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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场“穿越林间听海音-林海音文学展”刚刚在台北纪州庵文学馆新馆落下帷幕，借此机会，《淑媛》杂志独家专访了《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一书作者、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女士。夏祖丽回忆了母亲充满传奇魅力的一生：她在大阪出生，在北京长大，在台北绽放文学的光华，她是《城南旧事》中天真可爱的小英子，又是台湾新文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她家的“文学客厅”被称为“半个台湾文坛”，余光中、林怀民都曾经是她的座上宾朋。她就是林海音，一位用爱和文学联接海峡两岸的作家，一位用全身心的热情去努力感受和付出爱的“生活家”。
与很多作家在文字中恣意奔放，在生活中却紧收平淡不同，林海音的文字和她的生活一样鲜活。她将与自己有着切肤之亲的北京，写得回味悠长，朴实而又生动的文字，就是她对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的回望和写照。虽然距离伊人离世已经将近10年，但是人们对她的追思并未因此变淡。一场“穿越林间听海音·林海音文学展”刚刚于月初在台北纪州庵文学馆新馆落幕，北京方面相应的展览活动就已经在紧张的筹备之中。台北与北京，一个生身之所，一个心灵上的故乡，共同见证着“小英子”林海音精彩而圆满的一生。
时髦的南城“小北京”
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在为母亲所写的传记《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儿时的小英子(林海音)过的是怎样时髦而又幸福的生活：“每回林家要放“话匣子”(手摇收音机)，小朋友们好奇地围到门口，英子想让谁来听。就让谁进来，不想要的人，就把他们推出去。英子家是洋气的，新派的，有好多新奇的东西。”
内地的读者最早听说林海音，大都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那部红极一时的电影《城南旧事》。1960年，林海音出版了饱含乡情的小说集《城南旧事》，用不超过13岁孩子的眼睛，向读者一一展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风情。人们很容易将《城南旧事》看作是林海音的自传，将天真伶俐的英子看作林海音，事实也正是如此。
林海音于1918年农历3月18日出生在日本大阪绢笠町“回生医院”，父亲林焕文为她取名林含英，小名英子。这一年，台湾人林焕文31岁，而他的妻子黄爱珍只有16岁。粉雕玉琢的小英子是全家人的宝贝，“你小时候就像小公主似的，日本保姆常常带着你上水晶桥亮相。”母亲后来这样回忆当年英子的“风光往事”。
不过英子对此没留下什么记忆，对于随父母从大阪辗转回故乡台湾也没什么印象，她的记忆是从5岁那年坐船到北京开始的。一到北京，他们先在前门外珠市口的谦安客栈落脚，客栈旁边就是老北京最热闹的所在。好奇的英子每天和老妈子站在门口看人，她却不知道，自己一身薄绒布黄底红格子的小和服，在当时也是一道稀罕的风景。有时竟有人过来要掀开她的衣服看，因为那时的北京人认为“穿日本衣服是不穿裤子的”。
父亲不久后在邮局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父母很爱孩子，10年里给英子生了6个弟弟妹妹。父母也不偏疼哪一个孩子，每年过年，父亲都会从“瑞蚨祥”挑一批进口的料子，给家人和孩子们添置新衣，照全家福。年年照相，家里的孩子年年都在增加。英子从小爱看书，父亲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第一附小的图书室也是她最爱去的地方，她对干文学的爱好，竟然是从林纾、魏易用浅近的文言文翻译的《基督山恩仇记》、《萨克逊劫后英雄传》开始的。这时的英子刚刚上小学三年级，连白话文都没学好，已经被这些名著澡深吸引了。高小时，每个学期开学前，拿着书单到琉璃厂的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买书是她最开心的事，开家书店或者文具店是她从小的愿望，这个愿望在多年以后的台湾变成了现实。而此时快乐的英子并不知道，无忧无虑的生活即将在她面前戛然而止。13岁，她便匆匆结束了快乐的童年，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生计和命运。
爸爸的花儿落了
亲爱的祖父，您来信说要我们做“归乡之计”，我和妈妈商量又商量，妈妈是没有一定主张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了暂时不回……我现在已经读到初中二年级了，弟弟和妹妹也都在小学各班读书，如果回家乡去，我们读书就成了问题。我们不愿意失学，但是我们不能半路插进读日本书的学校。——摘自林海音写给祖父的信
1931年农历5月，父亲病逝。这一年，母亲黄爱珍29岁，含英13岁，她以下还有6个从2岁到11岁不等的弟弟妹妹。全家的顶梁柱倒了，母亲是旧式妇女，失去了丈夫的依靠，便没了生存的主意。英子成为了“大家长”，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听从祖父的召唤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台湾，还是继续留在北京生活。13岁的含英做了一个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决定，因为痛恨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她给祖父写信表示再苦也要留在北京，决不读日本书。
