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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伊始，又一位院士遭遇“造假”风波。
1月2日，央视报道，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近日被学生王宇澄举报学术抄袭、科研剽窃等。王宇澄称，王正敏至少57篇论文涉嫌抄袭，还“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此外，媒体调查还发现，王正敏团队以各种名义申报项目，仅2012年就获经费4000多万元。
王正敏和王宇澄的反目，是缘于正义还是出于利益，尚未有定论。但这一事件却再次将院士话题推向了高潮。
央视报道“造假”事件当天，曾因人工耳蜗技术连续两年暴涨九成的海南海药（000566），股价直线跌停并停牌。
持续两年的举报
现年79岁高龄的王正敏是我国耳鼻喉学界唯一一名中科院院士，他于2005年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
王正敏1955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82年他获得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并一直从事听觉医学和耳神经-颅底显微外科的研究，是我国该领域主要的开拓者和国际颅底外科学会创始人之一。
除了院士头衔外，王正敏有多项头衔：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以下简称卫计委）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听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国际颅底学会创始委员、委员，第二届国际听觉、视觉生物物理大会主席
然而，这些光辉的成就却在一纸举报信下变得黯然失色。
事情缘起于2012年初。王正敏的学生兼前任助手王宇澄，向复旦校方提交了一份关于自己导师涉嫌学术造假的举报材料。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随即启动调查工作，并于2013年8月形成调查报告，同时上报中科院。
2013年8月19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王正敏提供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最终获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定，其博士学位不存在造假行为；但王正敏的确在学术论文上存在“一稿多投”、任意编制实验结果、一图多用等问题，属于学术不规范。
事件并未就此了结，王宇澄仍继续收集王正敏在临床实验数据、论文数目、著作抄袭等方面的问题，并将此内容以实名发表在“科学网博客”上。2013年11月4日，他在博客中写道：“复旦大学的调查报告中，煞费苦心去刻意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院士申报材料中有65篇论文是造假，其中57篇完全是假论文，复旦大学的调查报告却刻意回避，只字不提！”
2014年1月2日，央视以“院士造假遭举报事件真相”为题，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终于将这起持续两年的举报推向了舆论最高峰。
被举报学术造假“多宗罪”
据报道，在王正敏申报院士时，王宇澄正是他的秘书，目睹了王正敏为当选院士提交材料的全过程。王宇澄举报的内容包括：在王正敏的中科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中，第六页的271篇论文至少有57篇涉嫌造假。
举报材料中一项最主要的指控是关于著作抄袭，被抄袭者是王正敏的导师，被誉为耳神经科学之父的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乌果·费绪。
王宇澄称，王正敏的第一本专著《耳显微外科》有一百多幅耳部手术手绘图，和费绪专著中的图片相同，但并未注明图片来源，书中参考文献里也没有提到费绪的专著。而王正敏的另外两部专著《颅底外科学》和《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同样存在类似的抄袭行为。
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隐藏在王正敏背后更多的秘密被揭开。
据《法制晚报》报道，2003年王正敏领衔的技术团队成功研发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人工耳蜗。但事实真如此么？同在复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范宝华称，王正敏曾让他想办法弄到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人工耳蜗样机。该公司的22型人工耳蜗在1982年就通过了FDA认可，成为世界首先使用的多通道耳蜗装置。
作为王正敏研发团队的主要研发人员之一、上海听觉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沈义虎具体负责破解国外人工耳蜗样机的芯片。他也承认，他们的人工耳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而是模仿了科利尔公司的产品。为了避免科利尔公司找麻烦，他们在外观和线路等环节上作了修改。
1997年，王正敏团队研发的“多道程控人工耳蜗”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2004年复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与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声特”）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将国产人工耳蜗产业化。
为争取国家、省市科研经费，王正敏研发团队和力声特以各种名义向有关部门申报项目。仅2012年，他们就获得国家级项目两个，获得专项经费4000多万元，其中，“国产人工耳蜗及临床技术研究项目”获得国家卫生部专项科研经费2171万元；“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工信部经费2138万元。
王正敏“全方位”澄清
2014年1月3日，迫于舆论压力，复旦校方再次出面召开情况通报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现场，王正敏表示，申报材料中有1/4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包括一些已发表的著作节选、学术观点交流等。但他称，对于自己在院士申报过程中的论文不规范问题，已向中科院做出说明。“院士评选主要看成果一栏，这包括10篇代表性论文和专利等。而我的不规范论文都在另一个名为文章的目录里，对院士评选没有影响。”
