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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什么低迷，未来发展的动力在哪儿，为什么改革屡试难成……这些国人甚至地球人都关注的问题，记者曾经向不少经济学家提问，而白重恩教授的回答最接地气。巧逢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在这个中外经济学研究大咖集聚的场合，白重恩教授又把诸多高大上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难点是什么？经济学研究的软肋在哪里？这些说法都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记者：2015年9月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形有波动，势仍看好”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而在稍早前的G20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增速预计将保持在7%左右，这也代表了不少学界的观点。但也有悲观的说法，比如王健林最近就说，不要再幻想高增长了，中国人要敢于接受6%甚至5%。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有什么判断？
白重恩：6%也是一个不错的增长，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劳动力是在减少的，适龄劳动人群在减小，所以6%的增长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问题是要有高质量的增长，如果这个增长是靠政府刺激来达到的增长目标，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得未来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
为什么说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比如说我们经济实际的潜在增长率是6%，这个时候为了维持7%的增长你怎么能做得到，只能靠政府去刺激，就是政府投入大量的钱进去才能达到7%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率和劳动力成本都成为负担，扩张的动力就减弱。企业不去投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那么政府要更大力度地去刺激，才能达到你的7%的增长目标。当政府有更大力度刺激的时候，经济的挤出效应就更强，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更弱，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人为地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达到一个超出市场能承受的一个增长目标，长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不要那么去执着于一个增长目标，把增长的目标定的稍微低一点。
我有时候用这么一个东西来形容，就是说如果你增长的目标只有垫着脚才能够得到，它就不稳定，你要能站在那踏踏实实的就能达到增长目标它就是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太过执著地去定过高的增长目标。
记者：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在于改革；也有很多分析说，中国的潜在增长跟改革措施有关。在您看来，哪些方面的改革才能保证有持续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呢？
白重恩：迫切需要的一个改革，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政府不要去追求太高的增长目标，这样政府就可以不要做那么多的投资，我不反对政府投资，但要看有什么样的需求，特别是有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而不应该是说为了达到一定的增长目标我们去投资。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为了达到增长我去投资，一个是我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需求我去投资，这两个出发点不一样。没有很强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仅仅为了达到一定的增长目标而去投资，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政府为了达到增长目标而做的投资少一点，那么挤出效应就弱，那么民间的投资的积极性就强的，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要做的一个事，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政府做多了，企业做的就会少，这是必然的事。
我觉得应该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多做一些，那么怎么样让他多做呢？除了大家常说的降低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准入方面，要让更多的领域向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放开，加强竞争，这样经济增长的活力会更强一些。所以现在做的很多事，方向是对的，简政放权让进入的门槛降低。同时，要建立投资的负面清单，以前很多领域都说，不说让你投资你就不能去投资，那么如果有了负面清单，只要没有严格限制你不可以投资的，都可以做，企业活力就会加强，企业操作的空间就会加大，竞争也会加强，这些都会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有帮助。
最后一点，就是真正地改善我们的法制环境。如果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做了投资，他不知道哪一天有一个政策就把他投资的回报拿走一部分，投资者最怕这个。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国务院下文件说节假日不能收费，但你对这些投资者有补偿吗？没有补偿的话，他本来做的预算是会得到一定回报，突然每年有重要的收费的时间他不能收费了，那他得到的回报就降低了。这样的事一定要杜绝它，就是政府要管得住自己，不是说不可以出政策，而是说如果有必要节假日不收费，那应该对投资者做出补偿，这就是保护产权，政府要管住自己，不去侵占投资者的产权，这样才能让投资者放心去投资。现在要推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但如果社会资本觉得投资得不到保护，它有什么动力来参与PPP呢？所以对投资者的保护是特别重要的，要加强法制。
记者：现在很多企业反映税负太重，有很多人呼吁减税，还有评论说，减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须选择，同意这个观点吗？
白重恩：从财政部门来说如果不减支只减收那是不可能持续的，这就需要政府判断哪些支出可以削减。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要政府什么都去做。政府做事一定要花钱，它的钱从哪来？要收税，一收税，就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所以要明确政府的责任，不要无限扩大，这样才不会导致最终的税收负担扩大太快，这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降低税负是一个刺激消费促进增长的办法，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增加。我看到一些调查，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确实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压力，比如降低社保缴费率。