可是留在北京，就只能靠邮局的一点抚恤金过活，车夫老妈子都被辞退了。全家人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生存环境的急转直下，使得含英的四妹和三弟相继离开了人世。13岁的含英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从此，她的青春期根本没有时间悲春伤秋，也没有所谓的“青春的躁动”，她只能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因为她不但要走出自己的成功，更肩负着抚育弟弟妹妹，为他们树立人生榜样的重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林海音在多年后的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为了节省学费，中学毕业后，含英听说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以及《世界画报》的社长成舍我先生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专门培养新闻采编人员，学生不用缴学费的同时，还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在报馆实习，将来更有机会进入报馆工作。于是含英决定报考“北平新专”，她刻苦地学习和训练，从排字、校对、编辑、采访到印刷，每一个步骤都丝毫不敢懈怠。因为写作成绩好，含英念完一年级就被分配到报馆采访部实习。也就是在这里，她认识了此生的挚爱——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夏承楹。
1939年5月13日，含英和承楹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婚礼。当时含英21岁，承楹30岁。夏家“红楼梦”式大家庭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含英见识到了真正的京派作风。而从小失去父亲、一直与寡母和弟妹相依为命的含英，也并未被这个拥有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的三十多口大家庭压抑得不适和不安。夏祖丽在母亲的传记中曾借由堂兄祖煃的回忆来记叙当时的情形：“六婶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却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与大家庭相处的智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含英曾在公公的介绍下，到师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里，她看到一套叫《海潮音》的书，很喜欢，于是用“海音”做笔名，开始写作观念新颖的文章，进而走上了由新闻采访写作转而为文艺写作的道路。
“仗义玫瑰”闪耀台湾文坛
林海音岂止是长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荫深处。——余光中
1948年，内战四起，30岁的林海音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将近26年，这一年，她和丈夫决定举家迁回台湾。当摇摇晃晃的轮船终于在基隆码头靠岸时，海音才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家乡——台湾。
生下了最小的女儿祖蒇之后，林海音就到当时的台湾第一大报《联合报》主编《联合副刊》。一改其综艺性强的特点，除了小说、散文及诗歌之外，海音也介绍外国作品，这在当时台湾的媒体上几乎是见不到的。正是在林海音的大力提倡下，自1895年甲午海战后被日本占据和去中国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其本土作家开始借由《联合副刊》这一块园地更加倚重中文创作并渐渐崭露头角。因为对挖掘和扶持台湾本土年轻作家的竭尽全力，林海音更是赢得了“仗义玫瑰”的美誉。有次为了鼓励作家创作，她甚至在一位作家去世后，自费结集出版了其所有的文章。台湾作家郑清文坦承，“如果当时没有林海音，台湾文坛会晚好几年，5年、10年也说不一定。”
可是在白色恐怖时期，林海音也因为发表本土作家的作品而受到了牵连。1963年4月23日，《联合副刊》左下角刊出了一首小诗《故事》，这首本是作为报纸临时补丁的小诗，因为叙述了一位船长漂流到一座小岛，披岛上美女吸引而流连忘返的故事，被台湾“总统府”认为有影射“蒋总统”之嫌。诗歌作者因为“叛乱嫌疑”被责令关押3年。对林海音的处理，当局同样做好了根据她的反应可大可小的准备。谁知，《联合报》社长的电话才打到家里，林海音立刻主动请辞，独自一人承担了报纸所有的责任。
事件处理得很快，但在文坛却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她的离去让七等生、黄娟、郑清文、黄春明、钟肇政等因为她的发掘而走上文坛的作家们感到震惊和难过，写好的文章再也不知该寄到哪里去，台湾文学从此失去了一个纯粹而光明的阵地。同时，伴随着“林海音因刊登一首诗被迫离职”的消息传开，文坛的好友都很为她鸣不平，有作家甚至从香港来信询问林海音的近况。这件事让林海音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吞下眼泪’是什么滋味!”“我像一只受了委屈的鸟，本应当大哭一场的，但是硬把眼泪吞下去了!”在与众多朋友的信件中，林海音仅此一次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外界时，她的反应由始至终一直是淡淡的，“这种事遇上了就是遇上了。我这个人不愿做受害者，我一生都在帮人”。
