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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浮萍就好了。一片叶子嘛，顺着水流轻轻松松。可惜我不是。”张桂越在新书《阿娜答的神秘世界》的开篇中这样自嘲。她当然不是。只要稍稍了解她的经历，和那些口传的有关她的故事，你就会对这句话报以会心的微笑。
张桂越是一位有25年资历的资深新闻记者。她在世界各地奔波了30多年，走过41个国家，采访过战乱的科索沃、达富尔难民营、阿富汗人质事件，闯进危险的泰缅边境……2000年，她前往欧洲火药库巴尔干半岛，原本打算停留10天，不想一呆就是7年。在马其顿，她成立一个人的通讯社“蓝色巴尔干”；2002年，她发起“抗议希腊大使馆无耻运动”，因此成为西方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2007年，这位勇敢又疯狂的奇女子从马其顿回到台湾，出版了曾被13家出版商退稿的《追猎蓝色巴尔干》。
资深出版人傅月庵说，一旦认识张桂越，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两肋插刀喜欢她；一种是恨不得宰了她”。出版她的书的编辑说，“和她交手有一种‘痛快’”。“痛”是因为她直来直往，你跟她用什么委婉、心机、手段都没用，她喜欢开门见山：“你不让我改就对了？”讲得你一身冷汗。“快”，也是因为她直来直往，从不用曲折隐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人好气又好笑。
出版《追猎蓝色巴尔干》时，每天早上，她带着一大行李箱的稿子、照片、笔记本电脑、文件夹、一堆零零散散的纸头，来到出版社，把东西铺满会议室，然后翘起脚来改稿子，她说“我喜欢这种teamwork的感觉”。新书《阿娜达的神秘世界》出版后，她带着写着“贺新书出版”的蛋糕突袭出版社，大大方方地邀请大家吃蛋糕，面对出版社人员“蛋糕是怎么回事”的追问，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
“我没有特别吃什么维他命”
就是这样一位女子。
因出书回到台湾后，张桂越便留在台湾生活。她拮据度日，两年内搬三次家，漂泊在台北桥下的贫民窟、台北林森北路的小套房，可是她并不在意，忙着结交各路好汉。在她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亲爱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秘世界。所以她“管闲事”，让一对30多年来从未见面的母子相见；她和85岁的爱偷花女牧师一起享受生活；她写塔次基里溪畔的农布人家……呢呢喃喃的对周围人与事的快意感受，跃然于纸张上，于图片里，那一股强大的、温暖的、热情的“小宇宙”，把你紧紧包围。
翻开书的勒口，第一行赫然写着：张桂越，1949年……
掐指一算，这女子已59岁，可她身上仍散发着如此热情的魔力，实在让人赞叹。
“说吧，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访问的开始，就领教到了张桂越式的开门见山，访问就在“直来直往”里进行。
“我没有特别吃什么维他命才拥有这种热情啦，”听到我告诉她，从书中感受到满溢四处的热情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时，张桂越爽朗地大笑起来，“这是一种秘诀，你把热散发出去，就会有相应的热反馈过来，反之，如果你凉了，收到的东西也是凉的。我射出去的热情，有回应，让我可以不停地在这个热情的cirle里面走来走去。我觉得当你去做就是一种维他命。”“可是”，她忽然严肃起来，说道“热情跟生活的现实是两回事。你要养家，想升官多赚钱，在生活上的妥协并不表示你会失去热情。该负责任的负责任，该去做的去做，对是非对错有清楚的判断，这也是一种热情的元素。我不希望大家误把热情看成是一种动作，以为一定要坐上飞机去流浪、去巴尔干，才是热情。No，对生活、人生、生命充满热爱，对周围的人有关爱，这就是一种热情，一种力量。即使在办公室里，你也可以做一些热情的事情，比如看见同事穿得很漂亮，你就说一句话赞扬她。做一颗热情的种子多好啊，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
