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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公孙弘是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的人，开创了“以丞相褒侯”的先例。他在《史记》和《汉书》的传记中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官高戒奢、躬行节俭;揣摩帝心，己无定见;忌贤妒能，伺机除掉。不同之处即司马迁和班固对公孙弘的态度不同，司马迁笔下是一个唯君是命的犬儒，在班固笔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身不由己奋力挣扎的可怜虫的灵魂。
关键词：《史记》 《汉书》 公孙弘
公孙弘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人物。司马迁将他和主父偃放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来叙述其生平及其贡献，同时《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提及到公孙弘;班固将其列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史记》和《汉书》在他身上选用的史料几乎毫无二致，显示公孙弘的主体形象，但从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叙述中，我们仍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同的印象，也标志出两位史学家的不同。
两部史书中显示的公孙弘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高戒奢，躬行节俭
公孙弘未发迹时，有过在海边放猪的经历，那是一段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的生活。他贵为三公后，生活仍然比较简朴，用布被，每餐只吃一种肉菜和只去皮壳的米饭，也因此被称为“布衣宰相”。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曰：“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陛下安得闻此言。’”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曰：“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陛下安闻此言？’”由以上记载不难看出，司马迁和班固对公孙弘的节俭是具有共同的认知的。
公孙弘的俸禄多用于接待朋友、宾客，家中无多余财物。在奢侈浮靡之风日益盛行的汉武帝时代，公孙弘虽贵为丞相王公，却始终不为世风所移，自奉节俭，奉养父母孝顺谨慎，而且轻财重义，将俸禄大多用于接待朋友宾客。他以简约垂一代风范，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并得到了不少史家的褒扬和称赞。汉平帝曾特意下诏表彰了公孙弘节俭的美德。司马迁也曾在自序中称赞道：“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二.揣摩帝心，己无定见
根据司马迁和班固对公孙弘的叙述，可以发现公孙弘的才干不在他人之下，但他却顺应皇主，把自己与皇上的不同想法放心里不说，赢得主上的亲睐。公孙弘在任，所奏朝事，都一一符合帝意，起因正是他巧用“心计”。公孙弘的矫揉善变，朝廷上下，众所周知。
《史记》和《汉书》中都提到这么几次：①有一次，他和汲黯商议，为一事二人分别上奏。面见帝君，他等汲黯上奏完后，窥伺上意，据上意再取决自己的立场态度，然后才上奏章。因此，他奏对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陈条，也都采纳。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有一次汲黯当庭诘责公孙弘：“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背）之，不忠。”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公孙弘深知帝心，他这番出乎常理的自我贬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皇帝听后，认为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益厚遇之”。 ②朝廷方通西南夷，又东置沧海郡，北筑朔方城。公孙弘认为，这样做是“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屡次谏言停办，皇帝不采纳，并领朱买臣等人去砭责公孙弘，当面陈说设朔方郡的好处，一一摆明十条理由。公孙弘无理反驳，心亏词穷，无一言相济，忙低首悔过，改言谢罪说：“我是山东的乡鄙之人，见识短浅，实在不知道设朔方郡的好处，经众位陈明其利害关系，我已明白了。敬望朝廷停止经营西南夷与沧海郡，专力经营朔方郡”。皇帝便恩准了他的请示。一个真正为国家着想的官员是不会这样做的，即使无力反驳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君主将金钱挥霍在无用之地，而公孙弘一心只想着明哲保身，完全丧失原则立场。