她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决定趁此机会走出去看一看。1965年，林海音应美国国务院“认识美国”计划邀请，到美国访问，她是此计划邀请的第一位台湾女作家。长达4个月的旅行让她开阔了视野，更坚定了她要做自己最喜爱的《纯文学月刊》的想法。她要将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很多作家后来被肯定的名作，当年都是发表在《纯文学月刊》上的。余光中、陈之藩、林文月、张晓风……一个个在文坛大放异彩的名字，当年都是在林海音的大力提携下为众人所熟知。而夏府上林海音所主持的“文学客厅”，也渐渐拥有了“半个台湾文坛”的美誉。
余光中曾表示，每次回台北，好像“只有到了夏府，才有了向文坛报了到”的感觉。林海音的客厅几十年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家，琦君、林怀民、朱西宁、朱天心、罗兰、陈香梅、顾正秋……在那里，他们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生活，写作、风俗、观念、世界大势，林海音的热情好客和有深度的谈吐，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两岸开放后，林海音的客厅同样成为大陆文化界访客最想拜访的地方，作家舒乙、邓友梅、陈子善以及林海音老师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都到过林海音家里。直到林海音晚年生病前，夏府客厅那从未熄灭的灯火，整整见证了台湾文坛近半个世纪的变迁。
永远难忘的“城南旧事”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我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
1990年5月17日的黄昏，72岁的林海音在众多亲朋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了阔别41年之久的北京。41年的魂牵梦绕，当再次寻到那些曾经生活过、学习过、工作过的地方，林海音不胜唏嘘，“我的城墙呢?为什么我的城墙都拆了……”
与许多人返乡，喜欢与亲朋互相询问分离时的境遇不同，林海音不愿问及这41年来，大陆亲朋的变动，“人的悲哀太甚，心情总不能负担。”所以，她更愿意带给周围人温暖和快乐，毕竟，温暖和快乐总比回忆伤痛好。而林海音的温暖和快乐都集中在那一篇篇回忆童年生活的小说集《城南旧事》里。
1960年，42岁的林海音出版了她此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城南旧事》小说集，《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5个短篇小说，再加上《冬阳，童年骆驼队》，将小主人公英子从7岁到13岁的生活，“以不超出孩子童稚的观察，用懵懂好奇的生活旁观者的角度，将大历史背景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展现出来”。《城南旧事》保存了那个时代北京的语言，用地道的北京话，将整座城市摄取下来，成就了那一段时光的原汁原味。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的：“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为渐渐流逝的老北京风情和文化留下了见证。
《城南旧事》出版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台湾还不太重视女性作家，出版后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但是1983年，上海导演吴贻弓将《城南旧事》搬上了大银幕，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这部生动而充满了人性光辉的电影立刻造成了轰动。它让一直饱受阶级斗争摧残的大陆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还有过这样温暖美好的日子!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而林海音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台湾作家。导演完全忠实于原著，剧组工作人员更是走遍了北京每一个英子生活过的地方，椿树上二条、虎坊桥、南柳巷、新帘子胡同、西郊民巷……他们还辗转找到了林海音在上海纺织大学工作的三妹燕珠，就是为了再现60年前英子生活的世界。作家文浩若这样评价这部电影：“它使人耳目一新，仿佛是闷室里打开了一扇窗户。”
电影《城南旧事》在国内外热映并且频频获奖之后，林海音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拍成了电影。她很喜欢电影的表达，还和影片中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洁结成了忘年交。随后，《城南旧事》被翻译成了英文、日文、德文等等不同的版本，还获得了瑞士“蓝眼镜蛇”奖，2000年，《城南旧事》人选香港举办的世界“中文小说一百强”，同年又被中国大陆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
《城南旧事》从台湾走进大陆，进而传向国际，是在书籍出版很长时间后，才渐渐散发出光芒。正如书籍的英文译者齐邦媛所说的，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它是人生最简朴的写实。它在暴行、罪恶和污秽占满文学篇幅之前，抢救了许多我们必须保存的东西。
