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时，金多罗的新朋友都是班里的中国同学，“我让他们教我东北话。”问她觉得在中国学习辛苦么，她想了想，笑了：“在韩国更辛苦。”
　　韩国也存在“一考定终身”的现象，其高考称为“大学修学能力考试”，每年11月中旬举行，只考一天，而这一天内要考完全部五门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或第二语言），以及综合科目。考试这天，全社会的目光都聚集到考生身上，电视播放相关专题节目、家长为孩子求神拜佛、学弟学妹也来为考生打气。
　　“考不上大学的话，全家都很失望的，找不到工作。”金多罗说。初三时，金多罗的母亲和哥哥也来到中国。兴之所至，她也教家人汉语，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高中，金多罗已经能很流利地说中文，阅读写作也无大困难。课余，她常买《读者》之类的杂志。“只看文科的话，我可以排到中等成绩。”金多罗说。
　　2010年，金多罗该升大学了。她参加了清华大学留学生考试，留学生可以填报两个志愿，她报了新闻和中文，后来被清华大学中文专业录取。然而金多罗不太愿意学中文：“要自己很喜欢中文，或者想当老师，才会专门学这个专业。”相较而言，她觉得自己比较喜爱新闻方向，就来了北师大。
　　刚入学的金多罗并没有熟识的同学朋友，“知道北师大是很好的大学，学生都很爱学习。”她便主动以学习为借口和中国同学攀谈，“一起吃饭就熟起来了，发现他们也很爱玩儿。”
　　金多罗上课喜欢坐在前三排，她戴着黑框眼镜，埋头记笔记，不时用手机查字典。课间休息时她常向老师请教。这样，她专业课一般能考80分左右，有的能得90多分。
　　传播学专业属于文学院，因此，留学生也要学习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对她来说，最难的还是那些需要大量阅读的科目。比如“文艺美学与大众美学”，这是个专业选修课，每周要求大家阅读一篇文献，并写读书报告。金多罗选了这门课。“第一节课老师就说太难了，不建议留学生选，但我想，既然选了就学吧。”她说。
　　对于以前从未听说过阿多诺、齐泽克的金多罗来说，学习大众文化挑战不小。一篇文章她要反复读上四五遍才能懂个大概，遇到不懂的术语，她便在韩文网站搜索，发现大部分是英文文献，只好硬着头皮学多少算多少。
　　课堂上，金多罗也向老师请教，听到讲解后，她有时收获良多，也有时候依然一头雾水。每周的读书报告，金多罗都按时上交，比起中国学生动辄数千字的论文，她只能写七八百字，有时还理解错了作者的基本思想。对此，金多罗坦言自己压力很大。
　　她印象最深的是阅读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一篇文章，布置作业的时候是清明假期，金多罗一整个假期哪儿也没去，就在家看书。她还到图书馆借雷蒙的《文化与社会》，没借着，就自己买了一本，边查字典边看。
　　“我写得不多，有些感受可能写不出来。也跟老师说我写不了中国同学那么好。老师说没关系，想出来什么就写上。”也因此，金多罗非常喜欢这门课的任课教师陈雪虎：“他比较严格，但关心学生。”她的每篇读书报告，老师都有回复。这门课最后只有两个韩国留学生通过，“因为期末要求展示PPT，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准备了。”
　　相较而言，传播学专业的老师很少要求留学生上台展示。金多罗是个特例，“有的课老师专门说，多罗也要上台展示，其他学生交一个PPT就行。”大三以来，金多罗的小组作业都是和中国同学一起完成的。
　　大三上学期，金多罗在信息检索与利用课上做了作业：编写一个百科条目。老师要求学生收集有关传统文化要素的古代文献、图片，汇编成词条。金多罗做的是“虎”，几乎每周都向老师提问。金多罗从不拖延，但她做排版课作业时也熬过夜，“不满意，就一直修改。”
　　“我大概是我们专业最爱去图书馆的。”她说有的留学生同学到网上下载几篇论文，把各段拆开再凑到一起，就成了“自己的”论文。她从不这么做。
　　金多罗已经在中国待了九年多，她多数朋友也是中国人，而她还想继续在中国待更长的时间。她先要毕业后当编辑，也正在考虑毕业后留在中国，或者当韩国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