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影响社会变迁的方式有很多种，诸如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人口结构、武力战争、种族信仰、环境气候等等。然而以图书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同样拥有巨大的能量，可以影响、乃至改变历史的路向。在社会进程的特定历史节点上，图书作为文化载体，其威力丝毫不亚于枪炮。读《作为武器的图书》，令人真正认识到图书作为精神武器，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本书作者约翰·B.亨奇是美国图书收藏家，他不但长期痴迷于珍稀图书的搜寻，还深入研究图书在社会思想传播与控制中的理论问题。亨奇在书中以大量的文献和数据，详尽叙述了二战中美国向海外出版发行图书的过程。他旨在表明：二战作为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不仅是现代军事科技的比拼，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之间的殊死博弈。
二战之前，美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图书编辑、印刷、发行体系，出版效益较为可观。正因如此，对于开拓海外图书市场，从政府到出版商，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然而伴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推进，美国出版商敏锐地意识到向海外推广图书的重要性。而这一认识皆缘于纳粹德国的倒逼。
希特勒在执掌德国军政大权之前所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大力鼓吹种族主义和暴力战争，试图摧毁现有的世界秩序。此书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竟获得无数狂热青年的追捧。凭借这本书，他以德意志救世主的形象，在各种政治阴谋的帮助下，迅速成为德国的掌舵人。狡猾的希特勒非常清楚：图书对于人们思想价值的牵引，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他掌权后，出台了严格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而那些与纳粹主张有关的图书，得到了肆无忌惮的出版传播。这些图书如同文化的魔咒，潜移默化地毒害着民众。
希特勒发动战争后，对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原有的图书进行封存、销毁，图书审查更为苛刻，试图用唯一的纳粹图书影响民众的价值导向。
欧洲战场上，维希法国投靠纳粹德国的怀抱后，这个曾经世界上主要的图书出版大国自此沉沦。对于英国，德国纳粹的空军经常大规模空袭伦敦和其他主要城镇，其中，大型图书馆和图书经销商的仓库是重要目标。据估算，英国在二战中不少于两千万册图书毁于炮火。由于战事吃紧，英国图书出版节奏明显放缓，这对于迷恋阅读的英国人而言，无疑是沉重的心灵摧残。亚洲战场上，日军入侵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占领区对图书出版审查的管控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德国。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出版商们自发行动起来，成立了战时图书委员会。当然，这个民间组织的发起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图书不可能被烈火消灭。人死了，但图书永远不会死去。永远没有人也没有武力能够将思想关进集中营。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界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着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在这场战争中，图书是武器。”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对于图书出版的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军人，同盟国军民，以及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的千万民众。起初，向海外输送的图书多为美国各家出版机构捐献组成。因为很多图书的质量良莠不齐，开本大小不一、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且语言也都是英文，这些图书运抵欧洲战场时，反响平平。很快，战时图书委员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调整策略，严格挑选书目，规范图书开本，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编排，进行重新制作印刷。这项计划命名为“纽约：跨大西洋版本”。每一册图书封面上，都进行了专门标注。
跨大西洋版本系列图书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学诸多领域，很多书在当时都被《纽约时报》赞赏过，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伟大时代》《美国如何生存》《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战争目标》《沃塞尔医生的故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奇迹谷》等等作品。这些图书，有的语言是英语，有的法语，也有的是荷兰语等等，这是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而“定制”。
为了实施这项出版计划，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一度把图书印制车间搬到了英国，以便降低运输成本。而英国也不甘示弱，为扩大自身影响力，也相应地出台了“海外版本系列”图书计划，其运作模式和美国大体相当，那些运往海外的图书包括《主流》《更好的世界有多新颖》《漫步在阳光下》《论本土文学》《我们运输舰的黎明》等等。
欧洲战场上，除了能随处见到飞机、坦克、枪弹之外，美国“跨大西洋版本”和英国“海外系列版本”图书也四处可见。本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非常令人难忘：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而成千上万箱的图书，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先期运抵欧洲大陆。其目的是让法西斯统治下的民众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从而为战争胜利争取民意和人心。另外，美国为使在远东作战的军人们认识一个清晰的日本，特邀女学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著书《菊与刀》。二战取得最终胜利之后，美国针对德国、日本制定了周密的图书出版计划，一是为了抚慰战争中心灵遭受创伤的民众，二是试图通过图书清除顽固的法西斯主义毒瘤，让社会回归常态。
美国在二战中把图书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成功地输送到海外，表面上看是缓解各类人群的阅读之渴，本质上是巧妙地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目的是让各地民众接受美国的所作所为，形成思想上的服从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就是文化上的一种入侵。美国在二战前后推广的跨大西洋版本计划，为战后美国图书在全球市场的发行销售奠定了民众基础，并从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图书出版霸主。然而，近十多年来，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加上多元文化思潮和互联网的双重冲击，美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受到严峻挑战。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对外输出高铁技术和工业产品，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尤其重视对外图书出版领域。中国作为主宾国，经常参加各类大型国际书展，努力推广中国题材的图书。这不仅是为了让世界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在昭示中国热爱和平，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贡献应有的力量。
