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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常山上吊自杀了！”1月13日下午，河北邯郸市曲周县西芦王庄的乡亲们互相转告着这条消息，正在打牌的闫龙闻讯一惊，赶紧扔下扑克，回家拉上妻子就往岳常山家跑。
夫妻二人赶到岳常山家门口时，2层小楼内外早已围满了村民。有人手里握着红色的农信社存款凭条，大写的存款数额后面盖着岳常山的名章。这样的凭条，闫龙有5张。
人越聚越多时，闫龙发现，邻村东芦王庄也有不少村民拿着手写白条，上面有岳常山作为借款人的签名，“借钱数额少则几千，多的几十万。”
院里，死者遗体停在里屋；院外，上百人堵在门口要他们“存”在岳常山那里的钱。
岳青雷没有发现父亲岳常山自杀的预兆。
1月13日早上7点多，他从家出发送孩子上学时，父亲不在家，“以为又出去帮村民办理存款了。”
有村民一早曾碰见岳常山，“一副没精神的样子，手里拿着绳子在街上溜达。”至此，岳常山再未出现在村民的视线中。
直到下午4点半，在村里各处和家里两处居所寻找未果后，妻子刘玉芳想起早已闲置的西边小院，推开院门，丈夫吊在墙根前的一棵枯树上，身体冰凉，没了气息。
在西芦王庄，人们称呼岳常山为“信贷员”，“就是帮村民们存钱、取钱的代办员。”闫龙说，岳常山今年48岁，在村里当“信贷员”已20多年。
多位村民称，岳常山的家境在西芦王庄村算是数一数二的，靠做“信贷员”，家里盖起了2层小楼，还买了3辆车。岳青雷也说，家业多是父亲挣下的。
“信贷员”的死讯迅速在村里传播，不到半小时，上百名村民拿着盖有岳常山名章的农信社存款凭条或手写白条，堵在他家门口，目的是“要钱”。
“警察也来了，怕村民闹事，在现场维持秩序。”闫龙说，堵门的村民不光是本村人，还有邻村东芦王庄的村民。
当天要钱未果，按照警察的要求，闫龙开始统计西芦王庄“经岳常山存钱”的村民名单和数额。
据他统计，11页A4大小的纸上，共记录了150多名村民，涉及金额587？郾5万余元，最少1000元，最多为42？郾3万元。东芦王庄的村民卢永寿（化名）也统计了他们村的名单，55个村民，涉及欠款280万元。
岳青雷说，父亲死了，才知道“他欠了这么多钱。”他回忆，出事前一天，父亲并未表现出异常，“他是村里的信贷员，经常出去帮村民取钱、存钱，这些事儿他从不和家人说。”岳青雷猜测父亲的死因，“他好面子，觉得这些钱还不上了，做了傻事。”
按照村里的规矩，人死5天即要下葬。担心钱要不回来，下葬当天，村民们拦住了岳常山的棺椁，阻止其家人下葬。死后7天，岳常山的遗体仍停放在家里。之后，村民们分拨，24小时值守在岳家的两层小楼外。
1月22日，曲周县公安局经侦部门表示，此事已立案，经初步调查，岳常山以20多年“农村信贷员”的身份，帮东、西芦王庄等村一百多名村民“存款”，承诺以3？郾3‰至1分的利息（10‰）回报村民，涉案数额上千万元。目前，曲周公安部门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追查钱款流向。
自岳常山上吊自杀后，闫龙将5张“存单”随时带在身上，上面记录着他放在岳常山那42？郾3万元的“存款”。
他跟其他西芦王庄的村民们一样，认为“存单”是唯一能证明他们的钱与岳常山有关的证据。
事实上，这样的证明在西芦王庄有两种。一种是闫龙所说的红色“存单”，抬头写有“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凭条”，上面手写填写着储户姓名、存款金额、期限和利率，单据上加盖了岳常山的名章；另一种是一个绿色小本，本子的名目为“曲周县书起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证”，内页写着合作社收购记录。
闫龙的“社员证”上显示，“9月22号，交押金叁仟元整，油1桶，大米1袋”，经办人一栏盖有岳常山的名章。
村民们解释，他们把“社员证”当做活期存折，“一千、两千的小钱会存在社员证上，没有利息，存一个月，岳常山就发米、面、油给大家，只要不取，每月都发。”至于该专业合作社，村民们称“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村民手中的大钱，则会存在“存单”上。闫龙手中的“存单”，最少为4万，存期为一年，利率为3？郾5‰，“和银行利率差不多。”最多的一张为18万，已存5年，利率涨到了5？郾25‰，“把钱交给他，他出存单，按存款年限结息。”
村民将现金交给岳常山，岳常山出具凭条或在“社员证”上登记。村民们承认，他们把岳常山当成了村里的“小银行”。好信誉、存取灵活是他们愿意把钱放在他那的原因。一河之隔的东芦王庄，很多村民则是冲着年息为“1分”的高息来“存钱”的，“10000元存1年利息是1200元。”
村民们说，在岳常山当“信贷员”的20多年里，非常守信，存款说哪时取就哪时取，只要提前说一声就行。
