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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潮流还是充当清廷鹰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惊恐之至，第二天便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两镇北洋新军南下“平乱”，同时急电正在上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巡洋舰队、长江舰队星夜驰援。
经过中日甲午海战，清廷的海军主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所剩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已不复成军。经过10多年的惨淡经营，至武昌起义前夕，舰艇已添置40多艘，其中海圻、海筹、海容、海琛号四艘巡洋舰最大，而尤以海圻号为甚。
萨镇冰接电，不敢怠慢，带上参谋汤芗铭，乘坐“楚有”舰沿长江溯流而上，10月17日抵汉，停泊在刘家庙附近江面。四艘最大的主力舰，除“海圻”游欧参加英皇加冕典礼未归外，另外三艘都赶至汉口阳逻水面，其他炮舰、鱼雷艇等也奉命陆续前来协同陆军作战。
萨镇冰刚到武汉，适值起义民军与北洋清军在汉口火车站附近激战。面对兵力众多、武器优良的北军，起义民军拼死抵抗、毫不退缩，就连当地民众也手持劳动工具助战。萨镇冰目睹此景，不由得对一旁的“楚有”舰舰长朱声冈道：“吾辈自服务军界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壮烈场面，足见清廷失去民心久矣！”言为心声，萨镇冰的感叹，其实道出了他近年来矛盾万分的复杂心情。
萨镇冰先祖为色目人（蒙古族），原籍雁门（今山西代县），元末南迁入闽。7岁入塾诵读四书五经，11岁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3年后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1876年他被奉派为船政第一批留欧学生，进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英国发达的机器生产，现代化的强大海军及完善的法律、议会制度等，无不给这位来自封闭帝国的青年学子以强烈震撼。他说：“我从未见到过这样一个‘新奇’的社会。”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海军学校演讲中，他仍深情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留学生活：“那时政府派到外国去的人很少，尤其是学军事的，更是寥寥无几。我对于所学各科知识格外重视。同时于课余之时细察当地人民的思想、风俗习惯，对华人之批判，以为将来回国服务时之借鉴。”
学成归国，萨镇冰投身海军，20多年来，历经末世，宦海浮沉，对清廷的专制颟顸、官场的堕落腐败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特别是1909~1910年，作为筹办海军大臣、海军提督的他，被派往意大利、奥匈、德国等地考察海军学校、船炮厂及军港，又赴美、日购舰，前后长达半年多，再次目睹西方诸国的蒸蒸日上、发达强盛，与国力更加衰微的清朝末年形成巨大反差。而最令人扼腕的是，清廷仍文恬武嬉，不求改革，不思进取。萨镇冰在致友人李国圭的一封信中不禁写道：“旧染已深，时多牵肘，仍属徒有其义。”
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了清廷，唤醒了民众。置身高层的萨镇冰，凭直觉感到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既然清廷民心尽失，那么是顺应时代潮流，支援起义，还是继续充当清廷鹰犬，甘愿殉葬？他不得不有所权衡。
汤化龙、黎元洪相继致信感召
汉口沿江一带为英、俄、德、法、日等国租界，有17国来汉通商，租界里满是各式各样的洋行。因担心租界利益受损，各驻京外交使团要求清政府饬令海军“于炮击时，竭力使法，以免毁及租界”。清廷吃够了列强的苦头，自然不敢再生是非，即将外交使团的照会转发萨镇冰，令其遵行。这让萨镇冰找到了“消极怠工”的借口。他严令各舰不得擅自行动，不准任何船只靠近军舰，舰上官兵不许离舰登岸，除公务外也不许相互往来。“各舰驻于刘家庙，与民军少有冲突”。这一点，就连英国记者也看出了端倪。据当时《泰晤士报》所载：“水师提督萨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为淡漠。”逃到“楚豫”舰上的湖广总督瑞澂多次要求海军炮击武汉及往来于长江江面的起义军船只，屡遭萨镇冰拒绝，清廷对此也莫可奈何。实在迫不得已助战之时，海军也只是做做姿态而已，发炮虽多，但不是射向天空，就是落于水面，尽量避免伤及起义民军与无辜百姓。萨镇冰还暗中派遣家住武昌的刘伦发前往了解起义详情，以作决断。