2001年12月1日，林海音在台北病逝，《城南旧事》中那首回味绵长的骊歌正是友人们缅怀她的写照：“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长眠于故乡的英子，活在北京城的记忆里，活在台湾熠熠生辉的文坛上，也活在了无限热爱她的亲人们的心中。
与很多作家在文字中恣意奔放，在生活中却紧收平淡不同，林海音的文字和她的生活一样鲜活。她将与自己有着切肤之亲的北京，写得回味悠长，朴实而又生动的文字，就是她对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的回望和写照。虽然距离伊人离世已经将近10年，但是人们对她的追思并未因此变淡。一场“穿越林间听海音·林海音文学展”刚刚于月初在台北纪州庵文学馆新馆落幕，北京方面相应的展览活动就已经在紧张的筹备之中。台北与北京，一个生身之所，一个心灵上的故乡，共同见证着“小英子”林海音精彩而圆满的一生。
时髦的南城“小北京”
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在为母亲所写的传记《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儿时的小英子(林海音)过的是怎样时髦而又幸福的生活：“每回林家要放“话匣子”(手摇收音机)，小朋友们好奇地围到门口，英子想让谁来听。就让谁进来，不想要的人，就把他们推出去。英子家是洋气的，新派的，有好多新奇的东西。”
内地的读者最早听说林海音，大都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那部红极一时的电影《城南旧事》。1960年，林海音出版了饱含乡情的小说集《城南旧事》，用不超过13岁孩子的眼睛，向读者一一展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风情。人们很容易将《城南旧事》看作是林海音的自传，将天真伶俐的英子看作林海音，事实也正是如此。
林海音于1918年农历3月18日出生在日本大阪绢笠町“回生医院”，父亲林焕文为她取名林含英，小名英子。这一年，台湾人林焕文31岁，而他的妻子黄爱珍只有16岁。粉雕玉琢的小英子是全家人的宝贝，“你小时候就像小公主似的，日本保姆常常带着你上水晶桥亮相。”母亲后来这样回忆当年英子的“风光往事”。
不过英子对此没留下什么记忆，对于随父母从大阪辗转回故乡台湾也没什么印象，她的记忆是从5岁那年坐船到北京开始的。一到北京，他们先在前门外珠市口的谦安客栈落脚，客栈旁边就是老北京最热闹的所在。好奇的英子每天和老妈子站在门口看人，她却不知道，自己一身薄绒布黄底红格子的小和服，在当时也是一道稀罕的风景。有时竟有人过来要掀开她的衣服看，因为那时的北京人认为“穿日本衣服是不穿裤子的”。
父亲不久后在邮局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父母很爱孩子，10年里给英子生了6个弟弟妹妹。父母也不偏疼哪一个孩子，每年过年，父亲都会从“瑞蚨祥”挑一批进口的料子，给家人和孩子们添置新衣，照全家福。年年照相，家里的孩子年年都在增加。英子从小爱看书，父亲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第一附小的图书室也是她最爱去的地方，她对干文学的爱好，竟然是从林纾、魏易用浅近的文言文翻译的《基督山恩仇记》、《萨克逊劫后英雄传》开始的。这时的英子刚刚上小学三年级，连白话文都没学好，已经被这些名著澡深吸引了。高小时，每个学期开学前，拿着书单到琉璃厂的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买书是她最开心的事，开家书店或者文具店是她从小的愿望，这个愿望在多年以后的台湾变成了现实。而此时快乐的英子并不知道，无忧无虑的生活即将在她面前戛然而止。13岁，她便匆匆结束了快乐的童年，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生计和命运。
爸爸的花儿落了
亲爱的祖父，您来信说要我们做“归乡之计”，我和妈妈商量又商量，妈妈是没有一定主张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了暂时不回……我现在已经读到初中二年级了，弟弟和妹妹也都在小学各班读书，如果回家乡去，我们读书就成了问题。我们不愿意失学，但是我们不能半路插进读日本书的学校。——摘自林海音写给祖父的信
1931年农历5月，父亲病逝。这一年，母亲黄爱珍29岁，含英13岁，她以下还有6个从2岁到11岁不等的弟弟妹妹。全家的顶梁柱倒了，母亲是旧式妇女，失去了丈夫的依靠，便没了生存的主意。英子成为了“大家长”，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听从祖父的召唤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台湾，还是继续留在北京生活。13岁的含英做了一个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决定，因为痛恨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她给祖父写信表示再苦也要留在北京，决不读日本书。