第一本书曾被13家出版商退稿，可是张桂越并不以为然，仍旧找出版商出版她的作品。在心底，她有一份坚持，这份坚持来自自信。“我当然认为它是好东西才要卖啊，被13家出版商退稿只能代表这13家出版社编辑的看法。在马其顿的7年里，我遇见了一些事情，我把它们记录下，而台湾几乎没有记者在那边，如果有也只是写旅游的。我觉得分享很重要，你可以不去那里，但是你看看我在那里的生活，看看另外一个族群的人的生活，不是也很好吗？这是我的自信。可是每个人看事情都有自己的角度，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拒绝也没有关系，但总会有一条路。如果有一个人，他手中有出版的权利，他看到我的作品，我们俩的频率对了，这本书就会出版，如果他不出版，我还可以再找别人。郝明义（注：大块文化董事长，张桂越书的出版者）公司的编辑也拒绝过我的书，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我有机缘因为别的事情再次遇到郝明义先生，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再看一下，后来这本书就出版了。”
“第二本书的出版，则完全是一个意外。所以我说大家不必对生命太失望，这本书我一开始并没有出版的打算。有一天，我跟郝明义先生喝咖啡，他说你没有固定薪水，两年搬了三次家，你都是怎么过的？我就告诉他，我都做了哪些事情。他听完之后就说，写吧写吧，你把这些都写下来吧。然后我把文章的题目给他，他帮我分大纲，接着编辑开始跟入编辑这本书。我很享受出书的过程。或许你会说这只是一本书，No，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teamwork的结果。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大家的。在合作的过程中，大家互相尊重，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也从善如流。当你被尊重的时候，你会拼命地去配合，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我觉得大家在互相尊重中过活非常的过瘾。”
“我像海绵掉到水里”
漂泊。任谁看了张桂越的经历，都很难不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她的生活。“漂泊吗？我不觉得啊。”她又哈哈哈的自顾大笑起来，“你在厦门生活也很漂泊啊，在每个角落都是一样的。他们对我说，马其顿好危险啊，是火药库经常会打仗，我说，人家马其顿人还觉得你台湾很危险呢，那么小的一个岛。这个要看你用什么角度看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好奇吧，我大概不能够忍受一种稳定，如果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觉得好无聊。”边说，张桂越边玩弄着手上的发夹，一会儿又捋一捋头发，“我刚到英国的时候，觉得地铁、建筑物、人的态度、菜市场、百货公司……跟我生长的环境很不一样。在那里，我感受到一种好奇、一种新鲜、一种学习，让我很满足，像海绵掉到水里一样，不断地吸收着，到巴尔干也是。对一个记者来说，采访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是很美的事，虽然别人可能觉得很不稳定，但对我来说这个美不胜收的世界，是一个大学校。”
这也是张桂越为什么会那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缘由。她说，她喜欢这个职业带给她的这种感觉。
去过那么多国家，经历生离死别，见过人世百态，我问张桂越，看自己过去的人生，有怎样的感悟？“我今年才59岁，你现在要我回头来看这一生，未免太早了吧？”她这一反问，问得我一身冷汗，“哈哈哈，没有啦，开玩笑的。”她又大辣辣地自顾笑开了，可是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却是那么严肃和认真。“我自认为没有浪费我的生命和时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没有做一件自己很不喜欢的事情。我去过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重大的新闻事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在做我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当然，我要付出一些代价。可是你要得到这些宝物，就应该要付出这些代价。如果我属于任何一家电视台，有很固定的薪水，有不错的位置，我可能就拍不到这些东西。我想要拍这些就要付出生活上、物质上的代价。但这些代价跟我想拍的东西相比那简直是不成比例的。”
“我是新闻个体户”