社保缴费率是企业劳动成本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长期以来，我们社保缴费率是很高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那么，这样高的社保缴费率无疑是提高了劳动力的成本。刚才我们也说到，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太快，除了是因为政府经济刺激用了大量的员工，然后使得其他部门获得劳动力的成本太高，还因为劳动力的供给在减少。从15岁到60岁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每年大概减少300多万，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就增加的更快，所以为了让企业有一个更长的适应期，最好通过降低社保缴费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给企业减负。 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够快——当然现在居民的收入增长已经略快于GDP的增长，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降低社保缴费率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也降低职工的负担，那么对于给企业减压同时又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是有帮助的。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还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国际上也出现了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您怎么看这些？
白重恩：我觉得千万不能把别人对中国的所有的批评意见都看做是唱衰中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太没有包容心了。其实中国人包括我对经济也提出很多分析，有的也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东西都特别好，能指出问题要比唱赞歌用处更大。
我很担心我们把所有的别人的批评意见都看做是唱衰中国。如果别人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对的，对我们就很有帮助；如果批评的不对，你不理他就是了，我觉得真不用去担心别人唱衰，只有自己把自己唱衰了，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就不怕别人唱衰。
记者：前一阵子全球市场波动，在不少海外媒体的分析中，中国的汇率改革被指责为罪魁祸首。还有国内的一些声音说，目前中国正有巨大的资本外流，将极大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不知道您对这些说法怎么看？
白重恩：我不觉得汇率政策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应该让市场汇率发挥它的作用。前一段时间关于汇率上的一些举措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出检讨，这次做的是对的，有些国际上的反应是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他们误解了我们的政策，这是一个方面。同时，中国经济中确实有一些问题，如果不去面对，不去很好的解决，那么人们对我们的增长自然就会有负面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在不好的方面做出改善。
但是同时它可能在别人误读的时候，也让人家更仔细地看中国经济，也许它就看到了一问题，这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你说的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变化，退出这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这个是人们很早就有预期的事，它并没有做任何超出了它预期的事，所以市场应该已经比较早地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了，所以也很难说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市场也并不总是有效的，有的时候之前可能有一定的泡沫或者是价值的高估，可能它有一些修正这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首先不用把别人说的这些都当成是唱衰中国，另外我们也要切实地去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济，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至于市场怎么反应并不总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到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要考虑不是说不考虑，但是并不是总是在我们的统治中，所以也不能说太纠结于市场的反应。
记者：那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西方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市场有点失灵，然后就开始崇拜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中国经济好像也有点下滑，也有点出现问题，对于下一步当代经济学，我们怎么发展，理论上应该更信奉什么？
白重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崇拜中国的经济奇迹，当然我们国内有很多人崇拜我们自己的经济奇迹。其实我几年前就说不要光看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你要看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我记得有一次辩论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就说我们的形势特别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经济增长的数据后面，我做了一些研究，就是增长的核算是我们考虑一下增长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增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降慢了很多，这是你们一直担忧的地方，所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并不代表说这个就是理想公式，其实这个增长是带来了很大的代价的，那并不是说一无是处，有很多就是有的时候市场会失灵，有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是是一个度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干预值，什么样干预的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去干预，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我很反对把2008年以后的事说成是中国模式特别优越，现在同样反对说因为最近出现的情况就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我想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吧。西方经济有它的问题，但是也有它的优势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客观来看各个经济的优势和缺陷所在。
我们知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一定程度上表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为经济复苏和运行提出有效的政策药方。而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和全球经济格局大变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需要解释。经济学需要创新与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学界世界性的呼声。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长历史周期，大国更替往往相伴相生经济思想之繁荣，曾经的中华文明兴于春秋百家，众商思想，运筹华夏三千年帷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诞生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出现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一批影响人类历史的古典经济学家。