但岳常山的突然自杀，村民们“存单”、白条、社员证上的钱，似乎成了再也取不出来的“死钱”。
事实上，这些红色“存单”，与农村信用社并无关系。
闫龙曾多次拿着红色“存单”前往县里的多个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取钱，均被拒绝。
曲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商贸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村民们手中的单据是存款人存款时填写的凭条，且早已被农信社淘汰多年。该工作人员称，存款时机打存单，取款只能由本人持机打存单办理。
闫龙和很多村民曾向工作人员质问岳常山与农信社的关系，得到的答复是“没关系”。
“岳常山不是农信社的信贷员。”1月22日，曲周农信社联社办公室主任王军海说，自2006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机构代办机构的通知》后，曲周县各村的代办站取消，联社收回了各村代办站的金融服务许可证，在代办站帮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代办员职业也随之取消。 王军海还称，在此之前，岳常山也不是农信社的代办员，没跟他签过任何工作或劳动协议。据他了解，“信贷员”是20多年前在农村设立的一种基金会的代办人员，上世纪90年代，基金会撤销，“信贷员”本应不复存在。但村民们已经习惯了让信贷员办理存取款业务，这种方式一直沿袭下来。
王军海认为，习惯和高息，是村民把钱放到岳常山手上的主要原因。
闫龙还曾拿着身份证，让农信社工作人员查询，结果是没有他任何存款账户，“常山按银行利率给我算利息，但钱根本没替我存在信用社。”
而多名村民手中持有的“曲周县书起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证”上印着的电话，事发后从未打通过。
有44万“存”到岳常山手中的东卢王庄村民卢培玉说，当初他曾问过为何能有1分的利，岳常山告诉他，钱投到了本地一些企业和外地合作社，“他说这些企业信誉好，让我放心存。”
在岳常山死前三天，卢培玉曾要支10万元“存款”，但岳常山没按时送来，只说“马上有200万进账，再等等”。
堵在岳常山家门口的日子里，东、西芦王庄的村民们相互交流后猜测，岳常山将“款子放给了企业，资金链断了，钱拿不回来”。
曲周县经侦部门的民警曾前往岳家搜集证据，闫龙看到，警方带走了一些合同和账目本。
1月22日，曲周县经侦大队负责人杨清泉证实，经侦部门已经对此事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目前确定岳常山案涉及1200余万的村民“存款”，警方已冻结了岳常山的农信社、银行的个人账户，从目前掌握的证据看，岳常山以投资的名义与一些企业签订了协议书，“这些企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投资金额从几十万到数百万不等。”
此外，警方发现岳常山还将一部分钱投进邢台某三地专业合作社。杨清泉表示，邢台警方已经开始针对该合作社进行调查。
“目前，专案组分三组警力，核实钱款数额，追查钱款流向，部分款项应可以追回来。”杨清泉称，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岳常山已死亡，即便涉及犯罪也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只能尽快追回其投放出去的款项。
岳常山自杀了，但曲周县一些乡村里，同样吸收存款、往外放款的“信贷员模式”仍悄然存在。岳常山的死亡让其他村的“信贷员”十分紧张，临近年底，上门催款的村民突然多了起来。
“最近，很多人来找我要钱。”曲周县槐桥乡，“信贷员”王宝山（化名）最近总往农信社跑，帮村民办理正常的取款业务。
王宝山说，他手里也有一些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凭证，这些钱，都是他作为中介人，在征得农民同意后，投资进一些企业，“村民和企业签了协议，我只是个经办人，收取一些手续费，村民获得的利息比银行高一些。”王宝山没有透露具体的利率，只说不到一分。
王宝山介绍，一般，通过“信贷员”寻找资金的企业，都是中小或小微企业，“从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手续繁琐，速度慢。”常年在农村帮助村民办金融业务、了解村民经济情况的“信贷员”，成了企业寻找资本的“猎头”。
企业难贷款、有资本需求，农民手里有钱、希望“钱生钱”，农村的“信贷员”成了二者的桥梁。
岳常山自杀后，王宝山经办的一些村民投资人也想把钱从企业里取出来，“但有的没到期，有的企业资金周转不开一时拿不出钱。”王宝山坦言，这其中确实存在风险，“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农民的钱不好拿回来。”