（[美]约翰·B.亨奇著，蓝胤淇译：《作为武器的图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本书作者约翰·B.亨奇是美国图书收藏家，他不但长期痴迷于珍稀图书的搜寻，还深入研究图书在社会思想传播与控制中的理论问题。亨奇在书中以大量的文献和数据，详尽叙述了二战中美国向海外出版发行图书的过程。他旨在表明：二战作为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不仅是现代军事科技的比拼，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之间的殊死博弈。
二战之前，美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图书编辑、印刷、发行体系，出版效益较为可观。正因如此，对于开拓海外图书市场，从政府到出版商，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然而伴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推进，美国出版商敏锐地意识到向海外推广图书的重要性。而这一认识皆缘于纳粹德国的倒逼。
希特勒在执掌德国军政大权之前所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大力鼓吹种族主义和暴力战争，试图摧毁现有的世界秩序。此书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竟获得无数狂热青年的追捧。凭借这本书，他以德意志救世主的形象，在各种政治阴谋的帮助下，迅速成为德国的掌舵人。狡猾的希特勒非常清楚：图书对于人们思想价值的牵引，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他掌权后，出台了严格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而那些与纳粹主张有关的图书，得到了肆无忌惮的出版传播。这些图书如同文化的魔咒，潜移默化地毒害着民众。
希特勒发动战争后，对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原有的图书进行封存、销毁，图书审查更为苛刻，试图用唯一的纳粹图书影响民众的价值导向。
欧洲战场上，维希法国投靠纳粹德国的怀抱后，这个曾经世界上主要的图书出版大国自此沉沦。对于英国，德国纳粹的空军经常大规模空袭伦敦和其他主要城镇，其中，大型图书馆和图书经销商的仓库是重要目标。据估算，英国在二战中不少于两千万册图书毁于炮火。由于战事吃紧，英国图书出版节奏明显放缓，这对于迷恋阅读的英国人而言，无疑是沉重的心灵摧残。亚洲战场上，日军入侵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占领区对图书出版审查的管控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德国。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出版商们自发行动起来，成立了战时图书委员会。当然，这个民间组织的发起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图书不可能被烈火消灭。人死了，但图书永远不会死去。永远没有人也没有武力能够将思想关进集中营。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界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着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在这场战争中，图书是武器。”
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对于图书出版的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军人，同盟国军民，以及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的千万民众。起初，向海外输送的图书多为美国各家出版机构捐献组成。因为很多图书的质量良莠不齐，开本大小不一、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且语言也都是英文，这些图书运抵欧洲战场时，反响平平。很快，战时图书委员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迅速调整策略，严格挑选书目，规范图书开本，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编排，进行重新制作印刷。这项计划命名为“纽约：跨大西洋版本”。每一册图书封面上，都进行了专门标注。
跨大西洋版本系列图书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学诸多领域，很多书在当时都被《纽约时报》赞赏过，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伟大时代》《美国如何生存》《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战争目标》《沃塞尔医生的故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奇迹谷》等等作品。这些图书，有的语言是英语，有的法语，也有的是荷兰语等等，这是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而“定制”。
为了实施这项出版计划，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一度把图书印制车间搬到了英国，以便降低运输成本。而英国也不甘示弱，为扩大自身影响力，也相应地出台了“海外版本系列”图书计划，其运作模式和美国大体相当，那些运往海外的图书包括《主流》《更好的世界有多新颖》《漫步在阳光下》《论本土文学》《我们运输舰的黎明》等等。
欧洲战场上，除了能随处见到飞机、坦克、枪弹之外，美国“跨大西洋版本”和英国“海外系列版本”图书也四处可见。本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非常令人难忘：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而成千上万箱的图书，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先期运抵欧洲大陆。其目的是让法西斯统治下的民众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从而为战争胜利争取民意和人心。另外，美国为使在远东作战的军人们认识一个清晰的日本，特邀女学者、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著书《菊与刀》。二战取得最终胜利之后，美国针对德国、日本制定了周密的图书出版计划，一是为了抚慰战争中心灵遭受创伤的民众，二是试图通过图书清除顽固的法西斯主义毒瘤，让社会回归常态。
美国在二战中把图书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成功地输送到海外，表面上看是缓解各类人群的阅读之渴，本质上是巧妙地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目的是让各地民众接受美国的所作所为，形成思想上的服从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就是文化上的一种入侵。美国在二战前后推广的跨大西洋版本计划，为战后美国图书在全球市场的发行销售奠定了民众基础，并从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图书出版霸主。然而，近十多年来，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加上多元文化思潮和互联网的双重冲击，美国的霸主地位已经受到严峻挑战。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对外输出高铁技术和工业产品，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尤其重视对外图书出版领域。中国作为主宾国，经常参加各类大型国际书展，努力推广中国题材的图书。这不仅是为了让世界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在昭示中国热爱和平，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贡献应有的力量。
（[美]约翰·B.亨奇著，蓝胤淇译：《作为武器的图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