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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观高等教育发展史， 美国和德国曾因其独具特色的教育发展模式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中国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也应该形成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色”比较优势，形成植根于中国背景的一流人才培养范式。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地描绘了“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样貌并指明了实现路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构建并形成人才培养模式的“中国特色”。
关键词：新时代；人才培养；中国特色；评价体系；立德树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的重要任务。为满足国家和人民的新期待，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现代大学建立以来，曾经处于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美国和德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是在立足本土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今，我们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探索适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高校办学模式，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的“中国特色”。为此，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照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未来，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优势，才能展现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一、国际视角下建立“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美国学者阿特巴赫认为，中世纪以来的大学模式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呈现为“边缘”向“中心”学习[1]。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均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
1.德国模式
自中世纪大学成立以后，英国和法国的大学就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如文艺复兴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牛津大学，而此阶段的德国高等教育并不先进。德国启动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是欧洲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带来了哲学和科学观念的革新，引发了很多新的知识和学科的产生，在此背景下德国开始了多个领域的改革，洪堡领导的“德国模式”高等教育改革使德国成了19世纪世界大学的中心。洪堡认为，大学不是传授固定的知识，培养人的目标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心智的训练，以达到意志的自由和人格的完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之原则，赋予了大学学术研究的职能，希望人才培养由科学而达致修養。
“德国模式”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大学人才培养形态和理念，将大学从仅仅传授固定知识机构发展为探究知识的场所，从培养职业性和实用性人才为主转变为关注学生人格的培养。这种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让“德国模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世界各国争相仿效的
对象。
2.美国模式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大学模式被动地移植了英国模式，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美国自19世纪开始主动学习当时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德国模式”。学习方法具体表现为结合美国的国家背景和社会思想进行本土化改造，体现在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内化吸收。
首先，美国的实用主义体现在服务社会发展上。当时美国正处于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历史时期，教育要为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其次，美国的实用主义体现在服务学生个体上。美国学者帕卡德认为学生培养的逻辑是通识教育和科学实践应密切结合，使教育适应社会和个人的双重发展。
“美国模式”借鉴了德国模式中的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并根据美国多元文化的特点和美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实施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人才培养体系。“美国模式”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将学生的培养置于社会的整体背景之下，这种模式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整个社会背景以及政治模式下形成的。
由此可见，自现代大学建立以来，位于世界大学中心的德国和美国，其人才培养模式都是紧紧围绕其时代特征和政治文化背景基础上所形成的。与德、美两国相比，我们在国情、发展阶段、文化价值等方面与他们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需要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二、教育学视角下“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特征探究
1.“中国特色”应注重教育的政治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教育一定具有政治属性。如果教育没有向学生传递国家和社会应该有的价值观，人的感情就会被分解成缺乏联系的局部感情。培养全体国民正能量的观念和情感是教育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制度的结构和学校日常实践的性质与统治集团的信仰、态度和利益有直接关系。美国学者沃斯伯斯通过研究发现美国通过“强调政治象征和体现爱国主义的形式、对政治组织和政治过程提出理想化的看法、避免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政治见解、使学生树立忠于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宣传”等6种教育实践，传递政治信息并维护其制度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3]。
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思想都有其政治立场，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服务。我国高校所培养的人才，首先应该是一个爱国者，要看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看其能否为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尤其要看其能否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服务。
