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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四，我的硅谷微信群里每个人都在热气腾腾地抢红包。但突然氛围陡变，大家开始讨论印度人在硅谷的势力，以及华人如何才能改变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尴尬状况。
转折点是微软新任CEO Satya Nadella上任的新闻—他是个印度裔。
标榜“国际化视野”的人会认为，在讨论这个事件时，强调“印度裔”是多么政治不正确的事。但我那群在硅谷打拼的朋友却深刻体会过世界无论如何也还没那么平。比方说我一个朋友曾和我愤愤不平地说起，有个创业企业，连产品都没上线，用户没有一个，就因为创始人是个印度裔，和那个收购方的印度高管关系拉得挺好，就迅速敲定了收购。
抛去这种情绪化的个案叙述，要知道，即使是硅谷的盎格鲁-撒克逊族裔也都会奇怪印度人在硅谷的崛起。我记得两年前读过一篇刊登在《福布斯》上的报告节选，开头说的大概就是，如果你在1950、1960年代到硅谷，看到的印度人大多是乞丐和耍蛇的；但在这之后，你会看到印度人做出很多努力，撞破了大公司的玻璃天花板，闯荡着和白人一起创业，成为硅谷创新的主要力量。
一些数字也许会帮助我们这些旁观者了解硅谷华人的失落—华人在硅谷曾经闯荡得比印度族裔更有声色。伯克利信息学院的系主任Anna Lee Saxenian在1999年做调查时发现，在1990年代，在硅谷有17%的公司由华人开办（包括中国台湾人），而印度裔创办的创业公司为7%。但到2006年，这项延续的调查发现，印度裔已是外来族裔中创业最多的，达到了15.5%，排在后面的是英裔、华裔和日本裔。六年之后，印度裔的比例占到26%，而华裔为12%（包括中国台湾在内）。
一些华人工程师和我讲的故事能和这些数字相印证。当年一些华人创办的企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已经逐渐被印度高管接手过去。
Nadella的成功和这种趋势相连。我的华人朋友翻来覆去讨论的是，为什么看起来印度人能更团结，能彼此帮助，占据到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位置，并建立起—用更好听的词语来说—良好的生态网络。而中国人却做不到。
先忘了那种“只有中国人重视‘关系’”的说法。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不会不分青红皂白，以至于没了底线和标准，但“关系”还是绝对重要的。只要看看美国媒体上的一些文章，里面充斥着教导要找到自己的Mentor，或利用好的弱人脉资源，以及善于建立Network。这些文章如此泛滥，有时候看起来和我们的鸡汤文也没什么差别了。
我知道上面这段提及“关系”的文字会多么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所以让我来提一下前几年经常被提及的“PayPal Mafia”现象，直译就是“PayPal黑帮”。这个现象说的是PayPal的初创成员都离职了，但彼此还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相互帮助，这种联系使得他们在此后的创业和投资中都做得更加出色。
这其实是硅谷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说鼓励大家拉帮结派，或狐朋狗友们良莠不分地彼此厮混，而是说要建立起一个带有“正能量”的互相帮助的联系。这种联系能让彼此交换更多信息和资源。当你是个聪明勤奋的人，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当然能给你带来更多成功的概率。
那些企盼发掘培养出The Next Big Thing的风投们，也都在试图创造这种Mafia，好让自己投资的公司成功率更加高。不论是红杉资本这样的老牌VC，还是Y Combinator，都特别强调它们能带来的Network。而聪明的创业者在挑选投资者时，也会将这些投资者能带来的其他公司的经验，以及日后潜在的合作机会视为考虑因素。
硅谷的印度裔工程师非常理解这种文化，并且也善于利用这种文化。伯克利信息学院的那份调查就提到，印度族裔的工程师善于形成自己的Networks，并互为Mentor，彼此交流对技术的洞见。
当然在后续多年的调查中，调查者发现，除了和华人一样重视教育之外，那些最初在公司内部撞破玻璃天花板的印度人，会更开诚布公地和自己的同胞谈论所遇到的障碍。当然，在公司外部，他们也保持着那种紧密交流的状态，一些因此而形成的组织承担着不断传递信息、技能的功能。除此之外，那些最初的成功者们，例如升阳公司的联合创始人Vinod Khosla，会作为一个楷模和Mentor活跃在这些Networks之中，给予其他人激励和建议。
