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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顾炎武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量级人物。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都因其识见深刻、力度厚重而影响久远。遗憾的是，顾炎武集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科举制批判，却至今少有学人注意。顾炎武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绝非仅仅关乎其本身的正常运转，而是更关乎学林士风的建设和年轻一代的成长。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当年的忧思和建策对于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顾炎武 科举制 政治批判 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 当下意义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者，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两相科目推举人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十项科目推举人才。后世“科举”一词，由此而来。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即书面考试的方式取士，揭开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序幕。
到顾炎武生活的年代，科举制度历经各代的增删损益，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路程。从总体上看，它的生命力还远未到衰竭的程度，但其内部的病灶，已非常明显，且“预后不良”。更要命的是，这种“预后不良”，不仅关系到科举制度本身的延续，而且已经对于政治生活、学术事业乃至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顾炎武“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一类的激愤言辞，都是缘此而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更有必要重温当年顾炎武的批判，并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下的教益。
科举制度集教育、选官功能于一身，是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制度化体现。作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指挥棒”效用。但是，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清初，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异化”，其表现多种多样。
一是“应试术”大行其道，败坏了学术风气、社会风气。明代科举，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试卷，称为“十八房”。他们批阅试卷，判定成绩。苏、杭一带精明书商从中发现商机，汇集中试士子之文，连同考官评语，印行销售，获利颇丰。中原及北方的商人们也纷纷效仿。“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这样的后果当然非常糟糕。靠背诵“十八房之书”幸登金榜者，不少人竟然“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顾炎武痛感此弊，故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之叹。为了对付科举考试，生员们不是潜心问学，而是针对考试的技术性环节，做题、背答案。“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日知录》卷十六，三场）顾炎武尖锐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本经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于是富家巨族请来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弟子背熟，“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因此而痛心疾首：“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日知录》卷十六，三场）“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二是难以选拔优秀人才。科举制的基本功能是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选拔适用的管理人才。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说，“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宽严失度，导致科举制的选拔功能的大打折扣。“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日知录》卷十七，进士得人）顾炎武回顾，唐代吏部选才，“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童子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顾炎武评价道：“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日知录》卷十六，判）明清之时，生员的整体素质已经不容乐观。顾炎武的判断是：“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能背诵四书本经全文者，百中无一。甚至连字写得规范这一基本要求，都难以达到：“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他认为，“简汰之法，是以非难”。可设置两场考试，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千字，不合格者除名；二场考其文义。顾炎武举出北齐时策试秀孝的例子：“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日知录》卷十六，经文字体）这种做法看似简单粗暴，但其震慑作用无疑是有效的。 顾炎武特别批评北方地区的教育落后，生员竟然有“全不读”四书经传者。“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日知录》卷十七，北卷）
三是鼓励“空疏”学风，损坏了学术事业。科举制度历经变革，但基本趋势却是日益鼓励“空疏”学风。这一点历来为学人所诟病。唐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明代罢诗赋而用经义。顾炎武指出，“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唐代入仕之数，以明经为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 （《日知录》卷十六，明经）顾炎武分析道：“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考经义策论，起于宋代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但是在实施时变了味。“进士御制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结果，“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王安石后悔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顾炎武强调：“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只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 四是把学生当敌人。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而不是与学生为敌。但是，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偏题、怪题愈演愈烈。顾炎武对此不以为然。他援引《旧唐书》李揆传，其中传主建议对进士可开卷考试，“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顾炎武说：“今日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朱熹当年批评的 “上以盗贼待士，士亦以盗贼自处”，很值得当局反省深思。（《日知录》卷十七，搜索）
