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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度总理莫迪要在古吉拉特邦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答案一：他从2001年起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至2013年当选总理后卸任，是这个地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把手”。
答案二：这个相当于中国省一级的地区是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最具发展空间的地方。
如果还有答案三，那一定是如莫迪所说：古吉拉特邦就是印度的广东。
改革、开放，修建基础设施，简政放权，这些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关键词，正以古吉拉特邦为中心，向整个印度扩散。
两个大国，以喜马拉雅山为邻，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无法隔阂双方的联系——因为要发展。
“古吉拉特模式”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北京上海、吃面条的国家、功夫的国家；中国人一想到印度，就是舞蹈、瑜伽、软件。”古吉拉特中央大学中国文化社会系主任、曾为莫迪担任翻译的普拉巴·库马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13亿人口和12亿人口，应该更加熟悉对方。
要想富、先修路
库马尔说，古吉拉特邦的农村100%通路，“这在印度是个奇迹”。
“中国有个说法，要想富裕，必须先通路。莫迪抓住了这个事情。”他说。
印度的基础设施缺乏，一种说法是该国每年25%的工业产出在运输途中损失。
印度的GDP增速已自2010年的10.5%下滑至2013年的4.8%。除了官僚主义，基础设施被认为是主要制约。
这个国家独立后一直采用政府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在久久未能取得进展后，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向私人资本开放基建领域，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从1999 年开始的10年里，印度建设了约1万公里公路。
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85，两个最大的城市新德里和孟买，排名均落后于北京和曼谷。
北京大学南亚学系主任姜景奎对本刊记者说，“印度整体的基础设施，你去过就知道了……”
“要想富，先修路，莫迪也倡导这个口号。”他强调说。
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第二大不同是极少停电，库马尔同样毫不吝啬地用“奇迹”予以褒奖。
“在首都新德里，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几乎天天停电。还有孟买，相当于上海，是金融中心，可是高楼很少。因为没有电，没办法给电梯供电。”他说。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大作为，就是推动私营企业投资电力设施、建设电厂，虽然电费稍高，“老百姓至少花钱也能买到”。
古吉拉特邦的电力情况，也令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印比较研究所主任贾海涛用“十分震惊”来形容。
“古吉拉特邦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古吉拉特邦发展得好，应该是莫迪领导能力的展现，他的个人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印度来讲，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两次见过莫迪的姜景奎则形容，从交通、招商引资的态度到实践，莫迪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很直白、不转弯、不怕得罪人，印度大使都挨过他骂，当着我的面就跟下面官员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总之，很有个人风格。”
在他看来，这种性格是莫迪能够解决古吉拉特邦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系基础设施投资成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招商引资以及与之有关的改革。
印度的开放
按照预测，整个印度现时需要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其中半数应来自于私人资本。
2005年，印度政府放松了外商投资政策，允许一些领域接受外商全额直接投资，并设立机构加快审批流程。
高通胀率和高利率是国内外公司不愿投资印度长期项目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背景之下，古吉拉特邦的情况是，“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近30年来因为纺织业的衰弱，导致工业部门水平整体下滑。”古吉拉特大学商学院教授维杰拉什米·查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世纪开始，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古吉拉特邦的优势，工业部门又开始出现提升。
“但这一次是不同的发展方式，新的领域，例如制药、汽车、化学工业等等，开始主导经济的发展。除了制造业，服务业例如银行、财务和健康管理等行业也得到了发展。”他说。
印度最著名的汽车企业塔塔集团本来计划在西孟加拉邦兴建工厂，但是在征地时遭到农民乃至当地官员的抵制，进退不得。
莫迪则主动找到塔塔集团，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个事情起到一个带头作用，标致等公司全都过来了。”库马尔说。