三.忌贤妒能，伺机除掉
公孙弘容不得比自己高明的人，更容不得与自己意愿相左的人。凡是与自己有隔阂嫌隙的人，无论亲疏远近，虽假装与之友好，暗地里却打击报复。促成主父偃的族诛和对董仲舒、汲黯包藏祸心的任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主父偃是汉代名儒重臣，公孙弘因常与其意见相反心怀怨恨。他一反不肯当庭争辩的原则，说道：“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恶首，非诛偃，无以谢天下。”（《史记·儒林列传》）主父偃因此沦为族诛的结局。董仲舒为人正直，常常批评公孙弘阿谀之态，且治《公羊》学比公孙弘有名，因而遭到公孙弘忌恨。《史记·儒林列传》曰：“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仲舒因学识渊博威望较高，又善于处理同胶西王的关系，因此没让公孙弘的阴谋得逞。即使是同僚汲黯，也遭过他的暗算。因汲黯正直敢言，多次在汉武帝面前斥责公孙弘阿谀虚伪、欺诈无情。公孙弘表面上宽容大度，背地里却伺机报复。他见右内史为是非之职，多皇亲国戚，难以治理，不少官员在这里栽了跟头，就极力推荐汲黯担任右内史。然而汲黯精通黄老之学，为人又耿直廉洁，使公孙弘的企图化为泡影。
四.犬儒与可怜虫
公孙弘在《史记》和《汉书》中也有些不同。司马迁笔下是一个唯君是命为虎作伥的走狗式的儒者（犬儒），一个老油条投机分子;在班固笔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身不由己奋力挣扎的可怜的灵魂。
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卷三中针对《史记·儒林列传·公孙弘传》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子长最不满公孙弘，风刺之屡矣。此篇录公孙弘奏疏之著于功令者，则曰：“余读功令，未尝不废书而叹。”于辕固生则曰：“公孙弘侧目视固。”于董仲书则曰：“公孙弘希世用事。”于胡毋生则曰：“公孙弘亦颇受焉。”盖当时以经术致卿相者独弘，子长既薄其学，又丑其行，故褊衷时时一发露也。”其中“最”字体现出司马迁对儒林人物中公孙弘的评价最低。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一中也曾这样写到：“此篇以公孙弘曲学阿世为主。自公孙弘广历学官，是后博士习经无通恰者，终汉之士，以博士家为俗儒。刘向、扬雄始振古学，而许贾马郑宗之，然皆不习博士经，是汉之儒风坏于孙弘，验也，太史之识卓也。”同样都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公孙弘的厌恶多于同情。
相反，在班固笔下，公孙弘跟卜式、兒宽一样出身低微，东海边猪倌出身，到四十岁才开始学儒，本性即使说不上淳朴老实，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规矩的。再看看他在各个职位上的后继者，红极一时的酷吏张汤落了个什么下场？又酸又硬的萧望之如果活在汉武帝时代，能在皇帝跟前待几天？大概这就是班固将公孙弘与卜式、兒宽合传的原因之一吧。公孙弘最后总算在丞相那个危险的位子上挺下来了，落了个寿终正寝，还开了丞相封侯之先河（这是他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并荫及子孙，却也着实不容易呀，那时候丞相是一个管事却无权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武帝时代的丞相大多不是被杀就是免职，公孙弘这能挺下来该是多么不易。在第二次应招时他本已不欲前往，却被地方上硬推举上去了，之后南疆考察一趟回来，报告写的又不入圣意，这次却鬼使神差地没受责罚，他以后敢不小心翼翼地揣摩主子的意图。后来好不容易升上了御史大夫这样的高位，再次得意忘形仗义执言了几句，结果又惹得汉武帝不高兴，他不得不违心地认错，还主动请求去经营边远的朔方郡，自贬身价，这种无耻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却也迫不得已。至于后来谗害主父偃和董仲舒，朝堂之上本就互相倾轧。汲黯、主父偃那些纵横家本来就是政客兼江湖骗子，他们也进过公孙弘的谗言，只是公孙弘的方式不够光明正大而已;对董仲舒这个同行冤家，他更不能不驱除，因为他本人也是靠学儒起家的，这个根若丢了就全完了。