五是不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科举制实行千年，基本态势是重文轻武，重虚轻实。顾炎武回顾明初洪武年间，乡试曾规定，三场过后，中式者“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顾炎武认为，“真所谓求实用之士者矣。”但是，后来的改动，“文辞增而实事费，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
六是限制独立思维的个性化发展。明代科举考试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八股取士的确立。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会试试题为《乐天者保天下》，要求考生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用四句过渡，复讲“保天下”四股，再收四句，最后为大结。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会试试题《责难于君谓之恭》，要求仿前例，分“责难于君”四股和“谓之恭”四股。八股文至此完备。八股文的构成，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段，每段各两股。字句声调要求两两相对成文。字数也有严格规定。文章写作讲究格式，规范篇幅，本无可厚非。但是像八股文这样，要求考生将题目千差万别的写作内容硬塞进八股的死板框架中，不允许丝毫出格，有悖于思维及其表达的本来规律。针对此弊病，顾炎武 认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下。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后俊异之才出矣。”（《日知录》卷十六，程文）特别是生员习作八股成癖，必然严重制约生动活泼的思想运动无由发生，这更是祸国殃民的绝大恶果。顾炎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的严厉批判，正是出于对此的深刻忧患。
七是“官本位”对教育的侵蚀。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官本位”问题，由来已久，且影响广泛。其对教育事业、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顾炎武引陆世仪言：“凡官皆当有品级，惟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定品，惟德是视。若使之有品级，则仆仆亟拜，非尊师之礼矣。”顾炎武论道：“士风之薄始于纳卷就试，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 （《日知录》卷十七，教官）由此看来，教育部门的行政化，教师队伍的官僚化弊端古已有之。其劣根性的铲除，当非一日之功。
八是规模泛滥。明代是科举制高度成熟期。全国上下法令严格、程序规范是其优长之处，但是规模泛滥、“玉石杂进”则是显见的问题。欧阳修当年建议，二千举人，先试以策，去七等劣生五、六百人，再试以论，又可去二、三百人，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左右。“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顾炎武同意此法，“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日知录》卷十六，三场） 顾炎武认为，“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日知录》卷十七，中试额数）针对科举规模泛滥的问题，顾炎武提出建立生员的正常淘汰制度。“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谓之员。”明初，生员无不廪食于学。京府学60人，在外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听民间选补，免差徭二丁。其后“多才之地”许增，亦不过三、五人而已。其后，迭增，号曰“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过去，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故考试易精，程课易密”，且有严厉督促办法。洪武年间的规定，不中者，廪食五年的罚为吏，不及五年的，遣还读书，次年仍不中的，亦罚为吏。宣德年间的规定是，“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廪食七年以上，学无成效的，发充吏，六年以下的，追还所给廪米，黜为民。（《日知录》卷十七，生员额数）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年），“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者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宣德九年（1434年），取天下生员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试，其中者入国子监读书，不中者罢归为民。顾炎武认为这是“精勤吏治”的明智之举：“宣庙精勤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后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日知录》卷十七，恩科）
顾炎武的时代，科举制度还远未到穷途末路之时，但必要的改革却是当务之急。关于此，顾炎武的总体看法是：“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正矣。”（《日知录》卷十六，拟题）他说：“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曾经看到“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结果却遭到老师和父母的训斥，警告其不 “颛业于帖括”，将为仕途“坎坷不利之人”。他就此发问：“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或者欤？”（《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
显而易见，顾炎武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绝非仅仅关乎其本身的正常运转，而是更关乎学林士风的建设和年轻一代的成长，“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当年的忧思和建策对于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宝贵的启示。今天的时代环境、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与顾炎武生活的年代区别天壤，但是他当年批判的现象的实质，却依然在我们身边存在。各类考试的“应试术”大行其道，“高考兵法”、“中考攻略”之类的“秘籍”风靡天下；繁琐、空疏的学风、教风愈演愈烈；各种“弯弯绕”式的怪题、偏题层出不穷，大有不将学生、老师、家长“绕晕”绝不罢休之势；中学文理分科的不合理规定顽固延续，严重破坏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高等教育简单的外延式发展、盲目“扩招”的恶果日益明显；“官本位”、“衙门化”对教育事业、教师队伍建设的巨大侵蚀作用有目共睹。凡此种种，原因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完全彻底解决尚须时日。但愿四百年前的大哲顾炎武的睿智和忧患，能给今天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家长和千千万万的学子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