经甲午一战，海军人才匮乏，加之清廷不信任汉人，总是想法换成满人指挥。萨镇冰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更加信任此次带在身边的年轻参谋汤芗铭。汤芗铭精明能干、忠直诚恳，兼参谋、副官、秘书等多职于一身。而他在武昌曾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哥哥汤化龙，这次也投身起义之中，出任军政府政事部长一职。
就在刘伦发摇动小舢板前往武昌之时，汤芗铭让他带上一封致兄长汤化龙的秘信。两天后，刘伦发返舰，向萨镇冰汇报武昌光复后秩序井然，军政府深得民心等情况；了解到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同时，他还带来了汤化龙劝告弟弟汤芗铭策反海军的回函，其中写道：“武昌起义，各地响应，正义事业，势在必成。望弟同海军袍泽早日反正，同立殊勋。”汤芗铭将信递上，萨镇冰看后虽一言未发，但信中内容肯定触动了他的心弦。清海军与起义民军继续保持互不攻击的默契，各舰下级人员受到感召，已开始秘密联络，策划起义。萨镇冰心知肚明，却没有制止。
此时，萨镇冰还收到留美学生、基督教徒余日章转送的一封特殊信札，写信者为湖北都督黎元洪。萨镇冰曾应严复之邀，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担任过四年多的管轮学堂正教习，黎元洪正是他的学生。甲午黄海一战，黎元洪所在军舰被日本人击沉，他浮水生还，投效陆军，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命军强推为湖北都督。仗着昔日的师生之谊，几天后，黎元洪又致信一封，并附犒劳礼品，由投奔他的原清海军人员朱孝先、黎玉山乔装送达。萨镇冰退还礼物，留下书信。这封著名的约1300字的《黎元洪致萨镇冰书》，其实也是一封希望萨镇冰反正举义的劝告信，其中写道：“时乎时乎，师一出，不但名正言顺，而实较胜于汤武。何也？盖汤武救民，犹自为帝，吾师救民，必不让华盛顿专美于前也。洪非为私事干求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
到底何去何从？萨镇冰仍举棋不定、彷徨未决。
弃舰出走，不作“同室相残”
其实，置身于时代的紧要关头，萨镇冰往往表现得十分果敢。
1895年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全力守护威海，威海卫保卫战打响。刘公岛、日岛为威海卫天然屏障，日岛原有步兵40名、水兵25名、西洋军官3名在此守护。随着战事的日趋激烈，身为“康济”舰管带的萨镇冰奉命率30名水军增援日岛。据香港战地记者肯宁咸所记：“他在这岛被攻时非常的奋勇，虽然冒着不绝的炮火，他亲手把守着速射炮。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洋三炮台的炮火。”因积劳过度，萨镇冰身染重病。夫人陈氏闻讯，千里迢迢从福州赶来探视。但他拒见陈氏，不许她登舰，并说：“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显出少有的决绝与“无情”。夫人只有垂泪而归，于当年病逝。此后50多年，萨镇冰终身再未续弦。
守卫日岛后期，战事愈烈，日军妄图以此为突破口冲进威海，面积仅14亩的日岛遭到日本海、陆军的猛烈炮击。阵地大炮被炸哑，炮台被摧毁，弹药快用完，士兵死伤无数。可萨镇冰毫不退缩，他率兵顽强坚守日岛13天，直到提督丁汝昌决定放弃，才率残兵撤往刘公岛，表现出无畏的勇敢与高度的纪律性。
1900年义和团兴起，萨镇冰正率舰泊于山东庙岛一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担心舰队遭西方列强袭击，便请萨镇冰带领各舰驶入长江以自保。畏敌如虎的各舰管带、艇长得知讯息，未经萨镇冰下令，纷纷南下，唯有萨镇冰兼任管带的“海圻”号孤泊原地。受到影响，“海圻”号的军心开始动摇，士兵聚众请愿，要求随其他舰艇一同南下避敌。此时，素来和善的萨镇冰手持军刀，满脸威怒，厉声喝道：“有再说要南下的，就杀却！”闹事者“无不失色惊散，海圻卒以泊定”。
而当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率海军前来镇压时，却表现出了少有的犹豫。目睹并学习过西方文明、技术的萨镇冰自然倾心革命，同情义军，但从小受到儒家忠孝、气节等思想的教育，一下子又难以背叛所属阵营——毕竟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清廷给的。在理智上，他认识到朝廷崩塌与灭亡的命运势不可免，在感情上却又无法恩断义绝、反戈一击。
