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市对农民工所构筑的“玻璃隔板”或隐或现，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实现市民化，进而导致他们对城市没法形成认同感，只能四处奔波，徘徊于城乡之间。
2011年新春伊始，“招工难”的话题就“似曾相识燕归来”，但今年又呈现出一些与往年不同的新态势，中西部也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争抢农民工外，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中西部城市纷纷采取下达招人指标、到车站码头“围追堵截”、加大宣传力度、给出优惠条件等措施，招揽农民工留在本地工作。
与此同时，另一个现象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讨论，即“浅层城市化”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显示，200]一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
“浅层城市化”与民工荒有着什么样的联系?2010年全国农民工有2.5亿之多，这么庞大的队伍依然满足不了各地的劳动力需求吗?农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何在?
近2亿人口“被统计”
从总体上讲，每年年初的“民工荒”，实际上是全国所有用工单位与所有农民工之间进行的一次“集体议价”。
这有点类似日本每年春天，企业主与工会集体协商工资的“春斗”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的企业与员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不太健全，因此全国农民工只能不约而同地“用脚投票”，以不再回去上班和重新选择工作来反制企业，让企业集体涨工资、加福利。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工走出农村实现非农化后，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仍处在“浅层城市化”的奇特状态。正是农民工的这种浅层城市化直接导致“民工荒”，并进一步导致企业“慌”。
从数据上看，浅层城市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各地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虚高。目前的人口统汁中，在流入地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都被统计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上他们具有的是农民身份。据估计，目前全国6亿城镇人口中，有近2亿人口是“被”统计在城镇人口范围内的，但实际上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最多只能算是“准城市人口”。
如果说冷冰冰的数据还比较粗象的话，那么对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仔细扫描后就可以看到，城市对农民工所构筑的“玻璃隔板”或隐或现，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实现市民化，进而导致他们对城市没法形成认同感，只能四处奔波，徘徊于城乡之间。
城市的“玻璃隔板”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在城市里只能从事当地居民不愿意做的脏、累、苦、险等工作，在行业和职业等方面，都呈现出“孤岛化”的倾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中，有89.1％的农民工从业领域是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城市中的中低端行业。实现就业后，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所得到的工资与福利待遇仍然较低。
2010年5-6月，全国总工会对全国10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870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元，分别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元)的60％和57.4％。
而且农民工的基本就业权益保障力度，也远远比不上正式城镇职工。譬如，目前全国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很低，国家统汁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有近57.2％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再如，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太长。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小时的占89.8％。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2月底公布的统汁公报，2010年全国24223万农民工中，参加工伤保险的有6329万人，仅占29.6％。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7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工伤保险，一旦出现工伤事件或患上职业病，农民工只能通过私了和自认倒霉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的岐视，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忍受。以户籍为基础进行资源分配的全国格局并没有瓦解。到目前为止，在住房方面，要买城市里的保障性住房，如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廉租房，首先要出示本地城镇户口簿。
教育方面，在现行体制下，教育经费是划给户口所在地的教育部门的，子女要想在城市里读小学必须借读，实际操作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在收借读费，而且无法在打工所在城市中考，读初中只能回老家。
社会保障方面，城镇职工和居民有基本的医疗、养老、失业、生育、代保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保障，而农民工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参加老家的“新农合”、“新农保”等，一旦生病，仪在老家与打工城市之间的往返折騰就修人受的。
如果说，这些对于自认为是城市过客的第一代农民工，还能够以一种阿Q的自嘲精神来加以化解的话，对于并不认同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却是一件忍无可忍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同时，农民工的诉求表达渠道依然不畅通。由于户籍在农村老家，在城市里，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是很难表达的，他们是城市里最大的一个失语的群体。
在政治权利上，他们尽管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但却没有城市居民对政府管理的建议权、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因为他们的选票还在农村，根还在农村。在经济利益受损后，他们通过工会来实现权益保障的愿望经常会落空，通过跳楼等方式来讨工钱也开始为人们见怪不怪。
2010年年中，东莞、中山等农民工集中出现的一系列罢工、停工事件，就是农民工利益诉求难以表达的—个例证。
农民工市民化破题
从根本上讲，解决用工荒、招工难问题的终极出路，就是逐步为农民工提供和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全力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使用“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渭被作为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的代名词广泛使用。农民工。即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这个词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农民工这个词相关的还有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等，这些词都或多或少有歧视的含义在内。
所以，应该尽快让“农民工”一词成为历史。如果一个地区能够在全国首次在书面材料、新闻媒体、社会生活中禁止使用该词，那么该地区一定会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社会进步的痕迹。
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尤其是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后，流入地城市政府就会具有为农民工提供各种与市民相同的服务和管理的义务和动力。这就要求在财政体制上实现“费随人走”，农民工走到哪里，教育经费、培训经费、社保费用、公共服务经费都随之流动。
同时，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方面进行各项制度的创新。在流出地，可以试行农地权益的自由流动制度，让农民工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权利变现，从而为他在城市里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在流入地，随着经费问题的解决，要在工资、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政治权益、子女教育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待遇，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另外，要警惕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被市民化”现象。从全国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有些地方为了快速提高本地的城镇化率，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让农民工在一两年之内完全转变成城镇居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尊重农民工自身的意愿，必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很有可能会把“农村问题”转变成“城市问题”，最终出现政府和农民工都是输家的局面。
2011年新春伊始，“招工难”的话题就“似曾相识燕归来”，但今年又呈现出一些与往年不同的新态势，中西部也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争抢农民工外，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中西部城市纷纷采取下达招人指标、到车站码头“围追堵截”、加大宣传力度、给出优惠条件等措施，招揽农民工留在本地工作。
与此同时，另一个现象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讨论，即“浅层城市化”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显示，200]一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增长只有30％。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
“浅层城市化”与民工荒有着什么样的联系?2010年全国农民工有2.5亿之多，这么庞大的队伍依然满足不了各地的劳动力需求吗?农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何在?
