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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邮政联联盟里的新中国代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虽说中国任命了一大批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代表,但是这些代表都无法起程赴会,只有万国邮政联盟是一个例外。
1874年。邮政总联盟在瑞士伯尔尼成立。1878年,邮政总联盟改名为万国邮政联盟。1948年7月,万圜邮政联盟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凡是联合国会员国均可自动声明参加,非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国家需有2/3以上的会员国赞成方可加入。中国于1914年3月1日加入万国邮政联盟。
1950年5月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简称秘书长)赫斯,告以中国已派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代表,出席该委员会在瑞士举行的蒙特罗会议,并要求驱逐国民党集团的所谓代表出会。
根据苏联代表和瑞士代表的建议,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于5月15日以秘密投票方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出席蒙特罗会议的唯一合法代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遂被逐出会议。万国邮政联盟秘书长赫斯于16日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周恩来,并请中国方面电告苏幼农局长到达的日期。
中国全权代表苏幼农及随员徐传贤(曾任华东邮政总局业务处运输科科长。后任邮电部国际关系处副处长)于5月21日起程赴会,经莫斯科、布拉格于23日抵达蒙特罗。同行的还有戈宝权(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临时代办),他是在莫斯科等候苏幼农一起经布拉格飞往蒙特罗的。苏幼农、戈宝权、徐传贤一行三人抵达蒙特罗时,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顾问台勃莱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苏库布等人到机场迎接。
在5月24目的会议上,苏幼农代表中国政府指出:“在去年(1949年)10月1日我政府成立之后,我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即电告联合国。声明我中央人民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并要求必须把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从各个国际组织和会议中驱逐出去,随后对联合国许多专门组织的会议也发出同样的要求。我政府的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而且是必需的,不幸一部分国家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这些会议多方阻挠,使国际间的合作受到阻碍。必须指出,万国邮政联盟是在这方向推进了一步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苏幼农向大会提供了两个数据:“在今天初次参加这个会议,我借此机会告诉诸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政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邮政,它随着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战胜了各种困难,迅速地恢复了全国的交通事业。”
但是,当会议讨论《万国邮政公约》时,中国代表有关将公约中“中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议被会议以10票对3票否决。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投了赞成票。
12月5日,苏幼农奉中央人民政府之命,致电伯尔尼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局长赫斯(兼任):中国人民邮政当局自即日起接受1947年在巴黎签订之万国邮政公约、汇兑协定、保价信函和箱匣协定、包裹协定、代收货价邮件协定及公约和各该协定之随附细则,唯其中包裹及代收货价邮件两项业务暂时停办。
一场国共海外较量暗暗开始了
然而,仅仅过了六天,赫斯却节外生枝,致电苏幼农: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商谈的联席会议将于1951年1月22日在开罗召开,中国代表权问题需待开罗会议决定。苏幼农于1951年1月9日致电赫斯,指出:这是对蒙特罗会议已经解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参加万国邮政联盟的代表权问题,给予不应有的阻碍,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话虽如此,苏幼农还是如期与会,戈宝权、徐传贤分别作为顾问、随员再次同行。
1月25日,当苏幼农步入开罗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场时,他的视线里立即映出了几名中国人的“图像”——那是美国代表团撑腰支持的国民党驻埃及“使馆”的几名官员。苏幼农和戈宝权心里明白: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了。一场国共海外较量暗暗开始了。
苏幼农当即在会上发表声明:“这一事实再一次地指明了一小撮坚持与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国独占资本家的代表们,固执地企图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有国际组织中取得合法的地位,并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上述组织之间的合作。甚至于在像万国邮政联盟这样一个纯技术性的机构中也是如此……”
苏幼农继而斥责美国代表引为借口的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14日的决议案称:“至于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会员国代表权的决议,本身即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决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尊重各国的政治独立与自主的原则。事实上,上述决议的通过是美国代表团非法操纵的结果。因此它是非法和无效的。此外,这个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下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与万国邮政联盟建立正式关系之后非法通过的。本会对于这个决议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并且不应为这些政治阴谋所影响。”
苏幼农最后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是万国邮政联盟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
稍事休息复会后,苏幼农、戈宝权,还有那几名国民党代表暂时退席。会议继续讨论中国代表问题。会上,苏联代表提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为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中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支持苏联的提案。并要求对苏联的提案和美国支持国民党分子的提案采取秘密表决的方法。
新中国代表这一回有惊无险。美国关于承认国民党代表为中国“代表”的提案被大多数国家否决,苏联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为合法代表的提案获得通过。
当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后,苏幼农、戈宝权等被邀请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国民党代表鸠占鹊巢直到1972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美国政府挟持与操纵之下,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代表已成为万国邮政联盟中的合法代表的事实于不顾,竟于1951年3月8日发出通知函,将国民党集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相提并论而征求各会员国对中国在万国邮政联盟中代表权的意见。对此荒谬无理的措施。中国邮政总局曾于4月17日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提出严正抗议,指出这是万国邮政联盟自相矛盾并严重损害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既定关系的行为,中国绝对不能同意。