19世纪后伴随现代经营体系的产生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现了马歇尔等一批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主流理论从古典经济学演变为新古典经济学。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二战以后逐渐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开的流行经济学理论框架，二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移到美国，由此美国经济学家群星涌现，美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执当代理论经济学发展之牛耳。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去年也超，今年肯定也超，中国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本身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无疑中国的崛起既为二十一世纪理论经济学的升华提供了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论的理论创新创造了千载良机，面对经济学发展百年的前景，我们当今中国社会有必要也有可能去资助和鼓励中国经济学人潜心思索、创新发展，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 记者：如果说达沃斯论坛是侧重交流经济前景和增长蓝图的盛会，那么我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思想中国论坛，则侧重从现实问题抽离出来探讨重大的经济理论创新问题，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着眼于当代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讨论经济学理论创新中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变革中的一些问题和评估。我想针对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问题，为什么成立这家基金会，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
白重恩：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现在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问题是说我先不评论在西方经济学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讲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我担心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西方的这一套跟我们没关系，对我们没有任何指导意义，所以就不需要考虑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不需要去借鉴，这是一个极端。
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西方的那些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发展，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第二个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经济学科它是一个实证的科学，它必须要最终回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在美国它关心的是美国的问题，在欧洲它关心的是欧洲的问题，对中国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它关心的远远不够，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制度背景和发达国家的非常不一样，所以按照它们制度背景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结论并不一定能够适用到中国来，但是他们的科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讲究落底、讲求实证的检验，这个方法对我们应该是完全可借鉴的，而且他们也有一些理论上的普遍的意义的，我们也应该接受，所以，现在需要做的事应是以问题导向看中国现在需要面临什么样的经济问题，需要做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这是我们的问题导向，但是研究方法上我们一定要努力追求科学的方法。
但有数据的限制等等使得我们做的不一定做得像西方做的那样，但是给定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在科学方法上做到极致，所以就是以中国主要问题作为导向使用科学规范的方法来做研究，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但是这个很难，原因是比如说你写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投到西方的期刊上挺难被接受的，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事并不那么了解，所以就靠西方人来评价我们的研究不完全合适，那我们自己的评价又有刚才我说的两个极端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不要给我讲这一套，我就用我的老的方法，那套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一个极端。另一种就是说只要你做的跟西方的不一样你就没意义，我觉得这都是阻碍我们学科发展，那要有一个比较辩证的方法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这个高水平的研究群体，来判别这个研究的好坏。
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自信地去判别研究成果的优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基金会能够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比如设立奖项我们来奖励高质量的研究，如果这样的奖励能够成为合适的标杆那么就对推动经济的研究，推动适合于中国经济制度背景的经济学的研究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在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华夏经济学基金会，我觉得任何人在这方面做工作，都是值得我们去支持的。
记者：那么，从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上来说，中国经济学研究目前缺少什么？难点和痛点在哪里？
白重恩：我们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经济学研究的话，就要看经济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我先从需求这个角度来看，讲需求就要看价格，也就是说，一个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产生了成果，能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指挥棒，尽管人的内在兴趣也很重要，但是外在的激励，这种指挥棒也是不可缺少的。我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是康乃尔大学的一个金融学教授写的，题目《本地偏向》，学术中的一个悖论，他做了一些数据分析，在金融学里找了14篇顶尖的期刊，看这些期刊里实证的研究都是用的哪一国的数据，结果发现，少于23%的文章是用美国之外的数据，其他的77%的文章是用美国的数据，如果我们看各个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体量，美国显然没有占77%，但是全世界最顶尖的14本金融学的期刊上有77%的实证文章用的是美国数据。
