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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我国，“民族”范畴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含义，也包含“少数民族”的内涵。这两层涵义在老舍研究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多年来，老舍研究既有针对作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剖析，也有对他作品的“少数民族”特质的挖掘。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虽起步较晚，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且呈现从文本研究逐渐转向人本研究的趨势，与老舍研究的整体趋势一致。在民族的视域下，总结老舍研究的成就，不仅有助于对他作品的全面地认识，而且能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范式。
关键词：老舍 民族视域 文本 人本
老舍研究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老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创作出一大批剖析国民性的优秀作品。同时，基于老舍的满族身份及满族书写，他也是站在少数民族文学“塔尖”式的人物。以新世纪的现代眼光重新审视老舍研究的历史，有助于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对老舍研究中的“民族”视域进行研究梳理，不仅有益于全面了解老舍及其创作，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参照和范本。
一.老舍及其作品研究综述
1949年前的老舍研究与老舍作品的发表时间大致同步。最初，关于老舍作品的评价相对较少，以郑振铎与朱自清二人的点评为代表。1926年6月，身为《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先生以“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的作家所尚未弹奏过的”[1]来推介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不久之后，他推介老舍的小说《赵子曰》时称：“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动人”[2]。192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推介老舍的两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一则广告，延续了郑振铎的推介语，直接以“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概括两本书的独特之处。1929年，朱自清也撰写《〈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3]一文，首先对比分析清末谴责讽刺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与老舍这两部讽刺小说的异同，从人物的个性、思想、语言等方面对“讽刺的情调”加以探源。同时，朱自清也从写景等方面挖掘老舍“轻松的文笔”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此后，一些关于老舍新作的批评文章逐渐以书评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多为随性且主观的评论，例如：王淑明的书评《猫城记》、毕树棠的书评《牛天赐传》等。1949年前的老舍研究虽然存在研究方法简单化、评价主观化等不足之处，但这些研究成果依旧为此后的老舍研究奠定了基础。
十七年时期，老舍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在这一时期，用政治视角阐释老舍的创作的成果比比皆是，且大多以《茶馆》和《龙须沟》《骆驼祥子》为主要研究内容。例如：载于1958年第1期《文艺报》的一篇题为《座谈老舍的茶馆》的文章。该文是《茶馆》导演焦菊隐、学者赵少侯、陈白尘等人谈论如何改进戏剧《茶馆》的情节和人物设置的谈话记录，可见话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明显。1961年3月，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从〈龙须沟〉学习些什么？》。他提出，“从《龙须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其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4]。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用政治批评模式阐释老舍作品的典型代表。邓绍基的总结性论文《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也未能摆脱这一研究模式。在“文革”的十年荒漠中，老舍研究和其他人文文科的研究一样，停滞不前，陷入低潮。
80年代的老舍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集中针对老舍的单篇作品的再阐释和再研究，以《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猫城记》为代表。例如：樊骏于1979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可谓开启了新时期的老舍研究的新篇章。他从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作者经历等方面将现实主义代表作《骆驼祥子》分析得鞭辟入里。吴小美发表于1981年的论文《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从被征服者的“愤史”、写人的杰作、愤怒傲烈的“心灵的音乐”等方面深入地对《四世同堂》中的现实主义特征进行了解读。二是运用跨学科（如比较文学、语言学、美学等）的方式进行综合研究。如：郝长海的《老舍与外国文学》一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寻老舍的外国文学养分来源；马焯荣的《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老舍小说的人物描写》一文用比较文学的策略分析老舍小说的人物塑造；洪忠煌的《老舍戏剧美学初论》一文从美学的角度挖掘老舍的戏剧魅力。