4月21日,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通知,此次征求意见的结果:在86个会员国中,包括美国及其追随者在内的33国支持国民党集团。23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30个会员国弃权或不作答复。5月13日。苏幼农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提出严正抗议:万国邮政联盟竟企图借此荒谬无理的非法根据,剥夺我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在该联盟中已经确定了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绝对不能接受而必须坚决反对的。实质上,就连这种非法征求意见的结果,也暴露了跟随美国的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其所代表的人口不过全世界1/5,却有53国对于新中国代表在万国邮政联盟中的合法地位并无反对意见。
万国邮政联盟不顾新中国邮政当局的屡次抗议与警告。拒绝新中国代表参加5月21日在瑞士圣加棱召开的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鸠占鹊巢,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了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为此,苏幼农于5月20日再次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秘书长赫斯并转执行及联络委员会各会员国,向万国邮政联盟提出严正抗议,并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是中国的唯一合法邮政当局,万国邮政联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邀请我国邮政总局参加此次会议;而万国邮政联盟的一切会议。包括此次圣加棱会议在内。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的代表参加与同意,或竟容纳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参加,则其一切决议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5月21日的会议,在美国代表的操纵下。不顾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的极力反对,通过了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国邮政联盟的代表权的决议。
5月31日,苏幼农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提出强烈抗议:“万国邮政联盟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合法代表权的行为违背了全世界3/4人口与占1/4的中国人民间互相沟通的普遍利益。破坏了作为万国邮政公约之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起码原则。因此把一个自称为纯粹技术性的国际组织降低为美帝国主义的可耻工具;美国及其仆从国家与万国邮政联盟当局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自1951年5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与万国邮政联盟断绝了一切往来。1952年5月14日,第13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万国邮政联盟坚持其固有立场,继续拒绝新中国派代表与会,容纳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参加。周恩来于5月17日致电大会,通知任命邮政总局苏幼农局长为出席本届大会首席代表,并要求大会立即驱逐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结果可想而知。
春去春来,20年匆匆过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万国邮政联盟于1972年4月13日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代表。5月8日,外交部长姬鹏飞通知万国邮政联盟,中国决定参加万国邮政联盟。 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山东日报》上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徐建春成了中央机关报为全国青年树立的第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典型。
胡耀邦来到北京,在团中央工作不久就注意到了徐建春。1955年2月,徐建春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2月5日,胡耀邦会见青年代表,指着人群中的徐建春说:“你是山东的高小毕业生,农业社长,年轻的社长。”座中的徐建春为胡耀邦认识自己而特别激动。
9月,胡耀邦在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表扬了徐建春等人。
1957年5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建春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大会开幕当天会间休息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代表中间。毛泽东在高兴之余想吸烟,一支香烟刚刚夹上手指,身边一位身着花格布上衣的女青年眼疾手快,马上划火柴为毛泽东点着了香烟。这个镜头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画面上点燃香烟的就是徐建春。
在农村集体化运动中,徐建春成为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社长,接着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社长之一。这几年,胡耀邦积极组织青年垦荒运动,满怀激情地鼓励知青上山下乡,他和徐建春有过多次交谈。
1959年7月13日至18日,胡耀邦在青岛主持团中央全体会议。一见到徐建春,胡耀邦就叫出了她的名字。会议期间,胡耀邦对徐建春说,会后要到她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搞调查研究。
胡耀邦说得很认真,徐建春满口答应,提前一天赶回家乡安排。
在后吕村挥汗劳动
徐建春是团中央委员,后吕村的人都知道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听说胡耀邦要来,村民纷纷找到徐建春出主意,有的说老刘家干净卫生,有的说老李家安全,总之是北京来了大领导,一定要关照好。
徐建春左右思量,考虑到住在社员家毕竟不方便,眼下正好学校放暑假,就安排胡耀邦住在村完小的教室里,毕竟那里宽敞。
后吕村人家都睡火炕,但夏天的土炕又凉又潮湿,徐建春安排村民用木头和高粱秸做一张简易床摆进教室给胡耀邦用。被子、褥子都是从县招待所借来的。
这些事刚安顿好,胡耀邦一行就来了。同行的有山东团省委书记林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团中央办公厅干部石琦,还有胡耀邦的秘书高勇、警卫秘书李汉平、速记员李世娴,分乘两辆车,于7月19日下午到达掖县西由公社。
来到村里已经是晚上了,当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徐建春就来了,问胡耀邦昨晚睡得怎么样。
胡耀邦说,没想到高粱米这么好吃,高粱秸铺的床睡起来也舒服,就是蚊子多点。
徐建春一看,胡耀邦的胳膊已经被蚊子咬花了,只怪自己忘了向县招待所借几顶蚊帐来。
这时,后吕村还有“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村办食堂,胡耀邦一行在那里吃过早饭后,下地劳动。
为胡耀邦一行安排的主要农活是锄草。徐建春把他们带到了青年技术队,那里有一片红薯地,技术队长分给每人一把锄头,告诉大家,这块地是试验田,为了提高产量,实行间作套种,地垄子打得比较高,垄子中间种玉米,半腰种红薯,垄沟里种的是豆子。我们先锄玉米,再除掉杂草,注意不要损坏了苗子。
胡耀邦马上响应:“干活吧,一定要小心、认真、负责地干,千万注意别弄坏了苗子。不然会影响增产的。”
7月的天气非常炎热,胡耀邦干得汗流满面。徐建春跟着一起劳动,劝胡耀邦休息一会儿。胡耀邦说:“不休息,不休息,干了不到一个小时,哪能休息啊。”刚说完,他脚底下被红薯秧绊了一下,向后一退,踏断了一株豆苗。胡耀邦大声自责道:“坏了坏了,踏断豆苗,影响产量了,我要向队里检讨。”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一连几天,胡耀邦每回都干得浑身湿透。
徐建春等当地干部不时劝胡耀邦等人休息。胡耀邦说:“农民一年到头天天劳动,还是干重活,我们才干了几天,都是轻活。我们是来劳动的,不是来休息的,从劳动中体察农民的辛苦,体察民情。劳动累,坐下休息一会儿再干是可以的。”
在劳动中谈论高指标和浮夸风
一起在田间劳动,休息时大家有说有笑。青年团干部大都性格外向、活泼,和胡耀邦在一起,大家更是这样。团省委书记林萍长得人高马大,会说山东快书,幽默风趣,北京来的同志都向他学说山东话。
一起劳动使大家熟悉了,徐建春向胡耀邦说出了心里话。有一次,她对胡耀邦说:“大跃进吹起了浮夸风,各地都在放‘卫星’,吹嘘自己的粮食产量。我的压力很大,有些想法、看法只能压在心里,不敢说。”
胡耀邦鼓励徐建春说出来,没关系。
原来,不久前徐建春被请到聊城介绍小麦丰产经验,同时受邀的还有几位外省干部。徐建春向大家介绍后吕村亩产小麦500斤的经验,外省干部却介绍他们那里小麦亩产3726斤的经验。山东的干部听了大哗,心里普遍怀疑。徐建春心里也不高兴,想不出他们怎么会有如此的“高产”。第二天,她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济南,见到省里主管农业的领导就抱怨说,再也不要叫我作这样的典型介绍了,这不是叫我为难吗?
