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之棋局，理应基于学界与民间共识所设。但共识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这是个涉及反思中国百年转型、认识中国社会机理的文化制度命题，唯有以“智”迎解。
适逢全国“两会”期间，又是追问“中国经济何处去”的时候。何以解局？沒准可从方方正正却意蕴无穷的汉字中得出一点的启迪。比如说“智”字，也就是“知”“日”，译成现代汉语，理应做“洞悉时机”之解。一个人倘若身陷困局，智与不智，全在乎能否审时度势，相机抉择，进而化弊为利。可见，智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识时务者，是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者。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形势突逢巨变，随时局拐点汹涌而来的，是人们对变法之希冀，对改革之诉求。曾经问及经济学家魏杰“对中国经济有何预判”，这位清华教授回答得颇具谨慎乐观意味：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生。言犹未尽，透着知识界对改革契机与时代进步的殷殷翘企。
尊重市场，继续改革，无疑是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惊涛骇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战略选择。观诸眼下，中国之棋局，理应基于学界与民间共识所设。但共识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这又是个涉及反思中国百年转型、认识中国社会机理的文化制度命题，唯有以“智”迎解。
人性的复苏源于
对传统经验认知的祛魅
任何“共识”，都应以不偏离普世价值为底线。而符合基本人性、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又都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其保障。
尽管从历史进程来看，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比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古代中国，往往会由于人为的、非人性化的、基于制度性的强制因素，而使人们内心这种符合基本人性的价值理念受到压抑或蒙蔽。这种压抑或蒙蔽，一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则会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经验认知和思维惯性，以为受压抑或蒙蔽的状态，及其所依托的一些观念是“合理的”，进而，对“外来的”，也就是来自该封闭区域之外、处于非蒙蔽状态或启蒙状态的这种价值理念，反倒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触。但是，我们非但无法因此否认这种价值理念的普遍性，反而，应该说，对传统经验认知的“祛魅”、对压抑和蒙蔽这种价值理念的制度进行有效改良，显得更具重要性，同时更具迫切性。而改良的前提，是文化制度层面的思想启蒙。
然而，在中国，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远未真正完成。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思想家，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真正领先性、创造性的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降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创新、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浩荡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登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而不知有“民主”。
直至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从而，中国发现自身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其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衷，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这种“中体西用”、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思维，终究未能扭转晚清颓势，帝国大厦倾塌于辛亥炮火之中。
时不与我。20世纪的中国，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逐渐偏离辛亥树立的共和精神，乃至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
国民精神现状之由：
启蒙中断与被扭曲的心灵
近年来，国内由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论争、乃至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涉及发展战略层面，就有着不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质疑，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思，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警惕……不一而足。究其本质，不外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或曰“左”“右”之争，与上世纪初“五四”运动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颇为近似。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延续。二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语可知，“问题”与“主义”本身并非二元对立。吊诡的是，近代中国最终上演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戏剧性一幕。其后，因循“苏联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乃至政治动员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运动，更是彻底中断了思想启蒙的进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陈“主义”本身存在的谬误，也无法置国计民生的“问题”于不顾，在两难境地下，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暂时搁置争论、边解决问题边找寻主义的政治智慧，既为发展与探索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尘封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一扇窗。
随后开始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啻是对不堪回首的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不过，管理层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与现实的脱节，而渐失真实认同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社会结构却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传统社会主义基于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现代市场经济基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换言之，当下种种乱象，归根结底，是出自制度性强制所扭曲的心灵之乱。比如，契约精神本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却遭遇了诚信短板与信仰危机。近几年，我们在战略层面上一直担忧的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出现，但食品安全却成了人人自危的社会问题：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火腿肠里加瘦肉精，还有令人发指的地沟油…… 诸如此类问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监管缺失、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也不仅是奶农、养殖户的见利忘义，而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
对国民精神状态来说，最大的困扰，亦莫过于信仰的黯淡或错位。
诚信和信仰，已成当今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恐怕在于：看清原则、找准方向的基础之上，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现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
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之果，与此伴生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初，为缓解发展和稳定之“问题”，只好先不争论“主义”，此后的官方理念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愈加模糊，仍是对“不争论”的延续。按说，动态和谐的多元化结构，必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较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间阶层的日益萎缩，食利阶层对社会公正的不断破坏，逐渐演化出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
于“左”而言，早已脱离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不过是改革者利用其话语权，预先设定的一种经过理论上演绎推理、但实质上只服务于少数权贵阶层的真实谎言，他们失望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负效应，并寄望于用曾经的理想主义，揭穿今天的伪理想主义；