这就是一个导向问题。如果是一个做金融的人，应该研究哪个国家的问题？很明显，研究美国问题有77%的机会被发表，被发表机会的比是77%比23%，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学校特别多，所以有大量的文章发表关于美国的？这个教授也做了分析，发现这个关系就是美国有多少学校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多少研究机构，这个完全不能解释23%和77%的比例，那么是不是美国培养的PHD学生多，其他国家少，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现象，也不是，他也做了，发现也不能解释。他就把这个叫“Homebias”，当然他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美国作为Home，作研究的偏向是偏向于美国的。那么作为美国之外的，那就不是Homebias而是Foreignbias，其实他里面也有讲到Foreignbias，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研究对象就造成了这样的指挥棒，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开始引进一些在海外受过很好的训练、经济学研究工具都掌握得很好的教授，他们在做什么研究呢？大部分的还是用外国的数据做外国的问题，尽管这些人是中国人，是在中国学校教书，但是他们仍然做外国的问题，用外国的数据，这就说明了，经济学研究的“指挥棒”的重要了，这个指挥棒太有力了，不是利益的利，是力量的力，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它引导了我们的研究，导致中国问题导向的高质量研究非常地少，我觉得，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
所谓难点，实际上直指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我们国内期刊不负责任发大量烂文章的现象严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非常不完善，它不是导向问题，而是技术上非常粗糙不精确，国外的导向尽管有一定的公正性，但是导向是不对的，而国内的评价机制又不够精确，也不够公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所独有的，数学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数学没有用哪个国家数据的问题，物理学、化学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社会科学才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所有社会科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指挥棒我们导向非常有问题。
第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真难，也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能看到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深、研究透就非常难，一个是有很多外界的影响，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要做很多行政的工作；另一个还有我们数据的获得性实在是很差。一些在其他国家非常容易获得的数据，在我们这儿非常难获得，也有人能获得，都是动用自己各种各样的资源，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学者，首先要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否则你得不到这样的数据，你要是单纯的学者想得到数据真的是难，所以这是一个影响我们供给的问题。
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学的可观察性或者叫可度量性比较差，比如说物理学里望远镜曾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对我们来说要研究影响经济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这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当然如果能用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很好，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到这个前景。我们制度里很多地方太不透明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望远镜，我们需要X光机，能够穿透这个不透明的表面，能让我们看到里面是什么，如果你研究制度都不知道这里面制度的内容是什么，你没有基本的观察，你怎么能够写好的理论模型来描述个制度。所以，我希望有在体制内对制度特别了解的人，能多跟做学术研究的学者沟通，让做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了解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很多学者其实对制度不了解！做学问首先也要了解制度背景，才能做出符合中国以及对中国发展有利的理论模型。■
记者：2015年9月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形有波动，势仍看好”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而在稍早前的G20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增速预计将保持在7%左右，这也代表了不少学界的观点。但也有悲观的说法，比如王健林最近就说，不要再幻想高增长了，中国人要敢于接受6%甚至5%。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有什么判断？
白重恩：6%也是一个不错的增长，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劳动力是在减少的，适龄劳动人群在减小，所以6%的增长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问题是要有高质量的增长，如果这个增长是靠政府刺激来达到的增长目标，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得未来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
为什么说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比如说我们经济实际的潜在增长率是6%，这个时候为了维持7%的增长你怎么能做得到，只能靠政府去刺激，就是政府投入大量的钱进去才能达到7%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率和劳动力成本都成为负担，扩张的动力就减弱。企业不去投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那么政府要更大力度地去刺激，才能达到你的7%的增长目标。当政府有更大力度刺激的时候，经济的挤出效应就更强，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更弱，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人为地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达到一个超出市场能承受的一个增长目标，长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不要那么去执着于一个增长目标，把增长的目标定的稍微低一点。
我有时候用这么一个东西来形容，就是说如果你增长的目标只有垫着脚才能够得到，它就不稳定，你要能站在那踏踏实实的就能达到增长目标它就是稳定的。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太过执著地去定过高的增长目标。
记者：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在于改革；也有很多分析说，中国的潜在增长跟改革措施有关。在您看来，哪些方面的改革才能保证有持续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呢？
白重恩：迫切需要的一个改革，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政府不要去追求太高的增长目标，这样政府就可以不要做那么多的投资，我不反对政府投资，但要看有什么样的需求，特别是有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而不应该是说为了达到一定的增长目标我们去投资。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为了达到增长我去投资，一个是我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需求我去投资，这两个出发点不一样。没有很强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仅仅为了达到一定的增长目标而去投资，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政府为了达到增长目标而做的投资少一点，那么挤出效应就弱，那么民间的投资的积极性就强的，这是维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要做的一个事，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政府做多了，企业做的就会少，这是必然的事。