领导沉得住气,说,各有各的经验嘛,该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
徐建春回到西由公社,把去聊城的事一说,大家纷纷提议修改1959年的小麦亩产计划,也要来一个超高产,并将当地的小麦亩产指标提高到1500斤,比去年翻两番。其实,这季麦子收下来,连一番也没翻,亩产500多斤还是500多斤。
徐建春讲了这段经历后,胡耀邦说:“没关系,亩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多报,更不能少报。多报了,老百姓分不到粮食怎么办?一定要实事求是。”
这么一来,徐建春讲话的胆子就大了。锄玉米地时,徐建春边锄边说,我当这个公社社长真难啊,并讲了一些困难。
胡耀邦说:“只要奋发上进,刻苦学习,不断地虚心向周围的人请教,有勇气打倒前进中的困难,那就一定能够为国家作出漂亮的成绩。现在你是领导几万人的公社社长,应该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劳动,切实遵守纪律,模范地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你看看技术队干活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不怕苦、不怕累,有钻研精神,能攻克困难的青年。要记住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向科学进军,而且更要向困难进军,有一条困难克服一条,有一百条克服一百条。”
一天,走在收工路上,徐建春对胡耀邦小声说,自己的文化程度低,知识少,想上学。
胡耀邦说:“上学是好事,以后有你学习的机会。在没有到学校学习之前,自己抓紧时间,先自学,多读点书,书里面的知识可多啦。你是先读政治方面的书,还是先读技术方面的,还是政治书、技术书一块读,自己制订个计划,有机会再到学校学习学习。”接着,他又风趣地说:“还有不好意思的话要说吗?”
这大概是说徐建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徐建春沉得住气,说没有了。
胡耀邦抽空还到别的村子走走,了解情况。六七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胡耀邦向乡亲们告别的时候,后吕村的群众对他很留恋。一位在伙房做饭的老大娘听说胡耀邦要走,就对徐建春说:“那个人太好啦!他说的话我们最爱听,没有一点儿架子。他什么时候能再来呀?”
确实,胡耀邦来到后吕村劳动,大人、小孩都愿意和他说话。有一次,胡耀邦遇见一群小孩子玩耍,就走过去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上学了没有。胡耀邦还说,孩子们快长大,长大了参军保卫国家。
一个孩子说,我个子不高,参军能要吗?
胡耀邦笑着说,现在个子不高,你还是少年,到青年时候还会长高的。不去参军,在家种地,多打粮食也是支援国家建设,也是报国呀。
经受庐山风暴
胡耀邦在后吕村劳动了六天。这回,由于朝夕相处,多次交谈,胡耀邦和徐建春成了好朋友。此后,他们还有过多次在一起学习、交谈的经历。
1959年7月26日,胡耀邦一行离开后吕村,前往烟台。海军长山要塞政委胡政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听说老首长到来,他特意赶到烟台,将胡耀邦接到长山岛,为驻岛官兵作报告。
就在7月27日下午,身在长山岛的胡耀邦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在8月1日赶到庐山,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这时的胡耀邦,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接到通知后,他即转道莱阳,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同机飞往庐山,去经受庐山发生的那场风暴。白天下田劳动,晚上作农村调查
1959年五一劳动节刚过,胡耀邦就带着秘书高勇、警卫秘书李汉平,由司机高振球开着一辆吉普车驶出北京,径直南下,来到河北省安国县的齐村劳动了将近一周。
齐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右派”和犯有“右派错误”被归入“中右”思想营垒的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胡耀邦要去安国,确实想在那里滚一身劳动的泥水。他觉得这些年在北京坐机关久了,离开农业劳动远了,这两年农村出现的高产“卫星”和炼钢高潮使他产生了许多疑惑。
胡耀邦还有一个情结,他要和正在农村“改造”的人们(其中不少是“右派”)一起劳动,从中获取切身的感受,也想通过自己带头劳动来鼓舞劳动中的人们。两年来,国家政治中发生的事情,使他对刚刚过去的“运动”有了更深层面的思考,认为肯定有人被划错了。还有一点,胡耀邦曾在3月下旬到过苏南,发现鱼米之乡竟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那么北方呢?他要亲眼看一看。
来到齐村,胡耀邦住进农家,一个人睡里屋,高勇和李汉平睡外屋。
白天,胡耀邦下田劳动,晚上作农村调查。凡是劳动和调查,高勇都跟着去。和农村基层干部一接触,胡耀邦看到了、听到了本来他不愿意看到、听到的事情。
安国到处都在“竖红旗,拔白旗”,但老百姓对胡耀邦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意思说那些“插白旗”——落后的地方百姓还有饭吃。至于红旗,那是给上面看的。在农村,高勇更加感受到胡耀邦的坦率。这位团中央第一书记说,我们不能对基层干部这要求那要求,在基层,许多不那么好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上面压出来的。胡耀邦对向他反映实情的农民说:“你们不要去当什么红旗。”这话把高勇吓了一跳。
这时,“大跃进”恶果已经在农村显现出来,距离北京不算远的安国已经相当困难了。胡耀邦带秘书下乡劳动,吃住在农民家里,公社找来一个炊事员专门做饭,主食为玉米面窝头,再加一点白薯干。胡耀邦的胃不太好,吃这些东西有时会不舒服,但别无选择。
每天早晨,胡耀邦总是先起床,叫上秘书、卫士,吃完饭就走。年轻的秘书和卫士劳动了一天,早上还没有睡醒呢,就听到胡耀邦在门外召唤。
高勇说,我们还没有刷牙呢。胡耀邦说:“刷什么牙,走吧。”当地团支部书记是一个年轻姑娘,名叫彩姑,很照顾胡耀邦。每回干了一阵子活,她就说:“胡书记,休息休息。”胡耀邦说:“你这个傻闺女,我们来劳动,你怎么老叫我们休息呀。”
胡耀邦喜欢和青年们一起劳动,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田间休息时,青年人将胡耀邦团团围住,要他唱刚刚放映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胡耀邦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不会唱《九九艳阳天》。不过胡耀邦答应大家,他一回北京就学这支歌。他说话算话,回北京后很快找来简谱,没有几遍就唱熟了《九九艳阳天》。
浮夸风中,大饥荒逼近了
胡耀邦此次下乡,事先没有告诉县里。他说,我们就是来劳动的嘛,还要惊动县里做什么?但高勇心里犯嘀咕,对李汉平说,应该告诉县委一声,不然,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李汉平一听有理,一个人坐上车到安国县委走了一趟。他回来的时候就把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一起带来了。县委书记见到胡耀邦,要求他住到县城里去。胡耀邦坚持不去,说:我在这里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县委书记没有办法,就把县公安局长留下,住到胡耀邦房东的隔壁。胡耀邦虽心中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在齐村,胡耀邦认真地参加劳动,点种、除草、推水车,这些活儿都干。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抽一支香烟。回到住处,农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齐村人吃的大多是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农村条件差,农民晾白薯的时候会沾上不少尘土,吃起来满嘴是沙子。还有一些白薯发了霉,苦涩难咽。有一天,胡耀邦悄悄地对高勇说:“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高勇忍不住发笑,问是怎么一回事。胡耀邦说:“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去以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高勇对胡耀邦说:“那可能是晾白薯干的时候混进去的。”