对“右”来说，不变革政治体制、仅复制经济体制的新版“中体西用”，同样只是一个服务于权贵阶层的陷阱，他们悲哀于自己成为上一轮改革产生负效应的代罪羔羊，并寄望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性；
而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即使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被虚化，但面对“左”“右”两派的同时诘难，出于维护执政地位之本能，在“左”“右”之间作出任何选择，都将是冒天下奇险。因此，只能继续通过实施制度性强制，来填充意识形态的空洞，不断扩充早已臃肿的队伍，进而维护意识形态在“量”上的优势地位……
但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兼容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隐蔽、却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却或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不公，或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态度，从而，通过在“左”“右”之争中“和稀泥”渔利。今天，造成意识形态非兼容问题、阻碍普遍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正是从官商结合模式和政府竞争模式中不断获利的权贵资本集团，其所依托的正是基于行政权力越过边界、对市场和民众施予的制度性强制。（详见《检察风云》2012年第5期本栏《“稳中求进”的诗外功夫》）
身处历史的拐点
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
面对诸种困局，改变政治层面基于制度性强制、经济层面基于自愿协商、社会层面则是强制与自愿并存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渐成高层与社会各界所追求并渴望达成的共识。
在此过程之中，围绕如何转型而展开的争论，又逐渐演化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翻版。
历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起初双方对待民主与科学等基本理念，并無明显分歧，只是在涉及改良与革命的路径选择后始现分野。今天的“左”“右”之争，双方对非兼容结构的表象，在认知上也无分别，但对造成这种非兼容结构的根源，其判断却截然不同，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更是水火不容。
诚然，在“左”“右”两种思潮交锋下折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曾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伟大创新，并被视为中国摘取“世界工厂”桂冠的头号功臣。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非兼容结构，而越发令“左”“右”为难——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逐渐显露，究竟意味着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破坏了社会公平，还是意味着一元化模式阻碍了社会进步？究竟是重拾极端理想主义，再来一次改造社会结构的革命运动，还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革体制？
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的关键所在。我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的一致性。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可否成为人类绝对自由的终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作为手段的“结构社会主义”），又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作为目标的“功能社会主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甚至自相矛盾的。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强制的一元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情境，已不堪回首；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
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唯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变革的实施，有赖于思想的启蒙、共识的凝聚。这令我想起马立诚先生赠我的一部大作。他这本书写的是“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名曰《历史的拐点》。书委实不错，作为无法割裂的历史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先行者们的诸多改革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还是机会把握、推进难点，乃至变革哲学等诸方面，都能从中观照出对应的因子。该书不光对历史的梳理使人耳目一新，对成败的拷问亦可谓振聋发聩。在封面上，印有几行醒目的话：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
适逢全国“两会”期间，又是追问“中国经济何处去”的时候。何以解局？沒准可从方方正正却意蕴无穷的汉字中得出一点的启迪。比如说“智”字，也就是“知”“日”，译成现代汉语，理应做“洞悉时机”之解。一个人倘若身陷困局，智与不智，全在乎能否审时度势，相机抉择，进而化弊为利。可见，智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识时务者，是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者。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形势突逢巨变，随时局拐点汹涌而来的，是人们对变法之希冀，对改革之诉求。曾经问及经济学家魏杰“对中国经济有何预判”，这位清华教授回答得颇具谨慎乐观意味：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新生。言犹未尽，透着知识界对改革契机与时代进步的殷殷翘企。
尊重市场，继续改革，无疑是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对惊涛骇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战略选择。观诸眼下，中国之棋局，理应基于学界与民间共识所设。但共识究竟何以最大程度地“凝聚”？这又是个涉及反思中国百年转型、认识中国社会机理的文化制度命题，唯有以“智”迎解。
人性的复苏源于
对传统经验认知的祛魅
任何“共识”，都应以不偏离普世价值为底线。而符合基本人性、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又都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其保障。
尽管从历史进程来看，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比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古代中国，往往会由于人为的、非人性化的、基于制度性的强制因素，而使人们内心这种符合基本人性的价值理念受到压抑或蒙蔽。这种压抑或蒙蔽，一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则会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经验认知和思维惯性，以为受压抑或蒙蔽的状态，及其所依托的一些观念是“合理的”，进而，对“外来的”，也就是来自该封闭区域之外、处于非蒙蔽状态或启蒙状态的这种价值理念，反倒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触。但是，我们非但无法因此否认这种价值理念的普遍性，反而，应该说，对传统经验认知的“祛魅”、对压抑和蒙蔽这种价值理念的制度进行有效改良，显得更具重要性，同时更具迫切性。而改良的前提，是文化制度层面的思想启蒙。
然而，在中国，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远未真正完成。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思想家，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真正领先性、创造性的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降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创新、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浩荡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登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而不知有“民主”。
直至近代，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从而，中国发现自身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其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衷，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这种“中体西用”、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思维，终究未能扭转晚清颓势，帝国大厦倾塌于辛亥炮火之中。
时不与我。20世纪的中国，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逐渐偏离辛亥树立的共和精神，乃至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
国民精神现状之由：
启蒙中断与被扭曲的心灵