而此时由武昌首义引发的革命之势正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刻不容缓的局势迫使萨镇冰不得不尽快作出决断。由他默许乃至支持的海军起义在即，萨镇冰思虑再三，于11月8日邀集各舰管带开会，托辞自己有病，必须赴上海就医，并对相关人事作了最后安排。11月11日，清海军起义反正。11月13日，萨镇冰乘“江贞”舰自汉口阳逻顺江东下，在黄石港改乘英国太古商轮赴沪。途经九江时，他与停驻该地的各舰官兵谈话道：“本人厕身海军垂30年，屡历战争，从未一获胜利。现在同室相残，即胜亦不足为荣，长此迁延，既无以对朝廷，更不便附和民军。今以舰队付君等，愿君等好自为之。”
离开舰队，意味着失去功名与权力，但对一位诚信守义、富有良知的人而言，却可因此获得内心的安宁。
一生面临多次重大抉择
萨镇冰一生，历经清廷、北洋、民国、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每一次时代与历史的转折关头，萨镇冰仍不得不面临一次次重大的抉择——
1918年9月，“护法战争”时期，北洋政府起用闲居福州的萨镇冰为福建清乡督办。战乱连年，受苦尤深者乃普通百姓，萨镇冰不忍生灵涂炭，力主北洋军与护法军停战言和，从中奔走斡旋。南北双方终于11月1日停战，尔后达成各守地界互不侵犯的协议。身为清乡督办，萨镇冰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但他考虑到所谓的匪患，多是官逼民反所致，因此力主招安，并冒着生命危险亲往山林匪穴招抚，或将其遣散回乡自谋生路，或将其收编为地方民团，避免无谓的战斗与流血。受抚匪众莫不感恩戴德。
1922年10月，萨镇冰因其资历、声望、为人及影响，受各方接受与拥戴，黎元洪政府委任他为福建省长（没有立即履任），1923年2月又由福建各界大会公推为“自治”省长。萨镇冰主闽近四年，军阀混战之际，难有大的政绩与作为，但他在全省力行“四严”，即严缉盗匪、严惩贪污、严禁烟毒、严戒赌博，以此整肃民风。他清明廉洁，生活简朴，从不谋私利；他体恤下情，广施仁政，赈济灾民……乡里百姓称他为“平民省长”，并送他“萨菩萨”尊号。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10月北伐军入闽。萨镇冰不忍卷入内战，当即辞去省长一职。12月2日，北伐军进逼福州，已赋闲两月的萨镇冰被各界公推为福建保安总司令。于是，他又遇到了类似镇压武昌起义时的艰难抉择。萨镇冰内心十分清楚，北伐军是执行孙中山遗愿的军队，代表了新生向上的力量，但他也不可能反正投诚，率百姓箪食壶浆以迎新军。于是，只好再次选择弃职避走。12月4日，萨镇冰宣布下野。12月5日，北伐东路军第一路张贞部队进入福州。而当孙传芳的北洋军队溃败，乘机烧杀掳抢之时，萨镇冰又挺身而出，忙着办理筹款赈济事宜。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倒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这时的萨镇冰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他投身其中，在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登台发表演说。“闽变”失败，十九路军被迫撤离福州，萨镇冰凭自己的人脉关系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总司令的声望与影响，前往马尾，动员陈绍宽所部海军网开一面，以数艘舰艇，载受阻的十九路军渡江南下。对此，蔡廷锴于《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一文中写道：“这是海军陈绍宽所部暗中留情，不想坚决与我为敌有关，不然全部渡过乌龙江就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萨镇冰不顾年迈，远赴南洋。1908年他曾以总理南北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身份，率“海圻”、“海容”舰前往南洋各地抚慰华侨。凭着他在海外侨胞中的广泛声誉，萨镇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募集到大量资金、物资，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大业。
1948年7月，国共内战打了两年有余，双方胜负已见分晓，南京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飞抵福州，约与萨镇冰面谈。其时，萨镇冰因患皮肤病，为了换药方便，进入福建佛教医院小住。李宗仁来到病房，一阵寒暄，很快转入正题道：“此次因公来闽，并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且说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萨镇冰已预感到国民党溃败、丢失大陆之后，将退往一海之隔的台湾，继续与共产党对峙。是随国民党撤至台湾，还是继续留在大陆？萨镇冰几乎没有半点犹豫，选择了后者。于是，他以“年老久病，寸步难行”为由，既坚决又婉转地向李宗仁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确实无法离开福州”。为防强逼去台，萨镇冰病愈后仍住佛教医院，后来干脆避居吉庇巷13号堂妹谢韫如家中……