到了90年代，老舍研究逐渐跳出以往文本研究的樊笼，转向人本研究。针对老舍的人本研究主要体现在老舍的文化心理、老舍的思想、老舍之死等方面。针对老舍文化心理的研究成果有：吴小美、古世仓等共撰的《开创“老舍世界”诠释与研究的新局面》一文，石兴泽的《老舍文化心理的运行轨迹》一文以及宋永毅的著作《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等；针对老舍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等）的研究成果有：石兴泽的著作《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章罗生的论文《老舍文艺思想漫谈》等。挖掘“老舍之死”缘由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舒乙的两本著作为代表，即《老舍最后的两天》和《老舍之死》。此外，宋永毅的论文《老舍之死与中国文人的古典生命观》、李润新的论文《“永铭俯首与横眉”——也谈老舍之死》和郝长海、王树海的论文《老舍之死的信仰考问》也对此论题进行了独到阐述。这一时期对老舍进行整体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樊骏先生于1995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认识老舍》（上、下）一文和关纪新先生的专著《老舍评传》。
21世纪初，老舍研究虽面临创新点不足等困境，但仍不乏有研究者突破瓶颈迎难而上，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直潜心致力于老舍满族元素挖掘的著名满族学者关纪新先生，在这一时期继续丰富和深化着他对老舍本人及其作品的“民族”视域的探究。继1998年出版《老舍评传》之后，关纪新先生又陆续出版了《老舍图传》、《老舍与满族文化》等专著。此外，也有学者运用性别意识、叙事诗学等新方法，拓宽了老舍研究的视域，例如：李玲的论文《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徐德明的论文《老舍小说融中西诗学的实践》，王卫东的论文《论老舍小说的叙述声音》等。 通过梳理老舍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研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一座价值丰厚的文学宝藏，亟待研究者深入挖掘。面对新世纪以来的种种研究瓶颈，不该望而却步，而应砥砺前行。笔者整理发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虽起步尚晚，但研究空间和前景不容小觑！
老舍是一个拥有民族远见和世界眼光的文化型作家。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凭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以笔为枪，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和救亡图存，为抗战贡献了大量文艺作品；新中国建国后，他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引导下，为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民族”范畴不仅具有着国家民族层面的“中华民族”的含义，也包含着“少数民族”内涵。“民族”这一概念的分歧也体现在老舍研究中。其中，既有针对老舍及其作品中的国家民族意识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关于老舍及其作品中“少数民族”特质的挖掘的成果。
二.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老舍研究成果
通过对“中华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可见，该角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从老舍单篇作品的重新阐释逐渐转向对老舍创作特质的整体研究；二.由针对老舍作品的文本研究逐渐转向对老舍其人其文的人本研究，即由文化内涵、审美形式的文本挖掘转向对民族国家意识、民族精神的人本研究。
首先，有诸多研究成果集中对单篇作品进行“民族国家”视域的阐释，分析老舍在国民性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方面做出的尝试和贡献。例如：1999年，王卫东的一篇名为《在中英国民性比较中探求重建民族伦理文化之路——论老舍侨民小说〈二马〉的文化内涵》论文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人物解读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两方面挖掘老舍小说《二马》的深层文化内涵。他指出：老舍一方面借助英国国民性的优长对中国国民性进行自我审视；另一方面，老舍汲取中英两国的伦理文化之长，试图重建我国民族的理想人格。杨剑龙的论文《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沉思—老舍〈四世同堂》的文化分析〉》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剖析小说中被称之为民族的“渣滓”、“基石”、“精英”的这三类人三种典型性格。他认为，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将中国的民族性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民族性相比较，揭示了中国民族性的不足，生发出改造中国民族心理的愿望和追求。金艳的《老舍小说民族文化悲剧描写探析》一文剖析出老舍对民族文化悲剧的抒写包括对“真金”（指诚实守信、雍容高雅的“老派”风度）失落的痛惜与“灰土”（麻木、保守、不思进取等弊端）拭拂不去的痛恨，并对民族文化悲剧作审视和反思。此外，李玲的《从重建民族主体性视野审视中国闲适文化传统——从〈二马〉和〈四世同堂〉说起》一文也剖析了老舍对民族文化中的闲适文化传统进行自我认同和反思的过程。以上几篇论文均以老舍的具体作品作为切入点，从中国与外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照中着手，从而分析论证老舍在国民性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其次，研究者从民族文化、文化观的视角对老舍的作品进行研究。