作者单位：湖北教育出版社教材编辑室。
【关键词】顾炎武 科举制 政治批判 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 当下意义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者，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两相科目推举人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十项科目推举人才。后世“科举”一词，由此而来。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即书面考试的方式取士，揭开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序幕。
到顾炎武生活的年代，科举制度历经各代的增删损益，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路程。从总体上看，它的生命力还远未到衰竭的程度，但其内部的病灶，已非常明显，且“预后不良”。更要命的是，这种“预后不良”，不仅关系到科举制度本身的延续，而且已经对于政治生活、学术事业乃至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顾炎武“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一类的激愤言辞，都是缘此而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更有必要重温当年顾炎武的批判，并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下的教益。
科举制度集教育、选官功能于一身，是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制度化体现。作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指挥棒”效用。但是，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清初，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异化”，其表现多种多样。
一是“应试术”大行其道，败坏了学术风气、社会风气。明代科举，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试卷，称为“十八房”。他们批阅试卷，判定成绩。苏、杭一带精明书商从中发现商机，汇集中试士子之文，连同考官评语，印行销售，获利颇丰。中原及北方的商人们也纷纷效仿。“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这样的后果当然非常糟糕。靠背诵“十八房之书”幸登金榜者，不少人竟然“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顾炎武痛感此弊，故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之叹。为了对付科举考试，生员们不是潜心问学，而是针对考试的技术性环节，做题、背答案。“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日知录》卷十六，三场）顾炎武尖锐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本经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于是富家巨族请来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弟子背熟，“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因此而痛心疾首：“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日知录》卷十六，三场）“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二是难以选拔优秀人才。科举制的基本功能是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选拔适用的管理人才。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说，“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宽严失度，导致科举制的选拔功能的大打折扣。“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日知录》卷十七，进士得人）顾炎武回顾，唐代吏部选才，“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童子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顾炎武评价道：“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日知录》卷十六，判）明清之时，生员的整体素质已经不容乐观。顾炎武的判断是：“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能背诵四书本经全文者，百中无一。甚至连字写得规范这一基本要求，都难以达到：“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他认为，“简汰之法，是以非难”。可设置两场考试，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千字，不合格者除名；二场考其文义。顾炎武举出北齐时策试秀孝的例子：“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日知录》卷十六，经文字体）这种做法看似简单粗暴，但其震慑作用无疑是有效的。 顾炎武特别批评北方地区的教育落后，生员竟然有“全不读”四书经传者。“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日知录》卷十七，北卷）
三是鼓励“空疏”学风，损坏了学术事业。科举制度历经变革，但基本趋势却是日益鼓励“空疏”学风。这一点历来为学人所诟病。唐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明代罢诗赋而用经义。顾炎武指出，“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唐代入仕之数，以明经为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 （《日知录》卷十六，明经）顾炎武分析道：“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考经义策论，起于宋代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但是在实施时变了味。“进士御制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结果，“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王安石后悔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顾炎武强调：“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只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 四是把学生当敌人。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学生成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而不是与学生为敌。但是，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偏题、怪题愈演愈烈。顾炎武对此不以为然。他援引《旧唐书》李揆传，其中传主建议对进士可开卷考试，“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顾炎武说：“今日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余。”朱熹当年批评的 “上以盗贼待士，士亦以盗贼自处”，很值得当局反省深思。（《日知录》卷十七，搜索）