查瑞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莫迪通过每年举办一个名为“充满活力的古吉拉特邦”的庆祝活动，把古吉拉特邦放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这种努力是历史性的。“我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让整个印度都充满活力。”
在日本首相安倍访问印度时，作为印度总理的莫迪承诺，对日本企业实行一站式批准，并缩短审批时间。他决定设立一个日本事务特别管理组，并建议日方也派出两名人员加入这个小组，帮助审核商务提案。
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模式不会仅仅针对日本，也可能将成为印度对外开放的主要举措之一。
最大的障碍是官僚主义
招商引资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必须推动政府改革。
商务部研究院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志鹏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他经常带中国企业团队去印度参观，虽然相对于印度其他邦来说古吉拉特邦很不错，“但是感觉还是对企业限制比较严格，效率比较低下，拿批文困难，特别是土地方面，所以还是有一些企业撤回了投资。”
而这已经是古吉拉特邦大力改革后的结果。
“印度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官僚主义。但莫迪很善于统治这些官员，知道如何有最好的效果。跟官员打交道时，交流得也比较清楚，知道让哪个人做什么事情。”库马尔告诉本刊记者。 查瑞则总结说：“古吉拉特模式”基本上就是最低政府治理原则——最少的干预，给予社会和公众最大的自由。“最低政府治理和行政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促进者而非控制者，一个例子是古吉拉特邦对于那些想要在这里发展核心工业的企业，给予土地上的便利。”
显然，这位经济学家是莫迪的拥护者。“他带来的好处简直不胜枚举，简短地说就是他亲手给政府建立了一套管理机制，使得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经济运行速度加快。”
不过，改革的阻力显而易见。
此前为推动航空业发展，印度政府曾允许一些私人机场团队通过公私合作方式运营国有机场，但公开招标遭到工会和国有航空公司的反对。2013年10月，印度航空业员工曾在全国范围内绝食反对私有化。
在阻滞大型交通项目的征地问题上，虽然1894年颁布的征地法案赋予地方政府征用私有土地进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权力，然而权力滥用现象严重，结果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
2013年8月，印度出台新土地法，但能否成功推行一直受到质疑。独立于联邦政府财政的印度铁路预算，也因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而困难重重。
至于电力问题，电力部门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其改革一定会引发利益冲突。
所以这些，都需要莫迪拿出勇气和智慧。
库马尔则对莫迪抱有很高期望。
印度发展的排头兵
2011年，已有问鼎印度中央政府苗头的莫迪访问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待。事实上，他在10年内曾4次访问中国，只不过因为是印度地方政府领导人，未引起太多关注。
“印度有抱负的政治家，对中国都是很感兴趣的。莫迪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姜景奎说。
“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概已有20年左右，许多印度人呼吁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他们想学习中国，都想多了解，虽然中国经验不一定适合印度。莫迪来中国确实有学习，主要还是过来交流，带领古吉拉特邦异军突起。”贾海涛认为。
竞争总理之位前，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提出了广东模式的问题。姜景奎认为，这其实也有为竞争总理做准备的意图。
姜景奎说，莫迪曾经提过多种“中国模式”，包括上海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是金融中心，印度的金融中心虽然是孟买，但他希望把古吉拉特邦打造成金融中心。北京模式就是发展文化。其实，他希望都能为我所用，他是非常容易在实际利益方面接受新东西的人。”
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之于古吉拉特邦确实更为特殊。
比如，古吉拉特邦在地理上与广东十分相似。它位于印度西北，面临阿拉伯海。作为一个小半岛，古吉拉特邦向西、向西南都是海洋。古时，中亚的雅利安人就是通过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内陆贸易，而且它距离孟买也不远。
“印度的西边和西北一向是最活跃的地方，西北部也一直是印度与中亚、西亚、东亚文明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更开放，眼光更长远，性格也比较粗犷。”姜景奎说，莫迪自己也曾提到，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发展的排头兵，率先革新，率先做一些别的地方没有做的事情，让古吉拉特邦成为带动印度腾飞的试验田。
库马尔则告诉本刊，古吉拉特邦有好多人到广东做生意，“现在广东的很多印度人都是古吉拉特人，比如佛山陶瓷市场里古吉拉特人也很多。”
古吉拉特邦有个叫摩拉比的地方，就类似于陶瓷基地，“两个地方的来往特别多。现在印度的房地产业刚刚起步，需要陶瓷产品，所以摩拉比的人就到广东买一些新设备、新材料。摩拉比每年12月都会举行陶瓷展览会，95%的参展者都是中国人。”他说。
在库马尔看来，古吉拉特人很像中国的潮汕人，“如果有两个选择，当公务员、做生意，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生意。”
