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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渐趋活跃，争论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近些年来，涉及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袁世凯与中国政治，经济， 军事， 教育，外交等层面的近代化，总体看来，论文颇多，成绩显著。
关键词：袁世凯；农业；工业；商业
【中图分类号】 G633.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1-0450-02
二三十年以前， 在人们的心目中， 袁世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 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可以肯定之处的历史罪人， 早已成为历史的公论。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事实上， 袁世凯在清末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涉及袁世凯在社会发展贡献方面的文章层出不穷，本文拟从农工商方面简单议之，敬请指正。
一 袁世凯的农业思想及措施
袁世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便接受了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传统的重农和养民思想在他脑海里打下了深厚的烙印，尤其是甲午战后兴起的一股发展新型农业的社会思潮，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重农社会氛围，对袁影响巨大。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时，直隶的社会经济处于极度衰败的境地，对此，袁世凯有着清醒的认识：“直隶地瘠民贫，兵燹以后，元气凋伤，民生困敝，非于农工诸务切实讲求，不足以辟利源而资生计。”[1]（p577） 所以，袁世凯认为：“非讲求地利，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 他还在奏折中反复论述：“国家根本大计，端在民生”，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 “民间生计益艰，亟应从长培养，以先济民食，为根本重要之务”。袁世凯不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从他的具体措施来看，他还非常重视农业教育设置。早在1901年11月4日，袁世凯在《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中，即建议直隶大学堂的专斋课程分为十门，第八门为“农学”。他在1902年8月制定的《直隶师范学堂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无论是第一斋、第二斋、还是第三、四斋，皆设“农学”科，主要学习“农事大要”、“农学大要”、“农业理财论”、“農事泛论”、“农事条论”等。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会保定还创设了直隶农务学堂（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学堂-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1908年改为高等农业学堂，农业学堂还附设农业传习所。袁世凯鼓励农业学堂的师生采用“新法”来发展农业，在《高等农业学堂造送比较栽桑捷法成绩分数清摺详文》的批示中，他指出：“华种往往有胜于日种者，蚕桑皆然，可见吾国地方本佳，但少人工新法耳，仰乃认真讲求，加意培养，以开全省风气。”这些，直接培养了许多专业的农业技术人才，大大地促进了当地乃至全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
袁世凯为了农业经济的全面综合发展，还设立了农务局。林业方面，袁下令各级官吏植树造林，在保定、天津、小站等地共植树达250余万株，不仅阻止了当地的水土流失，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当时的棉纺织业比较兴盛，国际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大增，袁就鼓励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为此还成立了棉花生产改进会，指导棉花的精细生产。袁世凯还批准农商部的奖励措施：“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袁世凯还看到了我国的传统的经济产业——蚕桑业，特令农务局培植大量的桑秧，分给各个州县，仅此“就达30余万株”。还对其他的农副业给予了积极的扶持，1914年9月，经袁世凯批准，政府筹设了中央农事试验场、气候观察所、农林传习所，并在各地成立农、棉、糖、林、牧等各种试验场。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交流商情、推广技术，提高农副业的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袁世凯政府还颁布了《征集稻麦种规则》、《征集植物病害规则》、《修正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森林法》、《森林法实施细则法》、《造林奖励条例》、《公海渔业奖励条例》、《狩猎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通过立法来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
