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1日，周国平和济群法师的对话集《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举行新书发布会。蜂拥而来的读者差点挤破了会场外的玻璃门，工作人员只得拿来一摞新书以“息事宁人”。一批无缘入内的读者最终被获准在外面席地而坐，观看发布会的电视实况。
　　这种现象曾在各地上演。几个月前，周国平重回母校北大，大雨中的现场一度挤不进人，提问环节甚至发生抢夺麦克风的风波。
　　虽有不少人认为周国平已经“过时”，但他依然是多家出版社极力争取的那类作者。去年在理想国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觉醒的力量》和《人生不较劲》，不出半年，总销量已过10万。责任编辑杨晓燕笑说，“周老师的书素来都是畅销和长销。”
　　一头乌发，面庞光洁，70岁的周国平毫无老相。他自己解释，这是“不世故”在外貌上的表现。深色西服和宽松仔裤，一双浅褐色的休闲布鞋，身旁皱皱巴巴的匡威双肩包透露出岁月的痕迹。聚光灯下的周国平没有明星范儿，尽管在舞台上侃侃而谈，肢体却多少有点僵硬。
　　在自传《岁月与性情》里他写道，“我的肢体和性格都偏于拘谨。同样的缺陷延伸到了我的文字之中，缺乏色彩的丰富和节奏的自由。”
　　他的拥趸们却不这么认为。无论是1980年代让他名噪一时的哲学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以下简称《转折点》），还是此后的心灵散文，“文字优美、抒情”都是粉丝津津乐道的一个特点。
　　但读者群也在逐渐分化：有些人沉浸在周国平带给他们的青春回忆里;一些人将其作为金句摘引、慰藉心灵的一个主要来源;还有一些人则在阅读内容、趣味上逐步和他拉开距离，甚至直接“弃他而去”。
　　一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曾令他从单纯的哲学和散文作家，无意间变成备受关注和指摘的公众人物。近年来，一些文章里的措辞、微博上关于女性的观点，又导致他成了被攻击和消解的对象。拥护的人赞他单纯，赤诚，作品抚慰人心。讨厌他的人认为他自恋，做作，文字越来越鸡汤，甚至给他贴上“直男癌”的标签。
　　与他认识近四十年的老友方鸣则为其鸣不平：“今天的人，没有和他有过共同的精神经历，没法理解周国平。”
　　他有过什么样的精神经历呢？

“酒神”出世

　　“你崇拜尼采吗？”我问周国平。
　　“可以说我是很崇拜他的。他实在是太伟大、太精彩了，像这样的人，就是在思想史上也是很少的。”
　　最初是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时，因为要写一篇谈尼采美学的文章，周国平才开始自学德语，翻译了《悲剧的诞生》和《权力意志》。结果一发不可收。1986年，“在地下室里吃着最简单的食物，内心充满孤独感和激情”的他，用了不到两个月，一气写出《转折点》，并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尼采热。“承认人生的悲剧性，同时肯定人生和实现超越”的酒神精神由此传播开来。
　　让他尤其震撼的，是尼采面对人生难题的真诚。“我的最大收获之一是找回了人性的语言。我仿佛突然发现，完全不必再用意识形态语言曲折地表达我的人生思考了。”
　　也因为尼采当时是“危险符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国平的书都很难出版。
　　“他写得太漂亮了。可是尼采出不了，他的诗集也出不了。那时候政治高于学术，现在是市场高于学术。”当时在“全国最好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当哲学编辑的方鸣说。
　　30年后，周国平说出了《转折点》背后的心声。“写那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在批评中国的文化，但没有明说，像抹杀个人的优秀，强调集体、社会这种东西。对这些东西的痛恨在尼采身上是很强烈的，我会有很多发挥。80年代是启蒙时期，对社会批评还不是很重视，不像90年代以后，有很多对社会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我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我深知这种个性受到压制的感觉。而尼采给了我一个释放的机会。”
　　周国平的朋友、摄影家林铭述认为，那本书之所以影响深远，不仅是借尼采这个喷发口，各人在其中找到了价值和心声的出口，而且，“通过尼采，认识到原来唯心主义是那么丰富。”
　　“周国平多次跟我讲过，他读到尼采作品，眼里的世界就变了。而他通过自己对尼采的认识，让所有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
　　“所有人”的说法有点大，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书的影响。在《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发布会现场，我们偶遇的北京某校大二学生杜陈，就曾从周国平对尼采的描述中找到了共鸣。高一时，郁郁寡欢的他在老家安徽黄山太平县一书店里无意翻到《转折点》，“尼采思想里有巨大的、从叔本华那里继承到的悲剧观。但尼采发展了它，提出了先承受后超越，这让我找到了安慰。因为我自己是从初中起就比较悲观、消极的，但这不代表要无所作为。”由此他对哲学、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也发现了文字对精神的巨大启发。
　　周国平曾经打算，穷其一生翻译尼采全集，如今这个宏大计划早已放弃，仅限于翻译选定的8本著作，研究方向也从早年的尼采生活哲学转向了精神和文化哲学，即尼采的美学、伦理学、文化批判。