虽然2006年银监会下发了清理农信社、邮储机构代办员的通知，但近几年，在江苏靖江、河南南召、湖南耒阳等多地农村，村民个人借信贷员、代办员名义吸收村民存款的现象时有发生。
去年3月，曲周县大河道乡“信贷员”常某携村民百万存款消失，警方立案调查，此案结果至今未对外发布。而在邯郸平原县，李某成立农业合作社，以入社存款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诱饵，吸储155万。
类似案件频发，“信贷员”这个特殊的身份如何成为农村吸储的主角？
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介绍，农村“信贷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当时为管理集体资金，村或大队成立合作基金会，进行内部融资，用作生产、经营，获利后分红，一些有知识的村民成为信贷员，帮助村民办理资金借用、分红等。到上世纪90年代，许多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行政干预下，吸收了大量希望获得高息的农民资金，投向一些乡镇企业，高息揽储、高息放贷，参与资金市场的恶性竞争。
“因监管不到位，很多借贷收不回，造成农村金融风险。”杜晓山介绍，1999年，中央发布文件，全国统一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杜晓山认为，一些当了多年信贷员的人熟知这样的方式，“复制”了当年的模式，非法揽储放贷，导致金融秩序混乱，农民的利益一旦受到影响，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农民不懂金融知识，且金融机构对于非法集资的宣传不到位都会导致“信贷员”钻空子吸储。
北京市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优银表示，“信贷员”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可判刑十年。
1月31日，曲周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杨清泉表示，目前，他们已经锁定了一两家企业，正在梳理岳常山与这些企业的账目，“能追回的尽量追回。”
杨清泉称，难以追回的款项主要是没有协议、合同和账目往来的这部分资金。
（摘自《新京报》）
夫妻二人赶到岳常山家门口时，2层小楼内外早已围满了村民。有人手里握着红色的农信社存款凭条，大写的存款数额后面盖着岳常山的名章。这样的凭条，闫龙有5张。
人越聚越多时，闫龙发现，邻村东芦王庄也有不少村民拿着手写白条，上面有岳常山作为借款人的签名，“借钱数额少则几千，多的几十万。”
院里，死者遗体停在里屋；院外，上百人堵在门口要他们“存”在岳常山那里的钱。
岳青雷没有发现父亲岳常山自杀的预兆。
1月13日早上7点多，他从家出发送孩子上学时，父亲不在家，“以为又出去帮村民办理存款了。”
有村民一早曾碰见岳常山，“一副没精神的样子，手里拿着绳子在街上溜达。”至此，岳常山再未出现在村民的视线中。
直到下午4点半，在村里各处和家里两处居所寻找未果后，妻子刘玉芳想起早已闲置的西边小院，推开院门，丈夫吊在墙根前的一棵枯树上，身体冰凉，没了气息。
在西芦王庄，人们称呼岳常山为“信贷员”，“就是帮村民们存钱、取钱的代办员。”闫龙说，岳常山今年48岁，在村里当“信贷员”已20多年。
多位村民称，岳常山的家境在西芦王庄村算是数一数二的，靠做“信贷员”，家里盖起了2层小楼，还买了3辆车。岳青雷也说，家业多是父亲挣下的。
“信贷员”的死讯迅速在村里传播，不到半小时，上百名村民拿着盖有岳常山名章的农信社存款凭条或手写白条，堵在他家门口，目的是“要钱”。
“警察也来了，怕村民闹事，在现场维持秩序。”闫龙说，堵门的村民不光是本村人，还有邻村东芦王庄的村民。
当天要钱未果，按照警察的要求，闫龙开始统计西芦王庄“经岳常山存钱”的村民名单和数额。
据他统计，11页A4大小的纸上，共记录了150多名村民，涉及金额587？郾5万余元，最少1000元，最多为42？郾3万元。东芦王庄的村民卢永寿（化名）也统计了他们村的名单，55个村民，涉及欠款280万元。
岳青雷说，父亲死了，才知道“他欠了这么多钱。”他回忆，出事前一天，父亲并未表现出异常，“他是村里的信贷员，经常出去帮村民取钱、存钱，这些事儿他从不和家人说。”岳青雷猜测父亲的死因，“他好面子，觉得这些钱还不上了，做了傻事。”
按照村里的规矩，人死5天即要下葬。担心钱要不回来，下葬当天，村民们拦住了岳常山的棺椁，阻止其家人下葬。死后7天，岳常山的遗体仍停放在家里。之后，村民们分拨，24小时值守在岳家的两层小楼外。
