？
“《决定》规定，‘企业的社会职责就是按工资总额每年要提取1.5～2.5%的职业教育培训经费’，企业要履行社会职责，这是企业履行社会职责的一个财力来源。”鲁昕说，一系列文件出台后，用政策激励企业的内生动力。“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重视高素质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培养。只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的企业，想建百年的企业，不想退出市场的企业，都会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无疑，未来能在职教发展中真正获益的企业，必须将职业教育视为企业的培训部，将人才及技术孕育培养前置。史晓鹤对此感受很深。北京市商业学校隶属大型国有企业——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史晓鹤说：“集团领导一直重视职业教育，政策颁发后，他们进行了学习研究，看到一些支持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后，他们感到，对企业而言，办职业教育不是企业发展中的包袱，而是促进企业发展的积极力量。为此，他们提出，学校与企业双主体共同发展。”
政策措施越给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越有力。《决定》结束了职业教育只由教育系统办的局面，开启了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新时代。
职业院校有了更多“自主权”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倾斜和投入的增加，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但与之相悖的是，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得不到扩大，学校內部制度供给的短缺和内部治理结构设计的不完善等影响和制约着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呼声也随之高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不能用行政力量，也不能指望利益因素，而应该改革职业院校的经费保障体系、校长选拔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现职业教育家办学，让职业教育从教者有对职业教育的高度认同，有教育的理想，安于在职业教育领域办出学校的个性与特色。
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在全国政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上提出：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培养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善政必简’，应坚决落实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赋予职业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权力？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文贤建议：一是取消专业审批制度，允许职业院校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和主导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自主设置专业。二是结合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双重特色，制定适应高职教育的教师职称评聘办法，使之有别于普通本科教育，促进高素质、高技能、可持续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三是给予职业院校教师聘用自主权，允许职业院校从企业引进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从事职业教育。四是给予职业院校收入分配自主权，使之合理配置资源，激发办学活力。
史晓鹤认为，一是扩大用人自主权，使企业的能工巧匠能够进入职业学校任教。二是扩大专业设置的自主权。“现在开设新专业要经过各种论证，赋予学校一些专业设置的权利后，会充分调动学校的积极性，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或调整专业。”
“职业院校作为一个重要的办学机构，经历了多次管理改革，但关键是没有形成现代学校制度，没有可靠的治理结构，简单下放权力，是收不到实效的。同时，由于对职业教育重视和研究不够，往往参照高校或普通中学管理改革的政策，适应不了职业教育院校办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决定》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具体的政策要求，提出‘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给职业院校松绑，向职业院校放权”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正是力图给职业教育院校“松绑”、扩大院校办学自主权的有力举措。
记者在教育部网站上看到，在《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推动职业教育治理创新。要改革职业教育管理方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的干预。” 除了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外，职业院校在内部治理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权利是一把‘双刃剑’”，史晓鹤表示，“有了自主权固然好，学校的办学可以更加灵活机动，但也要看到，职业学校内部管理规范性还有待于提高。”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建国认为，目前，集权式管理明显，权力过于集中，管理效率不高。此外，决策运行方式简单，重大事项由学院决策，院系、职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参与度偏低。
如何推进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
史晓鹤认为需要建章立制，“章程的制定不要千篇一律，而是既符合教育的政策法规，也符合学校的特点。这方面，职业学校的内部管理应该向优秀企业学习，学习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使学校的教学教育、社会服务更加规范化。”
对此，《决定》做了重要表述，“职业院校要依法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
《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也提出，“职业院校要依法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成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理事会或董事会，把各利益相关方吸收到学校决策体系中来，完善学校治理结构，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确保决策科学、按规律办学。”
余祖光评价，这不仅有利于完善现代职业院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教师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根据职业教育自身的规律，强调了职业院校的特色，为提高职业院校办学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惠州商贸旅游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邓庆宁对媒体表示：“以前提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主要是在综合性大学等高等学院，现在职业院校也明确提出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引进学校‘治理’的概念，使得学校可以依法办学，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如果现代职业学校建立不起来，也就谈不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了。”
由国家“管理”转向社会“治理”