2.“中国特色”应注重教育的历史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靠人才来推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必须瞄准和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重教育的历史属性，就是关注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教育应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与之对应的是如何以此为方针调整高校的办学结构和办学内容。 埃米尔·涂尔干认为：“教育受制于宗教、政治组织、科学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状况，如果离开了这些历史原因，教育就变得不可理解”[3]。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从一个方面看，教育应该服从社会对教育施加的期望与影响。社会发生变迁时，教育必然会发生变化。时代特征不同，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本身的认知也会不同，教育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相应地，教育所培养的人本身也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社会的时代特征对教育施加的影响体现在通过发展个体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的性质、内容和目的都不一样。如今，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世界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任务紧迫，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满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适应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改造和发展新专业，高校必须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适应社会的变化，办好能兴国的教育。
3.“中国特色”应注重教育的继承和扬弃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2]。中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后发外生型，向外学习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往往没有注重教育的继承属性，主要反映在两种典型的错误倾向，一是完全照搬，二是用中国国情做挡箭牌，学形式不学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基本是向苏联和欧美国家学习。新中国初期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选择向苏联学习。在当时背景下，学习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既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又能服务于各行业对于劳动者的现实需求。苏联教育模式主要围绕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设置专业课程。这种教育只有在国家实施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才合适，也只有在行业稳定和专业成熟的情况下适切。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僵化的专业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需要多种类型的人才，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尝试新的教育模式并学习美国经验。主要特点就是更加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特别是以通识教育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当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施行。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又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内在的价值逻辑。比如有人以我国大学通识课程变成了“水课”而批判学习美国的通识教育。产生此情况本质的原因是，该种教育理念和模式给教师带来的巨大教学工作投入、让相当一部分老师举起了中国国情的“挡
箭牌”。
如今，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将尊重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和逻辑与尊重我国基本国情及传统文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国外一流大学先进经验进行归纳，明确背后的逻辑和历史背景及边界条件，将这些先进的理念经验内化吸收并融入我们的办学实践，让蕴含在先进理念做法背后共通的人才培养价值逻辑在我们高校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得到清晰的体现。
三、构建“中国特色”人才培养体系的思考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外在条件已经形成。当今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等教育获得的经费支持是我国历史上最充足的时期，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在占GDP的4%；另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已经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明确的解答。同时，也描绘了“中国特色”人才培养的样貌，指明了“中国特色”的实现路径。基于此，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关注内涵建设，认清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4，5]，在“双一流”建设中形成人才培养“中国特色”的比较优势，形成植根于中国大地的一流人才培养范式。
1.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评价体系
政府需要在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高校办学评价体系，以利于“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加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的管理不仅仅是前置管理，更多的是结果评价，而且结果评价的指挥棒对高校的影响更大。近年来，我们的评价系统往往按照大学排名来评价高校的办学质量。评价目的异化为大学排名，高校内部也往往以此为依据配置资源。而这样的排名是以“投入产出比”为逻辑依据的。教师的科研产出论文比较容易量化，而人才培养无法全面量化，进而造成了大学内部科研和教学的对立。这种把人才培养混同于企业产品生产概念的做法直接造成了目标异化和资源错配。如今，科研和教学的辩证统一基本得到了共识，但拆除教学和科研之墙似乎未见起色。重视教学或者人才培养往往在口号上是不折不扣，但是在落实中却狠打折扣。政府应转变以企业思维管理大学的取向，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确立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评价方式，改变以论文、经费和项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2.“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高校需要以立德树人作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德树人”是高校存在的价值所在，培养人才是高校办学的本源所在。立德树人要求大学办学要向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回归，向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学为中心进行转型。首先，高校的人才培养不能一成不变，要深入分析高校的学科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运用大数据的手段进行深入分析并改进专业建设，避免因教师设专业、因好办而办专业等不良之举。高校应严格根据国家和社會的需要引导高校的学科设置、办学规模、人才培养，也必须思考供给侧改革，避免急功近利的现实欲望。其次，高校要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教师评价和考核体系。顶层的评价体系设计如果导向不正，无论何种形式的教学改革，都无法推动教师的精力向教学特别是向本科教学的真正回归。最后，高校要尊重人才培养规律，激发教师和学生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还是在课堂教学，课程内容的创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需要教师“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6]，把课程与课堂教学作为一种载体，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只有激发微观主体（教师）投入创造性的人才培养工作，将科研水平转换为教学水平，才能真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7.
[2]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9.
[3]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王义遒.通识教育使命及其教学多样化[J].中国大学教学，2016（10）.
[5] 钟秉林，方芳.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J].中国大学教学，2016（4）.