对于抄袭导师著作的“指控”，他解释说：“我引用的图是老师的图解，不是没有注明，只是图解旁边没有写上老师的名字，但在文字里，凡是谈到费绪手术的时候都提到了他的名字，包括文字介绍和图解。”
王正敏还提到，费绪对于自己的手术被推广到中国感到非常高兴，因此愿意为书作序。“序中他也提到我引用他的图是非常小心谨慎的，而且这个图能够使得读者对手术有很好的理解。”
而对于此前媒体对其团队研发的人工耳蜗是“克隆”国外产品，并在2012年拿到专项经费4000多万元的质疑，王正敏解释，国产人工耳蜗是他多年的梦想，国外产品对其有启发，但绝非“克隆”。 王正敏强调，人工耳蜗是职务发明，自己并未拿到过力声特公司股份，也严格遵守中科院对院士不在外兼职做盈利性工作的规定，除了单位奖励外，没有向公司拿过钱。因为年事已高，他并未担任“优化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说他如何乱用项目经费，并无事实根据。
王正敏所在医院也为此发布声明表示，国产人工耳蜗研究实现了多个零的突破，迫使国外公司让利于国人，并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企业产业化后的产品获得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耳蜗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前的“优化人工耳蜗”卫生部课题由该院戴春富教授牵头申请，工信部课题由相关企业申请，经费等与该院无关。
对于媒体质疑其项目曾对志愿者身体有损害，王正敏说，两年中49例病人有2例失效，其他的效果有好有坏。项目选择的都是极重耳聋病人，人工耳蜗植入后不是对每个病人都有同样效果，但总的来说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通报会上，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复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戴春富表示，项目在2012年收到2171万元资助，有8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平均经费不到300万元。项目的实施、规划都是按照卫计委项目管理的要求在进行，并在2013年11月通过了中期考核。
至于为什么会遭到学生的举报，王正敏表示：“他那么恨我，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
在通报会现场，复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出示了一份据称是王宇澄在2009年要求王正敏院士按手印确认的《我的爱徒王宇澄培养计划》，并表示因为王正敏未满足王宇澄的要求，导致两人关系破裂。
在这份“培养计划”中，王宇澄要求予以特别秘书津贴，并由现在的科秘书升任主任助理，考察半年以后升为耳鼻喉科副主任，并尽快成为上海医学会耳鼻喉分会青年委员；成为王正敏“名师带徒”的新人，现在即可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经过2年至3年将他培养成为学科带头人。
对于被要求“按手印”，王正敏“觉得太荒唐”，“他要求做我的终身秘书，要安排我的工作生活，还跟科学院要求把我的家庭地址、电话全部改成他的，让人家联系他。”王宇澄还要求做学科带头人并要升到正高，“我没有答应他”。
想要退休的院士们
师生的“是非恩怨”最终要由权威部门彻查方能见分晓，然而，对于“院士造假”这个问题的探讨远不止于王正敏一人。近几年，从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论文造假事件”到“三院院士”石元春遭网络实名举报，均可见一斑。
除了削尖脑袋想要挤进院士队伍的，还有一些院士想要退休却不能。
我国著名药理学家，工程院院士，81岁高龄的秦伯益已经退休9年，但他仍是我国唯一获准退休院士。
不少媒体对这位“唯一退休”的院士进行过报道。《南方周末》的文章《秦伯益：我是院士，我要退休》称，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只有他一人。
退休的想法在秦伯益60多岁还未当上院士时就萌生了。他当时计划着选好接班人，将自己的工作“转移”，去做人生中另外想做的事。不料“院士”荣誉却在此时到来，他只能顶着这个头衔继续工作。
70岁后，秦伯益再次坚决要求退休。但整个过程并不顺利，他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将他的请求报到总政，因为没有先例，对方竟不知如何处理。“查遍所有文件，既没说院士什么年龄能从单位退休，也没说院士不能退。程序怎么处理？谁来批？”最后又从总政报到中央军委，2005年，在他72岁时，退休申请总算批了下来。
这让一些想要退休的院士羡慕不已。比如，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是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顾问。2013年，他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愿，结果该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
“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同时，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也硬拉着不放，理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替”。
实际上，各单位对于院士的引进、增选和让其发光发热不能随便退休的热情都很高，因为，多一名院士意味着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这恰好暴露出我国科研体制的问题。
目前，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之外，多数国家只设松散的科学学会，而不是大而全的科学院，而且很多国家的科学学会会员（院士）往往需要自己交会费，并形成良好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这样的会员更多的是拥有一种荣誉称号，科学学会也不直接承担科研项目，以确保学会的组织管理以及科研活动的自由度、独立性。我国的科学体制，也应该朝着类似方向迈进。
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中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一决定引发了院士和各界关注。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表示，只有真正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机制，才能激励更多年轻人才成长，让院士不仅仅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身荣誉，也能鼓励院士们踏踏实实为科学作贡献。