倒霉蛋

　　虽然在20年前，周国平就已名满国内。但在朋友林铭述看来，他却一直是个倒霉蛋，“糟心事从没离开过。”
　　林铭述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与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交情甚好。在郭民英的葬礼上，林铭述与其兄郭世英结识，由此与周国平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郭世英才华横溢，不愿盲从，这让小他3岁的学弟周国平非常叹服。在他的影响下，周国平开始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名著，并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周国平认为，从和郭世英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他的更多，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 　　大学毕业前后，周国平先是去了洞庭湖区，接着被下放到广西资源县，度过了10年迷惘困苦的光阴。林铭述说，每次通信，他都写得很长很长。“有时会写10页，他的处境和困惑。只要你提一个问题，他会竭尽全力查资料回复。我老婆常说，你看看你的信，和他的质量？”
　　单调生活里，周国平苦闷于“优秀的个性受到压制”，也很怕自己就此沉沦。“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非常平庸，你会被社会同化，因为你看不到前途。”
　　高考恢复后，他想考社科院的研究生，资源县百般阻挠。好不容易考上，和当时的妻子敏子又天各一方，在单位也不受待见。
　　“那时候他住劲松的地下室，房间有半米的矮窗。妻子不在身边，出书各种曲折，事业上‘一事无成’。痛苦的时候，经常会嚎叫。喝了酒，半醉半醒半疯癫，很像尼采。”方鸣回忆。
　　“和雨儿结婚，年过四十的周国平找到了精神伴侣。然而孩子妞妞早夭，夫妻感情生变。后来再婚，又出了车祸，差点丢了命。官司也是一大把。”在林铭述的讲述里，直到近几年，周国平的生活状态才总算是安稳踏实下来。
　　朋友对他的印象，还有仗义。1994年，林铭述从国外回来以后，经商破产，他则已成名。“从过去我听他倾诉，变成了他成为我在精神上可以倾诉的人。他为我的经济情况绞尽脑汁。”有一年，他还把家里一处房子的钥匙给林铭述，嘱他可随时去居住。
　　二十多年前，周国平曾编辑了一本颇具浪漫气质的《诗人哲学家》，反响很好，但很少有人了解，它的出炉其实有着“拔刀相助”的个人原因。方鸣说，当时他正在编撰一套丛刊《现代外国哲学》，因为种种缘故，自己所写的一篇关于哲学家狄尔泰的文章难以刊出。“为了能让我这篇文章得以发表，他又特地搜集了何怀宏、赵越胜等人的一组稿子，最后编辑成这本《诗人哲学家》。”
　　这些年，两人并不常见面。最近一次通话，因为电话通讯录丢过，乍一看，方鸣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可是他对我就属于‘从来不想起，永远也不忘记’的那种朋友。”

“色与空之间”

　　方鸣始终觉得，存在着一个压抑的周国平，和不压抑的周国平。“那个压抑的是真正的周国平。”
　　在周国平身上，有着类似尼采的孤僻、内向。年轻时，每次要去见一个甚至并非陌生的人，他都会在门外徘徊许久，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敲门。如果那个人不在家，他反倒松了一口气。
　　从初三开始，他便开始戴眼镜，从450度演变成今天的1500度，以至于有人说，“眼镜好像长在了他身上。”好友于奇说，“每次看到他，他永远在思考。如果单独跟他在一起，会有压力。你老得想着要找话说。”
　　
　　尼采认为，艺术和美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它们使人依恋和热爱生命。年少时，周国平曾经喜欢过绘画，“弟弟和小邻居们都以得到我的人物临摹为荣。”因为嗓音嘹亮，同学们称他为喇叭。但他后来发现，自己的艺术感觉根本没有被打开。这个缺陷不可避免地体现在身心两方面。林铭述表示同意，“你看他走路，到现在都还有点四肢不是太协调。”
　　名气并没有改变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形象。但林铭述觉得，有一个变化是，他比从前自信和风趣了。“甚至有了一点‘霸气’，不是贬义的那种。早年他更像是怀才不遇的文人。现在自信多了。比如说到尼采的翻译，他常自诩国内没有人比他翻得更好。在八九十年代，他是断断说不出这种话的。”
　　周国平的好友、艺术家刘彦则向我强调：“不要把周国平当成尼采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仍然是他自己。”
　　在爱情和家庭观上，周国平的确比尼采要世俗得多。
　　尼采的一生跳脱于常人，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
　　爱情在周国平的生命里，却从未停歇消止。方鸣说，跟女孩在一起，他会有种娇赧的感觉，“眼神里有种依偎，但又不做作。”
　　在方鸣看来，除了尼采，周国平写得最好的作品要算90年代初的那本爱情诗集《忧伤的情欲》。他认为周国平是个才情诗人，在爱情上是个勇敢的实践者，“屡败屡战”。“周国平的三次婚姻，每次都充满激情，婚姻时间也不短。对这些付出过情感和经历过风雨的伴侣，他始终心怀尊敬和感激。”方鸣感觉，周国平对于哲学和爱情的热情，完全是一回事。
　　在80年代，周国平对性和爱保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多年以后的一次受访里，他总结：“我真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来分析一种人性现象……性本身很健康，无可指责。在性这个问题上它就是快乐的原则，就是追求快乐的。所以我就说，提倡宽松。宽松和开放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开放就是说你全都自由了，宽松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不自由的，但是万一犯了错误就别再追究了。”
　　然而这一点，在实践上却行不通。他在自己和朋友的经历中发现，只要实行宽松婚姻的，最后没有一对能维持下来，全部都解体了。“到最后就是个选择的问题。”