“大跃进”产生了严重的命令作风,一层一层的高指标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压得喘不过气来,人际关系相当紧张。胡耀邦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和村干部们座谈,了解情况。他支持农村基层干部大胆工作。当地农民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胡耀邦就借用这个说法,说明有的地方为了“竖红旗”,浮夸虚报,发生了高指标、高征购,征粮过了头。结果这个“红旗”好看是好看,农民却吃不饱。而有的地方敢于实事求是,不怕“插白旗”,没有征过头粮,群众还能吃饱饭。胡耀邦说:归根到底,不要怕批判,不要怕“插白旗”,敢于实事求是,才符合党和群众的利益。
在齐村带领一批“右派”或“中右”人员劳动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燕生,胡耀邦了解了这批“被改造者”的情况后对燕生说:“这些干部长期吃不饱会损伤身体的,你们应该买点饼干之类的东西,让大家晚上悄悄地加点吃的。当地群众也不是完全靠食堂的,晚上回家还不是要偷偷做一点吃。”
将近一周的劳动很快就过去了。劳动结束,县委书记邀请胡耀邦一行在回北京的时候到县城坐一坐,要请团中央第一书记吃一顿白面。胡耀邦答应了,高勇一听有这好事,心里很高兴。他年轻,劳动很累,每天吃不饱肚子,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白面了。
胡耀邦一行来到安国县招待所,县委负责人安排他们吃面条。一个不怎么大的碗端上来,里面只有半碗面条。胡耀邦等人已经饿了,半碗面条几下就见底了。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为每人端来半碗面条。团中央来客又是风卷残云一般吃下肚去。胡耀邦吃得少些,吃完两个半碗面条离席而去。可是秘书、卫士,还有司机没有吃饱,他们颇有信心地认为主人还会把面条端上来。谁知道第三回端上来的不是面条,而是一碗面条汤,汤里一根面条也没有。高勇等人以为厨师正在现做面条,也不客气,将端来的面条汤喝下,继续等。
又是片刻过去,服务员第四次端碗过来,还是面条汤,而且明显地比上一碗稀得多了。大家将第二碗面条汤喝下后说,看来面条不会再有了,只好半饱着离开饭堂。
这就是“大跃进”后的中国农村吗?胡耀邦带着思索和疑问回了北京。秘书刘崇文认为,1959年春夏之间,胡耀邦肯定反复思考过人民公社的事情。有一天,他们不知为什么事谈到人民公社,胡耀邦说:“人民公社要是晚办几年就好了。”这话把刘崇文吓了一跳。后来,他将这个话悄悄告诉了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德林,把曾德林也吓了一跳,说:“怎么耀邦说这个话!”他们相约再不能把这个话透露出去。
到知识青年典型徐建春所在地再劳动一周
在安国齐村的劳动使胡耀邦受到震撼,他感到不满足,决心换个地方,到一个知识青年典型身边再劳动一周。胡耀邦选定了徐建春。
徐建春,知青中的第一颗明星。她原本是山东省掖县后吕村的一个农家女儿。1951年高小毕业后,徐建春希望继续读书,但因为家庭困难只好辍学回村务农。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年仅17岁的徐建春和4户人家组成了一个互助组并担任组长。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虽说中国任命了一大批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的代表,但是这些代表都无法起程赴会,只有万国邮政联盟是一个例外。
1874年。邮政总联盟在瑞士伯尔尼成立。1878年,邮政总联盟改名为万国邮政联盟。1948年7月,万圜邮政联盟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凡是联合国会员国均可自动声明参加,非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国家需有2/3以上的会员国赞成方可加入。中国于1914年3月1日加入万国邮政联盟。
1950年5月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简称秘书长)赫斯,告以中国已派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代表,出席该委员会在瑞士举行的蒙特罗会议,并要求驱逐国民党集团的所谓代表出会。
根据苏联代表和瑞士代表的建议,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于5月15日以秘密投票方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出席蒙特罗会议的唯一合法代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遂被逐出会议。万国邮政联盟秘书长赫斯于16日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周恩来,并请中国方面电告苏幼农局长到达的日期。
中国全权代表苏幼农及随员徐传贤(曾任华东邮政总局业务处运输科科长。后任邮电部国际关系处副处长)于5月21日起程赴会,经莫斯科、布拉格于23日抵达蒙特罗。同行的还有戈宝权(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临时代办),他是在莫斯科等候苏幼农一起经布拉格飞往蒙特罗的。苏幼农、戈宝权、徐传贤一行三人抵达蒙特罗时,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顾问台勃莱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苏库布等人到机场迎接。
在5月24目的会议上,苏幼农代表中国政府指出:“在去年(1949年)10月1日我政府成立之后,我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即电告联合国。声明我中央人民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并要求必须把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从各个国际组织和会议中驱逐出去,随后对联合国许多专门组织的会议也发出同样的要求。我政府的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而且是必需的,不幸一部分国家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这些会议多方阻挠,使国际间的合作受到阻碍。必须指出,万国邮政联盟是在这方向推进了一步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苏幼农向大会提供了两个数据:“在今天初次参加这个会议,我借此机会告诉诸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政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邮政,它随着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战胜了各种困难,迅速地恢复了全国的交通事业。”