（本文根据央视、《法制晚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整理）
1月2日，央视报道，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近日被学生王宇澄举报学术抄袭、科研剽窃等。王宇澄称，王正敏至少57篇论文涉嫌抄袭，还“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此外，媒体调查还发现，王正敏团队以各种名义申报项目，仅2012年就获经费4000多万元。
王正敏和王宇澄的反目，是缘于正义还是出于利益，尚未有定论。但这一事件却再次将院士话题推向了高潮。
央视报道“造假”事件当天，曾因人工耳蜗技术连续两年暴涨九成的海南海药（000566），股价直线跌停并停牌。
持续两年的举报
现年79岁高龄的王正敏是我国耳鼻喉学界唯一一名中科院院士，他于2005年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
王正敏1955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82年他获得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并一直从事听觉医学和耳神经-颅底显微外科的研究，是我国该领域主要的开拓者和国际颅底外科学会创始人之一。
除了院士头衔外，王正敏有多项头衔：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以下简称卫计委）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听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国际颅底学会创始委员、委员，第二届国际听觉、视觉生物物理大会主席
然而，这些光辉的成就却在一纸举报信下变得黯然失色。
事情缘起于2012年初。王正敏的学生兼前任助手王宇澄，向复旦校方提交了一份关于自己导师涉嫌学术造假的举报材料。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随即启动调查工作，并于2013年8月形成调查报告，同时上报中科院。
2013年8月19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王正敏提供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最终获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定，其博士学位不存在造假行为；但王正敏的确在学术论文上存在“一稿多投”、任意编制实验结果、一图多用等问题，属于学术不规范。
事件并未就此了结，王宇澄仍继续收集王正敏在临床实验数据、论文数目、著作抄袭等方面的问题，并将此内容以实名发表在“科学网博客”上。2013年11月4日，他在博客中写道：“复旦大学的调查报告中，煞费苦心去刻意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院士申报材料中有65篇论文是造假，其中57篇完全是假论文，复旦大学的调查报告却刻意回避，只字不提！”
2014年1月2日，央视以“院士造假遭举报事件真相”为题，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终于将这起持续两年的举报推向了舆论最高峰。
被举报学术造假“多宗罪”
据报道，在王正敏申报院士时，王宇澄正是他的秘书，目睹了王正敏为当选院士提交材料的全过程。王宇澄举报的内容包括：在王正敏的中科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中，第六页的271篇论文至少有57篇涉嫌造假。
举报材料中一项最主要的指控是关于著作抄袭，被抄袭者是王正敏的导师，被誉为耳神经科学之父的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乌果·费绪。
王宇澄称，王正敏的第一本专著《耳显微外科》有一百多幅耳部手术手绘图，和费绪专著中的图片相同，但并未注明图片来源，书中参考文献里也没有提到费绪的专著。而王正敏的另外两部专著《颅底外科学》和《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同样存在类似的抄袭行为。
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隐藏在王正敏背后更多的秘密被揭开。
据《法制晚报》报道，2003年王正敏领衔的技术团队成功研发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人工耳蜗。但事实真如此么？同在复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范宝华称，王正敏曾让他想办法弄到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人工耳蜗样机。该公司的22型人工耳蜗在1982年就通过了FDA认可，成为世界首先使用的多通道耳蜗装置。
作为王正敏研发团队的主要研发人员之一、上海听觉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沈义虎具体负责破解国外人工耳蜗样机的芯片。他也承认，他们的人工耳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而是模仿了科利尔公司的产品。为了避免科利尔公司找麻烦，他们在外观和线路等环节上作了修改。
1997年，王正敏团队研发的“多道程控人工耳蜗”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2004年复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与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声特”）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将国产人工耳蜗产业化。
为争取国家、省市科研经费，王正敏研发团队和力声特以各种名义向有关部门申报项目。仅2012年，他们就获得国家级项目两个，获得专项经费4000多万元，其中，“国产人工耳蜗及临床技术研究项目”获得国家卫生部专项科研经费2171万元；“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工信部经费2138万元。
王正敏“全方位”澄清
2014年1月3日，迫于舆论压力，复旦校方再次出面召开情况通报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现场，王正敏表示，申报材料中有1/4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包括一些已发表的著作节选、学术观点交流等。但他称，对于自己在院士申报过程中的论文不规范问题，已向中科院做出说明。“院士评选主要看成果一栏，这包括10篇代表性论文和专利等。而我的不规范论文都在另一个名为文章的目录里，对院士评选没有影响。”
对于抄袭导师著作的“指控”，他解释说：“我引用的图是老师的图解，不是没有注明，只是图解旁边没有写上老师的名字，但在文字里，凡是谈到费绪手术的时候都提到了他的名字，包括文字介绍和图解。”
