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7日,由中央电视台主办,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协办的首届中国经济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年会的主题是“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2009中国经验”。来自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有关领导、知名经济学家、著名企业家和机构的代表7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回顾2009,展望2010。本刊特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厉以宁教授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的演讲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厉以宁:失业和通货膨胀,政府调控的警戒线
　　第一个问题,现实经济是非均衡经济,在非均衡的条件下是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的。
　　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仍然处在非均衡状态,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经验,经济需要持续增长,在持续增长的条件下,3%左右的失业率和3%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有人失业是有特殊救济安排的,3%左右的通货膨胀率会增加收入补贴,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警戒线应该定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定在4%的失业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越过了这个警戒线,就是说失业率突破了4%时,可以出台一定宽松刺激经济的政策,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也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紧缩的政策。
　　第二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经济特点是到现在为止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这个事实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失业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4%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未包括农民工在内,如果农民在农村闲着没事干也没有出农村,同样不在登记失业率之内。2008年11月,我在欧洲访问,当时欧洲的经济学家给我提出一个问题,西欧国家,比如法国、荷兰、比利时,只要年经济增长率能达到2%或者3%就不会发生失业问题。而在中国,GDP降到6%点几,全国上下就惊慌了,好像大问题要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回答说,我们的情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00多年,你们的农村劳动力已释放完了,现在的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而且他们在农村都有家庭农场、有自己的住宅,且他的社会保障跟城市一样,他干吗要进城来打工呢?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城镇化进行的较晚,60年前,我们的城镇化估计是20%左右,到现在也只有45%,还有大量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农村有大量的过剩人口,闲着呢。但现在不一样了,上世纪80年代出来一批壮汉,他们打工后还要回家生儿育女。1995年之后出来的一批劳动力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出来以后心就不在农村了,更重要的是,他想取得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地位。在城里干活还落不了户口,过去没这个事。解放前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不都是从农村来的吗?现在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他要求自己的地位跟城市一样,即使在城里失业,也不回农村了,他到各个城市转。所以加大了中国的失业率和就业的压力。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就业问题,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解决不了的。
　　第三个问题,根据中国多年的经验,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三种类型并存: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造成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二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升造成的,会使生活费用上升,这种情况紧缩是没有用的。三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我们有很多产品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造成的通货膨胀单纯靠需求的紧缩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根据情况松紧搭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谨慎在特殊情况、紧急情况才会用,一般是松紧搭配。
　　第四个问题,中国当前固然需要警惕和预防通货膨胀,但更需要注意的是滞胀。刚才说了警戒线,通货膨胀率突破了4%是胀,但滞呢?国外认为他们的经济增长率2—3%就行了,2—3%每年退休的工人留下的空缺给年满18岁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中国不一样。我们的滞,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通货膨胀率在4%以上,这就是滞胀。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宏观调控时必须慎之又慎。另外,滞胀出现后怎么变呢?也需要加以解决,仅靠我们松紧搭配还不够,还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起实行结构化调整。
　　第五个问题,未来中国要避免发生滞胀的情况,必须在两方面加强。第一方面,就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农民进城是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因素。扩大内需主要靠什么?就是说中国要创造一个内需市场,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内需市场,主要指县城和县乡镇。你想这几千万、上亿人口,假定到204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提高到75%,假定人口为16亿人,也就是4亿人留在农村,12亿人在城市,那么城市要盖多少住房、修多少马路?水、暖、电的供给,还有医院、学校等设施,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和建设工程,这是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因。随着城市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也会不断的提高。
　　县城要盖房子了,两个老朋友在一起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最近你搬了没有?正在装修,马上搬。人人装修的城市是不断翻新的城市,这个城市就会很兴旺。第一扩大了内需,第二也保证我们能够从高速增长的急迫性、必然性逐步向中速增长发展,因为我们的就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第二个方面的措施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会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这是为长远经济发展做准备最重要的部分。以后把政策放宽一点,该减税的减税,该扶植的扶植,每个工作岗位多增加一两个人,全国就会增加上亿人就业,你说城镇化的建设能离开民营经济吗?
　　樊纲:中国繁荣期的宏观调控与危机后的快速复苏
　　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但应该思考这次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下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经验,而这次全世界瞩目的是中国快速的复苏,我们首先应该探讨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快速的复苏。
　　危机爆发以后,金融海啸波及到中国,中国政府采取了及时和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当然功不可没,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萧条中保持8%以上的增长,而且在2009年4月开始复苏,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在危机之前那几年里,在经济繁荣那几年里,在经济高增长的那几年里,还是实施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防止了大泡沫的产生,没有大泡沫的产生,后面也就没有大的危机需要对经济进行调整。大泡沫产生大危机,如果前面过热太严重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太严重了,后面清理起来就需要更大的力气。而如果前面正确的进行了宏观调控政策,使波动小一点,过热的成份小一点,后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会小一点。如果出现下跌,复苏也会更快一点。
　　回顾过去这几年,2004、2005年以后,当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进入繁荣期的时候,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这些宏观调控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我们在2007年9月份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调整起来相对就容易一点,而且在危机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房地产市场恢复性的增长,为稳定经济进一步稳步增长作出了一定贡献。
　　什么结论呢?要回顾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要在高峰期、低谷期,繁荣期和调控期都要有作为,政府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稳定,这个稳定靠的是在繁荣期和衰退期都采取逆风调整的政策。这次危机之所以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上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原因是,在繁荣期把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放小了,在繁荣期放弃了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从而酿成了大的泡沫引发了大的危机。总的来讲,是因为放弃了监管、调控所以产生的问题。所以,大家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想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更要想在繁荣期我们应该做什么。
　　第二点,中国作为在早期就已经发展的国家,繁荣期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因为我们的增长率相应比较高一点,增长空间大一点。事实上,我们的需求,包括城市化需求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大一点,而且今后世界需求的增长点主要在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高额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繁荣期忽视了监管,在政府的角度早期也应该做宏观调控。
　　在历史上,针对市场波动这件事情人类所想起来的第一个方案不是宏观调控,而是计划经济。后来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问题,所以走向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本的经济机制,再加上一个政府宏观调控。我们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可以直接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早期的发展更加顺畅。
　　第三点,尽管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但我们应该思考下一个繁荣期的问题。中国进入2010年稳定的增长,2011年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城市化建设是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繁荣期的风险,也是我们的挑战。我们要讨论的是新繁荣期的特点和应对新繁荣期宏观经济所要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消费品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风险当然存在,但下一步可能更要衡量的是资产或者财产泡沫。这么多货币,不光中国发的这么多货币还有这么多国家发的这么多货币,都到哪去了?在中国粮食价格这么低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上涨应该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资源价格上涨要经过一个长的产业链各个环节最终才能使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都会在各个环节上做一些事情消化掉这些成本上涨的因素。过去十几年中,原材料上涨都是由于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的。因此,不是说没有通货膨胀的风险,但纵观过去30年的历史,通货膨胀引发的问题较少,产生的问题比较小,各国都有一些措施应对通货膨胀。我们怎么衡量广义的通货膨胀,包括以货币衡量的资本价格的上涨,是我们下一个繁荣期所要面临的问题。
　　第二,在现行体制中很多机制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不仅要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更需要努力完善体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在需求方和供给方同时进行一些体制的改革,使市场更加稳定。即在新一轮繁荣期到来时,要更多的思考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从政策上调节,使中国经济能够再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增长,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