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方在波士顿遇见了他的朋友。晚餐之后聚谈到十点半，他辞别了出来。朋友原来邀他在旅馆里住夜，他辞谢了。在夏天像奥顿这样的旅舍，单人房间起码就是一百美金一夜。而且卫方每一旅行就失眠。与其辗转反侧地纠缠着枕头和床单，还不如星夜回家，说不定在巴士上还可以若断若续地坐着打盹。
　　在车站里，他发现洗手间在地下室。但楼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把守，来人非持有车票，不得下梯。
　　上下楼梯之后，卫方还想到当晚他和朋友在奥顿的餐室里的晚餐。他叫的是小鳕鱼，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special)。他们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几分钟就走来问。
　　朋友告诉沾米，海味煎烹得过度。“抱歉，”沾米说着。卫方在旁边没有明讲的则是鳕鱼昧同嚼蜡。付账时，朋友在帐单上签了字，另给小帐三元。沾米取过去，初时并没说什么，过了三、四分钟他又回来了，手中仍拿着内有账单与小账的胶型碟子。“先生，”他告诉朋友，“你的签字没有注明房间号码。”这位朋友照着侍者的指示，将房间号码加写签名之下。这时候，三块钱小帐仍在碟里，沾米就趁着这机会做文章：“先生”，他说“难道这里的服务这么坏？”
　　 “什么？”东道主已经把笔放在口袋里，很惊讶地瞧着沾米。
　　对方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很理直气壮地陈述：“你给的小帐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当面被抗议小帐给得不够，这是第一次的经验。可是，这是沾米的世界，小账已是份内应有而不是额外施恩。他又不能原恕这两位资深公民之年老无知，重复地说：“这小账不及十分之一……”
　　卫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当他的东道主胸前挂着飞行员和降落伞的徽章时，对这种质问的反应，现在到底是经过圣命的牧师(ordainedminister)，此一时彼一时也，态度自然不同，他从皮包里找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碟子里，才把三张一元钞票收回。沾米算是对他的抗议得到圆满的解决，低声哼着道谢退场。
　　波士顿到纽约的巴士挤满了旅客，有些人在车门口站队达一两小时，就是想要占得座位。卫方上车时已经找不到座位，后面还有三十个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辆车，但是这时候司机用扩音器叫乘客将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怀抱中，“如果一个人占着两个座位，就要加买一张票。”这样的呼唤之后，卫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边，她被迫将一个约三四岁，正在酣睡的孩子贴着自己抱起。
　　最后还有一位太太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占着一个座位。司机走上前要她买票。
　　“照规定他不需要票。”她辩着。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司机紧迫着，还站在旁边不去，这位太太意态快快地也把小孩贴身抱着。司机算是替走廊上最后一个旅客找到了座位，于是再度清检人数，又向传音器里说了些话，巴士才离站，至此已近半夜时分。巴士脱离了波士顿市区，进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么时候，他真的打了一阵盹，醒来只听着司机大叫。“哈特福！”此时只有一位乘客下车，座席也给一位新来的乘客接替。卫方又在中继续他的旅程。再醒来时，巴士已入纽约州。外面的雨已经停了，沾湿的树叶在路灯之下带着晶莹的景色。自，从一九七四年卫方已成为美国公民。提到美国好的地方，卫方是毫不犹疑的。在他所著的历史书里，已经说明抗战后期，中国是靠美国的支撑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也记着一九五0年间在美国南部旅行的时候，车站的洗手间没有派专人看守，却有“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区别，任何地方都是分作两处。既是饮水的喷泉，也标示着colored和white，真是泾渭分明。
　　巴士在清晨四时半到纽约汽车总站(Port Authority Termi－nal)。下车之后，他才知道一切不如想像。借大的纽约总站，只有灰狗经营的地下室一部分开放，有警卫守门，只让有票的人进来。候车室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人在地上躺着睡觉，也有人靠在楼梯旁边看报纸。
　　提着行李信步走到四十二街，他已经问明白了：第一班去纽普兹的车在清晨七点出发，车站在六点半才开门售票。离现在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这时候街上虽有车辆行人来往，但所有的店铺全都关着，即使咖啡店也是门扉深锁。他抬头望着很多的摩天楼，又兴起今昔之感。卫方第一次到纽约时，全部的建筑都是钢骨水泥，现在却有很多的用有色玻璃做建筑的外表了。
　　沿着第九大道走去，他不敢太靠着建筑物走。因为有些无家可归(homeless)的人正傍着墙壁睡觉；有灯光的一片地方，则有不少街头的叫化子。
　　他不能过度的发牢骚，诉不平。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各种时装美术艺术表演展览之中心，有天才的人起先或者有些困难，只要在这几平方英里的面积内打开门径，无一不获得生活之满足，物质上的报酬也很实际，十万百万随手而来，也不分人种国籍的畛域。他也不能过度的代街头搭地铺讨饭吃的人伸冤。美国现在可算“全部就业”(full employment)。到处都是事求人(Help Wanted)的广告。不然像沾米那样的侍者，要是记挂着饭碗之安全，又何敢在资深公民的顾客面前讲小帐不能少过十分之一的大道理？至于报纸杂志上有时还提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失业人数，则有专家分析其咎在这些人自己身上，其中大多数则是无可雇用(unemployable)。再说得不好一点，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仍旧踯躅于街头的人，也就是没有出息。在重视成功的社会里，他们只能被称为失败(failure)。
　　卫方也索性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不然何以天尚未亮，仍踯躅于纽约的第九大道与四十二街之间？又何以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尚在侃侃而谈，闲坐着吃龙虾，今日则自己扛着行李袋付不慷慨之小帐？
　　虽说闲常他有这样的想头，可是又不愿如此衷心的糟塌他自己。
　　他也不愿争辩在经济景气的年份仍然找不到事做，其咎在社会还是在各人本身。他认为两种情形都能存在，彼此都有理由。要是加入此中争论，他就会被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中去了。他学的是历史，这时候他希望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对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可是历史承先启后，又不能和今日不关痛痒。同时他看到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一个大问题：刻下美国和很多亚洲国家打交道，政治思想的冲突已属次要。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工制成品侵入西方市场，使美国对外贸易产生收支上绝大的不平衡，也仍可以平心静气地根据数目字谈判。唯独两方之不同，可能因宗教思想之不同而产生更大的差异，至为可虑。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同时提倡资本主义，日本人却将神道的宗旨掺进了他们的生意经里面去了。又如新加坡也和美国一样的在实行资本主义，可是这个城市国家针对内外情势严格地主张由政客作主，采取儒家“自谦”和“一国兴仁”的办法，就和美国的新闻界造成一个势不两立的情势。
　　卫方之所谓宗教，有一种广大的含义，包括出世入世的思想，有形与无形的成份，大凡一提及人生之“最高的”目的和“最后的”宗旨，又牵涉很多人众，即不妨以宗教视之。这样看来，神道也并不神秘，甚至可以用“清明在躬”的四个字笼罩之。即是穿鲜明洁净的衣服，反映着山川自然之灵气，甚至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恩义观念，只要在这种美术化原始型的条件之下，做人做事表现着既简单又真切有力的风格，即可以算得符合神道之旨趣。所以美国人做生意以赚钱为目的。日本人之做生意除了赚钱之外，还要各人在其行动之中，反映着他们国家的原始性格，就不期然而然地在世俗之成功的局面里，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和集体的效果。有些日本人还意不在此，索性借此鼓吹日本人种优秀，甚至有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之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