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行——黄奇帆解读中国经济九大红利》的文章中，提出关于“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红利”的观点。文中，经济学家黄奇帆建议改革公积金制度，代之以建立新的年金体系。就在一个多月前，黄奇帆就在《新冠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一文中提到“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议，这一观点同样引发全网关注。
　　众所周知，公积金制度关系到绝大多数公民的切身利益，自然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它也是我国五险一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五险”中，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这三项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工伤和生育保险由企业缴纳。公积金的缴纳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强制性。2020年北京市“五险一金”费率为：企业缴存部分占比达到44.1%，个人为22.2%，合计费率为66.3%。
　　“五险一金”综合缴费率，令不少企业人力成本随之而高。实际上这一费率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持续造成不小的压力。
　　2016年，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一项报告：《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 合理降低企业人工成本》。报告认为，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接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福利国家40%的缴费门槛。再加上各地10%到24%的住房公积金缴费，"五险一金"名义费率已经达到60%。
　　报告分析认为，在我国雇用1名工人的费用，在泰国可以雇用1.5名，在菲律宾可以雇用2.5名，在印尼可以雇用3.5名。这使得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被东南亚国家所取代。
　　从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五险一金”综合费率过高，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企业人力成本的增加，这就导致企业生产经营负担过重，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巨大挑战。所以在这之后，国家也十分重视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的工作。
　　次年，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允许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5%的省（区、市）将总费率阶段性降至1%。2016年，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此后，全国的缴存比例上限全部规范至12%以内，这项规定也被延长至2020年4月30日。
　　然而，12%的缴存比例对于企业来说仍然较高。按照目前社保金的征收情况推算，如果降低社保费率，我国企业每年或可减负1000亿元以上;如果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那么每年为企业减负的金额将会更大。为企业减负的这部分金额，则可以转化为职工增收和企业投资建设。
　　回到我国的实际现状中，“五险一金”费率仍然需要再降低。不仅是疫情这种突发公共事件的情况下，长远来看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首当其冲就可以从企业基本支出方面着手，降低“五险一金”费率。
　　很多人也会担忧一个与每个人切身利益相连的问题，如果五险一金费率下降会影响以后的养老金发放标准。这样的担忧也大可不必，因为个人的医保和公积金等福利待遇水平，并不受企业缴存“五险一金”的费率影响。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曾说过，降低社保费率，意在为企业降成本，但不能降低参保职工的待遇。未來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成本的变化，各项社保待遇还将逐步提高。
　　我国现行的“五险一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尽管公积金缴存制度对于企业而言具有强制性，但许多企业为了减少支出还是选择不缴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率为41.48%，这意味着实缴人数未达到一半。
　　总之，我国“五险一金”改革势在必行，这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好事实事，将为广大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有效降低人力成本，助力其引入更多优质人才，解决大力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我想提出以下建议：
　　一、进一步鼓励企业年金制度的实行。应改革现有公积金制度为企业年金制度，通过妥善管理年金基金，稳定增加年金收益。尽管我国已发布《企业年金办法》，但根据目前全社会普遍的情形来看，少有企业将年金制度落到实处。因此，将公积金制度转变为企业年金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优化现有社会保险支付金额的设定规则。可以引入社会保险金额浮动调整率的概念，根据被保险者人数的减少或增加，结合预测未来几十年平均寿命延长的一定比率，将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金额进行浮动调整的设定。这样做更加与时俱进，也更符合未来社会的客观状况。
　　三、加强社会保险缴纳人员和企业的覆盖率。有必要对长期不缴纳相关费用的企业进行打击，同时对社会保险金缴存较好的企业予以税收奖励，以此鼓励企业都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来。
　　今天的中小企业还只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条条小溪流，但未来，他们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期待“五险一金”制度进一步改革，那也将成为中国数千万家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