李辉、韩经太的《对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论老舍〈四世同堂〉的审美价值》一文，主要通过对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内在民族精神进行哲理思辨分析，揭示出这部巨著的思想深度：老舍通过对“国民性”理性批判，审视出造成国民颓态和惰性的历史原因是如同“毒瘤”的封建政治，发掘出悠久而古远的传统文化是民族人格力量的源泉所在；意识到民族精神的复兴对于未来意义之重大。宋永毅的《世界性“老舍热”与各民族审美方式的异同》一文分析了老舍作品的三次世界性翻译高潮的形成、演变的具体过程。宋永毅站在世界各民族的高度，以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总结世界各民族学者对老舍及作品的研究。关于老舍的文化观的研究成果有：连小培的《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从《四世同堂》看老舍文化观的转变》一文以《四世同堂》为研究对象，从老舍与同时代作家文化观的比较，老舍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以及革新中国文化重塑民族性格的设想等三个部分来探讨他在抗战期间文化观的转变。谢昭新的论文《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中认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主要包括对国家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的民族精神思考和人文人性探寻。”[5]厦门大学林平的硕士论文《全球语境下老舍的文化观研究》主要从老舍文化观的形成过程，老舍对传统和现代商业的批判、老舍国际文化观和现代文化观的建构以及老舍的文化观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启示等方面进行解读。
再则，也有学者针对老舍民族国家意识进行挖掘。王卫东的《老舍民族主义思想浅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旨在论证老舍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并提出老舍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为两方面：一.通过民族自省、博采众长实现民族自强；二.主张对敌仇恨以及各民族和平共处。张宁的论文《民族国家语境中的老舍小说》以《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为例证，分析老舍在小说创作中渗透出的民族国家意识。郑芃芃的论文《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从“国家”召唤和“民族”想象的角度，对老舍早期以及抗战期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探寻其创作的演变。丁敏的《共鸣与突围：论老舍的民族国家意识》一文认为，老舍在书写中将民族国家意识渗透在他平民化的书写之中，一方面与主流意识保持步调一致，另一方面也保持了自身创作的独特性，从而在同质化的创作中实现了突围。傅晓燕的《从底层人物塑造看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通过分析老舍笔下的车夫、巡警、妓女、艺人等底层人物，揭示老舍由潜隐的满族情结到彰显的民族意识的嬗变。
此外，也有人着重分析老舍创作中的民族精神。王晓琴的《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一文，分时段剖析了老舍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及民族精神带来的启示和力量。她认为，20年代老舍的作品（如《二马》《赵子曰》）主要通过中西民族比较，从而审视民族精神的劣根性；30年代老舍的《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等作品从救亡图存出发，多角度地对民族劣根性进行探源；40年代老舍的《四世同堂》《大地龙蛇》等作品在战火中给民族命脉照“爱克斯光”，提出民族精神转化的构想；建国后，老舍公开满族身份所创作的《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探求民族精神建设的实践途径与规律。青岛大学王辰竹的硕士论文《论老舍抗战剧与民族精神》从老舍创作的九部抗战剧着手，挖掘抗战剧中民族精神彰显的原因，并从正反两面探讨抗战剧中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分析了老舍通过抗战剧书写民族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最后，运用比较文学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人也不在少数。吴小美的著作《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主要以比较文学的方法，从文化冲突、人格理想、宗教精神、文化接受、忧患意识五个方面考察老舍作为一代文化伦理型作家的思想特征和创作个性。李秋华的《多元思维之下返观老舍的“民族味”——关于老舍与英国文学关系之另一种思考》一文从异域文化和传统文化两方面对比分析老舍所受的影响，从多维视野下审视老舍创作中挥之不去的“民族味”。陈强在《试析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中，将老舍和赵树理的民族风格进行比较研究，将二者体现民族风格的创作内容（时代气息、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和创作形式（语言、艺术手法等）的异同进行对照分析和经验总结。耿庆伟的论文《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反向叙事——以刘鹗、鲁迅、老舍为例》对比分析了刘鹗、鲁迅、老舍三位作家的创作风格，考察三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关于民族国家想象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质和面貌：“刘鹗直面国家危机，改良民族心性”；“鲁迅直揭国民劣根性，重塑国民精神”；“老舍直视中西差距，唤醒民族国家意识”。[6]