我觉得应该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多做一些，那么怎么样让他多做呢？除了大家常说的降低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准入方面，要让更多的领域向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放开，加强竞争，这样经济增长的活力会更强一些。所以现在做的很多事，方向是对的，简政放权让进入的门槛降低。同时，要建立投资的负面清单，以前很多领域都说，不说让你投资你就不能去投资，那么如果有了负面清单，只要没有严格限制你不可以投资的，都可以做，企业活力就会加强，企业操作的空间就会加大，竞争也会加强，这些都会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有帮助。
最后一点，就是真正地改善我们的法制环境。如果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做了投资，他不知道哪一天有一个政策就把他投资的回报拿走一部分，投资者最怕这个。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国务院下文件说节假日不能收费，但你对这些投资者有补偿吗？没有补偿的话，他本来做的预算是会得到一定回报，突然每年有重要的收费的时间他不能收费了，那他得到的回报就降低了。这样的事一定要杜绝它，就是政府要管得住自己，不是说不可以出政策，而是说如果有必要节假日不收费，那应该对投资者做出补偿，这就是保护产权，政府要管住自己，不去侵占投资者的产权，这样才能让投资者放心去投资。现在要推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但如果社会资本觉得投资得不到保护，它有什么动力来参与PPP呢？所以对投资者的保护是特别重要的，要加强法制。
记者：现在很多企业反映税负太重，有很多人呼吁减税，还有评论说，减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须选择，同意这个观点吗？
白重恩：从财政部门来说如果不减支只减收那是不可能持续的，这就需要政府判断哪些支出可以削减。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要政府什么都去做。政府做事一定要花钱，它的钱从哪来？要收税，一收税，就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所以要明确政府的责任，不要无限扩大，这样才不会导致最终的税收负担扩大太快，这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降低税负是一个刺激消费促进增长的办法，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增加。我看到一些调查，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确实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压力，比如降低社保缴费率。
社保缴费率是企业劳动成本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长期以来，我们社保缴费率是很高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那么，这样高的社保缴费率无疑是提高了劳动力的成本。刚才我们也说到，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太快，除了是因为政府经济刺激用了大量的员工，然后使得其他部门获得劳动力的成本太高，还因为劳动力的供给在减少。从15岁到60岁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每年大概减少300多万，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就增加的更快，所以为了让企业有一个更长的适应期，最好通过降低社保缴费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给企业减负。 其实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够快——当然现在居民的收入增长已经略快于GDP的增长，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降低社保缴费率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同时也降低职工的负担，那么对于给企业减压同时又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还是有帮助的。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还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国际上也出现了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您怎么看这些？
白重恩：我觉得千万不能把别人对中国的所有的批评意见都看做是唱衰中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太没有包容心了。其实中国人包括我对经济也提出很多分析，有的也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东西都特别好，能指出问题要比唱赞歌用处更大。
我很担心我们把所有的别人的批评意见都看做是唱衰中国。如果别人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对的，对我们就很有帮助；如果批评的不对，你不理他就是了，我觉得真不用去担心别人唱衰，只有自己把自己唱衰了，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就不怕别人唱衰。
记者：前一阵子全球市场波动，在不少海外媒体的分析中，中国的汇率改革被指责为罪魁祸首。还有国内的一些声音说，目前中国正有巨大的资本外流，将极大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不知道您对这些说法怎么看？
白重恩：我不觉得汇率政策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应该让市场汇率发挥它的作用。前一段时间关于汇率上的一些举措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出检讨，这次做的是对的，有些国际上的反应是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后果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他们误解了我们的政策，这是一个方面。同时，中国经济中确实有一些问题，如果不去面对，不去很好的解决，那么人们对我们的增长自然就会有负面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在不好的方面做出改善。
但是同时它可能在别人误读的时候，也让人家更仔细地看中国经济，也许它就看到了一问题，这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你说的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变化，退出这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这个是人们很早就有预期的事，它并没有做任何超出了它预期的事，所以市场应该已经比较早地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了，所以也很难说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市场也并不总是有效的，有的时候之前可能有一定的泡沫或者是价值的高估，可能它有一些修正这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首先不用把别人说的这些都当成是唱衰中国，另外我们也要切实地去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经济，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至于市场怎么反应并不总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到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要考虑不是说不考虑，但是并不是总是在我们的统治中，所以也不能说太纠结于市场的反应。
