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三十年艺术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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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音乐改变命运、影响生活,音乐和命运、生活,哪里拆分得开?
  30年前,经过那场浩劫的音乐园地,百花凋零草木萧索。1979年5月30日,一张小小的《北京音乐报》,在春风中破土萌芽。西南师范学院音乐与汉语言文学系78级的全体同学,人手一份如饥似渴。3分钱一张小报竟然兼容天下。从中可获悉全国各地以及世界的音乐信息,从此开眼界长见识。如今,小版《北京音乐报》变为大版《音乐周报》,那永远牵扯不断的音乐情缘仍在其间萦绕延续……
  
  从读者到记者:一个名字语音的制式转换
  
  


  从音乐教师到音乐记者,我经过10年路程完成职业和身份的转换。1992年初夏,我国第一份音乐报纸的读者成了记者。从主编手上接的第一单活儿:“今晚你去听场音乐会,章枚的。章枚你知道吗?”原来是写《新四军军歌》的老作曲家。回来赶写了一篇千字左右的听后感《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歌声》,安排在7月17日第三版头条。这是第一篇署名“紫茵”的文章。紫茵-志音,普通话与四川话,语音“制式”转换。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关流行音乐的文章大多出自《人民音乐》杂志的金兆钧和音乐周报的杨晓东。他俩一篇接一篇,你来我往,谁与争锋?我的第一篇带有“批评”色彩的文章,1992年12月4日见报的《蔚华,请听我说》,矛头指向“呼吸”乐队主唱。那些火辣辣的“凶狠”词句,有感而发,不吐不快。
  音乐周报30年,别家报纸看不到的歌谱,在这里一直保留一席之地。那年月,许多港台歌手最新专辑的主打金曲,大多由本报一位编务从磁带上扒下来,记录成谱刊发,歌手、乐队、音乐教师、普通歌迷,大家都稀罕。许多读者单冲这“每周一歌”便成了报纸的固定订户。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负责版面〔新作选登〕,因为做报纸,歌曲选择也会讲究一点“时效”,扣着传统节庆或重大活动走。开始也不太清楚,这些歌曲发出去是否有人需要有人演唱,后来发现在音乐周报上发一首创作歌曲,竟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命运。有的作者,从一名煤矿子弟校的教师到炙手可热的专职作曲,当初连市音协会员都够不上,后来成了市音协秘书长。
  1993年春寒料峭,我曾写过一篇《2月,沉寂的音乐厅》。在那一个月里,北京音乐厅只有一场音乐会!几年后,北京音乐厅在中外音乐演出市场创造了一个神话、一个奇迹,一年演出音乐会520多场,这就意味一周超过10场,双休日加演日场,新年之夜连演两场,经营者的招数层出不穷,终于盘活了一度萧条沉寂的古典音乐演出市场。
  
  从乐迷到友人:一个偶像现身的悲欢离合
  
  音乐周报30年,记录了太多中外音乐史上的“第一次”。在做记者的17年,我通过面对面采写音乐家,访谈中外大师,结识了很多朋友。每一次采访过程,如同经历精神的洗礼与心灵的安顿,从中可以获取无穷的启示与感悟,为人生储备更多的养分和能量。
  1997年金秋,梅纽因大师带着爱徒胡坤来到北京。大师执棒中国交响乐团,胡坤演奏艾尔加小提琴协奏曲。大师赋予勃拉姆斯《第4交响曲》这幅“秋天的宏伟图画”别样神采,带给观众难得的震撼与感动,往返5次谢幕,最后加演了中国作品《良宵》和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5号》。谁知,这是大师留在华夏热土上最后的“绝唱”?1999年3月26日,我的一篇特写《大师不说告别》发在音乐周报头版,“大师不说告别,便挥手回到他来的地方,把无尽的遗憾留给这个世界”。
  2000年春天,意大利指挥大师西诺波里曾率德累斯顿交响乐团首次来华访演。秋天,大师携妻儿一同故地重游,我们在北京西直门谭府大酒楼面见大师全家。清楚记得,西诺波里熟练老道地操起筷子,夹住一片“桂花莲藕”送进嘴里:“味道好极了。”他对“酥鲫鱼”说:“哦,这很像勃拉姆斯,味浓而柔和”,辛辣的“芥末墩儿”冲得西诺波里做出夸张的表情,像要唱HiC似地张大了嘴:“罗西尼,罗西尼,很刺激,很通透……”2001年4月20日,西诺波里突发心梗,倒在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演出《阿依达》的指挥台上,终年54岁,意大利政府为他隆重举行国葬。我们闻讯震惊而痛苦。他曾当面许诺将率德累斯敦歌剧院来华演出瓦格纳的《黎恩济》,可惜,我永远不能再为他写现场乐评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音乐评论,“话语权力”和“话语系统”正在逐渐形成多极分化的新格局。普罗大众以本能、质朴的情绪反应和好恶分明的感性批评,与进入理性阶段的专业化评论互为补充。当下的大众传媒,互联网以及高科技开辟的“多媒体”语言“通道”更加广阔。
  
  执著到潇洒:一个观念更新的自由选择
  
  在音乐周报最大的便利自然就是听音乐会。这些年,我曾以每年大约200场的频率,身在音乐会演出现场,最多时7天听过10场音乐会。
  “音乐,一面是藏在唱片里的世界,一面是露在生活中的故事”。如今,许多唱片里的大师,已经走到我们身边。有了新鲜“食品”,谁还吃“罐头”?但是,如果有一天,听完一支“烂”乐队演奏“贝多芬”,回家第一件事:翻出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唱片回放一遍,耳朵必定要“清洗”过才能安心入睡。数字化时代的唱片放进CD机,再也看不见唱针和唱片“亲密接触”的原形,再也听不见最初那种“沙沙沙沙”的声音。最初爱迪生称唱片为“记”下的“声音”。我从小有个概念,唱针是笔,唱片是纸,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大师的艺术精华,他们的艺术生命在唱片里延续,看不见却听得见。“读碟”,一个“读”字,心领神会耐人寻味。这就是唱片的神奇,神奇的唱片。
  经历滚筒式唱片、圆盘式粗纹胶木唱片、密纹慢转唱片、卡盒式录音带、激光唱片、MP3、MP4……,“艺术的复制现象,将会引来人们艺术观念的变化,艺术行为的变化,从而还要以其这些变化影响社会的各方面出现更深刻的变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遂今如是说。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预言未来会出现“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覆盖全球的电子新闻地毯”,20世纪90年代他的预见得到应驗:因特网覆盖全球。音乐的传播也搭乘上了网络的这条“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音乐传播导致了人们音乐观念的变化,带给社会音乐生活深刻的影响。
  是的,我现在听一场音乐会或写一篇乐评,做功课“预习”阶段,甚至不必再去费力翻找一张老唱片,只需上网轻松一点鼠标,音乐就像“自来水”一样流淌。但是,听唱片、看视频,永远无法获取音乐会现场的新鲜感受,那是人与人,心与心的共鸣,有温度、有呼吸,新鲜灵活,真正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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