1月22日，曲周县公安局经侦部门表示，此事已立案，经初步调查，岳常山以20多年“农村信贷员”的身份，帮东、西芦王庄等村一百多名村民“存款”，承诺以3？郾3‰至1分的利息（10‰）回报村民，涉案数额上千万元。目前，曲周公安部门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追查钱款流向。
自岳常山上吊自杀后，闫龙将5张“存单”随时带在身上，上面记录着他放在岳常山那42？郾3万元的“存款”。
他跟其他西芦王庄的村民们一样，认为“存单”是唯一能证明他们的钱与岳常山有关的证据。
事实上，这样的证明在西芦王庄有两种。一种是闫龙所说的红色“存单”，抬头写有“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凭条”，上面手写填写着储户姓名、存款金额、期限和利率，单据上加盖了岳常山的名章；另一种是一个绿色小本，本子的名目为“曲周县书起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证”，内页写着合作社收购记录。
闫龙的“社员证”上显示，“9月22号，交押金叁仟元整，油1桶，大米1袋”，经办人一栏盖有岳常山的名章。
村民们解释，他们把“社员证”当做活期存折，“一千、两千的小钱会存在社员证上，没有利息，存一个月，岳常山就发米、面、油给大家，只要不取，每月都发。”至于该专业合作社，村民们称“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村民手中的大钱，则会存在“存单”上。闫龙手中的“存单”，最少为4万，存期为一年，利率为3？郾5‰，“和银行利率差不多。”最多的一张为18万，已存5年，利率涨到了5？郾25‰，“把钱交给他，他出存单，按存款年限结息。”
村民将现金交给岳常山，岳常山出具凭条或在“社员证”上登记。村民们承认，他们把岳常山当成了村里的“小银行”。好信誉、存取灵活是他们愿意把钱放在他那的原因。一河之隔的东芦王庄，很多村民则是冲着年息为“1分”的高息来“存钱”的，“10000元存1年利息是1200元。”
村民们说，在岳常山当“信贷员”的20多年里，非常守信，存款说哪时取就哪时取，只要提前说一声就行。
但岳常山的突然自杀，村民们“存单”、白条、社员证上的钱，似乎成了再也取不出来的“死钱”。
事实上，这些红色“存单”，与农村信用社并无关系。
闫龙曾多次拿着红色“存单”前往县里的多个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取钱，均被拒绝。
曲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商贸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村民们手中的单据是存款人存款时填写的凭条，且早已被农信社淘汰多年。该工作人员称，存款时机打存单，取款只能由本人持机打存单办理。
闫龙和很多村民曾向工作人员质问岳常山与农信社的关系，得到的答复是“没关系”。
“岳常山不是农信社的信贷员。”1月22日，曲周农信社联社办公室主任王军海说，自2006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机构代办机构的通知》后，曲周县各村的代办站取消，联社收回了各村代办站的金融服务许可证，在代办站帮村民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代办员职业也随之取消。 王军海还称，在此之前，岳常山也不是农信社的代办员，没跟他签过任何工作或劳动协议。据他了解，“信贷员”是20多年前在农村设立的一种基金会的代办人员，上世纪90年代，基金会撤销，“信贷员”本应不复存在。但村民们已经习惯了让信贷员办理存取款业务，这种方式一直沿袭下来。
王军海认为，习惯和高息，是村民把钱放到岳常山手上的主要原因。
闫龙还曾拿着身份证，让农信社工作人员查询，结果是没有他任何存款账户，“常山按银行利率给我算利息，但钱根本没替我存在信用社。”
而多名村民手中持有的“曲周县书起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证”上印着的电话，事发后从未打通过。
有44万“存”到岳常山手中的东卢王庄村民卢培玉说，当初他曾问过为何能有1分的利，岳常山告诉他，钱投到了本地一些企业和外地合作社，“他说这些企业信誉好，让我放心存。”
在岳常山死前三天，卢培玉曾要支10万元“存款”，但岳常山没按时送来，只说“马上有200万进账，再等等”。
堵在岳常山家门口的日子里，东、西芦王庄的村民们相互交流后猜测，岳常山将“款子放给了企业，资金链断了，钱拿不回来”。
曲周县经侦部门的民警曾前往岳家搜集证据，闫龙看到，警方带走了一些合同和账目本。