“最高的良知准则”是什么
1949年8月16日，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撤出福州。17日，解放军整队入城。当天下午，就有两名解放军军官求见萨镇冰，交谈之中，他在一份《欢迎福州解放，敬告同胞书》的公告上欣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萨镇冰就回到自己的仁寿堂居住，高兴地说：“我活了九十余年，经过多少坎坷，路要怎么走我心中清楚的。这回我留下来是对的。”
萨镇冰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所具有的旺盛活力与蓬勃生机感到振奋。共产党给了他许多荣誉：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身后没有留下什么财物，“仅旧衣一箧，残书半篦而已”。就连居住的泉山萨公仁寿堂，半个月后也由他儿子萨福均捐给了政府。
纵观萨镇冰的一生，传统儒学的忠孝节义等观念，构成其人生的底色；而西方文明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萨镇冰是一个拎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没有心机，视名利如敝屣；他清心寡欲，鳏居了大半辈子；他生活简朴，不为自己与家人谋取私利……同时，他完全称得上是一名具有血性与良知的军人，只是，已经习惯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模式的国人，常对他的两次弃职表示难以理解。其实，他的选择既非胆小怕事，也非患得患失，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责任与担当。也许这样的一种弃职，其心灵的巨大痛苦，付出与失去的，要比坚守或背逆而得到的超出许多。据相关史料记载，在萨镇冰率舰抵汉至11月11日海军反正的25天之内，清海军大小军事行动仅4次，每次不过1小时左右。这足以表明萨镇冰的倾向与态度。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乎本心，并无半点投机成分，是典型的“跟着良心走”。
萨镇冰不是风云人物，更不是伟人，他无法改变时代与时局，似乎一直在“随波逐流”。但在关键时刻，他有良知与道德，对时代、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便有着自己的选择。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且日益增加的惊叹与敬畏，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还有那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真实故事：1992年2月，在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当年的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因为他在1989年2月的一个雨夜里，手持AK-47冲锋枪，射杀了企图翻墙偷越国境的22岁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亨里奇的律师为他辩护，说他作为一名士兵，仅在执行命令，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罪不在他。类似的辩护，早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时即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皆认为：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行了政府的命令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限。因此，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当即驳道：“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于是，因格・亨里奇被判刑3年半，且不予假释。
置身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在庞大而冷漠的国家机器面前，于不可抗拒的时代发展变化之中，与萨镇冰相比，我们更显得渺小而无力，犹如一粒微尘。但每一微小的个体心中，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道德律令，有着“最高的良知准则”，也有着“抬高一厘米的主权”，更有着属于自己的神圣责任、担当与选择。