但是,当会议讨论《万国邮政公约》时,中国代表有关将公约中“中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议被会议以10票对3票否决。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投了赞成票。
12月5日,苏幼农奉中央人民政府之命,致电伯尔尼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局长赫斯(兼任):中国人民邮政当局自即日起接受1947年在巴黎签订之万国邮政公约、汇兑协定、保价信函和箱匣协定、包裹协定、代收货价邮件协定及公约和各该协定之随附细则,唯其中包裹及代收货价邮件两项业务暂时停办。
一场国共海外较量暗暗开始了
然而,仅仅过了六天,赫斯却节外生枝,致电苏幼农: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商谈的联席会议将于1951年1月22日在开罗召开,中国代表权问题需待开罗会议决定。苏幼农于1951年1月9日致电赫斯,指出:这是对蒙特罗会议已经解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参加万国邮政联盟的代表权问题,给予不应有的阻碍,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话虽如此,苏幼农还是如期与会,戈宝权、徐传贤分别作为顾问、随员再次同行。
1月25日,当苏幼农步入开罗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场时,他的视线里立即映出了几名中国人的“图像”——那是美国代表团撑腰支持的国民党驻埃及“使馆”的几名官员。苏幼农和戈宝权心里明白: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了。一场国共海外较量暗暗开始了。
苏幼农当即在会上发表声明:“这一事实再一次地指明了一小撮坚持与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国独占资本家的代表们,固执地企图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有国际组织中取得合法的地位,并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上述组织之间的合作。甚至于在像万国邮政联盟这样一个纯技术性的机构中也是如此……”
苏幼农继而斥责美国代表引为借口的联合国大会1950年12月14日的决议案称:“至于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会员国代表权的决议,本身即是非法的,因为这个决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尊重各国的政治独立与自主的原则。事实上,上述决议的通过是美国代表团非法操纵的结果。因此它是非法和无效的。此外,这个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下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与万国邮政联盟建立正式关系之后非法通过的。本会对于这个决议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并且不应为这些政治阴谋所影响。”
苏幼农最后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是万国邮政联盟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
稍事休息复会后,苏幼农、戈宝权,还有那几名国民党代表暂时退席。会议继续讨论中国代表问题。会上,苏联代表提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为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中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支持苏联的提案。并要求对苏联的提案和美国支持国民党分子的提案采取秘密表决的方法。
新中国代表这一回有惊无险。美国关于承认国民党代表为中国“代表”的提案被大多数国家否决,苏联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为合法代表的提案获得通过。
当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后,苏幼农、戈宝权等被邀请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国民党代表鸠占鹊巢直到1972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美国政府挟持与操纵之下,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代表已成为万国邮政联盟中的合法代表的事实于不顾,竟于1951年3月8日发出通知函,将国民党集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相提并论而征求各会员国对中国在万国邮政联盟中代表权的意见。对此荒谬无理的措施。中国邮政总局曾于4月17日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提出严正抗议,指出这是万国邮政联盟自相矛盾并严重损害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既定关系的行为,中国绝对不能同意。
4月21日,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局通知,此次征求意见的结果:在86个会员国中,包括美国及其追随者在内的33国支持国民党集团。23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30个会员国弃权或不作答复。5月13日。苏幼农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提出严正抗议:万国邮政联盟竟企图借此荒谬无理的非法根据,剥夺我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在该联盟中已经确定了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绝对不能接受而必须坚决反对的。实质上,就连这种非法征求意见的结果,也暴露了跟随美国的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其所代表的人口不过全世界1/5,却有53国对于新中国代表在万国邮政联盟中的合法地位并无反对意见。
万国邮政联盟不顾新中国邮政当局的屡次抗议与警告。拒绝新中国代表参加5月21日在瑞士圣加棱召开的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鸠占鹊巢,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了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为此,苏幼农于5月20日再次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执行及联络委员会秘书长赫斯并转执行及联络委员会各会员国,向万国邮政联盟提出严正抗议,并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是中国的唯一合法邮政当局,万国邮政联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邀请我国邮政总局参加此次会议;而万国邮政联盟的一切会议。包括此次圣加棱会议在内。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的代表参加与同意,或竟容纳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参加,则其一切决议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5月21日的会议,在美国代表的操纵下。不顾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的极力反对,通过了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国邮政联盟的代表权的决议。