三.少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成果
统观少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的历程以及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一.研究由文本研究逐渐转向人本研究。由于少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的大部分成果产生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与同时期的老舍研究的总体大趋势相吻合。研究逐渐从对老舍满族题材作品文本内涵的阐释和挖掘转向对老舍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气质、民族观等人本方面进行分析。但到了21世纪之后，大部分研究成果大多从人本分析的角度入手。二.研究逐渐采用跨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三.研究视野逐渐拓宽，由老舍单篇的研究转向老舍总体创作研究。
首先，研究者从少数民族视域下对老舍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例如：韩莓的论文《民族团结的赞歌——读老舍的〈正红旗下〉》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来体现《正红旗下》民族团结这一核心主题。何联华《老舍〈正红旗下〉的风俗文化蕴涵》一文从风俗文化角度人手，去考察《正红旗下》中所展现的旗人的外在文化景观（出生、洗三、满月等风俗）和内在文化心理（下层、中层、上层旗人对待王掌柜受欺辱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张宏图的《从〈茶馆〉看老舍的民族文化悲情》一文打破原先政治分析樊笼，从老舍的满族情结的角度重新剖析《茶馆》中的文化内涵。
其次，一些学者从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气质、民族观等方面对老舍进行少数民族视域下的人本研究。王学振在《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學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正红旗下》为例，探讨拥有双重民族身份的老舍在文学创作中的特别之处：“作为一个旗人，他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外抗强敌、内主团结的时代主题。”[7]东北师范大学刘飞飞的硕士论文《论老舍作品中的满族文化身份认同》从老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独特性，作品中呈现的满族文化意识以及满族文化身份认同意识形成的具体过程三方面进行探讨，挖掘老舍身上闪光的民族特质。关于老舍的民族意识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田美丽的《潜隐和张扬：老舍民族意识的独特表达方式》一文通过对老舍创作文本的分析以及老舍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遭遇的史料考据，论证了老舍民族意识的表达经历了潜隐到张扬的变化过程。银洁的《由潜抑到彰显——论老舍的民族归属意识》一文认为，老舍的民族归属意识以解放前后为界，经历了由潜抑到彰显的转变历程，并结合老舍作品中的具体人物加以论证分析。曹金合在《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中用“压抑性”和“张扬性”来形容老舍满族情结的表现过程。以上观点与关纪新《老舍评传》中的许多观点相契合。关于老舍民族文化心理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崔明芬的《“穷人”归向与“头朝下”心理——老舍对满汉双重文化的深刻思索》一文指出：“穷”是老舍的一笔巨大的文学创作财富，历练了老舍的创作心理，其文本的独特性体现在感情投向，素材选取，人物塑造，思索焦点等方面。关纪新的《老舍民族心理刍说》一文结合辛亥革命“排满”的历史背景分析老舍前期创作隐藏自己的民族意识的原因，以及建国后老舍民族心理开放的原因。他认为，“老舍的民族心理，是20世纪前期至中期中国国内大环境下面，满民族沧桑沉浮的产物……老舍的民族心理是他形成自己特有民族观的一方不可或缺的基石”。[8]关于老舍民族文化气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关纪新的论文《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主要阐释了老舍创作个性中常被人忽视的满族品格，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马国栋的《略论老舍作品的民族文化气质》一文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解读老舍的民族文化心理，谈论老舍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因子。马国栋在文章中表示，“对于老舍研究来说，如果不能够确认和理解老舍的文化出身和民族背景，就无法真正读懂老舍的作品”。[9]关于老舍的民族观的研究成果以关纪新的研究为代表。关纪新的《闪耀着现代人文光芒的民族观——系列论文“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之三》通过对老舍作品及老舍参与的若干少数民族会议的分析，论证了老舍所具备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即主张各民族平等不相欺，团结共处，发挥各自的文学优长），并认为老舍是一个具有“超前民族观念的人”。关纪新的另一文《老舍民族观探赜》主要论证了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至上理念同为老舍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有从比较文学角度对老舍的民族意识、民族身份等进行研究的成果。湖南师范大学谭文鑫的硕士论文《沈从文与老舍民族意识之比较》重点从少数民族作家沈从文和老舍的民族意识产生的背景、内涵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侧重于挖掘二者民族意识中的“同中之异”。这些都属于作家比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类似的还有翟瑞青的论文《少数民族身份对老舍和沈从文文化视角构成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魏巍的博士论文《少数民族视野下的沈从文与老舍比较研究》对二者做了更为详尽的比较研究。魏巍、马玥玥的《少数民族视野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沈从文与老舍为中心》一文从文本出发，将少数民族出身的沈从文和老舍置于东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考察二人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老舍 民族视域 文本 人本