可是留在北京，就只能靠邮局的一点抚恤金过活，车夫老妈子都被辞退了。全家人开始了节衣缩食的生活。生存环境的急转直下，使得含英的四妹和三弟相继离开了人世。13岁的含英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从此，她的青春期根本没有时间悲春伤秋，也没有所谓的“青春的躁动”，她只能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因为她不但要走出自己的成功，更肩负着抚育弟弟妹妹，为他们树立人生榜样的重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林海音在多年后的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为了节省学费，中学毕业后，含英听说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以及《世界画报》的社长成舍我先生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专门培养新闻采编人员，学生不用缴学费的同时，还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在报馆实习，将来更有机会进入报馆工作。于是含英决定报考“北平新专”，她刻苦地学习和训练，从排字、校对、编辑、采访到印刷，每一个步骤都丝毫不敢懈怠。因为写作成绩好，含英念完一年级就被分配到报馆采访部实习。也就是在这里，她认识了此生的挚爱——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夏承楹。
1939年5月13日，含英和承楹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婚礼。当时含英21岁，承楹30岁。夏家“红楼梦”式大家庭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含英见识到了真正的京派作风。而从小失去父亲、一直与寡母和弟妹相依为命的含英，也并未被这个拥有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的三十多口大家庭压抑得不适和不安。夏祖丽在母亲的传记中曾借由堂兄祖煃的回忆来记叙当时的情形：“六婶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也对她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却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与大家庭相处的智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含英曾在公公的介绍下，到师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里，她看到一套叫《海潮音》的书，很喜欢，于是用“海音”做笔名，开始写作观念新颖的文章，进而走上了由新闻采访写作转而为文艺写作的道路。
“仗义玫瑰”闪耀台湾文坛
林海音岂止是长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我们就在那林荫深处。——余光中
1948年，内战四起，30岁的林海音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将近26年，这一年，她和丈夫决定举家迁回台湾。当摇摇晃晃的轮船终于在基隆码头靠岸时，海音才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家乡——台湾。
生下了最小的女儿祖蒇之后，林海音就到当时的台湾第一大报《联合报》主编《联合副刊》。一改其综艺性强的特点，除了小说、散文及诗歌之外，海音也介绍外国作品，这在当时台湾的媒体上几乎是见不到的。正是在林海音的大力提倡下，自1895年甲午海战后被日本占据和去中国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其本土作家开始借由《联合副刊》这一块园地更加倚重中文创作并渐渐崭露头角。因为对挖掘和扶持台湾本土年轻作家的竭尽全力，林海音更是赢得了“仗义玫瑰”的美誉。有次为了鼓励作家创作，她甚至在一位作家去世后，自费结集出版了其所有的文章。台湾作家郑清文坦承，“如果当时没有林海音，台湾文坛会晚好几年，5年、10年也说不一定。”
可是在白色恐怖时期，林海音也因为发表本土作家的作品而受到了牵连。1963年4月23日，《联合副刊》左下角刊出了一首小诗《故事》，这首本是作为报纸临时补丁的小诗，因为叙述了一位船长漂流到一座小岛，披岛上美女吸引而流连忘返的故事，被台湾“总统府”认为有影射“蒋总统”之嫌。诗歌作者因为“叛乱嫌疑”被责令关押3年。对林海音的处理，当局同样做好了根据她的反应可大可小的准备。谁知，《联合报》社长的电话才打到家里，林海音立刻主动请辞，独自一人承担了报纸所有的责任。
事件处理得很快，但在文坛却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她的离去让七等生、黄娟、郑清文、黄春明、钟肇政等因为她的发掘而走上文坛的作家们感到震惊和难过，写好的文章再也不知该寄到哪里去，台湾文学从此失去了一个纯粹而光明的阵地。同时，伴随着“林海音因刊登一首诗被迫离职”的消息传开，文坛的好友都很为她鸣不平，有作家甚至从香港来信询问林海音的近况。这件事让林海音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吞下眼泪’是什么滋味!”“我像一只受了委屈的鸟，本应当大哭一场的，但是硬把眼泪吞下去了!”在与众多朋友的信件中，林海音仅此一次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面对外界时，她的反应由始至终一直是淡淡的，“这种事遇上了就是遇上了。我这个人不愿做受害者，我一生都在帮人”。
她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决定趁此机会走出去看一看。1965年，林海音应美国国务院“认识美国”计划邀请，到美国访问，她是此计划邀请的第一位台湾女作家。长达4个月的旅行让她开阔了视野，更坚定了她要做自己最喜爱的《纯文学月刊》的想法。她要将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很多作家后来被肯定的名作，当年都是发表在《纯文学月刊》上的。余光中、陈之藩、林文月、张晓风……一个个在文坛大放异彩的名字，当年都是在林海音的大力提携下为众人所熟知。而夏府上林海音所主持的“文学客厅”，也渐渐拥有了“半个台湾文坛”的美誉。