华人的一个问题多少在于低调踏实的处事之道。更多的华人愿意埋头在技术岗位上工作。这也许没什么不好，但一旦要争取更多资源，或自己创业，这种态度显然不能带来更多帮助。而且通常抱着这种信条的人不那么野心勃勃，在一个团队中也不像是更有说服力和有领导魄力的人。
这也使得虽然硅谷华人不少，但最后能做到技术岗位之外的高管却不那么多。当其他华人需要这方面建议时，得到的资源和帮助往往很有限。
当然那些突破了天花板的华人可能也不想像印度人那样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枪打出头鸟这类中国谚语说明中国人在面对这些事情上的一些倾向。
当然我也遇到不少胸怀壮志，想要做点事的华人。但他们面临的一个极大诱惑在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他们很可能在硅谷起步，但很快就转战国内。而印度人或以色列人却没有华人这样的退路，因此只能挤在硅谷这个聪明人聚集地惨烈竞争，以获得更多生长空间。但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更知道彼此同心协力分享资源的重要。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至今还为之困惑和郁闷的。华人对自己同胞似乎向来不那么友善。在美国—在中国或许更甚—你很轻易就会有被自己的同胞欺骗或冷眼相待的经历，甚至小到去餐馆或去唐人街买个菜这种事儿。我时不时会听到在硅谷工作的朋友抱怨自己的中国老板对自己更加苛责，而对白人同事客客气气。
当然那份用数字说话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却被华人们经常谈到的是，印度族裔总是“举贤不避亲”。在大公司中，那些印度高管会乐于录用和提拔自己的同胞。而华人，大概因为广为流传的“中国关系文化”而有着巨大的心理包袱，有时会刻意不招聘华人，以显得自己公正不阿。
不过总体上我还是报以乐观。一些硅谷华人已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在推动更多分享和交流。在我的朋友圈中，一些华人朋友开始积极地组织活动。不断从国内涌入硅谷的资本也许也能带来转机，促使硅谷的华人工程师更愿意冒险创业，而不是安安稳稳待在大公司里。当然国内机会诱人也不是坏事，那些被诱惑回去的工程师们会带去更多国际视野和硅谷文化。
转折点是微软新任CEO Satya Nadella上任的新闻—他是个印度裔。
标榜“国际化视野”的人会认为，在讨论这个事件时，强调“印度裔”是多么政治不正确的事。但我那群在硅谷打拼的朋友却深刻体会过世界无论如何也还没那么平。比方说我一个朋友曾和我愤愤不平地说起，有个创业企业，连产品都没上线，用户没有一个，就因为创始人是个印度裔，和那个收购方的印度高管关系拉得挺好，就迅速敲定了收购。
抛去这种情绪化的个案叙述，要知道，即使是硅谷的盎格鲁-撒克逊族裔也都会奇怪印度人在硅谷的崛起。我记得两年前读过一篇刊登在《福布斯》上的报告节选，开头说的大概就是，如果你在1950、1960年代到硅谷，看到的印度人大多是乞丐和耍蛇的；但在这之后，你会看到印度人做出很多努力，撞破了大公司的玻璃天花板，闯荡着和白人一起创业，成为硅谷创新的主要力量。
一些数字也许会帮助我们这些旁观者了解硅谷华人的失落—华人在硅谷曾经闯荡得比印度族裔更有声色。伯克利信息学院的系主任Anna Lee Saxenian在1999年做调查时发现，在1990年代，在硅谷有17%的公司由华人开办（包括中国台湾人），而印度裔创办的创业公司为7%。但到2006年，这项延续的调查发现，印度裔已是外来族裔中创业最多的，达到了15.5%，排在后面的是英裔、华裔和日本裔。六年之后，印度裔的比例占到26%，而华裔为12%（包括中国台湾在内）。
一些华人工程师和我讲的故事能和这些数字相印证。当年一些华人创办的企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已经逐渐被印度高管接手过去。
Nadella的成功和这种趋势相连。我的华人朋友翻来覆去讨论的是，为什么看起来印度人能更团结，能彼此帮助，占据到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位置，并建立起—用更好听的词语来说—良好的生态网络。而中国人却做不到。
先忘了那种“只有中国人重视‘关系’”的说法。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不会不分青红皂白，以至于没了底线和标准，但“关系”还是绝对重要的。只要看看美国媒体上的一些文章，里面充斥着教导要找到自己的Mentor，或利用好的弱人脉资源，以及善于建立Network。这些文章如此泛滥，有时候看起来和我们的鸡汤文也没什么差别了。
