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法系划分中法观念的不同为切入点，并就勒内·达维的五法系划分，对东西方的法观念进行了比较。引用了大木雅夫在《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中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具有整体性，东方文化并不具有整体性，继而试图从中国的传统法观念中说明中华法系的主体性，并总结了中华法系的重建意义。
　　〔关键词〕 东西方 法观念 中华法系
　　一、法系划分中的法观念
　　法观念，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关于法律的一种观念，包括一些局部、偶尔、感性的认识，也涵盖了整体、必然、理性的认识。但任何一种认识的产生都离不开自然地理、文化经济等背景的影响。在浩瀚如烟的世界历史长河中，在缤纷多元的世界文化中，法的类型更是不胜枚举。由于划分标准缺乏统一，也难能统一。17世纪德国学者、近代比较法学鼻祖莱布尼茨提出法系划分的重大课题之后，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但却仍是仁者见智。如英国学者泰尔划分为五大法系，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划分为七大法系，而美国学者威格摩尔在《世界法系概览》中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古代法系、中古法系、近现代法系三种，进而又具体的划分为十六个法系等。这一点，大木雅夫在其著作《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中也有叙及。他认为，“茨威格特、克茨以历史传统、法源、法律解释的方法、独特的法律制度或意识形态等为标准，而康斯坦丁内斯库的标准则注重法与国家的观念和作用、经济结构以及市民的基本权等”，作者在后来援用了勒内·达维划分世界诸种法系的标准：西洋法系、苏维埃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与中国法系。且不论达维的这套体系的划分标准如何，但其将西洋法系视作一个整体，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未加区分令人注意。大木雅夫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欧洲在地理上可看做一个整体，在文化上实际上也是一个整体。整個欧洲，民族种类颇多，但其以文化作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世界”。这是因为西方世界几乎都有基督教、拉丁文等文化基础。因此，共同的文化基础塑造了共同的法观念。即使西方法中存在着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分野，但这一区分显然与东方法内部更大的差异性不可同日而语（如伊斯兰法系与中华法系的区分）。那么，东西方的法观念究竟有何不同，以至于在这套法系划分中将西洋法系作为整体，却细分了东洋法？
　　二、东西方法观念的比较
　　在《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一书中，大木雅夫并没有急于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罗列了很多学者的观点。首先是勒内·达维的观点认为，西欧国家试图建立法律的权威性以及正义性，并引导民众尽量的遵守服从。与此相反，远东国家的传统哲学却将法视为“只适合陶冶‘蛮民’的弥缝性技术”，这些诚实的市民远离法、忽视法，崇尚并遵循先辈们流传下来的道德礼仪规范。大木雅夫最后总结到，达维的观点“把西洋的法治主义、对法的赞美、对法学家的尊重信任以及通过审判处理纠纷与远东的德礼支配、对法学家的不信任以及通过调停解决纠纷进行了一目了然的对比。”不仅如此，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克茨，远东法专家柯恩也秉持这种观点，但大木雅夫认为这种观点存在很多想象和误解。其次是日本学者川岛武宜的观点认为，日本人在传统上缺少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像西洋国家的权利本位，也不像西洋国家热衷于审判方式处理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和平的调解手段解决民事纠纷。日本在国家层面上已建立起近现代法律制度，但多数公民意识还是相对落后。而川岛武宜却没有回答这种现象的成因是什么。野田良之认为东西方的法律观念的区别，源自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的不同。但大木雅夫对这种观点能否科学的揭示事物的本质持怀疑态度。综上，大木雅夫认为这些学者对东西法观念的差异是不够深入的。他对“西洋”“远东”这一对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西洋”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宗教文化概念，而“远东”不论是从人种、语言等社会生活方面，还是经济政治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亦即西方文化相对具有整体性，东方文化不具有整体性。
　　（一）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1.基督教发挥的作用。在这里大木雅夫引用了保罗·科沙克尔的一句话“欧洲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日耳曼文化要素与古典的，尤其是古罗马文要素的结合，而且这些要素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这样的文化要素决定了欧洲各国上层阶级的修养水准，并通过基督教控制了民众之心。”另外，“道森也坚信西洋各民族通过组成基督教世这一精神共同体而掌握了共同的文化。”他所主张的“传教的要素”将欧洲大陆的文化链接了起来，并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如修建教会、建立道院制度等。
　　2.拉丁语的作用。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拉丁语是一个强有力的载体。上层社会对拉丁语的推崇也影响了下层社会的语言环境，使得拉丁语成为文化欧洲的国际用语，促进欧洲文化更为紧密的联系。
　　3.十二世纪以后关于大学的创建，也强有力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这一时期的大学对教学场地和教学方法的不拘一格，开放讨论的教学氛围极具包容性，不光是在校的师生可以参与，“就连居住或路过巴黎的神职人员也极为踊跃的参加讨论。”也正是基于此，西方文化有着不同于东方文化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
　　（二）东方文化的非整体性
　　与上文对应，我们先以亚洲的宗教为例。亚洲的各种宗教不可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就拿传教来说，印度、中国、日本的共同宗教是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众多的寺院宝塔，僧侣们也翻译和注释了无数的佛教经典。但是，探求佛教教理的只是在僧团内部，也并非只是由佛教来教化知识社会。不仅如此，在中国吸纳佛教这一过程中，其本土的儒学文化和道教文化也发挥了作用，或者说并没有被佛教替代，其二者的思想被广大的中国民众接受并加以推崇。因此，中国并不能说是佛教国家，中国文化也更不能称之为佛教文化。
　　在佛教传入日本初期，此时的佛教是中国化后的佛教，使得日本佛教初期和中国的佛教会有很大的相似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灿烂的奈良文化，后逐渐附上日本特色，如被思辨化和世俗化。但这一过程中，日本也不可例外的吸收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显而易见，日本也不能称为佛教国家。基于此，中日印三国并没有成为一个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整体。另外，与西方国家基督教的传教过程相比，佛教的传教过程和方向都是单一的——传教的过程中没有教育机构这一载体，并且传播的方向也仅限于印→中→日，并无逆向传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