袁世凯还非常的重视农田的水利建设。早在山东时候，多次大力的治理黄河，极大的降低了黄河泛滥带来的损失。任直隶总督时多次挑修运河和治理海河，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民国初年，袁还筹划成立了全国水利局，亲自挑选任命张謇为该局总裁，规划全国的水利事业。袁世凯支持张謇在全国各省筹设了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1915年8月，袁世凯又谕令“访求谙熟水利人员与所延外国工程师，就水患较巨省份，分投测勘，绘图贴说，呈请施行，期于利便民生，而减少水患”， 并责成受灾各省筹设水利分局。由于袁世凯重农的经济思想和合理的政策措施，民国初年中国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改良运动风行一时，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
二 袁世凯的工业思想及措施
在 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担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通过对西方的工业、商贸、轮船、航运、铸币与借款等经济活动的参与，增长了不少见闻，看到了到西方先进的工业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关系，尤其是日本迅速崛起的工业对袁的触及更大。在这期间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也深入袁世凯之心。此外，袁世凯还与盛宣怀、马建忠、马建常、唐廷枢等洋务人员有函电往来，他们发展工业的思想也对袁世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世凯作为洋务派中的年轻一代一度成为维新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对于维新派所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十分赞成，与康有为成为“志同道合”之人。在1898年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时就曾表示：“凡夫察吏安民，整军经武，以及机器、学堂之要政，河工、盐务诸大端，亟待讲求，均关重要。” 1901年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这里提及的机器、矿产、铁路方面的思想就是发展工业的思想。清朝末期，大量的外国廉价商品涌入中国，对于脆弱的民族工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周学熙赴日考察之后，其在《东游日记》跋言中说：“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 袁世凯更是深受启发，立即取措施，倡导使用国货，对民族工商业加以保护。农商部规定：“凡日用品由外国供给，而为本国所能仿制者，此类工厂，尤应特别保护。”为了扩大国货的销售市场，农商部劝令各部所辖局、署、厂校，“以公家力量”限定购用洋货，“以重国货”，同时积极选派国货，参加国际博览会，开辟海外市场的，大大提高了国货的声誉，增强了国货产品的竟争能力。1901年11月袁署理直督后，即开始其大规模的兴工活动，首先成立直隶工艺总局，“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为宗旨”。1905年袁世凯上奏道，该局“选派员司提倡工业，调查本省及各省物产……三年以来，由该局经营建立者四事：一曰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一曰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一曰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以上各事均附属于工艺总局，统由候补道周学熙分投筹办……”。可见，袁世凯对直隶工艺总局是非常重视的。 袁世凯还竭力扶持像启新洋灰公司等大型的集团企业。周学熙在收回启新洋灰公司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不足和招股不至等严重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袁立即批示垫付资金已解燃眉之急，而且对招股也起了促进作用。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还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倾斜。在税收方面，袁批示：“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 在销售方面，袁批示：“该公司现在收回老厂自行经营，并扩充新厂，将来新旧两厂出灰较多，自应预筹销路。候饬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挽利权，并咨胡、唐大臣一体饬遵。”后袁世凯还应周学熙要求“咨邮传部转饬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在运输方面，启新公司与袁世凯控制的轮船招商局签有合同，“招商轮船载运洋灰公司货物，凡在沿江、沿海，无论由何埠至何埠，均援照运汉阳钢铁例，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原料方面，启新公司与北洋实业之一的滦矿签订互利合同：“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滦矿售煤与洋灰公司，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袁在扶持集团资本的同时也对民族资本予以一定的帮助，批准以官款拨助私人所办企业，像宁世福所办的织染缝纫公司、宋寿恒所办的造胰有限公司、赵尔萃所办的玻璃厂等。在销售方面，袁还帮助一些民族企业销售产品。
