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先生的《域外集》写作跨度二十七年，这四十余篇的文章合集，中西合璧特征明显，可以说景象是国外的，文化气息却无处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这些域外行迹之报道，传达的是中华文化思索之自觉。《域外集》偏重于中国文化的表达，以及对大化自然与生命的诗意书写。
　　《域外集》为我们呈现了世界各地丰富的自然以及人文景观，每一个景点背后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学传奇。王充闾先生用娓娓道来的语言、细腻清新的笔调，为我们讲述着世界各地的美景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学，他把异域风采描写得绘声绘色，描写里充满着丰富的中国元素，不仅为读者带来了异域风情的中国书写，同时还让读者体会到先生丰厚的文学修养和宽大的中国情怀。
　　中国元素的深层次体现
　　《域外集》中对于中国元素的一个独特的体现方式是在西方人文景观的外表下挖掘出深沉的中国之思考、中国之体验，即表面上是地道的欧式风情游记散文，没有刻意掺杂中国文化的痕迹，而在深层次却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化紧密相连，透露着属于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深邃思想。而二者的结合既不违背和谐，也使文章更加具有独特的韵味。
　　《域外集》中《湖上有余情》一文便体现了这一手法。文章是写贝加尔湖的。在古代，贝加尔湖就是北海，“中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主要活动地区”，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就是苏武牧羊，即发生在北海。作者在这里写贝加尔湖，描写它在八月里湖光石色的绝异色彩，写它的冷清与浩瀚，写它忽然变天的可怕。作者还写它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历史，以及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当然还有苏武牧羊的凄惨故事。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想象若是“屈原再世，也许会继《天问》之后，写出一篇《湖问》来。”在这里，作者让贝加尔湖的冷清与广阔和中国文化的浩瀚与深沉相辅相成，二者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贝加尔湖是世界第一深湖、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深与广是它的主要特点，而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作者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并且在《湖上有余情》中让二者互相映衬。文章中大量的文学故事或历史、作家的出现，增加了贝加尔湖的浩瀚之感，让贝加尔湖包容了更多历史与文学的生命，这是一汪有历史、有生命的神奇湖泊，它的冷清里有千年的情怀在诉说，它的广阔里有无数激情的生命在跳荡。这些故事让贝加尔湖的深与广得到了体现；而另一方面，贝加尔湖的冷清与广阔也增加了中国文化深沉的特质，无数中国的故事与诗句在此处上演，在贝加尔湖的茫茫水色中，都演绎得十分真实可感，也为中国文化的深沉内涵增添了光芒。“湖”，这样的文学载体，对于王充闾先生来说，恰好可以表达作为诗人散文家的对文化与生命的深层阐释。而这样的阐释，是这样中肯适时，对象化的客体与作家主体心灵的契合，都交融到湖水跟历史相关的追问与探询中，比如苏武的故事，再比如柳宗元和屈原的联想。屈原《湖问》的假设，更是提高了文旨立意的高度。由此看来，王充闾先生的这篇散文具有匠思之心的文化意义，散文不惟富有情趣。
　　《域外集》中《一夜芳邻》一文从暮色苍茫写起，景物描写把环境带入一个暗淡的哈沃斯与一个更加暗淡的勃朗特纪念馆，之后转到勃朗特姐妹安葬的教堂。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在奇异的感觉的引领下走进了夜间的勃朗特纪念馆，走进了超越时空的联想与思考。“我”看到了她们的生活，看到了她们的创作。时空回转，“天色转晴”，“我”把一切嵌入记忆后，去参谒夏绿蒂和艾米莉的墓地，回想到艾米莉生命最后的时刻，以及《呼啸山庄》的结尾，之后走出哈沃斯，走出“我”的一夜芳邻。王充闾先生把勃朗特三姐妹故居的游历写于时空交错之中，在夜色的帷幕下，对话历史与时空，使她们变得灵动鬼气。行文跌宕跳跃，云谲波诡，颇有传奇之感，悬念陡设，小说的神韵也潜藏其中，是中国《聊斋志异》之风，夜晚的神秘，悬念的起伏，作者心绪的自然倾诉，对逝者的追忆浮现，仿佛生命鲜活再现在眼前，勃朗特三姐妹的形象因此而摇曳生姿。而这样一种真实细腻中见神韵、简约又疑窦丛生的写法，聊斋传奇之风（其实也是唐代传奇或可上溯干宝《搜神记》）的弥漫，正是王充闾先生对于中国元素的精妙运用。他对外国作家的阐释与生平肖像的勾勒完全运用中国文人的思维与表达，而中国志怪小说聊斋意蕴的使用便是天才地运用了灵光再现，神异颇有中国味道。还有对勃朗特三姐妹永恒地位的陈述，不是仅仅简单地表达对于勃朗特三姐妹的歌颂与赞美，而是写出了文学思想的永恒，这也是人类思想深处的东西。勃朗特三姐妹的创作，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同時也充满着她们的个性，“极端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残暴”，“内心里却炽燃着盈盈爱意与似水柔情”，“高自标格，绝不俯就”，对于生命、对于爱，她们有着无限的激情。勃朗特三姐妹的不朽之作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作品，是她们用生命去完成的杰作，因此，“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我们读的，是她们的心灵，王充闾先生由此写到一切向着人类心灵说话的作家，进而把中国文思和眼前之境有机勾连，写我国的司马迁读屈原，杜甫过宋玉故宅，把勃朗特三姐妹献身文学的精神转换到中国文化传统思维之中，文章如同当代《聊斋》。