（作者系文史学者、一级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惊恐之至，第二天便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两镇北洋新军南下“平乱”，同时急电正在上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巡洋舰队、长江舰队星夜驰援。
经过中日甲午海战，清廷的海军主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所剩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已不复成军。经过10多年的惨淡经营，至武昌起义前夕，舰艇已添置40多艘，其中海圻、海筹、海容、海琛号四艘巡洋舰最大，而尤以海圻号为甚。
萨镇冰接电，不敢怠慢，带上参谋汤芗铭，乘坐“楚有”舰沿长江溯流而上，10月17日抵汉，停泊在刘家庙附近江面。四艘最大的主力舰，除“海圻”游欧参加英皇加冕典礼未归外，另外三艘都赶至汉口阳逻水面，其他炮舰、鱼雷艇等也奉命陆续前来协同陆军作战。
萨镇冰刚到武汉，适值起义民军与北洋清军在汉口火车站附近激战。面对兵力众多、武器优良的北军，起义民军拼死抵抗、毫不退缩，就连当地民众也手持劳动工具助战。萨镇冰目睹此景，不由得对一旁的“楚有”舰舰长朱声冈道：“吾辈自服务军界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壮烈场面，足见清廷失去民心久矣！”言为心声，萨镇冰的感叹，其实道出了他近年来矛盾万分的复杂心情。
萨镇冰先祖为色目人（蒙古族），原籍雁门（今山西代县），元末南迁入闽。7岁入塾诵读四书五经，11岁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3年后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1876年他被奉派为船政第一批留欧学生，进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英国发达的机器生产，现代化的强大海军及完善的法律、议会制度等，无不给这位来自封闭帝国的青年学子以强烈震撼。他说：“我从未见到过这样一个‘新奇’的社会。”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海军学校演讲中，他仍深情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留学生活：“那时政府派到外国去的人很少，尤其是学军事的，更是寥寥无几。我对于所学各科知识格外重视。同时于课余之时细察当地人民的思想、风俗习惯，对华人之批判，以为将来回国服务时之借鉴。”
学成归国，萨镇冰投身海军，20多年来，历经末世，宦海浮沉，对清廷的专制颟顸、官场的堕落腐败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特别是1909~1910年，作为筹办海军大臣、海军提督的他，被派往意大利、奥匈、德国等地考察海军学校、船炮厂及军港，又赴美、日购舰，前后长达半年多，再次目睹西方诸国的蒸蒸日上、发达强盛，与国力更加衰微的清朝末年形成巨大反差。而最令人扼腕的是，清廷仍文恬武嬉，不求改革，不思进取。萨镇冰在致友人李国圭的一封信中不禁写道：“旧染已深，时多牵肘，仍属徒有其义。”
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惊了清廷，唤醒了民众。置身高层的萨镇冰，凭直觉感到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既然清廷民心尽失，那么是顺应时代潮流，支援起义，还是继续充当清廷鹰犬，甘愿殉葬？他不得不有所权衡。
汤化龙、黎元洪相继致信感召
汉口沿江一带为英、俄、德、法、日等国租界，有17国来汉通商，租界里满是各式各样的洋行。因担心租界利益受损，各驻京外交使团要求清政府饬令海军“于炮击时，竭力使法，以免毁及租界”。清廷吃够了列强的苦头，自然不敢再生是非，即将外交使团的照会转发萨镇冰，令其遵行。这让萨镇冰找到了“消极怠工”的借口。他严令各舰不得擅自行动，不准任何船只靠近军舰，舰上官兵不许离舰登岸，除公务外也不许相互往来。“各舰驻于刘家庙，与民军少有冲突”。这一点，就连英国记者也看出了端倪。据当时《泰晤士报》所载：“水师提督萨所统之舰队，自始至今，对于清军行为殊为淡漠。”逃到“楚豫”舰上的湖广总督瑞澂多次要求海军炮击武汉及往来于长江江面的起义军船只，屡遭萨镇冰拒绝，清廷对此也莫可奈何。实在迫不得已助战之时，海军也只是做做姿态而已，发炮虽多，但不是射向天空，就是落于水面，尽量避免伤及起义民军与无辜百姓。萨镇冰还暗中派遣家住武昌的刘伦发前往了解起义详情，以作决断。