他解释说，古吉拉特人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处于第三等级，自古就善于经商，“印度大公司、大企业的老板，很多都是古吉拉特人。他们把所有的想法用来做生意，谋求古吉拉特邦的地位上升，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有吃有喝，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在姜景奎的描述中，古吉拉特邦是耆那教徒的聚居区，这是一个与印度教同宗同源的古老宗教，强调善行、不杀生。因此，耆那教徒不从事任何与屠宰有关的职业，如军人、屠夫、皮匠等，甚至包括农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耕作也会伤害虫类。
所以，耆那教徒多从事商业、贸易或工业，并因宗教信仰讲究诚实和道德，最终成为印度最优秀的商人群体。
莫迪本人也曾说过：“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知道怎么赚钱。”
“古吉拉特邦的优势，首先是古吉拉特人的创业精神，以及政府对此的激励。古吉拉特人的敏锐和能力在于，他们不仅可以认识到商业机会，而且可以成功地抓住这些独一无二的机会。”查瑞说。
“非常印度”的人
作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第15位总理，莫迪被青年人认为是最富魅力的领导人之一。
库马尔提到的一个情节是，2014年教师节，莫迪和学生们视频聊天，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在印度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前没有国家领导人这样做，我们都很受触动。”
姜景奎则提到，他某次在印度用印地语演讲，“讲完后，莫迪把我拦住，说了半天，意思说你的语言能够说得这么好，能够自如应用，我觉得非常感动。”
莫迪也很重视印度文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印度的人。我们有一个词叫‘VERY INDIA’，印度特性非常重，对印度的宗教文化认同感极强。”
在民族和宗教情况复杂的印度，莫迪能否于全国范围复制“古吉拉特模式”，仍是一个疑问。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邦政府权力巨大，“放到全国来说，基本不太可能统一政令，强迫其他邦政府完全遵照执行。所以莫迪不得不和地方势力妥协，就像当初国大党执政时，虽然也有一套改革政令，但地方政府按自己的设想运行，中央政府也没办法。”贾海涛说。
最新的消息是，印度铁道部已经根据莫迪的要求，准备建设一所铁路大学。
印度铁路委员会因此在今年7月与中国国家铁路局的官员会晤，其结果是该大学在课程设置、管理和资源利用最大化等方面，将参照中国模式。
这是印度首次为铁路开设专门课程。印度铁路委员会的官员说：“我们正计划访问中国，以便对铁道大学的运作有最直观的体验。在教授与铁路有关的课程方面，中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姜景奎提到的另一个情况则是，他陪同中国的部委领导到印度访问时，“领导们曾经告诉我，到印度来访问有借鉴意义。印度访问西方未必有太多借鉴意义，但访问中国有意义，因为两个国家同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很相似。”
答案一：他从2001年起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至2013年当选总理后卸任，是这个地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把手”。
答案二：这个相当于中国省一级的地区是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最具发展空间的地方。
如果还有答案三，那一定是如莫迪所说：古吉拉特邦就是印度的广东。
改革、开放，修建基础设施，简政放权，这些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关键词，正以古吉拉特邦为中心，向整个印度扩散。
两个大国，以喜马拉雅山为邻，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无法隔阂双方的联系——因为要发展。
“古吉拉特模式”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北京上海、吃面条的国家、功夫的国家；中国人一想到印度，就是舞蹈、瑜伽、软件。”古吉拉特中央大学中国文化社会系主任、曾为莫迪担任翻译的普拉巴·库马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13亿人口和12亿人口，应该更加熟悉对方。
要想富、先修路
库马尔说，古吉拉特邦的农村100%通路，“这在印度是个奇迹”。
“中国有个说法，要想富裕，必须先通路。莫迪抓住了这个事情。”他说。
印度的基础设施缺乏，一种说法是该国每年25%的工业产出在运输途中损失。
印度的GDP增速已自2010年的10.5%下滑至2013年的4.8%。除了官僚主义，基础设施被认为是主要制约。
这个国家独立后一直采用政府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在久久未能取得进展后，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向私人资本开放基建领域，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从1999 年开始的10年里，印度建设了约1万公里公路。
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85，两个最大的城市新德里和孟买，排名均落后于北京和曼谷。
北京大学南亚学系主任姜景奎对本刊记者说，“印度整体的基础设施，你去过就知道了……”
“要想富，先修路，莫迪也倡导这个口号。”他强调说。
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第二大不同是极少停电，库马尔同样毫不吝啬地用“奇迹”予以褒奖。
“在首都新德里，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几乎天天停电。还有孟买，相当于上海，是金融中心，可是高楼很少。因为没有电，没办法给电梯供电。”他说。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大作为，就是推动私营企业投资电力设施、建设电厂，虽然电费稍高，“老百姓至少花钱也能买到”。