5月31日,苏幼农致电万国邮政联盟提出强烈抗议:“万国邮政联盟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当局合法代表权的行为违背了全世界3/4人口与占1/4的中国人民间互相沟通的普遍利益。破坏了作为万国邮政公约之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起码原则。因此把一个自称为纯粹技术性的国际组织降低为美帝国主义的可耻工具;美国及其仆从国家与万国邮政联盟当局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
自1951年5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与万国邮政联盟断绝了一切往来。1952年5月14日,第13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万国邮政联盟坚持其固有立场,继续拒绝新中国派代表与会,容纳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参加。周恩来于5月17日致电大会,通知任命邮政总局苏幼农局长为出席本届大会首席代表,并要求大会立即驱逐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结果可想而知。
春去春来,20年匆匆过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万国邮政联盟于1972年4月13日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代表。5月8日,外交部长姬鹏飞通知万国邮政联盟,中国决定参加万国邮政联盟。 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山东日报》上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徐建春成了中央机关报为全国青年树立的第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典型。
胡耀邦来到北京,在团中央工作不久就注意到了徐建春。1955年2月,徐建春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2月5日,胡耀邦会见青年代表,指着人群中的徐建春说:“你是山东的高小毕业生,农业社长,年轻的社长。”座中的徐建春为胡耀邦认识自己而特别激动。
9月,胡耀邦在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表扬了徐建春等人。
1957年5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建春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大会开幕当天会间休息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代表中间。毛泽东在高兴之余想吸烟,一支香烟刚刚夹上手指,身边一位身着花格布上衣的女青年眼疾手快,马上划火柴为毛泽东点着了香烟。这个镜头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画面上点燃香烟的就是徐建春。
在农村集体化运动中,徐建春成为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社长,接着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社长之一。这几年,胡耀邦积极组织青年垦荒运动,满怀激情地鼓励知青上山下乡,他和徐建春有过多次交谈。
1959年7月13日至18日,胡耀邦在青岛主持团中央全体会议。一见到徐建春,胡耀邦就叫出了她的名字。会议期间,胡耀邦对徐建春说,会后要到她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搞调查研究。
胡耀邦说得很认真,徐建春满口答应,提前一天赶回家乡安排。
在后吕村挥汗劳动
徐建春是团中央委员,后吕村的人都知道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听说胡耀邦要来,村民纷纷找到徐建春出主意,有的说老刘家干净卫生,有的说老李家安全,总之是北京来了大领导,一定要关照好。
徐建春左右思量,考虑到住在社员家毕竟不方便,眼下正好学校放暑假,就安排胡耀邦住在村完小的教室里,毕竟那里宽敞。
后吕村人家都睡火炕,但夏天的土炕又凉又潮湿,徐建春安排村民用木头和高粱秸做一张简易床摆进教室给胡耀邦用。被子、褥子都是从县招待所借来的。
这些事刚安顿好,胡耀邦一行就来了。同行的有山东团省委书记林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团中央办公厅干部石琦,还有胡耀邦的秘书高勇、警卫秘书李汉平、速记员李世娴,分乘两辆车,于7月19日下午到达掖县西由公社。
来到村里已经是晚上了,当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徐建春就来了,问胡耀邦昨晚睡得怎么样。
胡耀邦说,没想到高粱米这么好吃,高粱秸铺的床睡起来也舒服,就是蚊子多点。
徐建春一看,胡耀邦的胳膊已经被蚊子咬花了,只怪自己忘了向县招待所借几顶蚊帐来。
这时,后吕村还有“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村办食堂,胡耀邦一行在那里吃过早饭后,下地劳动。
为胡耀邦一行安排的主要农活是锄草。徐建春把他们带到了青年技术队,那里有一片红薯地,技术队长分给每人一把锄头,告诉大家,这块地是试验田,为了提高产量,实行间作套种,地垄子打得比较高,垄子中间种玉米,半腰种红薯,垄沟里种的是豆子。我们先锄玉米,再除掉杂草,注意不要损坏了苗子。
胡耀邦马上响应:“干活吧,一定要小心、认真、负责地干,千万注意别弄坏了苗子。不然会影响增产的。”
7月的天气非常炎热,胡耀邦干得汗流满面。徐建春跟着一起劳动,劝胡耀邦休息一会儿。胡耀邦说:“不休息,不休息,干了不到一个小时,哪能休息啊。”刚说完,他脚底下被红薯秧绊了一下,向后一退,踏断了一株豆苗。胡耀邦大声自责道:“坏了坏了,踏断豆苗,影响产量了,我要向队里检讨。”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一连几天,胡耀邦每回都干得浑身湿透。
徐建春等当地干部不时劝胡耀邦等人休息。胡耀邦说:“农民一年到头天天劳动,还是干重活,我们才干了几天,都是轻活。我们是来劳动的,不是来休息的,从劳动中体察农民的辛苦,体察民情。劳动累,坐下休息一会儿再干是可以的。”
在劳动中谈论高指标和浮夸风
一起在田间劳动,休息时大家有说有笑。青年团干部大都性格外向、活泼,和胡耀邦在一起,大家更是这样。团省委书记林萍长得人高马大,会说山东快书,幽默风趣,北京来的同志都向他学说山东话。
一起劳动使大家熟悉了,徐建春向胡耀邦说出了心里话。有一次,她对胡耀邦说:“大跃进吹起了浮夸风,各地都在放‘卫星’,吹嘘自己的粮食产量。我的压力很大,有些想法、看法只能压在心里,不敢说。”
胡耀邦鼓励徐建春说出来,没关系。
原来,不久前徐建春被请到聊城介绍小麦丰产经验,同时受邀的还有几位外省干部。徐建春向大家介绍后吕村亩产小麦500斤的经验,外省干部却介绍他们那里小麦亩产3726斤的经验。山东的干部听了大哗,心里普遍怀疑。徐建春心里也不高兴,想不出他们怎么会有如此的“高产”。第二天,她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济南,见到省里主管农业的领导就抱怨说,再也不要叫我作这样的典型介绍了,这不是叫我为难吗?