经甲午一战，海军人才匮乏，加之清廷不信任汉人，总是想法换成满人指挥。萨镇冰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更加信任此次带在身边的年轻参谋汤芗铭。汤芗铭精明能干、忠直诚恳，兼参谋、副官、秘书等多职于一身。而他在武昌曾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哥哥汤化龙，这次也投身起义之中，出任军政府政事部长一职。
就在刘伦发摇动小舢板前往武昌之时，汤芗铭让他带上一封致兄长汤化龙的秘信。两天后，刘伦发返舰，向萨镇冰汇报武昌光复后秩序井然，军政府深得民心等情况；了解到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同时，他还带来了汤化龙劝告弟弟汤芗铭策反海军的回函，其中写道：“武昌起义，各地响应，正义事业，势在必成。望弟同海军袍泽早日反正，同立殊勋。”汤芗铭将信递上，萨镇冰看后虽一言未发，但信中内容肯定触动了他的心弦。清海军与起义民军继续保持互不攻击的默契，各舰下级人员受到感召，已开始秘密联络，策划起义。萨镇冰心知肚明，却没有制止。
此时，萨镇冰还收到留美学生、基督教徒余日章转送的一封特殊信札，写信者为湖北都督黎元洪。萨镇冰曾应严复之邀，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担任过四年多的管轮学堂正教习，黎元洪正是他的学生。甲午黄海一战，黎元洪所在军舰被日本人击沉，他浮水生还，投效陆军，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命军强推为湖北都督。仗着昔日的师生之谊，几天后，黎元洪又致信一封，并附犒劳礼品，由投奔他的原清海军人员朱孝先、黎玉山乔装送达。萨镇冰退还礼物，留下书信。这封著名的约1300字的《黎元洪致萨镇冰书》，其实也是一封希望萨镇冰反正举义的劝告信，其中写道：“时乎时乎，师一出，不但名正言顺，而实较胜于汤武。何也？盖汤武救民，犹自为帝，吾师救民，必不让华盛顿专美于前也。洪非为私事干求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
到底何去何从？萨镇冰仍举棋不定、彷徨未决。
弃舰出走，不作“同室相残”
其实，置身于时代的紧要关头，萨镇冰往往表现得十分果敢。
1895年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全力守护威海，威海卫保卫战打响。刘公岛、日岛为威海卫天然屏障，日岛原有步兵40名、水兵25名、西洋军官3名在此守护。随着战事的日趋激烈，身为“康济”舰管带的萨镇冰奉命率30名水军增援日岛。据香港战地记者肯宁咸所记：“他在这岛被攻时非常的奋勇，虽然冒着不绝的炮火，他亲手把守着速射炮。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洋三炮台的炮火。”因积劳过度，萨镇冰身染重病。夫人陈氏闻讯，千里迢迢从福州赶来探视。但他拒见陈氏，不许她登舰，并说：“此地非同寻常，今日非同寻常，怎能允其登舰。告她当我已死，令其速回。”显出少有的决绝与“无情”。夫人只有垂泪而归，于当年病逝。此后50多年，萨镇冰终身再未续弦。
守卫日岛后期，战事愈烈，日军妄图以此为突破口冲进威海，面积仅14亩的日岛遭到日本海、陆军的猛烈炮击。阵地大炮被炸哑，炮台被摧毁，弹药快用完，士兵死伤无数。可萨镇冰毫不退缩，他率兵顽强坚守日岛13天，直到提督丁汝昌决定放弃，才率残兵撤往刘公岛，表现出无畏的勇敢与高度的纪律性。
1900年义和团兴起，萨镇冰正率舰泊于山东庙岛一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担心舰队遭西方列强袭击，便请萨镇冰带领各舰驶入长江以自保。畏敌如虎的各舰管带、艇长得知讯息，未经萨镇冰下令，纷纷南下，唯有萨镇冰兼任管带的“海圻”号孤泊原地。受到影响，“海圻”号的军心开始动摇，士兵聚众请愿，要求随其他舰艇一同南下避敌。此时，素来和善的萨镇冰手持军刀，满脸威怒，厉声喝道：“有再说要南下的，就杀却！”闹事者“无不失色惊散，海圻卒以泊定”。
而当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率海军前来镇压时，却表现出了少有的犹豫。目睹并学习过西方文明、技术的萨镇冰自然倾心革命，同情义军，但从小受到儒家忠孝、气节等思想的教育，一下子又难以背叛所属阵营——毕竟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清廷给的。在理智上，他认识到朝廷崩塌与灭亡的命运势不可免，在感情上却又无法恩断义绝、反戈一击。
而此时由武昌首义引发的革命之势正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刻不容缓的局势迫使萨镇冰不得不尽快作出决断。由他默许乃至支持的海军起义在即，萨镇冰思虑再三，于11月8日邀集各舰管带开会，托辞自己有病，必须赴上海就医，并对相关人事作了最后安排。11月11日，清海军起义反正。11月13日，萨镇冰乘“江贞”舰自汉口阳逻顺江东下，在黄石港改乘英国太古商轮赴沪。途经九江时，他与停驻该地的各舰官兵谈话道：“本人厕身海军垂30年，屡历战争，从未一获胜利。现在同室相残，即胜亦不足为荣，长此迁延，既无以对朝廷，更不便附和民军。今以舰队付君等，愿君等好自为之。”