显然，《史记》与《汉书》中公孙弘的不同更多的是两位史学家的立场和对公孙弘的态度的不同造成的。司马迁以文人的正直来衡量一个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官员，自然很难认可公孙弘的行为;班固大体上从公孙弘的实际处境与心境去观察，当然对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公孙弘表示同情，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介绍：李静，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
关键词：《史记》 《汉书》 公孙弘
公孙弘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人物。司马迁将他和主父偃放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来叙述其生平及其贡献，同时《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提及到公孙弘;班固将其列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史记》和《汉书》在他身上选用的史料几乎毫无二致，显示公孙弘的主体形象，但从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叙述中，我们仍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同的印象，也标志出两位史学家的不同。
两部史书中显示的公孙弘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高戒奢，躬行节俭
公孙弘未发迹时，有过在海边放猪的经历，那是一段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的生活。他贵为三公后，生活仍然比较简朴，用布被，每餐只吃一种肉菜和只去皮壳的米饭，也因此被称为“布衣宰相”。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曰：“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陛下安得闻此言。’”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曰：“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陛下安闻此言？’”由以上记载不难看出，司马迁和班固对公孙弘的节俭是具有共同的认知的。
公孙弘的俸禄多用于接待朋友、宾客，家中无多余财物。在奢侈浮靡之风日益盛行的汉武帝时代，公孙弘虽贵为丞相王公，却始终不为世风所移，自奉节俭，奉养父母孝顺谨慎，而且轻财重义，将俸禄大多用于接待朋友宾客。他以简约垂一代风范，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并得到了不少史家的褒扬和称赞。汉平帝曾特意下诏表彰了公孙弘节俭的美德。司马迁也曾在自序中称赞道：“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二.揣摩帝心，己无定见
根据司马迁和班固对公孙弘的叙述，可以发现公孙弘的才干不在他人之下，但他却顺应皇主，把自己与皇上的不同想法放心里不说，赢得主上的亲睐。公孙弘在任，所奏朝事，都一一符合帝意，起因正是他巧用“心计”。公孙弘的矫揉善变，朝廷上下，众所周知。
《史记》和《汉书》中都提到这么几次：①有一次，他和汲黯商议，为一事二人分别上奏。面见帝君，他等汲黯上奏完后，窥伺上意，据上意再取决自己的立场态度，然后才上奏章。因此，他奏对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陈条，也都采纳。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有一次汲黯当庭诘责公孙弘：“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背）之，不忠。”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公孙弘深知帝心，他这番出乎常理的自我贬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皇帝听后，认为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益厚遇之”。 ②朝廷方通西南夷，又东置沧海郡，北筑朔方城。公孙弘认为，这样做是“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屡次谏言停办，皇帝不采纳，并领朱买臣等人去砭责公孙弘，当面陈说设朔方郡的好处，一一摆明十条理由。公孙弘无理反驳，心亏词穷，无一言相济，忙低首悔过，改言谢罪说：“我是山东的乡鄙之人，见识短浅，实在不知道设朔方郡的好处，经众位陈明其利害关系，我已明白了。敬望朝廷停止经营西南夷与沧海郡，专力经营朔方郡”。皇帝便恩准了他的请示。一个真正为国家着想的官员是不会这样做的，即使无力反驳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君主将金钱挥霍在无用之地，而公孙弘一心只想着明哲保身，完全丧失原则立场。