“人生哲学是散养”

　　周国平的工作室坐落在北京东南二环一幢写字楼的高层。门上没有门牌号、工作室主人的名头。像是一道机关，切开了外界和他的联系。“我在这儿10年了，周围公司的人都不知道我是谁。这样挺好。”他笑道。
　　冬日的霾天，装满了书籍的旧式家具上蒙着薄薄的尘埃，窗户下的绿植和八角梅给这套居室带来了一点生气。满屋弥漫的烟雾，则透露了主人投入工作时的个人习惯。
　　10年来的大多数日子，周国平都在此笔耕。除了继续研究尼采，他近年力图从严复和王国维出发，来分析中国人对西方哲学接受的困难，以及其中折射出来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严复引进自由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西方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础。王国维引进的德国哲学，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思考的传统，最后导致了他们的信仰文化。” 　　他说自己相信人类有普世价值，其中最基本的成分早已在各民族宗教和哲学的原典中得到了表达。人到晚年，他也许会侧重佛学，因为凭着粗浅的了解，他预感到这是解决生死迷惑的法门。

　　但他更为普罗大众所知的，还是各种关乎人生、幸福的哲理散文。连同早年的学术著作，他的作品累计销量已过2000万册。题材太过重复？他曾解释过，有出版社防盗版，也有还文债的因素。
　　他说，从未把自己当成要有原创洞见的哲学家，转投散文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女儿妞妞的去世和第二次婚姻的变故。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头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他也乐在其中，从此散文成为写作的主要方向。
　　十几年前，济群法师主编的《人世间》杂志看到他的影响力，邀他撰稿。“我感觉哲学家是那种视真理和智慧高于一切，像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断臂求法者。当然这太理想化了。”济群笑着补充，“周国平一直在做这样严肃的思考和研究，在精神上他是很求真的。立足于人性、人情，做真诚的表达。”
　　好友刘彦认为，周国平对人性不是严厉的批判和否定，而是一种达观。“他的语言背后有着诚意的谅解和温暖。其实和佛教有些相似。”
　　多年来，他写作随笔散文的习惯是，把脑子里稍纵即逝的一些思绪、字句随时记在纸条上，放在书包或者口袋里，工作时及时输入到电脑里去。在他看来，这些“非正式的写作”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比如前几天，他就写下过这么几条：
　　为大问题困惑，你就成为哲人。为小事情烦恼，你就成为俗人。
　　更高自我的觉醒，实际上是人类大灵魂在个体身上之落户。
　　婚姻会生病，会感冒头疼，但这不是不要婚姻的理由，就像身体会生病不是不活的理由。
　　这些纸条积流成海，汇聚成他散文的重要素材。有人认为它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有人表示不屑。科普网站十五言的撰稿人朱军营就说，“他的书看标题就不想看了。不是觉得假，是觉得根本就没用，讲来讲去都是一堆废话。”
　　周国平早已听过“鸡汤”这种评价。他在一次访问中说，“心灵鸡汤本身更像是一种喂食方式，在一批人造的食物里面加入各种元素，然后短时间内就能让这些鸡得到满足，让它感觉自己长胖了。人生哲学则是把你带到人生的真实境遇之中，推动你自己去思考，让你的心灵自然生长。这有点儿像散养。”
　　但他也承认，和早年的作品比起来，有些文章水平有退步。不过，“主要是文字上的。”
　　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张海旭在与其导师姚新勇合写的《贫困的哲学》一文里，批评了周国平，“在一步步地远离哲学，从哲学逃逸到日常生活的书写、从尼采哲学的探讨逃逸到胡塞尔的职称——这样的‘哲学花边’的絮叨，而远离哲学的实质性问题。”
　　“逃逸到日常生活里面？”周国平反驳，“我认为每个人的职责，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现它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谁不过日常生活？但它可以是平庸的，也可以是有意义的，是被一种光明照射着的。去体会它、把它写出来，起码对我有意义。至于那些认为没有价值的人，我不强求他们。他们也没有必要来强求我，各走各的路，挺好。”
　　华南师大教授陈剑晖则认为，周国平的散文是有一点“小抒情”、“小清新”，但绝对不是“煽情”和“滥情”，其中探讨现代人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困境和难题，特别关注心灵、苦难与磨难、灵魂与超越等问题，由于触及到读者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因而最容易引起共鸣，可说是“浮躁时代的镇静剂，快节奏生活的润滑油”。不过，“它们的功效，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也是有限的。”
　　杜陈说自己现在很少看周国平了，更喜欢读萨特、加缪的原著和一些虚构作品。“周国平是建构，但是不完全的建构。像萨特、昆德拉，他们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你能从中拿走很多东西，来给你自己的世界添砖加瓦。周国平的作用是告诉你，你自己的世界是可以建的，等于是一个评估。原本可能会以为世界就这么简单，读书、找工作，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周国平告诉你不单这样，你可以建一个精神世界，可以做些改变。但他只是告诉你这点，并没有真正添什么砖加什么瓦。”