[6] 陈宝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7（22）.
[责任编辑：周晓燕]
关键词：新时代；人才培养；中国特色；评价体系；立德树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的重要任务。为满足国家和人民的新期待，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现代大学建立以来，曾经处于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美国和德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是在立足本土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今，我们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探索适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高校办学模式，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的“中国特色”。为此，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照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未来，形成“中国特色”的比较优势，才能展现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一、国际视角下建立“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
美国学者阿特巴赫认为，中世纪以来的大学模式存在着“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呈现为“边缘”向“中心”学习[1]。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均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
1.德国模式
自中世纪大学成立以后，英国和法国的大学就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如文艺复兴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牛津大学，而此阶段的德国高等教育并不先进。德国启动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是欧洲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带来了哲学和科学观念的革新，引发了很多新的知识和学科的产生，在此背景下德国开始了多个领域的改革，洪堡领导的“德国模式”高等教育改革使德国成了19世纪世界大学的中心。洪堡认为，大学不是传授固定的知识，培养人的目标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心智的训练，以达到意志的自由和人格的完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之原则，赋予了大学学术研究的职能，希望人才培养由科学而达致修養。
“德国模式”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大学人才培养形态和理念，将大学从仅仅传授固定知识机构发展为探究知识的场所，从培养职业性和实用性人才为主转变为关注学生人格的培养。这种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让“德国模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世界各国争相仿效的
对象。
2.美国模式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大学模式被动地移植了英国模式，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美国自19世纪开始主动学习当时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德国模式”。学习方法具体表现为结合美国的国家背景和社会思想进行本土化改造，体现在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内化吸收。
首先，美国的实用主义体现在服务社会发展上。当时美国正处于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历史时期，教育要为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其次，美国的实用主义体现在服务学生个体上。美国学者帕卡德认为学生培养的逻辑是通识教育和科学实践应密切结合，使教育适应社会和个人的双重发展。
“美国模式”借鉴了德国模式中的学术自由和学习自由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并根据美国多元文化的特点和美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实施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人才培养体系。“美国模式”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将学生的培养置于社会的整体背景之下，这种模式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整个社会背景以及政治模式下形成的。
由此可见，自现代大学建立以来，位于世界大学中心的德国和美国，其人才培养模式都是紧紧围绕其时代特征和政治文化背景基础上所形成的。与德、美两国相比，我们在国情、发展阶段、文化价值等方面与他们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需要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二、教育学视角下“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特征探究
1.“中国特色”应注重教育的政治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教育一定具有政治属性。如果教育没有向学生传递国家和社会应该有的价值观，人的感情就会被分解成缺乏联系的局部感情。培养全体国民正能量的观念和情感是教育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制度的结构和学校日常实践的性质与统治集团的信仰、态度和利益有直接关系。美国学者沃斯伯斯通过研究发现美国通过“强调政治象征和体现爱国主义的形式、对政治组织和政治过程提出理想化的看法、避免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政治见解、使学生树立忠于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宣传”等6种教育实践，传递政治信息并维护其制度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3]。
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思想都有其政治立场，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服务。我国高校所培养的人才，首先应该是一个爱国者，要看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看其能否为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尤其要看其能否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服务。
2.“中国特色”应注重教育的历史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靠人才来推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必须瞄准和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重教育的历史属性，就是关注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教育应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与之对应的是如何以此为方针调整高校的办学结构和办学内容。 埃米尔·涂尔干认为：“教育受制于宗教、政治组织、科学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状况，如果离开了这些历史原因，教育就变得不可理解”[3]。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从一个方面看，教育应该服从社会对教育施加的期望与影响。社会发生变迁时，教育必然会发生变化。时代特征不同，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本身的认知也会不同，教育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相应地，教育所培养的人本身也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社会的时代特征对教育施加的影响体现在通过发展个体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的性质、内容和目的都不一样。如今，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世界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任务紧迫，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满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适应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改造和发展新专业，高校必须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针，适应社会的变化，办好能兴国的教育。