　　欧洲文化特别重视生命的形态，生与死经常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主旨，因此重视陵园文化，还想象出地狱和天堂。王充闾先生的笔下奥斯陆之“人生雕塑公园”，生动表达了“冷硬”而“炽热”的生命之华。
　　该文不在于论述西方的生命观的探询，而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洗中国人胸中的块垒；眀写挪威的园林，内在却抒写了中国人豁达的生命态度。这真正是文化的散文，对终极价值的探索如探囊取物。中西掺杂，然后援引《法华经》，对死亡这一哲学命题思辨诗意、美丽。
　　《域外集》中《冷硬而炽烈的生命之华》一文所透露的，是中国的哲思。在“生命”这个概念面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会有无尽的哲思与感慨，而一些所认知到的规律也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生命都要由年少欢愉走向暮年的悲哀。而人生的终点——死亡，也是“哲学、宗教、艺术的共同背景、共同话题”，也是中西共同的背景与话题，在人生雕塑之中把中西的思考有机结合，把人们的视线由人生雕塑带入到“永恒”的想象之中。 　　《域外集》中《域外文人说庄子》一文足可以称为比较文学的典范之作。首先，是美国作家梭罗。他崇尚庄子的简朴生活，践行庄子所倡导的清新诗意的生活方式，追求朗月清风中的宁静，到瓦尔登湖畔建筑小屋，拓荒垦壤，两年零两个月；那瓦尔登湖碧澄之水和简陋的小木屋，让梭罗像庄子一般超脱自由，在现代都市文化中坚守一份清新的自我。另一位，就是把庄子哲学的隐逸渗透于自己的戏剧中的德国作家布莱希特了。他的创作有中国化的倾向，比如《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至于说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庄子的精神崇拜，已经是浑然地融入了他作品的关节与血液之中了。《另一个我》写1969年2月的一个上午遇见了1914年在日内瓦的自己。蝴蝶依梦铸神灵，客居他乡有知音。博氏将幽默与荒诞、写真与魔幻相统一了，创造了现代文学的奇迹。
　　《域外文人说庄子》，顾名思义，是国外对于庄子的认知，梭罗对于庄子的践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瓦尔登湖式的生活与庄子的原始与简朴的理念不谋而合，告别城市喧嚣，摆脱物质文明的束缚，与庄子所追求的“无所恃”的境界是在同一个路径上前行的。而博尔赫斯所践行的，是一种文学的方式，庄周梦蝶所启发出的真实与梦境之间的奇幻感在博尔赫斯这里成为了叙事的艺术与魔幻，如他自己所言，“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
　　无愧。”
　　中国元素在文字中的运用
　　除了在深层次的笔法和思想层面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王充闾先生的《域外集》中也采用了许多具有中国古典色彩的文字，让中国元素流散于域外的游记之中，让西方的人文景观与中国的文思自然地
　　勾连。
　　《湖上有余情》中穿插了许多中国的文人诗句或典故，如蘇武牧羊、《小石潭记》，以及结尾白居易的诗句。文中的景色描写也是中国风与西式风情的杂糅，如同郁达夫的《沉沦》，既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是异域的景色，但又有中国古典的感觉在其中。“碧水柔波”，而“碧”色，也是中国古诗中特有的色彩，而写“鱼儿大大方方地游集岸边，鸥鸟啾鸣，上下翻飞，”可以说是对《岳阳楼记》“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还原，结尾屈原发出的疑问，则把贝加尔湖融入到了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中。
　　而在《一夜芳邻》之中，对于“家”的情结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难得的事，可是“生于斯，卒于斯，歌哭于斯”又未尝不是一种悲哀，这是中国人对于人生天地间的生命价值观的深沉思考；而此文言句式，以及用“一方墓穴、几抔艳骨”来写她们的死亡，也是中国古典诗歌语汇的神灵展示，具有中国古代佳人般伤逝的美感。
　　《冷硬而炽烈的生命之华》，诗句多次出现在文中。而《域外文人说庄子》也是在介绍国外作家中介绍了许多庄子的思想与典故，中国元素自然而然地飘散在其间。
　　王充闾先生的《域外集》，在描写异域风景的同时讲述了许多景观背后的人文情怀与哲学思考，在王充闾先生笔下，在外国的人文景观中散发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游记更加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王充闾先生的《域外集》，让读者感受到了异国文学图画的斑斓璀璨，然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作品中流淌着的中国文化的情思。文化自觉和中国风格，当是王充闾先生的杰出贡献。先生的《域外集》，是当代文化领域不朽的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