领导沉得住气,说,各有各的经验嘛,该怎么介绍就怎么介绍。
徐建春回到西由公社,把去聊城的事一说,大家纷纷提议修改1959年的小麦亩产计划,也要来一个超高产,并将当地的小麦亩产指标提高到1500斤,比去年翻两番。其实,这季麦子收下来,连一番也没翻,亩产500多斤还是500多斤。
徐建春讲了这段经历后,胡耀邦说:“没关系,亩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多报,更不能少报。多报了,老百姓分不到粮食怎么办?一定要实事求是。”
这么一来,徐建春讲话的胆子就大了。锄玉米地时,徐建春边锄边说,我当这个公社社长真难啊,并讲了一些困难。
胡耀邦说:“只要奋发上进,刻苦学习,不断地虚心向周围的人请教,有勇气打倒前进中的困难,那就一定能够为国家作出漂亮的成绩。现在你是领导几万人的公社社长,应该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劳动,切实遵守纪律,模范地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你看看技术队干活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不怕苦、不怕累,有钻研精神,能攻克困难的青年。要记住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向科学进军,而且更要向困难进军,有一条困难克服一条,有一百条克服一百条。”
一天,走在收工路上,徐建春对胡耀邦小声说,自己的文化程度低,知识少,想上学。
胡耀邦说:“上学是好事,以后有你学习的机会。在没有到学校学习之前,自己抓紧时间,先自学,多读点书,书里面的知识可多啦。你是先读政治方面的书,还是先读技术方面的,还是政治书、技术书一块读,自己制订个计划,有机会再到学校学习学习。”接着,他又风趣地说:“还有不好意思的话要说吗?”
这大概是说徐建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徐建春沉得住气,说没有了。
胡耀邦抽空还到别的村子走走,了解情况。六七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胡耀邦向乡亲们告别的时候,后吕村的群众对他很留恋。一位在伙房做饭的老大娘听说胡耀邦要走,就对徐建春说:“那个人太好啦!他说的话我们最爱听,没有一点儿架子。他什么时候能再来呀?”
确实,胡耀邦来到后吕村劳动,大人、小孩都愿意和他说话。有一次,胡耀邦遇见一群小孩子玩耍,就走过去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上学了没有。胡耀邦还说,孩子们快长大,长大了参军保卫国家。
一个孩子说,我个子不高,参军能要吗?
胡耀邦笑着说,现在个子不高,你还是少年,到青年时候还会长高的。不去参军,在家种地,多打粮食也是支援国家建设,也是报国呀。
经受庐山风暴
胡耀邦在后吕村劳动了六天。这回,由于朝夕相处,多次交谈,胡耀邦和徐建春成了好朋友。此后,他们还有过多次在一起学习、交谈的经历。
1959年7月26日,胡耀邦一行离开后吕村,前往烟台。海军长山要塞政委胡政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听说老首长到来,他特意赶到烟台,将胡耀邦接到长山岛,为驻岛官兵作报告。
就在7月27日下午,身在长山岛的胡耀邦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在8月1日赶到庐山,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这时的胡耀邦,对庐山上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接到通知后,他即转道莱阳,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同机飞往庐山,去经受庐山发生的那场风暴。白天下田劳动,晚上作农村调查
1959年五一劳动节刚过,胡耀邦就带着秘书高勇、警卫秘书李汉平,由司机高振球开着一辆吉普车驶出北京,径直南下,来到河北省安国县的齐村劳动了将近一周。
齐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右派”和犯有“右派错误”被归入“中右”思想营垒的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胡耀邦要去安国,确实想在那里滚一身劳动的泥水。他觉得这些年在北京坐机关久了,离开农业劳动远了,这两年农村出现的高产“卫星”和炼钢高潮使他产生了许多疑惑。
胡耀邦还有一个情结,他要和正在农村“改造”的人们(其中不少是“右派”)一起劳动,从中获取切身的感受,也想通过自己带头劳动来鼓舞劳动中的人们。两年来,国家政治中发生的事情,使他对刚刚过去的“运动”有了更深层面的思考,认为肯定有人被划错了。还有一点,胡耀邦曾在3月下旬到过苏南,发现鱼米之乡竟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那么北方呢?他要亲眼看一看。
来到齐村,胡耀邦住进农家,一个人睡里屋,高勇和李汉平睡外屋。
白天,胡耀邦下田劳动,晚上作农村调查。凡是劳动和调查,高勇都跟着去。和农村基层干部一接触,胡耀邦看到了、听到了本来他不愿意看到、听到的事情。
安国到处都在“竖红旗,拔白旗”,但老百姓对胡耀邦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意思说那些“插白旗”——落后的地方百姓还有饭吃。至于红旗,那是给上面看的。在农村,高勇更加感受到胡耀邦的坦率。这位团中央第一书记说,我们不能对基层干部这要求那要求,在基层,许多不那么好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上面压出来的。胡耀邦对向他反映实情的农民说:“你们不要去当什么红旗。”这话把高勇吓了一跳。
这时,“大跃进”恶果已经在农村显现出来,距离北京不算远的安国已经相当困难了。胡耀邦带秘书下乡劳动,吃住在农民家里,公社找来一个炊事员专门做饭,主食为玉米面窝头,再加一点白薯干。胡耀邦的胃不太好,吃这些东西有时会不舒服,但别无选择。
每天早晨,胡耀邦总是先起床,叫上秘书、卫士,吃完饭就走。年轻的秘书和卫士劳动了一天,早上还没有睡醒呢,就听到胡耀邦在门外召唤。