近年来，国内由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论争、乃至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涉及发展战略层面，就有着不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质疑，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思，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警惕……不一而足。究其本质，不外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或曰“左”“右”之争，与上世纪初“五四”运动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颇为近似。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延续。二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语可知，“问题”与“主义”本身并非二元对立。吊诡的是，近代中国最终上演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戏剧性一幕。其后，因循“苏联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乃至政治动员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运动，更是彻底中断了思想启蒙的进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陈“主义”本身存在的谬误，也无法置国计民生的“问题”于不顾，在两难境地下，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暂时搁置争论、边解决问题边找寻主义的政治智慧，既为发展与探索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尘封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一扇窗。
随后开始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啻是对不堪回首的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不过，管理层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与现实的脱节，而渐失真实认同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社会结构却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传统社会主义基于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现代市场经济基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换言之，当下种种乱象，归根结底，是出自制度性强制所扭曲的心灵之乱。比如，契约精神本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却遭遇了诚信短板与信仰危机。近几年，我们在战略层面上一直担忧的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出现，但食品安全却成了人人自危的社会问题：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火腿肠里加瘦肉精，还有令人发指的地沟油…… 诸如此类问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监管缺失、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也不仅是奶农、养殖户的见利忘义，而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
对国民精神状态来说，最大的困扰，亦莫过于信仰的黯淡或错位。
诚信和信仰，已成当今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唯一的出路，恐怕在于：看清原则、找准方向的基础之上，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现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
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之果，与此伴生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初，为缓解发展和稳定之“问题”，只好先不争论“主义”，此后的官方理念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愈加模糊，仍是对“不争论”的延续。按说，动态和谐的多元化结构，必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较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间阶层的日益萎缩，食利阶层对社会公正的不断破坏，逐渐演化出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
于“左”而言，早已脱离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不过是改革者利用其话语权，预先设定的一种经过理论上演绎推理、但实质上只服务于少数权贵阶层的真实谎言，他们失望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负效应，并寄望于用曾经的理想主义，揭穿今天的伪理想主义；
对“右”来说，不变革政治体制、仅复制经济体制的新版“中体西用”，同样只是一个服务于权贵阶层的陷阱，他们悲哀于自己成为上一轮改革产生负效应的代罪羔羊，并寄望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性；
而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即使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被虚化，但面对“左”“右”两派的同时诘难，出于维护执政地位之本能，在“左”“右”之间作出任何选择，都将是冒天下奇险。因此，只能继续通过实施制度性强制，来填充意识形态的空洞，不断扩充早已臃肿的队伍，进而维护意识形态在“量”上的优势地位……
但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兼容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隐蔽、却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却或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不公，或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态度，从而，通过在“左”“右”之争中“和稀泥”渔利。今天，造成意识形态非兼容问题、阻碍普遍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正是从官商结合模式和政府竞争模式中不断获利的权贵资本集团，其所依托的正是基于行政权力越过边界、对市场和民众施予的制度性强制。（详见《检察风云》2012年第5期本栏《“稳中求进”的诗外功夫》）
身处历史的拐点
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
面对诸种困局，改变政治层面基于制度性强制、经济层面基于自愿协商、社会层面则是强制与自愿并存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渐成高层与社会各界所追求并渴望达成的共识。
在此过程之中，围绕如何转型而展开的争论，又逐渐演化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翻版。
历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起初双方对待民主与科学等基本理念，并無明显分歧，只是在涉及改良与革命的路径选择后始现分野。今天的“左”“右”之争，双方对非兼容结构的表象，在认知上也无分别，但对造成这种非兼容结构的根源，其判断却截然不同，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更是水火不容。
诚然，在“左”“右”两种思潮交锋下折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曾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伟大创新，并被视为中国摘取“世界工厂”桂冠的头号功臣。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非兼容结构，而越发令“左”“右”为难——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逐渐显露，究竟意味着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破坏了社会公平，还是意味着一元化模式阻碍了社会进步？究竟是重拾极端理想主义，再来一次改造社会结构的革命运动，还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革体制？
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的关键所在。我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的一致性。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可否成为人类绝对自由的终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作为手段的“结构社会主义”），又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作为目标的“功能社会主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甚至自相矛盾的。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强制的一元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情境，已不堪回首；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
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唯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变革的实施，有赖于思想的启蒙、共识的凝聚。这令我想起马立诚先生赠我的一部大作。他这本书写的是“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名曰《历史的拐点》。书委实不错，作为无法割裂的历史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先行者们的诸多改革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还是机会把握、推进难点，乃至变革哲学等诸方面，都能从中观照出对应的因子。该书不光对历史的梳理使人耳目一新，对成败的拷问亦可谓振聋发聩。在封面上，印有几行醒目的话：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