1997年，张桂越创立一个人的通讯社。在商业挂帅的时代，她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她不妥协，不为收视率去拍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她觉得台湾没有资深记者制度，糟蹋了资深记者的经历，所以她选择离开，选择为自己打工。
在马其顿开办一个人通讯社，是她对新闻理想坚持的印证。“如果台湾不需要我，为什么我不留在需要我的地方？”她不满台湾没有国际新闻的现状，几乎所有电视台对国际新闻的报道都是买外电，没有自己采访的部分，记者的使命感让她坚持带给观众另一个世界。
她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跑单帮，“就是新闻个体户”。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张桂越，说起自己的职业，却总有一份严肃，“我卖新闻专题给电视台，只要东西够好，电视台就会买。对我来说，我挑战的是自己。”
张桂越说自己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只要有人愿意买她的新闻专题，她就赶赴需要她的地方。“记者的滋润、养分都是在第一线上摄取的，新闻专题评论的力度、深度和记者的生命经验是成正比的。如果记者离开了新闻战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躲到冷气房里当老板，这样的记者就失去了touch第一线资料的机会，就会失去了和大家一起成长的感觉。”
在访问中，张桂越多次提起不久前刚刚过世的92岁的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她说，“沃尔特·克朗凯特说过，他最后悔的事情是65岁那年宣布退休。结果，在65岁以后，他做了很多精彩的案子。你问我要做这样的工作到什么时候？这是一颗钻石啊，经验越多，它就越大越值钱。”
未来的生活是否一如想象？对张桂越来说，一样的是心态。不论年纪多少，她都将拥有一颗年轻、热情的心。
这是一颗钻石啊，闪亮、难能可贵。
张桂越
资深记者，毕业于台湾关渡基督书院、美国明尼苏达州Concordia College语言传播系、英国韦尔斯大学新闻研究所。曾创立耕者出版社、一个人的通讯社“台通社”。2002，她在马其顿发起“抗议希腊大使馆无耻运动”，张桂越这个名字成为了西方各大传媒的头条新闻。2007年，她从定居了七年的马其顿回台，出版了一本曾被13家出版社拒绝的《追猎蓝色巴尔干》，在重新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暖人情味后，她在台湾落脚，在这座岛上，继续流浪。
张桂越是一位有25年资历的资深新闻记者。她在世界各地奔波了30多年，走过41个国家，采访过战乱的科索沃、达富尔难民营、阿富汗人质事件，闯进危险的泰缅边境……2000年，她前往欧洲火药库巴尔干半岛，原本打算停留10天，不想一呆就是7年。在马其顿，她成立一个人的通讯社“蓝色巴尔干”；2002年，她发起“抗议希腊大使馆无耻运动”，因此成为西方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2007年，这位勇敢又疯狂的奇女子从马其顿回到台湾，出版了曾被13家出版商退稿的《追猎蓝色巴尔干》。
资深出版人傅月庵说，一旦认识张桂越，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两肋插刀喜欢她；一种是恨不得宰了她”。出版她的书的编辑说，“和她交手有一种‘痛快’”。“痛”是因为她直来直往，你跟她用什么委婉、心机、手段都没用，她喜欢开门见山：“你不让我改就对了？”讲得你一身冷汗。“快”，也是因为她直来直往，从不用曲折隐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人好气又好笑。
出版《追猎蓝色巴尔干》时，每天早上，她带着一大行李箱的稿子、照片、笔记本电脑、文件夹、一堆零零散散的纸头，来到出版社，把东西铺满会议室，然后翘起脚来改稿子，她说“我喜欢这种teamwork的感觉”。新书《阿娜达的神秘世界》出版后，她带着写着“贺新书出版”的蛋糕突袭出版社，大大方方地邀请大家吃蛋糕，面对出版社人员“蛋糕是怎么回事”的追问，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
“我没有特别吃什么维他命”
就是这样一位女子。
因出书回到台湾后，张桂越便留在台湾生活。她拮据度日，两年内搬三次家，漂泊在台北桥下的贫民窟、台北林森北路的小套房，可是她并不在意，忙着结交各路好汉。在她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亲爱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秘世界。所以她“管闲事”，让一对30多年来从未见面的母子相见；她和85岁的爱偷花女牧师一起享受生活；她写塔次基里溪畔的农布人家……呢呢喃喃的对周围人与事的快意感受，跃然于纸张上，于图片里，那一股强大的、温暖的、热情的“小宇宙”，把你紧紧包围。