记者：那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西方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市场有点失灵，然后就开始崇拜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中国经济好像也有点下滑，也有点出现问题，对于下一步当代经济学，我们怎么发展，理论上应该更信奉什么？
白重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崇拜中国的经济奇迹，当然我们国内有很多人崇拜我们自己的经济奇迹。其实我几年前就说不要光看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你要看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我记得有一次辩论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就说我们的形势特别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经济增长的数据后面，我做了一些研究，就是增长的核算是我们考虑一下增长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增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降慢了很多，这是你们一直担忧的地方，所以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并不代表说这个就是理想公式，其实这个增长是带来了很大的代价的，那并不是说一无是处，有很多就是有的时候市场会失灵，有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是是一个度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干预值，什么样干预的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去干预，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我很反对把2008年以后的事说成是中国模式特别优越，现在同样反对说因为最近出现的情况就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我想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吧。西方经济有它的问题，但是也有它的优势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客观来看各个经济的优势和缺陷所在。
我们知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一定程度上表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为经济复苏和运行提出有效的政策药方。而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和全球经济格局大变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需要解释。经济学需要创新与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学界世界性的呼声。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长历史周期，大国更替往往相伴相生经济思想之繁荣，曾经的中华文明兴于春秋百家，众商思想，运筹华夏三千年帷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诞生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出现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一批影响人类历史的古典经济学家。19世纪后伴随现代经营体系的产生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现了马歇尔等一批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主流理论从古典经济学演变为新古典经济学。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二战以后逐渐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开的流行经济学理论框架，二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移到美国，由此美国经济学家群星涌现，美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执当代理论经济学发展之牛耳。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已经超过美国、欧盟，去年也超，今年肯定也超，中国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本身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无疑中国的崛起既为二十一世纪理论经济学的升华提供了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论的理论创新创造了千载良机，面对经济学发展百年的前景，我们当今中国社会有必要也有可能去资助和鼓励中国经济学人潜心思索、创新发展，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 记者：如果说达沃斯论坛是侧重交流经济前景和增长蓝图的盛会，那么我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办的思想中国论坛，则侧重从现实问题抽离出来探讨重大的经济理论创新问题，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着眼于当代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讨论经济学理论创新中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变革中的一些问题和评估。我想针对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问题，为什么成立这家基金会，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
白重恩：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现在经济学科发展的一个问题是说我先不评论在西方经济学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讲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我担心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西方的这一套跟我们没关系，对我们没有任何指导意义，所以就不需要考虑西方的现代经济学，不需要去借鉴，这是一个极端。
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西方的那些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发展，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第二个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经济学科它是一个实证的科学，它必须要最终回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在美国它关心的是美国的问题，在欧洲它关心的是欧洲的问题，对中国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它关心的远远不够，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制度背景和发达国家的非常不一样，所以按照它们制度背景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结论并不一定能够适用到中国来，但是他们的科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讲究落底、讲求实证的检验，这个方法对我们应该是完全可借鉴的，而且他们也有一些理论上的普遍的意义的，我们也应该接受，所以，现在需要做的事应是以问题导向看中国现在需要面临什么样的经济问题，需要做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这是我们的问题导向，但是研究方法上我们一定要努力追求科学的方法。