1月22日，曲周县经侦大队负责人杨清泉证实，经侦部门已经对此事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目前确定岳常山案涉及1200余万的村民“存款”，警方已冻结了岳常山的农信社、银行的个人账户，从目前掌握的证据看，岳常山以投资的名义与一些企业签订了协议书，“这些企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投资金额从几十万到数百万不等。”
此外，警方发现岳常山还将一部分钱投进邢台某三地专业合作社。杨清泉表示，邢台警方已经开始针对该合作社进行调查。
“目前，专案组分三组警力，核实钱款数额，追查钱款流向，部分款项应可以追回来。”杨清泉称，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岳常山已死亡，即便涉及犯罪也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只能尽快追回其投放出去的款项。
岳常山自杀了，但曲周县一些乡村里，同样吸收存款、往外放款的“信贷员模式”仍悄然存在。岳常山的死亡让其他村的“信贷员”十分紧张，临近年底，上门催款的村民突然多了起来。
“最近，很多人来找我要钱。”曲周县槐桥乡，“信贷员”王宝山（化名）最近总往农信社跑，帮村民办理正常的取款业务。
王宝山说，他手里也有一些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凭证，这些钱，都是他作为中介人，在征得农民同意后，投资进一些企业，“村民和企业签了协议，我只是个经办人，收取一些手续费，村民获得的利息比银行高一些。”王宝山没有透露具体的利率，只说不到一分。
王宝山介绍，一般，通过“信贷员”寻找资金的企业，都是中小或小微企业，“从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手续繁琐，速度慢。”常年在农村帮助村民办金融业务、了解村民经济情况的“信贷员”，成了企业寻找资本的“猎头”。
企业难贷款、有资本需求，农民手里有钱、希望“钱生钱”，农村的“信贷员”成了二者的桥梁。
岳常山自杀后，王宝山经办的一些村民投资人也想把钱从企业里取出来，“但有的没到期，有的企业资金周转不开一时拿不出钱。”王宝山坦言，这其中确实存在风险，“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农民的钱不好拿回来。”
虽然2006年银监会下发了清理农信社、邮储机构代办员的通知，但近几年，在江苏靖江、河南南召、湖南耒阳等多地农村，村民个人借信贷员、代办员名义吸收村民存款的现象时有发生。
去年3月，曲周县大河道乡“信贷员”常某携村民百万存款消失，警方立案调查，此案结果至今未对外发布。而在邯郸平原县，李某成立农业合作社，以入社存款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诱饵，吸储155万。
类似案件频发，“信贷员”这个特殊的身份如何成为农村吸储的主角？
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介绍，农村“信贷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当时为管理集体资金，村或大队成立合作基金会，进行内部融资，用作生产、经营，获利后分红，一些有知识的村民成为信贷员，帮助村民办理资金借用、分红等。到上世纪90年代，许多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行政干预下，吸收了大量希望获得高息的农民资金，投向一些乡镇企业，高息揽储、高息放贷，参与资金市场的恶性竞争。
“因监管不到位，很多借贷收不回，造成农村金融风险。”杜晓山介绍，1999年，中央发布文件，全国统一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
杜晓山认为，一些当了多年信贷员的人熟知这样的方式，“复制”了当年的模式，非法揽储放贷，导致金融秩序混乱，农民的利益一旦受到影响，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农民不懂金融知识，且金融机构对于非法集资的宣传不到位都会导致“信贷员”钻空子吸储。
北京市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优银表示，“信贷员”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高可判刑十年。
1月31日，曲周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杨清泉表示，目前，他们已经锁定了一两家企业，正在梳理岳常山与这些企业的账目，“能追回的尽量追回。”
杨清泉称，难以追回的款项主要是没有协议、合同和账目往来的这部分资金。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