王正敏还提到，费绪对于自己的手术被推广到中国感到非常高兴，因此愿意为书作序。“序中他也提到我引用他的图是非常小心谨慎的，而且这个图能够使得读者对手术有很好的理解。”
而对于此前媒体对其团队研发的人工耳蜗是“克隆”国外产品，并在2012年拿到专项经费4000多万元的质疑，王正敏解释，国产人工耳蜗是他多年的梦想，国外产品对其有启发，但绝非“克隆”。 王正敏强调，人工耳蜗是职务发明，自己并未拿到过力声特公司股份，也严格遵守中科院对院士不在外兼职做盈利性工作的规定，除了单位奖励外，没有向公司拿过钱。因为年事已高，他并未担任“优化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说他如何乱用项目经费，并无事实根据。
王正敏所在医院也为此发布声明表示，国产人工耳蜗研究实现了多个零的突破，迫使国外公司让利于国人，并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企业产业化后的产品获得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耳蜗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前的“优化人工耳蜗”卫生部课题由该院戴春富教授牵头申请，工信部课题由相关企业申请，经费等与该院无关。
对于媒体质疑其项目曾对志愿者身体有损害，王正敏说，两年中49例病人有2例失效，其他的效果有好有坏。项目选择的都是极重耳聋病人，人工耳蜗植入后不是对每个病人都有同样效果，但总的来说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通报会上，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复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戴春富表示，项目在2012年收到2171万元资助，有8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平均经费不到300万元。项目的实施、规划都是按照卫计委项目管理的要求在进行，并在2013年11月通过了中期考核。
至于为什么会遭到学生的举报，王正敏表示：“他那么恨我，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
在通报会现场，复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出示了一份据称是王宇澄在2009年要求王正敏院士按手印确认的《我的爱徒王宇澄培养计划》，并表示因为王正敏未满足王宇澄的要求，导致两人关系破裂。
在这份“培养计划”中，王宇澄要求予以特别秘书津贴，并由现在的科秘书升任主任助理，考察半年以后升为耳鼻喉科副主任，并尽快成为上海医学会耳鼻喉分会青年委员；成为王正敏“名师带徒”的新人，现在即可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经过2年至3年将他培养成为学科带头人。
对于被要求“按手印”，王正敏“觉得太荒唐”，“他要求做我的终身秘书，要安排我的工作生活，还跟科学院要求把我的家庭地址、电话全部改成他的，让人家联系他。”王宇澄还要求做学科带头人并要升到正高，“我没有答应他”。
想要退休的院士们
师生的“是非恩怨”最终要由权威部门彻查方能见分晓，然而，对于“院士造假”这个问题的探讨远不止于王正敏一人。近几年，从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论文造假事件”到“三院院士”石元春遭网络实名举报，均可见一斑。
除了削尖脑袋想要挤进院士队伍的，还有一些院士想要退休却不能。
我国著名药理学家，工程院院士，81岁高龄的秦伯益已经退休9年，但他仍是我国唯一获准退休院士。
不少媒体对这位“唯一退休”的院士进行过报道。《南方周末》的文章《秦伯益：我是院士，我要退休》称，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获准退休的，只有他一人。
退休的想法在秦伯益60多岁还未当上院士时就萌生了。他当时计划着选好接班人，将自己的工作“转移”，去做人生中另外想做的事。不料“院士”荣誉却在此时到来，他只能顶着这个头衔继续工作。
70岁后，秦伯益再次坚决要求退休。但整个过程并不顺利，他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将他的请求报到总政，因为没有先例，对方竟不知如何处理。“查遍所有文件，既没说院士什么年龄能从单位退休，也没说院士不能退。程序怎么处理？谁来批？”最后又从总政报到中央军委，2005年，在他72岁时，退休申请总算批了下来。
这让一些想要退休的院士羡慕不已。比如，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是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顾问。2013年，他向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愿，结果该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
“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同时，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也硬拉着不放，理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替”。
实际上，各单位对于院士的引进、增选和让其发光发热不能随便退休的热情都很高，因为，多一名院士意味着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这恰好暴露出我国科研体制的问题。
目前，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之外，多数国家只设松散的科学学会，而不是大而全的科学院，而且很多国家的科学学会会员（院士）往往需要自己交会费，并形成良好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这样的会员更多的是拥有一种荣誉称号，科学学会也不直接承担科研项目，以确保学会的组织管理以及科研活动的自由度、独立性。我国的科学体制，也应该朝着类似方向迈进。
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中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一决定引发了院士和各界关注。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表示，只有真正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机制，才能激励更多年轻人才成长，让院士不仅仅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身荣誉，也能鼓励院士们踏踏实实为科学作贡献。
（本文根据央视、《法制晚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