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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任何讨薪活动都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虽然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都曾发通知要求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但欠薪现象还是很普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糊涂账。
8月14日, 13名孩子到云南大理帮农民工父母讨薪,引起了广泛关注。20日,在大理市政府的紧急约谈后,业主方将1400余万元工程尾款支付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账号。然而,承建方云南十建和劳务方金工匠公司一时都不清楚到底拖欠了农民工多少工资,欠薪成了一笔糊涂账。
本应该无忧无虑过暑假的孩子却走上为父母讨薪的路,尽管有“被策划”之嫌,但没有人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推到风口浪尖上。几年来,由于云南大理“南国城”项目工程纠纷造成连环债务,农民工甚至不知道找谁要钱,此下策背后是讨薪无望后农民工的无奈。
此次讨薪的结果看似是圆满的,工程尾款到账,农民工的工资有了着落。但这笔糊涂账却不那么好算。不清不楚的账本,意味着财务漏洞可能存在。农民工最后是否能拿到全部欠薪,仍是个未知数。这种糊涂账在很多工程项目中都存在,各类不明支出消耗了工程款项,最后导致农民工工资发不下来。事实上,任何讨薪活动都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虽然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都曾发通知要求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但欠薪现象还是很普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糊涂账。
企业监管的失控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工资无法兑现。一个高效运作的企业,必然有一个清晰严瑾的财务管理体系,企业的收支盈亏都在财务的账目中清楚地体现。而云南十建和金工匠公司都没有实现有效的财务监管。不清楚有多少欠薪,也不知道工程款项流向了何方。讨薪事件之前,业主方已支付了承建方80%以上的工程款。承建方有能力优先支付劳务费用,但云南十建却没有正确地分配这些款项。工程的层层分包加剧了这种监管的失控,债务最终转嫁到农民工身上。企业要加强自身在财务、法务方面的管控力度,才能清理糊涂账目,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规避企业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娃娃讨薪”之后是“市长讨薪”,面对舆论的轩然大波,大理市长率领由纪检监察、宣传、督查、信息、信访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到现场办公,约谈相关单位,迅速形成了解决方案。市政府的这种反应速度当然值得肯定,但总让人有亡羊补牢之感。从工作组的构成可知,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有监管的职责,为什么要到“娃娃讨薪”这样的极端维权方式出现后才来处理?可见,欠薪的糊涂账企业不知,政府职能部门也未曾理会。如果督查部门能按期监督建设单位的工程进展及款项分配,企业怎敢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果社会保障部门及时参与农民工的维权活动,农民工就不会是弱势群体了。如果信访部门在接到农民工的投诉后就积极处理,“娃娃讨薪”的悲情剧就不会在大理上演。只有政府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督查职能,才能长远保障农民工薪资按时足额发放。
而在讨薪事件中,媒体也不应只关注“娃娃讨薪”的轰动效应,甚至消费这些讨薪的娃娃,而要绕到糊涂账的后面,揭露被遮蔽的问题,让监督的力量影响更深远。
8月14日, 13名孩子到云南大理帮农民工父母讨薪,引起了广泛关注。20日,在大理市政府的紧急约谈后,业主方将1400余万元工程尾款支付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账号。然而,承建方云南十建和劳务方金工匠公司一时都不清楚到底拖欠了农民工多少工资,欠薪成了一笔糊涂账。
本应该无忧无虑过暑假的孩子却走上为父母讨薪的路,尽管有“被策划”之嫌,但没有人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推到风口浪尖上。几年来,由于云南大理“南国城”项目工程纠纷造成连环债务,农民工甚至不知道找谁要钱,此下策背后是讨薪无望后农民工的无奈。
此次讨薪的结果看似是圆满的,工程尾款到账,农民工的工资有了着落。但这笔糊涂账却不那么好算。不清不楚的账本,意味着财务漏洞可能存在。农民工最后是否能拿到全部欠薪,仍是个未知数。这种糊涂账在很多工程项目中都存在,各类不明支出消耗了工程款项,最后导致农民工工资发不下来。事实上,任何讨薪活动都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虽然国务院、各级地方政府都曾发通知要求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但欠薪现象还是很普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糊涂账。
企业监管的失控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工资无法兑现。一个高效运作的企业,必然有一个清晰严瑾的财务管理体系,企业的收支盈亏都在财务的账目中清楚地体现。而云南十建和金工匠公司都没有实现有效的财务监管。不清楚有多少欠薪,也不知道工程款项流向了何方。讨薪事件之前,业主方已支付了承建方80%以上的工程款。承建方有能力优先支付劳务费用,但云南十建却没有正确地分配这些款项。工程的层层分包加剧了这种监管的失控,债务最终转嫁到农民工身上。企业要加强自身在财务、法务方面的管控力度,才能清理糊涂账目,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规避企业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娃娃讨薪”之后是“市长讨薪”,面对舆论的轩然大波,大理市长率领由纪检监察、宣传、督查、信息、信访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到现场办公,约谈相关单位,迅速形成了解决方案。市政府的这种反应速度当然值得肯定,但总让人有亡羊补牢之感。从工作组的构成可知,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有监管的职责,为什么要到“娃娃讨薪”这样的极端维权方式出现后才来处理?可见,欠薪的糊涂账企业不知,政府职能部门也未曾理会。如果督查部门能按期监督建设单位的工程进展及款项分配,企业怎敢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果社会保障部门及时参与农民工的维权活动,农民工就不会是弱势群体了。如果信访部门在接到农民工的投诉后就积极处理,“娃娃讨薪”的悲情剧就不会在大理上演。只有政府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督查职能,才能长远保障农民工薪资按时足额发放。
而在讨薪事件中,媒体也不应只关注“娃娃讨薪”的轰动效应,甚至消费这些讨薪的娃娃,而要绕到糊涂账的后面,揭露被遮蔽的问题,让监督的力量影响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