翻开书的勒口，第一行赫然写着：张桂越，1949年……
掐指一算，这女子已59岁，可她身上仍散发着如此热情的魔力，实在让人赞叹。
“说吧，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访问的开始，就领教到了张桂越式的开门见山，访问就在“直来直往”里进行。
“我没有特别吃什么维他命才拥有这种热情啦，”听到我告诉她，从书中感受到满溢四处的热情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时，张桂越爽朗地大笑起来，“这是一种秘诀，你把热散发出去，就会有相应的热反馈过来，反之，如果你凉了，收到的东西也是凉的。我射出去的热情，有回应，让我可以不停地在这个热情的cirle里面走来走去。我觉得当你去做就是一种维他命。”“可是”，她忽然严肃起来，说道“热情跟生活的现实是两回事。你要养家，想升官多赚钱，在生活上的妥协并不表示你会失去热情。该负责任的负责任，该去做的去做，对是非对错有清楚的判断，这也是一种热情的元素。我不希望大家误把热情看成是一种动作，以为一定要坐上飞机去流浪、去巴尔干，才是热情。No，对生活、人生、生命充满热爱，对周围的人有关爱，这就是一种热情，一种力量。即使在办公室里，你也可以做一些热情的事情，比如看见同事穿得很漂亮，你就说一句话赞扬她。做一颗热情的种子多好啊，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
第一本书曾被13家出版商退稿，可是张桂越并不以为然，仍旧找出版商出版她的作品。在心底，她有一份坚持，这份坚持来自自信。“我当然认为它是好东西才要卖啊，被13家出版商退稿只能代表这13家出版社编辑的看法。在马其顿的7年里，我遇见了一些事情，我把它们记录下，而台湾几乎没有记者在那边，如果有也只是写旅游的。我觉得分享很重要，你可以不去那里，但是你看看我在那里的生活，看看另外一个族群的人的生活，不是也很好吗？这是我的自信。可是每个人看事情都有自己的角度，看法不一样没有关系，拒绝也没有关系，但总会有一条路。如果有一个人，他手中有出版的权利，他看到我的作品，我们俩的频率对了，这本书就会出版，如果他不出版，我还可以再找别人。郝明义（注：大块文化董事长，张桂越书的出版者）公司的编辑也拒绝过我的书，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我有机缘因为别的事情再次遇到郝明义先生，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再看一下，后来这本书就出版了。”
“第二本书的出版，则完全是一个意外。所以我说大家不必对生命太失望，这本书我一开始并没有出版的打算。有一天，我跟郝明义先生喝咖啡，他说你没有固定薪水，两年搬了三次家，你都是怎么过的？我就告诉他，我都做了哪些事情。他听完之后就说，写吧写吧，你把这些都写下来吧。然后我把文章的题目给他，他帮我分大纲，接着编辑开始跟入编辑这本书。我很享受出书的过程。或许你会说这只是一本书，No，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teamwork的结果。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大家的。在合作的过程中，大家互相尊重，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也从善如流。当你被尊重的时候，你会拼命地去配合，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我觉得大家在互相尊重中过活非常的过瘾。”
“我像海绵掉到水里”
漂泊。任谁看了张桂越的经历，都很难不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她的生活。“漂泊吗？我不觉得啊。”她又哈哈哈的自顾大笑起来，“你在厦门生活也很漂泊啊，在每个角落都是一样的。他们对我说，马其顿好危险啊，是火药库经常会打仗，我说，人家马其顿人还觉得你台湾很危险呢，那么小的一个岛。这个要看你用什么角度看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好奇吧，我大概不能够忍受一种稳定，如果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觉得好无聊。”边说，张桂越边玩弄着手上的发夹，一会儿又捋一捋头发，“我刚到英国的时候，觉得地铁、建筑物、人的态度、菜市场、百货公司……跟我生长的环境很不一样。在那里，我感受到一种好奇、一种新鲜、一种学习，让我很满足，像海绵掉到水里一样，不断地吸收着，到巴尔干也是。对一个记者来说，采访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是很美的事，虽然别人可能觉得很不稳定，但对我来说这个美不胜收的世界，是一个大学校。”