由于袁世凯的大力扶持及政策上的倾斜，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较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像棉纺织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棉纺织业的结构上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使之成为当时的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像火柴业是袁世凯政府时期发展较快的工业部门之一，在民国以前的1905-1911年，民族火柴工厂共创设36家，资本额163万元，大都资力薄弱，技术落后。袁政府时期，火柴工业大有转机，从1912-1914年，全国新设火柴工厂25家，三年间新创工厂的资本额也达到112万多元，到1915 -1916年，又新创设工厂10余家，资本额达63万多元。民族卷烟业也有较大发展，据统计，上海市在民国前的几十年里总共有7家民族资本卷烟厂，而在1912年至1914年三年间有6家民族卷烟厂建立。到1915年，上海规模较大的卷烟厂就有十余家。矿产方面，煤矿发展尤为迅速，在1912年，民族资本家在农商部领取矿照的有14家，1913年19家，1914年更达27家。在《矿业条例》颁布之后，民族资本家办矿的热情更加高涨，1915年向农商部领取执照的达到56家之多。煤炭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由1912年的906万余吨增加到1914年的1418万余吨，仅三年时间就增加了500多万吨。其它采矿业的发展也较迅速，数量从1912年的21家迅速增长到 1915年的153家。
袁世凯非常重视对工业科技的学习。1903年，袁世凯派天津教养局总办凌福彭赴日，到达日本的和歌山县，考察了织布工场，接触先进技术。1904年他下令：“除现任实缺各员，未便令离职守外，应将嗣后州县实缺各员，无论内选外补，未赴任者，饬令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省，然后饬赴新任。其在日时，由留学监督随时考询，回省时呈验日记，各陈意见”，“如有托故不往者，即停止赴任。” 1907年，袁世凯又议定于三月内考试全省官吏，凡文理不通之员，不懂科技之辈，“全行撤参”， 可见，袁世凯对于学习先进科技的重视。
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和，是世界贸易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袁世凯重视工业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修建铁路。1902年，袁世凯奉廷旨：“由新城县之高碑店修建铁路，直达易州之黄新庄，限六个月内竣工。当经派员勘估，约须工款银六十万两。”为解决经费，袁世凯奏请拨款30万两，不敷之数由他在直隶省税课项下设法筹拨，获准。除了奉旨主持勘修了西陵铁路，主持在关外展筑了沟邦子至新民厅的铁路，打开了辽河以西地区的商务贸易外，还与1905年督修京张铁路。他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筹经费与用人。经费方面，该路总共约估银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京张铁路所需各款，袁世凯“拟统归关内外铁路余利项下分起设法提拨，仍饬陈昭常等督率在事员司，随时撙节动用。将勘定各路赶速兴工，按段筑造，俾全路依次告成，庶可款不虚糜，工归实济。”用人方面，袁世凯于1905年9月19日请旨要求调杨士琦：“派为帮办京张铁路事务以资臂助。” 又重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且于1907年5月上奏请赐詹天佑等进士出身。由于经费用人等问题的解决，京张铁路如期完成。督办津镇铁路类此。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再次掀起铁路国有运动，1912年-1915年間，陆续将川路、湘路、苏路、浙路、鄂路等收归国有。除此之外，袁世凯还致力于电话通讯事业等。
三 袁世凯的商业思想及措施
维新变法主张强国之路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农、工、商各项实业和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于发展农工商业，袁世凯是心有灵犀的。他作为洋务派中的年轻一代，与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都有所接触。至20世纪初，重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不仅洋务派，就连清政府最高统治者也发出了重商的呼声。1903年起清政府设立商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促进、保护和奖励工商的国家机构。袁世凯作为晚清一位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同样受到这股重商思潮的影响，由于侵染于洋务，又热衷于维新，袁世凯认识到要想自强，必先求富，而学习西方以“工商为先”，经营商务，正是求富求强的重要途径。袁世凯被任命为护理直隶总督后，他在谢恩折中说道：“北洋为通商总汇之区 ”，“直隶为近畿襟带之地，北洋乃通商辐辏之区”。表明袁世凯对当地商业的重视。由于当时的中国已是门户开放，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袁世凯仇视西方的经济侵略，多次阐述“各国致富之源，胥由商务”的道理，主张与西方各国进行商业上的竞争。表明他已把发展商业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经济措施。但重农抑商，官尊商卑的传统意识在中国已是根深蒂固，因此，袁世凯认为，首先应该改变“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视官为虎狼”的状况，他不仅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多次阐明此系振兴商务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致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也曾强调：“愚见整饬商务，必须官商一体，扫除官习。提倡保护，官吏任之，始可日有起色。”为此，袁世凯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设立商务局作为专门联络商情，保护商人的官方机构，分立商会作为各业商人共同的社会团体，以便官商沟通，使两者得以联为一体。1901年11月，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创设了山东商务总局，并亲自拟定了《山东省试办商务局暂行章程》，制定了许多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01年底，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1903年5月批准成立了天津商务公所，后改名为“天津商务总会”。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后，为了适应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对商会进行了改组。后来还颁布了新《商会法》、《商人通例》等条例法规，以保护和鼓励商业的发展。