近2亿人口“被统计”
从总体上讲，每年年初的“民工荒”，实际上是全国所有用工单位与所有农民工之间进行的一次“集体议价”。
这有点类似日本每年春天，企业主与工会集体协商工资的“春斗”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的企业与员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不太健全，因此全国农民工只能不约而同地“用脚投票”，以不再回去上班和重新选择工作来反制企业，让企业集体涨工资、加福利。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工走出农村实现非农化后，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仍处在“浅层城市化”的奇特状态。正是农民工的这种浅层城市化直接导致“民工荒”，并进一步导致企业“慌”。
从数据上看，浅层城市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各地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虚高。目前的人口统汁中，在流入地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都被统计为城市的“常住人口”，实际上他们具有的是农民身份。据估计，目前全国6亿城镇人口中，有近2亿人口是“被”统计在城镇人口范围内的，但实际上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最多只能算是“准城市人口”。
如果说冷冰冰的数据还比较粗象的话，那么对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仔细扫描后就可以看到，城市对农民工所构筑的“玻璃隔板”或隐或现，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实现市民化，进而导致他们对城市没法形成认同感，只能四处奔波，徘徊于城乡之间。
城市的“玻璃隔板”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在城市里只能从事当地居民不愿意做的脏、累、苦、险等工作，在行业和职业等方面，都呈现出“孤岛化”的倾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中，有89.1％的农民工从业领域是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城市中的中低端行业。实现就业后，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所得到的工资与福利待遇仍然较低。
2010年5-6月，全国总工会对全国10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870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元，分别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元)的60％和57.4％。
而且农民工的基本就业权益保障力度，也远远比不上正式城镇职工。譬如，目前全国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很低，国家统汁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有近57.2％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再如，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太长。2009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小时的占89.8％。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2月底公布的统汁公报，2010年全国24223万农民工中，参加工伤保险的有6329万人，仅占29.6％。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7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工伤保险，一旦出现工伤事件或患上职业病，农民工只能通过私了和自认倒霉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务的岐视，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忍受。以户籍为基础进行资源分配的全国格局并没有瓦解。到目前为止，在住房方面，要买城市里的保障性住房，如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廉租房，首先要出示本地城镇户口簿。
教育方面，在现行体制下，教育经费是划给户口所在地的教育部门的，子女要想在城市里读小学必须借读，实际操作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在收借读费，而且无法在打工所在城市中考，读初中只能回老家。
社会保障方面，城镇职工和居民有基本的医疗、养老、失业、生育、代保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保障，而农民工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参加老家的“新农合”、“新农保”等，一旦生病，仪在老家与打工城市之间的往返折騰就修人受的。
如果说，这些对于自认为是城市过客的第一代农民工，还能够以一种阿Q的自嘲精神来加以化解的话，对于并不认同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却是一件忍无可忍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同时，农民工的诉求表达渠道依然不畅通。由于户籍在农村老家，在城市里，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是很难表达的，他们是城市里最大的一个失语的群体。
在政治权利上，他们尽管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但却没有城市居民对政府管理的建议权、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因为他们的选票还在农村，根还在农村。在经济利益受损后，他们通过工会来实现权益保障的愿望经常会落空，通过跳楼等方式来讨工钱也开始为人们见怪不怪。
2010年年中，东莞、中山等农民工集中出现的一系列罢工、停工事件，就是农民工利益诉求难以表达的—个例证。
农民工市民化破题
从根本上讲，解决用工荒、招工难问题的终极出路，就是逐步为农民工提供和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全力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使用“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渭被作为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的代名词广泛使用。农民工。即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这个词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农民工这个词相关的还有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等，这些词都或多或少有歧视的含义在内。
所以，应该尽快让“农民工”一词成为历史。如果一个地区能够在全国首次在书面材料、新闻媒体、社会生活中禁止使用该词，那么该地区一定会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社会进步的痕迹。
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尤其是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后，流入地城市政府就会具有为农民工提供各种与市民相同的服务和管理的义务和动力。这就要求在财政体制上实现“费随人走”，农民工走到哪里，教育经费、培训经费、社保费用、公共服务经费都随之流动。
同时，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方面进行各项制度的创新。在流出地，可以试行农地权益的自由流动制度，让农民工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权利变现，从而为他在城市里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在流入地，随着经费问题的解决，要在工资、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政治权益、子女教育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待遇，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另外，要警惕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被市民化”现象。从全国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有些地方为了快速提高本地的城镇化率，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让农民工在一两年之内完全转变成城镇居民。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尊重农民工自身的意愿，必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很有可能会把“农村问题”转变成“城市问题”，最终出现政府和农民工都是输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