五是不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科举制实行千年，基本态势是重文轻武，重虚轻实。顾炎武回顾明初洪武年间，乡试曾规定，三场过后，中式者“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顾炎武认为，“真所谓求实用之士者矣。”但是，后来的改动，“文辞增而实事费，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
六是限制独立思维的个性化发展。明代科举考试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八股取士的确立。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会试试题为《乐天者保天下》，要求考生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用四句过渡，复讲“保天下”四股，再收四句，最后为大结。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会试试题《责难于君谓之恭》，要求仿前例，分“责难于君”四股和“谓之恭”四股。八股文至此完备。八股文的构成，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段，每段各两股。字句声调要求两两相对成文。字数也有严格规定。文章写作讲究格式，规范篇幅，本无可厚非。但是像八股文这样，要求考生将题目千差万别的写作内容硬塞进八股的死板框架中，不允许丝毫出格，有悖于思维及其表达的本来规律。针对此弊病，顾炎武 认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下。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后俊异之才出矣。”（《日知录》卷十六，程文）特别是生员习作八股成癖，必然严重制约生动活泼的思想运动无由发生，这更是祸国殃民的绝大恶果。顾炎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的严厉批判，正是出于对此的深刻忧患。
七是“官本位”对教育的侵蚀。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官本位”问题，由来已久，且影响广泛。其对教育事业、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顾炎武引陆世仪言：“凡官皆当有品级，惟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定品，惟德是视。若使之有品级，则仆仆亟拜，非尊师之礼矣。”顾炎武论道：“士风之薄始于纳卷就试，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 （《日知录》卷十七，教官）由此看来，教育部门的行政化，教师队伍的官僚化弊端古已有之。其劣根性的铲除，当非一日之功。
八是规模泛滥。明代是科举制高度成熟期。全国上下法令严格、程序规范是其优长之处，但是规模泛滥、“玉石杂进”则是显见的问题。欧阳修当年建议，二千举人，先试以策，去七等劣生五、六百人，再试以论，又可去二、三百人，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左右。“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顾炎武同意此法，“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日知录》卷十六，三场） 顾炎武认为，“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日知录》卷十七，中试额数）针对科举规模泛滥的问题，顾炎武提出建立生员的正常淘汰制度。“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谓之员。”明初，生员无不廪食于学。京府学60人，在外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听民间选补，免差徭二丁。其后“多才之地”许增，亦不过三、五人而已。其后，迭增，号曰“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过去，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故考试易精，程课易密”，且有严厉督促办法。洪武年间的规定，不中者，廪食五年的罚为吏，不及五年的，遣还读书，次年仍不中的，亦罚为吏。宣德年间的规定是，“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廪食七年以上，学无成效的，发充吏，六年以下的，追还所给廪米，黜为民。（《日知录》卷十七，生员额数）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年），“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残疾者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宣德九年（1434年），取天下生员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试，其中者入国子监读书，不中者罢归为民。顾炎武认为这是“精勤吏治”的明智之举：“宣庙精勤吏治，一时澄清之效如此。后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日知录》卷十七，恩科）
顾炎武的时代，科举制度还远未到穷途末路之时，但必要的改革却是当务之急。关于此，顾炎武的总体看法是：“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正矣。”（《日知录》卷十六，拟题）他说：“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曾经看到“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结果却遭到老师和父母的训斥，警告其不 “颛业于帖括”，将为仕途“坎坷不利之人”。他就此发问：“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或者欤？”（《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
显而易见，顾炎武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绝非仅仅关乎其本身的正常运转，而是更关乎学林士风的建设和年轻一代的成长，“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当年的忧思和建策对于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宝贵的启示。今天的时代环境、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与顾炎武生活的年代区别天壤，但是他当年批判的现象的实质，却依然在我们身边存在。各类考试的“应试术”大行其道，“高考兵法”、“中考攻略”之类的“秘籍”风靡天下；繁琐、空疏的学风、教风愈演愈烈；各种“弯弯绕”式的怪题、偏题层出不穷，大有不将学生、老师、家长“绕晕”绝不罢休之势；中学文理分科的不合理规定顽固延续，严重破坏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高等教育简单的外延式发展、盲目“扩招”的恶果日益明显；“官本位”、“衙门化”对教育事业、教师队伍建设的巨大侵蚀作用有目共睹。凡此种种，原因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完全彻底解决尚须时日。但愿四百年前的大哲顾炎武的睿智和忧患，能给今天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家长和千千万万的学子以深刻的启迪和教益。
作者单位：湖北教育出版社教材编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