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书信日趋消亡的年代，它正在变成一种“慢”的美学，木心的诗句流行一时：“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把视野稍微放远一点，书信或许只是漫长历史画卷中一个短暂的篇章。
　　杜甫有诗写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知这家书是怎么寄的。鸿雁传书不现实，唐代已经有了邮驿，是帝国传送公文管理四方不可或缺的枢纽，但不向民间开放，看来只能是由熟人捎带了，这情形有点像偏远地区的农村。笔者生于20世纪80年代，长在城乡接合部，在村里念了五年小学，第六年转到镇上读书才第一次见到邮局。那时的农村生活比较单一，要写信，也就是给出嫁远方的姐妹，或是当兵出远门的兄弟，或是毕业工作的同学朋友。镇上的邮局是间只能容纳一人的小屋子，临街，有面很大的玻璃窗。紧贴在玻璃后面，是并排放置的若干封挂号信，有收信人名字和地址的一面朝外，便于取信者提前寻找；为防冒领，取信要凭身份证。但姐妹之间的通信没这么麻烦，要捎话，让走亲戚的村里人带个纸条就行了。原来，书信的流通是有前提的，得有邮局的网点、时空的距离，还有，写信和读信的人得识字。托尔斯泰在晚年小说《哈吉·穆拉特》里写一个士兵去了前线，家里不识字的老母亲思念儿子，托识字的人动笔，口述了一封信。不料儿子阵亡，信被退了回来。小说让我们瞥见了另一种历史：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写信，借助代笔先生之手，书信完成了从口头到书面的转变。
　　这么看来，书信的普及只能是在20世纪后。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才会有大量人口迁徙，产生通信的需求；而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管理需要，使传递信件成为公共服务；为提高人口素质而实施的初级教育普及，则让人们有了“我手写我心”的可能。因而，书信虽然古已有之，其形态却不是普遍同质的，而是随经济、文化、技术发展水平而变化。
　　中学时代，我有了“笔友”。那时候，在《中学生读与写》之类刊物的最后几页或是内页边角处，往往会刊登一些征友信，通常由一句自编的句子和通讯地址姓名组成，例如：“我是一个爱哭爱笑的女生，爱读书，愿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那时，似乎很多中小学生都热衷于给笔友写信。除了杂志，市里的电台也会播出征友的读者来信。对于交笔友这种事，父母并不反对，大概是觉得写信能让孩子提高作文水平，只是需要提防早恋。
　　90年代是家用电视机日益普及的年代，娱乐方式逐渐多样，学生们为什么热衷于写信呢？以我自己为例，结交笔友是出于无聊和好奇，也是宣泄青春期过剩的情感。那时能看到的课外书很少，报摊上只有一个月一本的《读者文摘》，而电视机大多数时候都被父亲用铁锁锁着。这也是80后普遍的童年记忆：为了偷看电视，大家费尽心机，不仅要记住打开时的频道、音量，还要准备一块湿毛巾，让电视机显像管上方的区域快速冷却下来……写信，似乎只是为了打发做完功课后没有电视可看的时光。随着升学带来地址变动，我那些笔友也陆续失去了联系。不过，不同的人写信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作家绿妖是70后，90年代她在一所变电站工作，通过给广播台写信，她找到了当地的文艺青年圈和内心归属，这是另一种情况了。
　　2001年，我考上大学，开始进入网络时代。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在我高二时，计算机在市区尚不普及，网吧也稀有，上网的学生被视为不良少年。一天课间操时，有两个“不良少女”来教室找我，原来，她们是我一个失散笔友的网友，捎信让我逃课去校门口与她相见。我那时候是个乖学生，对这建议感到不寒而栗，说道：“我要上课了，让她给我写信吧。”那两个女生闻言，轻蔑一笑说：“现在谁还写信呀，太老土了！”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的震撼，直到大学三年级才逐渐消散，那时宿舍有了电脑，虽是几个人合买，却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以后，邮件和QQ逐渐成为我们和朋友的主要联系方式。而在那以前，因为用电脑很麻烦，要从宿舍走到图书馆的机房，有时还要等机位，我们并不习惯使用电子邮件，由于好友难以同时在线，那时，QQ还更多是个留言工具。
　　如今，写信成了一件刻意而为的事，它传递信息的速度不如电话和电邮，寄送物品的方便程度又不如快递，除了给刊物投稿，我已经很久没去过邮局了。社会的变迁、媒介的嬗变改变了书信的功能，它越来越焕发出怀旧的气息，远离实用而蜕变为仪式和审美。以后，还会有人写信吗？情书这类艺术，还有生存的土壤吗？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