但有数据的限制等等使得我们做的不一定做得像西方做的那样，但是给定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在科学方法上做到极致，所以就是以中国主要问题作为导向使用科学规范的方法来做研究，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但是这个很难，原因是比如说你写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投到西方的期刊上挺难被接受的，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事并不那么了解，所以就靠西方人来评价我们的研究不完全合适，那我们自己的评价又有刚才我说的两个极端的可能，一种就是说你不要给我讲这一套，我就用我的老的方法，那套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一个极端。另一种就是说只要你做的跟西方的不一样你就没意义，我觉得这都是阻碍我们学科发展，那要有一个比较辩证的方法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这个高水平的研究群体，来判别这个研究的好坏。
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自信地去判别研究成果的优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基金会能够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比如设立奖项我们来奖励高质量的研究，如果这样的奖励能够成为合适的标杆那么就对推动经济的研究，推动适合于中国经济制度背景的经济学的研究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在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华夏经济学基金会，我觉得任何人在这方面做工作，都是值得我们去支持的。
记者：那么，从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上来说，中国经济学研究目前缺少什么？难点和痛点在哪里？
白重恩：我们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经济学研究的话，就要看经济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我先从需求这个角度来看，讲需求就要看价格，也就是说，一个经济学的研究如果产生了成果，能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指挥棒，尽管人的内在兴趣也很重要，但是外在的激励，这种指挥棒也是不可缺少的。我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是康乃尔大学的一个金融学教授写的，题目《本地偏向》，学术中的一个悖论，他做了一些数据分析，在金融学里找了14篇顶尖的期刊，看这些期刊里实证的研究都是用的哪一国的数据，结果发现，少于23%的文章是用美国之外的数据，其他的77%的文章是用美国的数据，如果我们看各个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体量，美国显然没有占77%，但是全世界最顶尖的14本金融学的期刊上有77%的实证文章用的是美国数据。
这就是一个导向问题。如果是一个做金融的人，应该研究哪个国家的问题？很明显，研究美国问题有77%的机会被发表，被发表机会的比是77%比23%，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学校特别多，所以有大量的文章发表关于美国的？这个教授也做了分析，发现这个关系就是美国有多少学校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多少研究机构，这个完全不能解释23%和77%的比例，那么是不是美国培养的PHD学生多，其他国家少，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现象，也不是，他也做了，发现也不能解释。他就把这个叫“Homebias”，当然他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美国作为Home，作研究的偏向是偏向于美国的。那么作为美国之外的，那就不是Homebias而是Foreignbias，其实他里面也有讲到Foreignbias，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研究对象就造成了这样的指挥棒，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开始引进一些在海外受过很好的训练、经济学研究工具都掌握得很好的教授，他们在做什么研究呢？大部分的还是用外国的数据做外国的问题，尽管这些人是中国人，是在中国学校教书，但是他们仍然做外国的问题，用外国的数据，这就说明了，经济学研究的“指挥棒”的重要了，这个指挥棒太有力了，不是利益的利，是力量的力，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它引导了我们的研究，导致中国问题导向的高质量研究非常地少，我觉得，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痛点和难点。
所谓难点，实际上直指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我们国内期刊不负责任发大量烂文章的现象严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非常不完善，它不是导向问题，而是技术上非常粗糙不精确，国外的导向尽管有一定的公正性，但是导向是不对的，而国内的评价机制又不够精确，也不够公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所独有的，数学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数学没有用哪个国家数据的问题，物理学、化学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社会科学才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所有社会科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指挥棒我们导向非常有问题。
第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中国做经济学研究真难，也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能看到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深、研究透就非常难，一个是有很多外界的影响，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要做很多行政的工作；另一个还有我们数据的获得性实在是很差。一些在其他国家非常容易获得的数据，在我们这儿非常难获得，也有人能获得，都是动用自己各种各样的资源，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学者，首先要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否则你得不到这样的数据，你要是单纯的学者想得到数据真的是难，所以这是一个影响我们供给的问题。
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学的可观察性或者叫可度量性比较差，比如说物理学里望远镜曾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对我们来说要研究影响经济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这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当然如果能用大数据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很好，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到这个前景。我们制度里很多地方太不透明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望远镜，我们需要X光机，能够穿透这个不透明的表面，能让我们看到里面是什么，如果你研究制度都不知道这里面制度的内容是什么，你没有基本的观察，你怎么能够写好的理论模型来描述个制度。所以，我希望有在体制内对制度特别了解的人，能多跟做学术研究的学者沟通，让做学术研究的年轻学者了解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很多学者其实对制度不了解！做学问首先也要了解制度背景，才能做出符合中国以及对中国发展有利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