高勇说,我们还没有刷牙呢。胡耀邦说:“刷什么牙,走吧。”当地团支部书记是一个年轻姑娘,名叫彩姑,很照顾胡耀邦。每回干了一阵子活,她就说:“胡书记,休息休息。”胡耀邦说:“你这个傻闺女,我们来劳动,你怎么老叫我们休息呀。”
胡耀邦喜欢和青年们一起劳动,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田间休息时,青年人将胡耀邦团团围住,要他唱刚刚放映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胡耀邦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不会唱《九九艳阳天》。不过胡耀邦答应大家,他一回北京就学这支歌。他说话算话,回北京后很快找来简谱,没有几遍就唱熟了《九九艳阳天》。
浮夸风中,大饥荒逼近了
胡耀邦此次下乡,事先没有告诉县里。他说,我们就是来劳动的嘛,还要惊动县里做什么?但高勇心里犯嘀咕,对李汉平说,应该告诉县委一声,不然,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李汉平一听有理,一个人坐上车到安国县委走了一趟。他回来的时候就把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一起带来了。县委书记见到胡耀邦,要求他住到县城里去。胡耀邦坚持不去,说:我在这里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县委书记没有办法,就把县公安局长留下,住到胡耀邦房东的隔壁。胡耀邦虽心中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在齐村,胡耀邦认真地参加劳动,点种、除草、推水车,这些活儿都干。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抽一支香烟。回到住处,农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齐村人吃的大多是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农村条件差,农民晾白薯的时候会沾上不少尘土,吃起来满嘴是沙子。还有一些白薯发了霉,苦涩难咽。有一天,胡耀邦悄悄地对高勇说:“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高勇忍不住发笑,问是怎么一回事。胡耀邦说:“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去以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高勇对胡耀邦说:“那可能是晾白薯干的时候混进去的。”
“大跃进”产生了严重的命令作风,一层一层的高指标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压得喘不过气来,人际关系相当紧张。胡耀邦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和村干部们座谈,了解情况。他支持农村基层干部大胆工作。当地农民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胡耀邦就借用这个说法,说明有的地方为了“竖红旗”,浮夸虚报,发生了高指标、高征购,征粮过了头。结果这个“红旗”好看是好看,农民却吃不饱。而有的地方敢于实事求是,不怕“插白旗”,没有征过头粮,群众还能吃饱饭。胡耀邦说:归根到底,不要怕批判,不要怕“插白旗”,敢于实事求是,才符合党和群众的利益。
在齐村带领一批“右派”或“中右”人员劳动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燕生,胡耀邦了解了这批“被改造者”的情况后对燕生说:“这些干部长期吃不饱会损伤身体的,你们应该买点饼干之类的东西,让大家晚上悄悄地加点吃的。当地群众也不是完全靠食堂的,晚上回家还不是要偷偷做一点吃。”
将近一周的劳动很快就过去了。劳动结束,县委书记邀请胡耀邦一行在回北京的时候到县城坐一坐,要请团中央第一书记吃一顿白面。胡耀邦答应了,高勇一听有这好事,心里很高兴。他年轻,劳动很累,每天吃不饱肚子,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白面了。
胡耀邦一行来到安国县招待所,县委负责人安排他们吃面条。一个不怎么大的碗端上来,里面只有半碗面条。胡耀邦等人已经饿了,半碗面条几下就见底了。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为每人端来半碗面条。团中央来客又是风卷残云一般吃下肚去。胡耀邦吃得少些,吃完两个半碗面条离席而去。可是秘书、卫士,还有司机没有吃饱,他们颇有信心地认为主人还会把面条端上来。谁知道第三回端上来的不是面条,而是一碗面条汤,汤里一根面条也没有。高勇等人以为厨师正在现做面条,也不客气,将端来的面条汤喝下,继续等。
又是片刻过去,服务员第四次端碗过来,还是面条汤,而且明显地比上一碗稀得多了。大家将第二碗面条汤喝下后说,看来面条不会再有了,只好半饱着离开饭堂。
这就是“大跃进”后的中国农村吗?胡耀邦带着思索和疑问回了北京。秘书刘崇文认为,1959年春夏之间,胡耀邦肯定反复思考过人民公社的事情。有一天,他们不知为什么事谈到人民公社,胡耀邦说:“人民公社要是晚办几年就好了。”这话把刘崇文吓了一跳。后来,他将这个话悄悄告诉了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德林,把曾德林也吓了一跳,说:“怎么耀邦说这个话!”他们相约再不能把这个话透露出去。
到知识青年典型徐建春所在地再劳动一周
在安国齐村的劳动使胡耀邦受到震撼,他感到不满足,决心换个地方,到一个知识青年典型身边再劳动一周。胡耀邦选定了徐建春。
徐建春,知青中的第一颗明星。她原本是山东省掖县后吕村的一个农家女儿。1951年高小毕业后,徐建春希望继续读书,但因为家庭困难只好辍学回村务农。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年仅17岁的徐建春和4户人家组成了一个互助组并担任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