关键词：袁世凯；农业；工业；商业
【中图分类号】 G633.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1-0450-02
二三十年以前， 在人们的心目中， 袁世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 似乎是一个没有任何可以肯定之处的历史罪人， 早已成为历史的公论。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事实上， 袁世凯在清末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涉及袁世凯在社会发展贡献方面的文章层出不穷，本文拟从农工商方面简单议之，敬请指正。
一 袁世凯的农业思想及措施
袁世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便接受了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传统的重农和养民思想在他脑海里打下了深厚的烙印，尤其是甲午战后兴起的一股发展新型农业的社会思潮，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重农社会氛围，对袁影响巨大。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时，直隶的社会经济处于极度衰败的境地，对此，袁世凯有着清醒的认识：“直隶地瘠民贫，兵燹以后，元气凋伤，民生困敝，非于农工诸务切实讲求，不足以辟利源而资生计。”[1]（p577） 所以，袁世凯认为：“非讲求地利，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支”。 他还在奏折中反复论述：“国家根本大计，端在民生”，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 “民间生计益艰，亟应从长培养，以先济民食，为根本重要之务”。袁世凯不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从他的具体措施来看，他还非常重视农业教育设置。早在1901年11月4日，袁世凯在《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中，即建议直隶大学堂的专斋课程分为十门，第八门为“农学”。他在1902年8月制定的《直隶师范学堂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无论是第一斋、第二斋、还是第三、四斋，皆设“农学”科，主要学习“农事大要”、“农学大要”、“农业理财论”、“農事泛论”、“农事条论”等。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会保定还创设了直隶农务学堂（我国最早的高等农业学堂-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1908年改为高等农业学堂，农业学堂还附设农业传习所。袁世凯鼓励农业学堂的师生采用“新法”来发展农业，在《高等农业学堂造送比较栽桑捷法成绩分数清摺详文》的批示中，他指出：“华种往往有胜于日种者，蚕桑皆然，可见吾国地方本佳，但少人工新法耳，仰乃认真讲求，加意培养，以开全省风气。”这些，直接培养了许多专业的农业技术人才，大大地促进了当地乃至全国的经济的迅速发展。
袁世凯为了农业经济的全面综合发展，还设立了农务局。林业方面，袁下令各级官吏植树造林，在保定、天津、小站等地共植树达250余万株，不仅阻止了当地的水土流失，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当时的棉纺织业比较兴盛，国际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大增，袁就鼓励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为此还成立了棉花生产改进会，指导棉花的精细生产。袁世凯还批准农商部的奖励措施：“凡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凡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袁世凯还看到了我国的传统的经济产业——蚕桑业，特令农务局培植大量的桑秧，分给各个州县，仅此“就达30余万株”。还对其他的农副业给予了积极的扶持，1914年9月，经袁世凯批准，政府筹设了中央农事试验场、气候观察所、农林传习所，并在各地成立农、棉、糖、林、牧等各种试验场。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交流商情、推广技术，提高农副业的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袁世凯政府还颁布了《征集稻麦种规则》、《征集植物病害规则》、《修正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森林法》、《森林法实施细则法》、《造林奖励条例》、《公海渔业奖励条例》、《狩猎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通过立法来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
袁世凯还非常的重视农田的水利建设。早在山东时候，多次大力的治理黄河，极大的降低了黄河泛滥带来的损失。任直隶总督时多次挑修运河和治理海河，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民国初年，袁还筹划成立了全国水利局，亲自挑选任命张謇为该局总裁，规划全国的水利事业。袁世凯支持张謇在全国各省筹设了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1915年8月，袁世凯又谕令“访求谙熟水利人员与所延外国工程师，就水患较巨省份，分投测勘，绘图贴说，呈请施行，期于利便民生，而减少水患”， 并责成受灾各省筹设水利分局。由于袁世凯重农的经济思想和合理的政策措施，民国初年中国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改良运动风行一时，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地位。