老舍研究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老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创作出一大批剖析国民性的优秀作品。同时，基于老舍的满族身份及满族书写，他也是站在少数民族文学“塔尖”式的人物。以新世纪的现代眼光重新审视老舍研究的历史，有助于今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对老舍研究中的“民族”视域进行研究梳理，不仅有益于全面了解老舍及其创作，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参照和范本。
一.老舍及其作品研究综述
1949年前的老舍研究与老舍作品的发表时间大致同步。最初，关于老舍作品的评价相对较少，以郑振铎与朱自清二人的点评为代表。1926年6月，身为《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先生以“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的作家所尚未弹奏过的”[1]来推介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不久之后，他推介老舍的小说《赵子曰》时称：“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动人”[2]。192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推介老舍的两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一则广告，延续了郑振铎的推介语，直接以“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概括两本书的独特之处。1929年，朱自清也撰写《〈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3]一文，首先对比分析清末谴责讽刺小说、鲁迅的《阿Q正传》与老舍这两部讽刺小说的异同，从人物的个性、思想、语言等方面对“讽刺的情调”加以探源。同时，朱自清也从写景等方面挖掘老舍“轻松的文笔”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此后，一些关于老舍新作的批评文章逐渐以书评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多为随性且主观的评论，例如：王淑明的书评《猫城记》、毕树棠的书评《牛天赐传》等。1949年前的老舍研究虽然存在研究方法简单化、评价主观化等不足之处，但这些研究成果依旧为此后的老舍研究奠定了基础。
十七年时期，老舍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在这一时期，用政治视角阐释老舍的创作的成果比比皆是，且大多以《茶馆》和《龙须沟》《骆驼祥子》为主要研究内容。例如：载于1958年第1期《文艺报》的一篇题为《座谈老舍的茶馆》的文章。该文是《茶馆》导演焦菊隐、学者赵少侯、陈白尘等人谈论如何改进戏剧《茶馆》的情节和人物设置的谈话记录，可见话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明显。1961年3月，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从〈龙须沟〉学习些什么？》。他提出，“从《龙须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其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4]。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用政治批评模式阐释老舍作品的典型代表。邓绍基的总结性论文《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也未能摆脱这一研究模式。在“文革”的十年荒漠中，老舍研究和其他人文文科的研究一样，停滞不前，陷入低潮。
80年代的老舍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集中针对老舍的单篇作品的再阐释和再研究，以《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猫城记》为代表。例如：樊骏于1979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可谓开启了新时期的老舍研究的新篇章。他从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作者经历等方面将现实主义代表作《骆驼祥子》分析得鞭辟入里。吴小美发表于1981年的论文《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从被征服者的“愤史”、写人的杰作、愤怒傲烈的“心灵的音乐”等方面深入地对《四世同堂》中的现实主义特征进行了解读。二是运用跨学科（如比较文学、语言学、美学等）的方式进行综合研究。如：郝长海的《老舍与外国文学》一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寻老舍的外国文学养分来源；马焯荣的《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老舍小说的人物描写》一文用比较文学的策略分析老舍小说的人物塑造；洪忠煌的《老舍戏剧美学初论》一文从美学的角度挖掘老舍的戏剧魅力。