古吉拉特邦的电力情况，也令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印比较研究所主任贾海涛用“十分震惊”来形容。
“古吉拉特邦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古吉拉特邦发展得好，应该是莫迪领导能力的展现，他的个人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印度来讲，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两次见过莫迪的姜景奎则形容，从交通、招商引资的态度到实践，莫迪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很直白、不转弯、不怕得罪人，印度大使都挨过他骂，当着我的面就跟下面官员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总之，很有个人风格。”
在他看来，这种性格是莫迪能够解决古吉拉特邦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系基础设施投资成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招商引资以及与之有关的改革。
印度的开放
按照预测，整个印度现时需要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其中半数应来自于私人资本。
2005年，印度政府放松了外商投资政策，允许一些领域接受外商全额直接投资，并设立机构加快审批流程。
高通胀率和高利率是国内外公司不愿投资印度长期项目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背景之下，古吉拉特邦的情况是，“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近30年来因为纺织业的衰弱，导致工业部门水平整体下滑。”古吉拉特大学商学院教授维杰拉什米·查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世纪开始，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古吉拉特邦的优势，工业部门又开始出现提升。
“但这一次是不同的发展方式，新的领域，例如制药、汽车、化学工业等等，开始主导经济的发展。除了制造业，服务业例如银行、财务和健康管理等行业也得到了发展。”他说。
印度最著名的汽车企业塔塔集团本来计划在西孟加拉邦兴建工厂，但是在征地时遭到农民乃至当地官员的抵制，进退不得。
莫迪则主动找到塔塔集团，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个事情起到一个带头作用，标致等公司全都过来了。”库马尔说。
查瑞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莫迪通过每年举办一个名为“充满活力的古吉拉特邦”的庆祝活动，把古吉拉特邦放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这种努力是历史性的。“我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让整个印度都充满活力。”
在日本首相安倍访问印度时，作为印度总理的莫迪承诺，对日本企业实行一站式批准，并缩短审批时间。他决定设立一个日本事务特别管理组，并建议日方也派出两名人员加入这个小组，帮助审核商务提案。
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模式不会仅仅针对日本，也可能将成为印度对外开放的主要举措之一。
最大的障碍是官僚主义
招商引资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必须推动政府改革。
商务部研究院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志鹏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他经常带中国企业团队去印度参观，虽然相对于印度其他邦来说古吉拉特邦很不错，“但是感觉还是对企业限制比较严格，效率比较低下，拿批文困难，特别是土地方面，所以还是有一些企业撤回了投资。”
而这已经是古吉拉特邦大力改革后的结果。
“印度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官僚主义。但莫迪很善于统治这些官员，知道如何有最好的效果。跟官员打交道时，交流得也比较清楚，知道让哪个人做什么事情。”库马尔告诉本刊记者。 查瑞则总结说：“古吉拉特模式”基本上就是最低政府治理原则——最少的干预，给予社会和公众最大的自由。“最低政府治理和行政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促进者而非控制者，一个例子是古吉拉特邦对于那些想要在这里发展核心工业的企业，给予土地上的便利。”
显然，这位经济学家是莫迪的拥护者。“他带来的好处简直不胜枚举，简短地说就是他亲手给政府建立了一套管理机制，使得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经济运行速度加快。”
不过，改革的阻力显而易见。
此前为推动航空业发展，印度政府曾允许一些私人机场团队通过公私合作方式运营国有机场，但公开招标遭到工会和国有航空公司的反对。2013年10月，印度航空业员工曾在全国范围内绝食反对私有化。
在阻滞大型交通项目的征地问题上，虽然1894年颁布的征地法案赋予地方政府征用私有土地进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权力，然而权力滥用现象严重，结果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
2013年8月，印度出台新土地法，但能否成功推行一直受到质疑。独立于联邦政府财政的印度铁路预算，也因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而困难重重。
至于电力问题，电力部门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其改革一定会引发利益冲突。
所以这些，都需要莫迪拿出勇气和智慧。