三.忌贤妒能，伺机除掉
公孙弘容不得比自己高明的人，更容不得与自己意愿相左的人。凡是与自己有隔阂嫌隙的人，无论亲疏远近，虽假装与之友好，暗地里却打击报复。促成主父偃的族诛和对董仲舒、汲黯包藏祸心的任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主父偃是汉代名儒重臣，公孙弘因常与其意见相反心怀怨恨。他一反不肯当庭争辩的原则，说道：“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恶首，非诛偃，无以谢天下。”（《史记·儒林列传》）主父偃因此沦为族诛的结局。董仲舒为人正直，常常批评公孙弘阿谀之态，且治《公羊》学比公孙弘有名，因而遭到公孙弘忌恨。《史记·儒林列传》曰：“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仲舒因学识渊博威望较高，又善于处理同胶西王的关系，因此没让公孙弘的阴谋得逞。即使是同僚汲黯，也遭过他的暗算。因汲黯正直敢言，多次在汉武帝面前斥责公孙弘阿谀虚伪、欺诈无情。公孙弘表面上宽容大度，背地里却伺机报复。他见右内史为是非之职，多皇亲国戚，难以治理，不少官员在这里栽了跟头，就极力推荐汲黯担任右内史。然而汲黯精通黄老之学，为人又耿直廉洁，使公孙弘的企图化为泡影。
四.犬儒与可怜虫
公孙弘在《史记》和《汉书》中也有些不同。司马迁笔下是一个唯君是命为虎作伥的走狗式的儒者（犬儒），一个老油条投机分子;在班固笔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个身不由己奋力挣扎的可怜的灵魂。
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卷三中针对《史记·儒林列传·公孙弘传》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子长最不满公孙弘，风刺之屡矣。此篇录公孙弘奏疏之著于功令者，则曰：“余读功令，未尝不废书而叹。”于辕固生则曰：“公孙弘侧目视固。”于董仲书则曰：“公孙弘希世用事。”于胡毋生则曰：“公孙弘亦颇受焉。”盖当时以经术致卿相者独弘，子长既薄其学，又丑其行，故褊衷时时一发露也。”其中“最”字体现出司马迁对儒林人物中公孙弘的评价最低。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一中也曾这样写到：“此篇以公孙弘曲学阿世为主。自公孙弘广历学官，是后博士习经无通恰者，终汉之士，以博士家为俗儒。刘向、扬雄始振古学，而许贾马郑宗之，然皆不习博士经，是汉之儒风坏于孙弘，验也，太史之识卓也。”同样都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公孙弘的厌恶多于同情。
相反，在班固笔下，公孙弘跟卜式、兒宽一样出身低微，东海边猪倌出身，到四十岁才开始学儒，本性即使说不上淳朴老实，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规矩的。再看看他在各个职位上的后继者，红极一时的酷吏张汤落了个什么下场？又酸又硬的萧望之如果活在汉武帝时代，能在皇帝跟前待几天？大概这就是班固将公孙弘与卜式、兒宽合传的原因之一吧。公孙弘最后总算在丞相那个危险的位子上挺下来了，落了个寿终正寝，还开了丞相封侯之先河（这是他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并荫及子孙，却也着实不容易呀，那时候丞相是一个管事却无权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武帝时代的丞相大多不是被杀就是免职，公孙弘这能挺下来该是多么不易。在第二次应招时他本已不欲前往，却被地方上硬推举上去了，之后南疆考察一趟回来，报告写的又不入圣意，这次却鬼使神差地没受责罚，他以后敢不小心翼翼地揣摩主子的意图。后来好不容易升上了御史大夫这样的高位，再次得意忘形仗义执言了几句，结果又惹得汉武帝不高兴，他不得不违心地认错，还主动请求去经营边远的朔方郡，自贬身价，这种无耻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却也迫不得已。至于后来谗害主父偃和董仲舒，朝堂之上本就互相倾轧。汲黯、主父偃那些纵横家本来就是政客兼江湖骗子，他们也进过公孙弘的谗言，只是公孙弘的方式不够光明正大而已;对董仲舒这个同行冤家，他更不能不驱除，因为他本人也是靠学儒起家的，这个根若丢了就全完了。
显然，《史记》与《汉书》中公孙弘的不同更多的是两位史学家的立场和对公孙弘的态度的不同造成的。司马迁以文人的正直来衡量一个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官员，自然很难认可公孙弘的行为;班固大体上从公孙弘的实际处境与心境去观察，当然对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公孙弘表示同情，也在情理之中。
（作者介绍：李静，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