到了90年代，老舍研究逐渐跳出以往文本研究的樊笼，转向人本研究。针对老舍的人本研究主要体现在老舍的文化心理、老舍的思想、老舍之死等方面。针对老舍文化心理的研究成果有：吴小美、古世仓等共撰的《开创“老舍世界”诠释与研究的新局面》一文，石兴泽的《老舍文化心理的运行轨迹》一文以及宋永毅的著作《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等；针对老舍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等）的研究成果有：石兴泽的著作《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和发展》，章罗生的论文《老舍文艺思想漫谈》等。挖掘“老舍之死”缘由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舒乙的两本著作为代表，即《老舍最后的两天》和《老舍之死》。此外，宋永毅的论文《老舍之死与中国文人的古典生命观》、李润新的论文《“永铭俯首与横眉”——也谈老舍之死》和郝长海、王树海的论文《老舍之死的信仰考问》也对此论题进行了独到阐述。这一时期对老舍进行整体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樊骏先生于1995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认识老舍》（上、下）一文和关纪新先生的专著《老舍评传》。
21世纪初，老舍研究虽面临创新点不足等困境，但仍不乏有研究者突破瓶颈迎难而上，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一直潜心致力于老舍满族元素挖掘的著名满族学者关纪新先生，在这一时期继续丰富和深化着他对老舍本人及其作品的“民族”视域的探究。继1998年出版《老舍评传》之后，关纪新先生又陆续出版了《老舍图传》、《老舍与满族文化》等专著。此外，也有学者运用性别意识、叙事诗学等新方法，拓宽了老舍研究的视域，例如：李玲的论文《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徐德明的论文《老舍小说融中西诗学的实践》，王卫东的论文《论老舍小说的叙述声音》等。 通过梳理老舍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研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一座价值丰厚的文学宝藏，亟待研究者深入挖掘。面对新世纪以来的种种研究瓶颈，不该望而却步，而应砥砺前行。笔者整理发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虽起步尚晚，但研究空间和前景不容小觑！
老舍是一个拥有民族远见和世界眼光的文化型作家。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凭借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以笔为枪，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和救亡图存，为抗战贡献了大量文艺作品；新中国建国后，他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引导下，为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民族”范畴不仅具有着国家民族层面的“中华民族”的含义，也包含着“少数民族”内涵。“民族”这一概念的分歧也体现在老舍研究中。其中，既有针对老舍及其作品中的国家民族意识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关于老舍及其作品中“少数民族”特质的挖掘的成果。
二.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老舍研究成果
通过对“中华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可见，该角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从老舍单篇作品的重新阐释逐渐转向对老舍创作特质的整体研究；二.由针对老舍作品的文本研究逐渐转向对老舍其人其文的人本研究，即由文化内涵、审美形式的文本挖掘转向对民族国家意识、民族精神的人本研究。
首先，有诸多研究成果集中对单篇作品进行“民族国家”视域的阐释，分析老舍在国民性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方面做出的尝试和贡献。例如：1999年，王卫东的一篇名为《在中英国民性比较中探求重建民族伦理文化之路——论老舍侨民小说〈二马〉的文化内涵》论文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人物解读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两方面挖掘老舍小说《二马》的深层文化内涵。他指出：老舍一方面借助英国国民性的优长对中国国民性进行自我审视；另一方面，老舍汲取中英两国的伦理文化之长，试图重建我国民族的理想人格。杨剑龙的论文《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沉思—老舍〈四世同堂》的文化分析〉》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剖析小说中被称之为民族的“渣滓”、“基石”、“精英”的这三类人三种典型性格。他认为，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将中国的民族性同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民族性相比较，揭示了中国民族性的不足，生发出改造中国民族心理的愿望和追求。金艳的《老舍小说民族文化悲剧描写探析》一文剖析出老舍对民族文化悲剧的抒写包括对“真金”（指诚实守信、雍容高雅的“老派”风度）失落的痛惜与“灰土”（麻木、保守、不思进取等弊端）拭拂不去的痛恨，并对民族文化悲剧作审视和反思。此外，李玲的《从重建民族主体性视野审视中国闲适文化传统——从〈二马〉和〈四世同堂〉说起》一文也剖析了老舍对民族文化中的闲适文化传统进行自我认同和反思的过程。以上几篇论文均以老舍的具体作品作为切入点，从中国与外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照中着手，从而分析论证老舍在国民性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其次，研究者从民族文化、文化观的视角对老舍的作品进行研究。李辉、韩经太的《对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论老舍〈四世同堂〉的审美价值》一文，主要通过对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内在民族精神进行哲理思辨分析，揭示出这部巨著的思想深度：老舍通过对“国民性”理性批判，审视出造成国民颓态和惰性的历史原因是如同“毒瘤”的封建政治，发掘出悠久而古远的传统文化是民族人格力量的源泉所在；意识到民族精神的复兴对于未来意义之重大。