二 袁世凯的工业思想及措施
在 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担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通过对西方的工业、商贸、轮船、航运、铸币与借款等经济活动的参与，增长了不少见闻，看到了到西方先进的工业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关系，尤其是日本迅速崛起的工业对袁的触及更大。在这期间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也深入袁世凯之心。此外，袁世凯还与盛宣怀、马建忠、马建常、唐廷枢等洋务人员有函电往来，他们发展工业的思想也对袁世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世凯作为洋务派中的年轻一代一度成为维新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对于维新派所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十分赞成，与康有为成为“志同道合”之人。在1898年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时就曾表示：“凡夫察吏安民，整军经武，以及机器、学堂之要政，河工、盐务诸大端，亟待讲求，均关重要。” 1901年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这里提及的机器、矿产、铁路方面的思想就是发展工业的思想。清朝末期，大量的外国廉价商品涌入中国，对于脆弱的民族工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尤其是周学熙赴日考察之后，其在《东游日记》跋言中说：“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 袁世凯更是深受启发，立即取措施，倡导使用国货，对民族工商业加以保护。农商部规定：“凡日用品由外国供给，而为本国所能仿制者，此类工厂，尤应特别保护。”为了扩大国货的销售市场，农商部劝令各部所辖局、署、厂校，“以公家力量”限定购用洋货，“以重国货”，同时积极选派国货，参加国际博览会，开辟海外市场的，大大提高了国货的声誉，增强了国货产品的竟争能力。1901年11月袁署理直督后，即开始其大规模的兴工活动，首先成立直隶工艺总局，“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为宗旨”。1905年袁世凯上奏道，该局“选派员司提倡工业，调查本省及各省物产……三年以来，由该局经营建立者四事：一曰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一曰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一曰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以上各事均附属于工艺总局，统由候补道周学熙分投筹办……”。可见，袁世凯对直隶工艺总局是非常重视的。 袁世凯还竭力扶持像启新洋灰公司等大型的集团企业。周学熙在收回启新洋灰公司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不足和招股不至等严重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袁立即批示垫付资金已解燃眉之急，而且对招股也起了促进作用。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还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倾斜。在税收方面，袁批示：“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 在销售方面，袁批示：“该公司现在收回老厂自行经营，并扩充新厂，将来新旧两厂出灰较多，自应预筹销路。候饬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挽利权，并咨胡、唐大臣一体饬遵。”后袁世凯还应周学熙要求“咨邮传部转饬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在运输方面，启新公司与袁世凯控制的轮船招商局签有合同，“招商轮船载运洋灰公司货物，凡在沿江、沿海，无论由何埠至何埠，均援照运汉阳钢铁例，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原料方面，启新公司与北洋实业之一的滦矿签订互利合同：“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滦矿售煤与洋灰公司，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袁在扶持集团资本的同时也对民族资本予以一定的帮助，批准以官款拨助私人所办企业，像宁世福所办的织染缝纫公司、宋寿恒所办的造胰有限公司、赵尔萃所办的玻璃厂等。在销售方面，袁还帮助一些民族企业销售产品。
由于袁世凯的大力扶持及政策上的倾斜，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较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像棉纺织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棉纺织业的结构上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使之成为当时的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像火柴业是袁世凯政府时期发展较快的工业部门之一，在民国以前的1905-1911年，民族火柴工厂共创设36家，资本额163万元，大都资力薄弱，技术落后。袁政府时期，火柴工业大有转机，从1912-1914年，全国新设火柴工厂25家，三年间新创工厂的资本额也达到112万多元，到1915 -1916年，又新创设工厂10余家，资本额达63万多元。民族卷烟业也有较大发展，据统计，上海市在民国前的几十年里总共有7家民族资本卷烟厂，而在1912年至1914年三年间有6家民族卷烟厂建立。到1915年，上海规模较大的卷烟厂就有十余家。矿产方面，煤矿发展尤为迅速，在1912年，民族资本家在农商部领取矿照的有14家，1913年19家，1914年更达27家。在《矿业条例》颁布之后，民族资本家办矿的热情更加高涨，1915年向农商部领取执照的达到56家之多。煤炭产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由1912年的906万余吨增加到1914年的1418万余吨，仅三年时间就增加了500多万吨。其它采矿业的发展也较迅速，数量从1912年的21家迅速增长到 1915年的153家。
