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人们常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实他下笔更如“神”。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出神入化，时而大气磅礴，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时而隽永秀丽，韵味无穷；时而朴实无华，却富含哲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常常在会议、谈话中提到改进文风、写好文章此类话题，这多是他丰富写作实践背后的沉淀、升华和总结。
　　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做工作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而“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而写文章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经过不断写文章、改文章、集体讨论文章这些方法，主观和客观就渐趋一致了，做工作的基础也就有了。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善于分析问题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告诫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要把材料经过大脑的加工，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系统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要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毛泽东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1957年12月25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文章写不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懂。”他曾看过一份文件后不满意，认为文件起草者对所论问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他认为，构思写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的内部联系，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样才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如果没把问题搞懂，就不要轻易下笔。
　　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心里装着读者，使读者爱看
　　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这是群众观点在文风中的具体体现。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有多方面的阐述。“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将其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并批了一句话“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
　　对于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主张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引起读者注意，然后再作阐释论述。他反对一些文章一上来就大段引用经典论述，给人以距离感，认为“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
　　在文章的语言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要学会使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他强调，文章不仅要讲清道理，而且语言要生动活泼，做到“理情并茂”，这样的文章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他称赞鲁迅的文章既不太软也不太硬，不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