3.“中国特色”应注重教育的继承和扬弃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2]。中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后发外生型，向外学习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但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往往没有注重教育的继承属性，主要反映在两种典型的错误倾向，一是完全照搬，二是用中国国情做挡箭牌，学形式不学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基本是向苏联和欧美国家学习。新中国初期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中国的高等教育选择向苏联学习。在当时背景下，学习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既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又能服务于各行业对于劳动者的现实需求。苏联教育模式主要围绕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设置专业课程。这种教育只有在国家实施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才合适，也只有在行业稳定和专业成熟的情况下适切。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僵化的专业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需要多种类型的人才，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尝试新的教育模式并学习美国经验。主要特点就是更加注重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特别是以通识教育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当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施行。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又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内在的价值逻辑。比如有人以我国大学通识课程变成了“水课”而批判学习美国的通识教育。产生此情况本质的原因是，该种教育理念和模式给教师带来的巨大教学工作投入、让相当一部分老师举起了中国国情的“挡
箭牌”。
如今，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将尊重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和逻辑与尊重我国基本国情及传统文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国外一流大学先进经验进行归纳，明确背后的逻辑和历史背景及边界条件，将这些先进的理念经验内化吸收并融入我们的办学实践，让蕴含在先进理念做法背后共通的人才培养价值逻辑在我们高校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得到清晰的体现。
三、构建“中国特色”人才培养体系的思考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外在条件已经形成。当今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等教育获得的经费支持是我国历史上最充足的时期，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在占GDP的4%；另外，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础已经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明确的解答。同时，也描绘了“中国特色”人才培养的样貌，指明了“中国特色”的实现路径。基于此，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关注内涵建设，认清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基础[4，5]，在“双一流”建设中形成人才培养“中国特色”的比较优势，形成植根于中国大地的一流人才培养范式。
1.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评价体系
政府需要在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高校办学评价体系，以利于“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加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的管理不仅仅是前置管理，更多的是结果评价，而且结果评价的指挥棒对高校的影响更大。近年来，我们的评价系统往往按照大学排名来评价高校的办学质量。评价目的异化为大学排名，高校内部也往往以此为依据配置资源。而这样的排名是以“投入产出比”为逻辑依据的。教师的科研产出论文比较容易量化，而人才培养无法全面量化，进而造成了大学内部科研和教学的对立。这种把人才培养混同于企业产品生产概念的做法直接造成了目标异化和资源错配。如今，科研和教学的辩证统一基本得到了共识，但拆除教学和科研之墙似乎未见起色。重视教学或者人才培养往往在口号上是不折不扣，但是在落实中却狠打折扣。政府应转变以企业思维管理大学的取向，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确立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评价方式，改变以论文、经费和项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2.“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高校需要以立德树人作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德树人”是高校存在的价值所在，培养人才是高校办学的本源所在。立德树人要求大学办学要向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回归，向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学为中心进行转型。首先，高校的人才培养不能一成不变，要深入分析高校的学科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运用大数据的手段进行深入分析并改进专业建设，避免因教师设专业、因好办而办专业等不良之举。高校应严格根据国家和社會的需要引导高校的学科设置、办学规模、人才培养，也必须思考供给侧改革，避免急功近利的现实欲望。其次，高校要建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教师评价和考核体系。顶层的评价体系设计如果导向不正，无论何种形式的教学改革，都无法推动教师的精力向教学特别是向本科教学的真正回归。最后，高校要尊重人才培养规律，激发教师和学生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还是在课堂教学，课程内容的创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需要教师“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6]，把课程与课堂教学作为一种载体，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只有激发微观主体（教师）投入创造性的人才培养工作，将科研水平转换为教学水平，才能真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7.
[2]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9.
[3]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王义遒.通识教育使命及其教学多样化[J].中国大学教学，2016（10）.
[5] 钟秉林，方芳.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J].中国大学教学，2016（4）.
[6] 陈宝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7（22）.
[责任编辑：周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