宋永毅的《世界性“老舍热”与各民族审美方式的异同》一文分析了老舍作品的三次世界性翻译高潮的形成、演变的具体过程。宋永毅站在世界各民族的高度，以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总结世界各民族学者对老舍及作品的研究。关于老舍的文化观的研究成果有：连小培的《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从《四世同堂》看老舍文化观的转变》一文以《四世同堂》为研究对象，从老舍与同时代作家文化观的比较，老舍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以及革新中国文化重塑民族性格的设想等三个部分来探讨他在抗战期间文化观的转变。谢昭新的论文《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中认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主要包括对国家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家庭、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的民族精神思考和人文人性探寻。”[5]厦门大学林平的硕士论文《全球语境下老舍的文化观研究》主要从老舍文化观的形成过程，老舍对传统和现代商业的批判、老舍国际文化观和现代文化观的建构以及老舍的文化观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启示等方面进行解读。
再则，也有学者针对老舍民族国家意识进行挖掘。王卫东的《老舍民族主义思想浅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旨在论证老舍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并提出老舍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为两方面：一.通过民族自省、博采众长实现民族自强；二.主张对敌仇恨以及各民族和平共处。张宁的论文《民族国家语境中的老舍小说》以《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为例证，分析老舍在小说创作中渗透出的民族国家意识。郑芃芃的论文《论民族国家想象与老舍文学创作》从“国家”召唤和“民族”想象的角度，对老舍早期以及抗战期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探寻其创作的演变。丁敏的《共鸣与突围：论老舍的民族国家意识》一文认为，老舍在书写中将民族国家意识渗透在他平民化的书写之中，一方面与主流意识保持步调一致，另一方面也保持了自身创作的独特性，从而在同质化的创作中实现了突围。傅晓燕的《从底层人物塑造看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通过分析老舍笔下的车夫、巡警、妓女、艺人等底层人物，揭示老舍由潜隐的满族情结到彰显的民族意识的嬗变。
此外，也有人着重分析老舍创作中的民族精神。王晓琴的《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一文，分时段剖析了老舍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及民族精神带来的启示和力量。她认为，20年代老舍的作品（如《二马》《赵子曰》）主要通过中西民族比较，从而审视民族精神的劣根性；30年代老舍的《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等作品从救亡图存出发，多角度地对民族劣根性进行探源；40年代老舍的《四世同堂》《大地龙蛇》等作品在战火中给民族命脉照“爱克斯光”，提出民族精神转化的构想；建国后，老舍公开满族身份所创作的《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探求民族精神建设的实践途径与规律。青岛大学王辰竹的硕士论文《论老舍抗战剧与民族精神》从老舍创作的九部抗战剧着手，挖掘抗战剧中民族精神彰显的原因，并从正反两面探讨抗战剧中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分析了老舍通过抗战剧书写民族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最后，运用比较文学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人也不在少数。吴小美的著作《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主要以比较文学的方法，从文化冲突、人格理想、宗教精神、文化接受、忧患意识五个方面考察老舍作为一代文化伦理型作家的思想特征和创作个性。李秋华的《多元思维之下返观老舍的“民族味”——关于老舍与英国文学关系之另一种思考》一文从异域文化和传统文化两方面对比分析老舍所受的影响，从多维视野下审视老舍创作中挥之不去的“民族味”。陈强在《试析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中，将老舍和赵树理的民族风格进行比较研究，将二者体现民族风格的创作内容（时代气息、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和创作形式（语言、艺术手法等）的异同进行对照分析和经验总结。耿庆伟的论文《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反向叙事——以刘鹗、鲁迅、老舍为例》对比分析了刘鹗、鲁迅、老舍三位作家的创作风格，考察三者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关于民族国家想象所呈现出的不同特质和面貌：“刘鹗直面国家危机，改良民族心性”；“鲁迅直揭国民劣根性，重塑国民精神”；“老舍直视中西差距，唤醒民族国家意识”。[6]
三.少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成果
