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讲,阅读应该是一次再创造,可课堂教学中一贯沿袭一种模式,在接触一篇新作品的时候往往要“知人论世”,要介绍作者、介绍背景,这种介绍无形中给读者的阅读一种暗示、一种预设,规定了思考的方向、解读的纬度、评述的时代语境,最终将读者拉回到教参的“定论”中,请君入瓮,钻入专家和教师合谋的“套子”之中。
　　而阅读的常态,或日常的阅读,谁给提供那么多的背景资料?难道我们随便读一篇文章非要去查阅一些关于作者、背景的资料不成?因此现在的阅读指导有必要将阅读恢复到阅读实践的常态,让学生尽量在零背景下阅读作品,理解作品的普遍意义,从而对学生有更多有益的启迪。
　　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一篇文学内涵丰富、解读张力极大的作品,足可“横看成岭侧成峰”,可传统的教材却将别里科夫定性为“沙皇专制的卫道士”、“封建暴君的帮凶”,他的“套子”也就成了沙皇时代特有的一件古董,学生感到似乎和我们没有什么相干,读他何用?如此阅读的兴趣就不会太浓了。
　　如果在阅读这篇作品时,我们不介绍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背景,情形会如何呢?我们会发现,学生的阅读会指向更加多元、更加普适的方面,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一直兴味盎然。
　　零背景下,我们对“套子”起码会有这样一些理解:
　　首先,套子是自我保护的工具。卑怯自闭的人格使别里科夫脆弱而敏感,他承受了太多的嘲笑、捉弄和打击,因此神经高度紧张,“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去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去念书写字”。他真正受伤的是心灵,却形而上地借助于一些物品来保护自己。这就使他成了一具活的“套子”陈列架:套鞋、帽子、雨伞、伞套、表套、小刀套、棉大衣、羊毛衫、黑眼镜、竖起的衣领、堵耳朵眼的棉花。他的房间也成了一个特制的套子:狭小的卧室、密闭的帐子、蒙在头上的被子。这种性格很典型,无论哪个时代,怎样的环境中都有可能存在,所以没有背景的局限,学生会理解得更宽泛、更有普遍意义。
　　其次,套子是专制高压的产物。任何一个专制的时代,任何一个强权肆虐的环境中,人们大都会蜷缩在某种思想的甲壳中,就如别里科夫惟法令、常规、规矩、报纸等是从,寻求一种保护或“暂得苟安”的心理安慰。因为高压和专制之下,一般没有道理可讲,依据合情合理的规则行事将寸步难行,人们只有依据强权者的意旨。而普通百姓了解这种意旨的途径除了有据可查的公文、法令、报纸之外,恐怕只有人们普遍遵从又确信无虞的“常规”、“规矩”了。专制淫威的普泛超越了时代,突破了国界。时代背景的介绍,只能导致理解的偏狭和拘谨。
　　再次,套子是怀旧情结的物化。放在人性的角度来理解,这套子说白了就是一种“怀旧情结”。岁月会将一捧沙枣酿成一杯美酒,对往事的牵挂,对过去的留恋,常常使经历过一点人世沧桑的人都会一往情深地“怀旧”, “旧”就成了一种“套子”。别里科夫“老是歌颂过去”,教“古代语言”,除了安全的考虑,怀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无法容忍柯瓦连科“穿着绣花衬衫出门”,看不惯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自行车,倒不是因为这些行为有什么离经叛道之处,或对社会、家庭、他人有什么危害,就是因为这都是新生事物,他的记忆中没有类似的情形。创新,需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怀旧,就成了胆小怕事如别里科夫者最安全的保护伞。
　　最后,套子是“畏惧变革”的象征。任何建设的前奏都是破坏,任何变革的序曲都是颠覆,所以因循守旧、按部就班不光是一种惰性,还是对现有生活的珍惜。鲁迅先生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不得”两种时代的交替轮转,其实这种规律具有世界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别里科夫虽然“做稳了奴隶”,可他的周围还有好多人“想做奴隶而不得”,他一定会惧怕变革,害怕更加不堪的境遇出现。他的口头禅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同事祈祷迟到、学生吵闹,都会让他神经紧张,战战兢兢。是因为他怕个别人的“越轨”,会累及无辜,使自己“苟安”的日子难以为继。所以这“套子”就成了“惧怕变革”心理的象征,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
　　其实,传统的阅读理解已然成为“套子”,教师的阅读教学常常是作茧自缚,我们在指导学生解读“套子”的时候,是否感觉到我们也处在一种无形的“套子”中无力自拔呢?
　　(作者单位:白银市平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