这也是张桂越为什么会那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缘由。她说，她喜欢这个职业带给她的这种感觉。
去过那么多国家，经历生离死别，见过人世百态，我问张桂越，看自己过去的人生，有怎样的感悟？“我今年才59岁，你现在要我回头来看这一生，未免太早了吧？”她这一反问，问得我一身冷汗，“哈哈哈，没有啦，开玩笑的。”她又大辣辣地自顾笑开了，可是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却是那么严肃和认真。“我自认为没有浪费我的生命和时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没有做一件自己很不喜欢的事情。我去过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重大的新闻事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在做我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当然，我要付出一些代价。可是你要得到这些宝物，就应该要付出这些代价。如果我属于任何一家电视台，有很固定的薪水，有不错的位置，我可能就拍不到这些东西。我想要拍这些就要付出生活上、物质上的代价。但这些代价跟我想拍的东西相比那简直是不成比例的。”
“我是新闻个体户”
1997年，张桂越创立一个人的通讯社。在商业挂帅的时代，她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她不妥协，不为收视率去拍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她觉得台湾没有资深记者制度，糟蹋了资深记者的经历，所以她选择离开，选择为自己打工。
在马其顿开办一个人通讯社，是她对新闻理想坚持的印证。“如果台湾不需要我，为什么我不留在需要我的地方？”她不满台湾没有国际新闻的现状，几乎所有电视台对国际新闻的报道都是买外电，没有自己采访的部分，记者的使命感让她坚持带给观众另一个世界。
她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跑单帮，“就是新闻个体户”。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张桂越，说起自己的职业，却总有一份严肃，“我卖新闻专题给电视台，只要东西够好，电视台就会买。对我来说，我挑战的是自己。”
张桂越说自己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只要有人愿意买她的新闻专题，她就赶赴需要她的地方。“记者的滋润、养分都是在第一线上摄取的，新闻专题评论的力度、深度和记者的生命经验是成正比的。如果记者离开了新闻战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躲到冷气房里当老板，这样的记者就失去了touch第一线资料的机会，就会失去了和大家一起成长的感觉。”
在访问中，张桂越多次提起不久前刚刚过世的92岁的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她说，“沃尔特·克朗凯特说过，他最后悔的事情是65岁那年宣布退休。结果，在65岁以后，他做了很多精彩的案子。你问我要做这样的工作到什么时候？这是一颗钻石啊，经验越多，它就越大越值钱。”
未来的生活是否一如想象？对张桂越来说，一样的是心态。不论年纪多少，她都将拥有一颗年轻、热情的心。
这是一颗钻石啊，闪亮、难能可贵。
张桂越
资深记者，毕业于台湾关渡基督书院、美国明尼苏达州Concordia College语言传播系、英国韦尔斯大学新闻研究所。曾创立耕者出版社、一个人的通讯社“台通社”。2002，她在马其顿发起“抗议希腊大使馆无耻运动”，张桂越这个名字成为了西方各大传媒的头条新闻。2007年，她从定居了七年的马其顿回台，出版了一本曾被13家出版社拒绝的《追猎蓝色巴尔干》，在重新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暖人情味后，她在台湾落脚，在这座岛上，继续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