库马尔则对莫迪抱有很高期望。
印度发展的排头兵
2011年，已有问鼎印度中央政府苗头的莫迪访问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待。事实上，他在10年内曾4次访问中国，只不过因为是印度地方政府领导人，未引起太多关注。
“印度有抱负的政治家，对中国都是很感兴趣的。莫迪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姜景奎说。
“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概已有20年左右，许多印度人呼吁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他们想学习中国，都想多了解，虽然中国经验不一定适合印度。莫迪来中国确实有学习，主要还是过来交流，带领古吉拉特邦异军突起。”贾海涛认为。
竞争总理之位前，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提出了广东模式的问题。姜景奎认为，这其实也有为竞争总理做准备的意图。
姜景奎说，莫迪曾经提过多种“中国模式”，包括上海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是金融中心，印度的金融中心虽然是孟买，但他希望把古吉拉特邦打造成金融中心。北京模式就是发展文化。其实，他希望都能为我所用，他是非常容易在实际利益方面接受新东西的人。”
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之于古吉拉特邦确实更为特殊。
比如，古吉拉特邦在地理上与广东十分相似。它位于印度西北，面临阿拉伯海。作为一个小半岛，古吉拉特邦向西、向西南都是海洋。古时，中亚的雅利安人就是通过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内陆贸易，而且它距离孟买也不远。
“印度的西边和西北一向是最活跃的地方，西北部也一直是印度与中亚、西亚、东亚文明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更开放，眼光更长远，性格也比较粗犷。”姜景奎说，莫迪自己也曾提到，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发展的排头兵，率先革新，率先做一些别的地方没有做的事情，让古吉拉特邦成为带动印度腾飞的试验田。
库马尔则告诉本刊，古吉拉特邦有好多人到广东做生意，“现在广东的很多印度人都是古吉拉特人，比如佛山陶瓷市场里古吉拉特人也很多。”
古吉拉特邦有个叫摩拉比的地方，就类似于陶瓷基地，“两个地方的来往特别多。现在印度的房地产业刚刚起步，需要陶瓷产品，所以摩拉比的人就到广东买一些新设备、新材料。摩拉比每年12月都会举行陶瓷展览会，95%的参展者都是中国人。”他说。
在库马尔看来，古吉拉特人很像中国的潮汕人，“如果有两个选择，当公务员、做生意，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生意。”
他解释说，古吉拉特人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处于第三等级，自古就善于经商，“印度大公司、大企业的老板，很多都是古吉拉特人。他们把所有的想法用来做生意，谋求古吉拉特邦的地位上升，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有吃有喝，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在姜景奎的描述中，古吉拉特邦是耆那教徒的聚居区，这是一个与印度教同宗同源的古老宗教，强调善行、不杀生。因此，耆那教徒不从事任何与屠宰有关的职业，如军人、屠夫、皮匠等，甚至包括农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耕作也会伤害虫类。
所以，耆那教徒多从事商业、贸易或工业，并因宗教信仰讲究诚实和道德，最终成为印度最优秀的商人群体。
莫迪本人也曾说过：“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知道怎么赚钱。”
“古吉拉特邦的优势，首先是古吉拉特人的创业精神，以及政府对此的激励。古吉拉特人的敏锐和能力在于，他们不仅可以认识到商业机会，而且可以成功地抓住这些独一无二的机会。”查瑞说。
“非常印度”的人
作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第15位总理，莫迪被青年人认为是最富魅力的领导人之一。
库马尔提到的一个情节是，2014年教师节，莫迪和学生们视频聊天，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在印度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前没有国家领导人这样做，我们都很受触动。”
姜景奎则提到，他某次在印度用印地语演讲，“讲完后，莫迪把我拦住，说了半天，意思说你的语言能够说得这么好，能够自如应用，我觉得非常感动。”
莫迪也很重视印度文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印度的人。我们有一个词叫‘VERY INDIA’，印度特性非常重，对印度的宗教文化认同感极强。”
在民族和宗教情况复杂的印度，莫迪能否于全国范围复制“古吉拉特模式”，仍是一个疑问。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邦政府权力巨大，“放到全国来说，基本不太可能统一政令，强迫其他邦政府完全遵照执行。所以莫迪不得不和地方势力妥协，就像当初国大党执政时，虽然也有一套改革政令，但地方政府按自己的设想运行，中央政府也没办法。”贾海涛说。
最新的消息是，印度铁道部已经根据莫迪的要求，准备建设一所铁路大学。
印度铁路委员会因此在今年7月与中国国家铁路局的官员会晤，其结果是该大学在课程设置、管理和资源利用最大化等方面，将参照中国模式。
这是印度首次为铁路开设专门课程。印度铁路委员会的官员说：“我们正计划访问中国，以便对铁道大学的运作有最直观的体验。在教授与铁路有关的课程方面，中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姜景奎提到的另一个情况则是，他陪同中国的部委领导到印度访问时，“领导们曾经告诉我，到印度来访问有借鉴意义。印度访问西方未必有太多借鉴意义，但访问中国有意义，因为两个国家同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