离开舰队，意味着失去功名与权力，但对一位诚信守义、富有良知的人而言，却可因此获得内心的安宁。
一生面临多次重大抉择
萨镇冰一生，历经清廷、北洋、民国、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每一次时代与历史的转折关头，萨镇冰仍不得不面临一次次重大的抉择——
1918年9月，“护法战争”时期，北洋政府起用闲居福州的萨镇冰为福建清乡督办。战乱连年，受苦尤深者乃普通百姓，萨镇冰不忍生灵涂炭，力主北洋军与护法军停战言和，从中奔走斡旋。南北双方终于11月1日停战，尔后达成各守地界互不侵犯的协议。身为清乡督办，萨镇冰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但他考虑到所谓的匪患，多是官逼民反所致，因此力主招安，并冒着生命危险亲往山林匪穴招抚，或将其遣散回乡自谋生路，或将其收编为地方民团，避免无谓的战斗与流血。受抚匪众莫不感恩戴德。
1922年10月，萨镇冰因其资历、声望、为人及影响，受各方接受与拥戴，黎元洪政府委任他为福建省长（没有立即履任），1923年2月又由福建各界大会公推为“自治”省长。萨镇冰主闽近四年，军阀混战之际，难有大的政绩与作为，但他在全省力行“四严”，即严缉盗匪、严惩贪污、严禁烟毒、严戒赌博，以此整肃民风。他清明廉洁，生活简朴，从不谋私利；他体恤下情，广施仁政，赈济灾民……乡里百姓称他为“平民省长”，并送他“萨菩萨”尊号。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10月北伐军入闽。萨镇冰不忍卷入内战，当即辞去省长一职。12月2日，北伐军进逼福州，已赋闲两月的萨镇冰被各界公推为福建保安总司令。于是，他又遇到了类似镇压武昌起义时的艰难抉择。萨镇冰内心十分清楚，北伐军是执行孙中山遗愿的军队，代表了新生向上的力量，但他也不可能反正投诚，率百姓箪食壶浆以迎新军。于是，只好再次选择弃职避走。12月4日，萨镇冰宣布下野。12月5日，北伐东路军第一路张贞部队进入福州。而当孙传芳的北洋军队溃败，乘机烧杀掳抢之时，萨镇冰又挺身而出，忙着办理筹款赈济事宜。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成立“倒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这时的萨镇冰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他投身其中，在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登台发表演说。“闽变”失败，十九路军被迫撤离福州，萨镇冰凭自己的人脉关系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海军总司令的声望与影响，前往马尾，动员陈绍宽所部海军网开一面，以数艘舰艇，载受阻的十九路军渡江南下。对此，蔡廷锴于《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一文中写道：“这是海军陈绍宽所部暗中留情，不想坚决与我为敌有关，不然全部渡过乌龙江就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萨镇冰不顾年迈，远赴南洋。1908年他曾以总理南北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身份，率“海圻”、“海容”舰前往南洋各地抚慰华侨。凭着他在海外侨胞中的广泛声誉，萨镇冰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募集到大量资金、物资，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大业。
1948年7月，国共内战打了两年有余，双方胜负已见分晓，南京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飞抵福州，约与萨镇冰面谈。其时，萨镇冰因患皮肤病，为了换药方便，进入福建佛教医院小住。李宗仁来到病房，一阵寒暄，很快转入正题道：“此次因公来闽，并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且说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萨镇冰已预感到国民党溃败、丢失大陆之后，将退往一海之隔的台湾，继续与共产党对峙。是随国民党撤至台湾，还是继续留在大陆？萨镇冰几乎没有半点犹豫，选择了后者。于是，他以“年老久病，寸步难行”为由，既坚决又婉转地向李宗仁表达了自己的心愿，“确实无法离开福州”。为防强逼去台，萨镇冰病愈后仍住佛教医院，后来干脆避居吉庇巷13号堂妹谢韫如家中……