长期以来，同普通教育一样，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由政府主导，从经费投入、人事安排、学校管理、甚至招生就业等各个环节，都能明显看到行政这只“大手”的存在。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然而，作为与与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大多有着地方特色，单一、固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往往难以对职业教育变化做出敏锐的反应。
李卫红去年到湖南、重庆等地调研，发现政府部门之间对职业教育总体规划的认识、对职业教育和经济转型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缺乏共识，体制机制的改革刻不容缓。“教育要多考虑是为了谁，如果总是考虑技工学校怎么办、合格证书谁来发、教材培训谁来做等问题，一来二去，问题还是‘老大难’问题。”
此外，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投入要高许多。从国外职教发达国家办学经验看，要想办好职业教育，政府不能唱“独角戏”，全社会尤其是行业企业都要为职业教育发展“添砖加瓦”。 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那样：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须依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力量，为进一步激发民办职业教育的活力，要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实际上，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对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大有裨益。作为民办职业院校举办者，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杨文认为，民办职业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灵活的办学机制等特色和优势在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实问题在于，由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投入回报机制不明确等制度限制，社会资本对介入职业教育还有一些顾虑，即便一些社会人士认识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投入保障机制，往往有热情而无动力，有想法而无行动。
《决定》的颁布为社会力量进入职业教育领域打开了大门。
《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这些都是要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葛道凯如此解读。在他看来，《决定》所探索的职教“多元”投入机制绝非一句口号型的号召，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突破真正营造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环境。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指出，要建设一个多元化的办学格局，这次一个重大亮点。怎样做好多元化办学？第一要多元主体办学，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都可以办职业教育。第二多种形式办学，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第三是多渠道筹措资金。多渠道包括政府的资金、企业的资金、各个部门的资金，还有社会捐赠的资金以及民间资本来办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对社会产业变化更加敏锐，具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投入，意味着“话语权”。同样，社会力量的介入，意味着职业教育管理方式需要转变，由过去教育主管部门对职业学校的单向“管理”，转为更加符合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治理”模式。
对于这样的变化，马树超认为，原先只是说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把它当成实现目标任务的保障条件，现在把它当作目标任务本身，给予了更重要的地位，这是国家由“管理”转向“治理”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李克强总理说，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肯定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作为国内优秀民办职业院校管理者，单强有着更深的体会：“以前也说怎样进行机制体制创新，怎样进行校企合作、产业融合，但这一次更加具体地提出，吸引社会力量来举办职业院校，公办民办之间可以相互委托管理，也鼓励社会资本以合资、合作、股份制的方式来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其背后隐含的一条重要逻辑，就是希望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這和新一届政府对政府职能的界定和市场力量的信任是不谋而合的，是一个大的方向。”
《决定》提到，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基本建立，政策法规更加健全，相关标准更加科学规范，监管机制更加完善。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政策更加健全。全社会人才观念显著改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的氛围更加浓厚。
显然，在“治理”模式下，职业教育将更加“开放”，多元投入主体将依照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则”与“标准”予以运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政府“管理”模式弊端，能够增加职业教育的活力。
当然，强调职业教育投入“多元化”，以及完善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政府管理。如同经济领域管理一样，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同时要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宏观调控。无论是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还是经费投入等各方面，政府都应发挥主导作用。
比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决定》在明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各级政府的投入职责，如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要依法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决算公开制度。这些都将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地方不重视职业教育的状况。
显然，在实现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转变自身的职能，而其他参与主体，同样需要明确自身的职能定位，从而实现各方的多元合力，共同推进职业教育管理走向科学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单强所言：《决定》最大的亮点是指出了如何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政府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要由过去计划式、指令性的方式，变成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这就必然会产生提供服务方之间的竞争，院校要想获得这样的支持，必须做得比别人好。
管理方式的转变，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意义深远。比如，近年来，强调职业教育要加强行业指导，《决定》提出的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政策依据。而在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校长周俊看来，“这一规定，可以解决目前职业教育存在的很多困难和问题。如果能够真正把产教融合起来，就可以改善职业院校和企业‘两张皮’的现状，企业投资了，变成学校的股东之一，他也会主动地关心学校的人才培养，积极性自然提高了，企业与学校也就融合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