余光中曾表示，每次回台北，好像“只有到了夏府，才有了向文坛报了到”的感觉。林海音的客厅几十年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家，琦君、林怀民、朱西宁、朱天心、罗兰、陈香梅、顾正秋……在那里，他们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生活，写作、风俗、观念、世界大势，林海音的热情好客和有深度的谈吐，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两岸开放后，林海音的客厅同样成为大陆文化界访客最想拜访的地方，作家舒乙、邓友梅、陈子善以及林海音老师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都到过林海音家里。直到林海音晚年生病前，夏府客厅那从未熄灭的灯火，整整见证了台湾文坛近半个世纪的变迁。
永远难忘的“城南旧事”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我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
1990年5月17日的黄昏，72岁的林海音在众多亲朋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了阔别41年之久的北京。41年的魂牵梦绕，当再次寻到那些曾经生活过、学习过、工作过的地方，林海音不胜唏嘘，“我的城墙呢?为什么我的城墙都拆了……”
与许多人返乡，喜欢与亲朋互相询问分离时的境遇不同，林海音不愿问及这41年来，大陆亲朋的变动，“人的悲哀太甚，心情总不能负担。”所以，她更愿意带给周围人温暖和快乐，毕竟，温暖和快乐总比回忆伤痛好。而林海音的温暖和快乐都集中在那一篇篇回忆童年生活的小说集《城南旧事》里。
1960年，42岁的林海音出版了她此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城南旧事》小说集，《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5个短篇小说，再加上《冬阳，童年骆驼队》，将小主人公英子从7岁到13岁的生活，“以不超出孩子童稚的观察，用懵懂好奇的生活旁观者的角度，将大历史背景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展现出来”。《城南旧事》保存了那个时代北京的语言，用地道的北京话，将整座城市摄取下来，成就了那一段时光的原汁原味。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的：“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为渐渐流逝的老北京风情和文化留下了见证。
《城南旧事》出版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台湾还不太重视女性作家，出版后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但是1983年，上海导演吴贻弓将《城南旧事》搬上了大银幕，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这部生动而充满了人性光辉的电影立刻造成了轰动。它让一直饱受阶级斗争摧残的大陆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还有过这样温暖美好的日子!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而林海音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台湾作家。导演完全忠实于原著，剧组工作人员更是走遍了北京每一个英子生活过的地方，椿树上二条、虎坊桥、南柳巷、新帘子胡同、西郊民巷……他们还辗转找到了林海音在上海纺织大学工作的三妹燕珠，就是为了再现60年前英子生活的世界。作家文浩若这样评价这部电影：“它使人耳目一新，仿佛是闷室里打开了一扇窗户。”
电影《城南旧事》在国内外热映并且频频获奖之后，林海音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拍成了电影。她很喜欢电影的表达，还和影片中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洁结成了忘年交。随后，《城南旧事》被翻译成了英文、日文、德文等等不同的版本，还获得了瑞士“蓝眼镜蛇”奖，2000年，《城南旧事》人选香港举办的世界“中文小说一百强”，同年又被中国大陆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
《城南旧事》从台湾走进大陆，进而传向国际，是在书籍出版很长时间后，才渐渐散发出光芒。正如书籍的英文译者齐邦媛所说的，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它是人生最简朴的写实。它在暴行、罪恶和污秽占满文学篇幅之前，抢救了许多我们必须保存的东西。
2001年12月1日，林海音在台北病逝，《城南旧事》中那首回味绵长的骊歌正是友人们缅怀她的写照：“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长眠于故乡的英子，活在北京城的记忆里，活在台湾熠熠生辉的文坛上，也活在了无限热爱她的亲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