我知道上面这段提及“关系”的文字会多么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所以让我来提一下前几年经常被提及的“PayPal Mafia”现象，直译就是“PayPal黑帮”。这个现象说的是PayPal的初创成员都离职了，但彼此还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相互帮助，这种联系使得他们在此后的创业和投资中都做得更加出色。
这其实是硅谷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说鼓励大家拉帮结派，或狐朋狗友们良莠不分地彼此厮混，而是说要建立起一个带有“正能量”的互相帮助的联系。这种联系能让彼此交换更多信息和资源。当你是个聪明勤奋的人，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当然能给你带来更多成功的概率。
那些企盼发掘培养出The Next Big Thing的风投们，也都在试图创造这种Mafia，好让自己投资的公司成功率更加高。不论是红杉资本这样的老牌VC，还是Y Combinator，都特别强调它们能带来的Network。而聪明的创业者在挑选投资者时，也会将这些投资者能带来的其他公司的经验，以及日后潜在的合作机会视为考虑因素。
硅谷的印度裔工程师非常理解这种文化，并且也善于利用这种文化。伯克利信息学院的那份调查就提到，印度族裔的工程师善于形成自己的Networks，并互为Mentor，彼此交流对技术的洞见。
当然在后续多年的调查中，调查者发现，除了和华人一样重视教育之外，那些最初在公司内部撞破玻璃天花板的印度人，会更开诚布公地和自己的同胞谈论所遇到的障碍。当然，在公司外部，他们也保持着那种紧密交流的状态，一些因此而形成的组织承担着不断传递信息、技能的功能。除此之外，那些最初的成功者们，例如升阳公司的联合创始人Vinod Khosla，会作为一个楷模和Mentor活跃在这些Networks之中，给予其他人激励和建议。
华人的一个问题多少在于低调踏实的处事之道。更多的华人愿意埋头在技术岗位上工作。这也许没什么不好，但一旦要争取更多资源，或自己创业，这种态度显然不能带来更多帮助。而且通常抱着这种信条的人不那么野心勃勃，在一个团队中也不像是更有说服力和有领导魄力的人。
这也使得虽然硅谷华人不少，但最后能做到技术岗位之外的高管却不那么多。当其他华人需要这方面建议时，得到的资源和帮助往往很有限。
当然那些突破了天花板的华人可能也不想像印度人那样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枪打出头鸟这类中国谚语说明中国人在面对这些事情上的一些倾向。
当然我也遇到不少胸怀壮志，想要做点事的华人。但他们面临的一个极大诱惑在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他们很可能在硅谷起步，但很快就转战国内。而印度人或以色列人却没有华人这样的退路，因此只能挤在硅谷这个聪明人聚集地惨烈竞争，以获得更多生长空间。但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更知道彼此同心协力分享资源的重要。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至今还为之困惑和郁闷的。华人对自己同胞似乎向来不那么友善。在美国—在中国或许更甚—你很轻易就会有被自己的同胞欺骗或冷眼相待的经历，甚至小到去餐馆或去唐人街买个菜这种事儿。我时不时会听到在硅谷工作的朋友抱怨自己的中国老板对自己更加苛责，而对白人同事客客气气。
当然那份用数字说话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却被华人们经常谈到的是，印度族裔总是“举贤不避亲”。在大公司中，那些印度高管会乐于录用和提拔自己的同胞。而华人，大概因为广为流传的“中国关系文化”而有着巨大的心理包袱，有时会刻意不招聘华人，以显得自己公正不阿。
不过总体上我还是报以乐观。一些硅谷华人已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在推动更多分享和交流。在我的朋友圈中，一些华人朋友开始积极地组织活动。不断从国内涌入硅谷的资本也许也能带来转机，促使硅谷的华人工程师更愿意冒险创业，而不是安安稳稳待在大公司里。当然国内机会诱人也不是坏事，那些被诱惑回去的工程师们会带去更多国际视野和硅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