统观少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的历程以及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一.研究由文本研究逐渐转向人本研究。由于少数民族视域下的老舍研究的大部分成果产生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与同时期的老舍研究的总体大趋势相吻合。研究逐渐从对老舍满族题材作品文本内涵的阐释和挖掘转向对老舍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气质、民族观等人本方面进行分析。但到了21世纪之后，大部分研究成果大多从人本分析的角度入手。二.研究逐渐采用跨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三.研究视野逐渐拓宽，由老舍单篇的研究转向老舍总体创作研究。
首先，研究者从少数民族视域下对老舍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例如：韩莓的论文《民族团结的赞歌——读老舍的〈正红旗下〉》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来体现《正红旗下》民族团结这一核心主题。何联华《老舍〈正红旗下〉的风俗文化蕴涵》一文从风俗文化角度人手，去考察《正红旗下》中所展现的旗人的外在文化景观（出生、洗三、满月等风俗）和内在文化心理（下层、中层、上层旗人对待王掌柜受欺辱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张宏图的《从〈茶馆〉看老舍的民族文化悲情》一文打破原先政治分析樊笼，从老舍的满族情结的角度重新剖析《茶馆》中的文化内涵。
其次，一些学者从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气质、民族观等方面对老舍进行少数民族视域下的人本研究。王学振在《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學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正红旗下》为例，探讨拥有双重民族身份的老舍在文学创作中的特别之处：“作为一个旗人，他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外抗强敌、内主团结的时代主题。”[7]东北师范大学刘飞飞的硕士论文《论老舍作品中的满族文化身份认同》从老舍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独特性，作品中呈现的满族文化意识以及满族文化身份认同意识形成的具体过程三方面进行探讨，挖掘老舍身上闪光的民族特质。关于老舍的民族意识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田美丽的《潜隐和张扬：老舍民族意识的独特表达方式》一文通过对老舍创作文本的分析以及老舍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遭遇的史料考据，论证了老舍民族意识的表达经历了潜隐到张扬的变化过程。银洁的《由潜抑到彰显——论老舍的民族归属意识》一文认为，老舍的民族归属意识以解放前后为界，经历了由潜抑到彰显的转变历程，并结合老舍作品中的具体人物加以论证分析。曹金合在《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中用“压抑性”和“张扬性”来形容老舍满族情结的表现过程。以上观点与关纪新《老舍评传》中的许多观点相契合。关于老舍民族文化心理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崔明芬的《“穷人”归向与“头朝下”心理——老舍对满汉双重文化的深刻思索》一文指出：“穷”是老舍的一笔巨大的文学创作财富，历练了老舍的创作心理，其文本的独特性体现在感情投向，素材选取，人物塑造，思索焦点等方面。关纪新的《老舍民族心理刍说》一文结合辛亥革命“排满”的历史背景分析老舍前期创作隐藏自己的民族意识的原因，以及建国后老舍民族心理开放的原因。他认为，“老舍的民族心理，是20世纪前期至中期中国国内大环境下面，满民族沧桑沉浮的产物……老舍的民族心理是他形成自己特有民族观的一方不可或缺的基石”。[8]关于老舍民族文化气质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关纪新的论文《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主要阐释了老舍创作个性中常被人忽视的满族品格，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马国栋的《略论老舍作品的民族文化气质》一文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解读老舍的民族文化心理，谈论老舍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因子。马国栋在文章中表示，“对于老舍研究来说，如果不能够确认和理解老舍的文化出身和民族背景，就无法真正读懂老舍的作品”。[9]关于老舍的民族观的研究成果以关纪新的研究为代表。关纪新的《闪耀着现代人文光芒的民族观——系列论文“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之三》通过对老舍作品及老舍参与的若干少数民族会议的分析，论证了老舍所具备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即主张各民族平等不相欺，团结共处，发挥各自的文学优长），并认为老舍是一个具有“超前民族观念的人”。关纪新的另一文《老舍民族观探赜》主要论证了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至上理念同为老舍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有从比较文学角度对老舍的民族意识、民族身份等进行研究的成果。湖南师范大学谭文鑫的硕士论文《沈从文与老舍民族意识之比较》重点从少数民族作家沈从文和老舍的民族意识产生的背景、内涵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侧重于挖掘二者民族意识中的“同中之异”。这些都属于作家比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类似的还有翟瑞青的论文《少数民族身份对老舍和沈从文文化视角构成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魏巍的博士论文《少数民族视野下的沈从文与老舍比较研究》对二者做了更为详尽的比较研究。魏巍、马玥玥的《少数民族视野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沈从文与老舍为中心》一文从文本出发，将少数民族出身的沈从文和老舍置于东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考察二人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