袁世凯非常重视对工业科技的学习。1903年，袁世凯派天津教养局总办凌福彭赴日，到达日本的和歌山县，考察了织布工场，接触先进技术。1904年他下令：“除现任实缺各员，未便令离职守外，应将嗣后州县实缺各员，无论内选外补，未赴任者，饬令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省，然后饬赴新任。其在日时，由留学监督随时考询，回省时呈验日记，各陈意见”，“如有托故不往者，即停止赴任。” 1907年，袁世凯又议定于三月内考试全省官吏，凡文理不通之员，不懂科技之辈，“全行撤参”， 可见，袁世凯对于学习先进科技的重视。
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和，是世界贸易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袁世凯重视工业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修建铁路。1902年，袁世凯奉廷旨：“由新城县之高碑店修建铁路，直达易州之黄新庄，限六个月内竣工。当经派员勘估，约须工款银六十万两。”为解决经费，袁世凯奏请拨款30万两，不敷之数由他在直隶省税课项下设法筹拨，获准。除了奉旨主持勘修了西陵铁路，主持在关外展筑了沟邦子至新民厅的铁路，打开了辽河以西地区的商务贸易外，还与1905年督修京张铁路。他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筹经费与用人。经费方面，该路总共约估银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京张铁路所需各款，袁世凯“拟统归关内外铁路余利项下分起设法提拨，仍饬陈昭常等督率在事员司，随时撙节动用。将勘定各路赶速兴工，按段筑造，俾全路依次告成，庶可款不虚糜，工归实济。”用人方面，袁世凯于1905年9月19日请旨要求调杨士琦：“派为帮办京张铁路事务以资臂助。” 又重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且于1907年5月上奏请赐詹天佑等进士出身。由于经费用人等问题的解决，京张铁路如期完成。督办津镇铁路类此。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再次掀起铁路国有运动，1912年-1915年間，陆续将川路、湘路、苏路、浙路、鄂路等收归国有。除此之外，袁世凯还致力于电话通讯事业等。
三 袁世凯的商业思想及措施
维新变法主张强国之路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农、工、商各项实业和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于发展农工商业，袁世凯是心有灵犀的。他作为洋务派中的年轻一代，与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都有所接触。至20世纪初，重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不仅洋务派，就连清政府最高统治者也发出了重商的呼声。1903年起清政府设立商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促进、保护和奖励工商的国家机构。袁世凯作为晚清一位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同样受到这股重商思潮的影响，由于侵染于洋务，又热衷于维新，袁世凯认识到要想自强，必先求富，而学习西方以“工商为先”，经营商务，正是求富求强的重要途径。袁世凯被任命为护理直隶总督后，他在谢恩折中说道：“北洋为通商总汇之区 ”，“直隶为近畿襟带之地，北洋乃通商辐辏之区”。表明袁世凯对当地商业的重视。由于当时的中国已是门户开放，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袁世凯仇视西方的经济侵略，多次阐述“各国致富之源，胥由商务”的道理，主张与西方各国进行商业上的竞争。表明他已把发展商业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经济措施。但重农抑商，官尊商卑的传统意识在中国已是根深蒂固，因此，袁世凯认为，首先应该改变“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视官为虎狼”的状况，他不仅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多次阐明此系振兴商务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致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也曾强调：“愚见整饬商务，必须官商一体，扫除官习。提倡保护，官吏任之，始可日有起色。”为此，袁世凯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设立商务局作为专门联络商情，保护商人的官方机构，分立商会作为各业商人共同的社会团体，以便官商沟通，使两者得以联为一体。1901年11月，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创设了山东商务总局，并亲自拟定了《山东省试办商务局暂行章程》，制定了许多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01年底，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1903年5月批准成立了天津商务公所，后改名为“天津商务总会”。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后，为了适应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对商会进行了改组。后来还颁布了新《商会法》、《商人通例》等条例法规，以保护和鼓励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