“最高的良知准则”是什么
1949年8月16日，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撤出福州。17日，解放军整队入城。当天下午，就有两名解放军军官求见萨镇冰，交谈之中，他在一份《欢迎福州解放，敬告同胞书》的公告上欣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萨镇冰就回到自己的仁寿堂居住，高兴地说：“我活了九十余年，经过多少坎坷，路要怎么走我心中清楚的。这回我留下来是对的。”
萨镇冰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所具有的旺盛活力与蓬勃生机感到振奋。共产党给了他许多荣誉：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身后没有留下什么财物，“仅旧衣一箧，残书半篦而已”。就连居住的泉山萨公仁寿堂，半个月后也由他儿子萨福均捐给了政府。
纵观萨镇冰的一生，传统儒学的忠孝节义等观念，构成其人生的底色；而西方文明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萨镇冰是一个拎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没有心机，视名利如敝屣；他清心寡欲，鳏居了大半辈子；他生活简朴，不为自己与家人谋取私利……同时，他完全称得上是一名具有血性与良知的军人，只是，已经习惯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模式的国人，常对他的两次弃职表示难以理解。其实，他的选择既非胆小怕事，也非患得患失，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责任与担当。也许这样的一种弃职，其心灵的巨大痛苦，付出与失去的，要比坚守或背逆而得到的超出许多。据相关史料记载，在萨镇冰率舰抵汉至11月11日海军反正的25天之内，清海军大小军事行动仅4次，每次不过1小时左右。这足以表明萨镇冰的倾向与态度。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乎本心，并无半点投机成分，是典型的“跟着良心走”。
萨镇冰不是风云人物，更不是伟人，他无法改变时代与时局，似乎一直在“随波逐流”。但在关键时刻，他有良知与道德，对时代、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便有着自己的选择。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且日益增加的惊叹与敬畏，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还有那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真实故事：1992年2月，在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当年的守墙士兵因格・亨里奇被告上法庭。因为他在1989年2月的一个雨夜里，手持AK-47冲锋枪，射杀了企图翻墙偷越国境的22岁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亨里奇的律师为他辩护，说他作为一名士兵，仅在执行命令，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罪不在他。类似的辩护，早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时即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皆认为：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行了政府的命令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限。因此，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当即驳道：“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于是，因格・亨里奇被判刑3年半，且不予假释。
置身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在庞大而冷漠的国家机器面前，于不可抗拒的时代发展变化之中，与萨镇冰相比，我们更显得渺小而无力，犹如一粒微尘。但每一微小的个体心中，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道德律令，有着“最高的良知准则”，也有着“抬高一厘米的主权”，更有着属于自己的神圣责任、担当与选择。
（作者系文史学者、一级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