争议之下

　　除了早期的尼采系列，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说，周国平最打动他的还有《妞妞》那本书。“首先是一种命运感，突然降临、概率很小的打击，而且在这种最亲密的关系中，一般人不容易承受的，他在这个过程中思考体验，痛苦命运中凝结出的思想，会感动很多人。”
　　然而在妞妞过世之后，身为父亲的周国平曾受到一位15岁重病少年子尤的批评。子尤斥责他作为哲学家父亲的“优越感”，“悔恨得不是地方，在寻找给自己开脱责任的理由。”
　　“你现在还会（为当时放弃手术）自责吗？”我问周国平。
　　“这样想，过于简单。医生讲得很明确，首先存活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二，存活了以后基本上还会得第二次癌症。因为她基因里有这个东西。在医生的这种强调之下，我们选择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他说。
　　他认为子尤被媒体利用，自己发表回应理所应当。“对他来说也应该让他明白道理，不能让他陷入这样一种误区里面。”
　　近几年，发生在周国平身上的“祸从笔出”的例子更多。
　　2013年，学者邓正来去世。周国平在纪念文章里，多次提到邓正来对他的欣赏和爱护，还说邓给自己的两位女友布置任务：“每人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一时舆论哗然，网友纷纷感叹周老师“自恋”。
　　周国平不接受这样的评价。“我很自爱但不自恋，不是那种顾影自怜的自恋。邓正来是好心，其实他也知道我是从来不去酒吧的，而且我的女友去哪里要他来管吗？根本不用他来管。她们要陪我去，我也不会去。我为了说明他这个人的细心，但我没有必要说我不同意你这样做，因为我是在文章里怀念他。如果说一个人的文字要这么用放大镜来找问题的话，每一个作家都可以找出很多问题。”
　　最大的争议来自“针对女性的言论”。当然，对他来说，这个也是他迄今觉得最莫名其妙的一出。
　　去年1月12日，他发了两条微博，第一条有这样的语句：“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几个小时内就遭到了女权主义者和大批网友的怒斥。
　　同时发出的另一条微博里又说：“我的意思不是要女人回到家庭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女子才华出众，成就非凡，我更欣赏。但是，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第二段引发了愤怒更大。事件发生数天后，在一个讨论直男癌和女权的沙龙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慧瑜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性别平等意识，马上就指出他的言论是典型大男子主义的。这是时代的进步，某种程度上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普及的结果。”
　　一年之后，面对我们，周国平依然坚持两性差别的存在，“你不能说女性主义就是女性不要有女性的特点了。少数女强人，不要家庭，不要爱情，可以。多数人要尊重少数人的选择，少数人也要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他坚决不同意自己是男权主义者，反而是一名温和的女性主义者。但他反对片面强调女性社会角色和独立性，消抹掉女性的性别角色。“差异是有价值的，也需要被尊重。男女的差异是彼此更完整，在社会分工中也会有一定的不同。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更不能成为女性在公共领域被歧视和被矮化的原因。”
　　采访结束前，我问周国平，他所崇仰的尼采认为，哲学与个性不可分离，“哲学或者作为个性缺陷的补救，或者作为个性丰满的庆祝，总之是发于个性又体现了个性的。”那么，“你呢？”
　　周国平说，自己毕生的哲学思考与人生追求是统一的，“而这本身就体现了我的个性，补救在此，庆祝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