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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亲不任？
刘艳军（广东·惠东）
某报在介绍一位“十佳廉正公仆”候选人事迹时说：“许多想承揽工程的包工头都以各种方式找上门来，然而，再大的人情、再优厚的‘好处’都被他一一拒绝。即使是他从事建筑的亲弟弟也从未在他手中得到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两则古人荐贤的故事。
《左传·襄公三年》载：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日：“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日：“孰可以代之?”对日：“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唐史演义》第三十五回载：或语仁杰道：“天下桃李，尽在公门。”仁杰道：“荐贤为国，并非为私也。”仁杰长子名光嗣，圣历初为司府丞，武氏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竟以光嗣荐，乃晋拜地官员外郎，材足称职。武氏尝语仁杰道：“晋祁奚内举得人，卿亦不愧祁奚也。”
祁奚荐贤，“外举不避其仇”，就是仇人，也以宽阔的胸怀举荐他，其品德让万代景仰!可是，后世的人往往忽略了祁奚荐贤的另一面，“内举不避其亲”，就是自己的儿子(午即祁午，祁奚的儿子)，也敢于举荐，不怕人说闲话。祁奚在举荐人的时候，考虑的是他们的品德与才能，根本没有想到跟自己的亲疏关系，这时候，他的眼里只有贤与愚，而没有亲与仇。狄仁杰沿用了祁奚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样也敢于举荐自己的儿子。
大约是因为我们一贯弘扬“大义灭亲”精神，唾弃“任人唯亲”弊病吧，所以对让自己的亲朋得到权益的行为总是特别敏感，即便这种权益是正当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习惯思维中，在瓜田李下，你要做一个“廉正公仆”，自然得“避嫌”，得唯亲不任；如果对他们狠点那就会更好，因为这恰恰是表明自己廉正的有力证据，理所当然地为自己当选增添砝码。如此这般一分析，大家对某报的“亲弟弟也从未在他手中得到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这样的话，也就不必惊诧莫名了。
如果，这位可怜的弟弟有从事建筑的资质，有在公开招标中中标的实力，可他就偏因为是某公仆的亲弟弟而被逐之门外，这难道就叫公平?这难道就叫廉正?一人升官，仙及鸡犬，这是坏事；一人升官，殃及亲朋，这可是好事?
我相信，如果劳拉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她能否入主白宫，也不是他老公小布什能说了算的。我同样相信，如果小布什帮助他老婆参加总统竞选，也不会受到民众的非议。我还相信，现在还在总统宝座上的小布什不敢也不能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克里暗地里给灭了。这都是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套完备的监督体制。我想，啥时候我们这套体制也完备了，公仆的仇人就不会因“仇”而吃亏了，公仆的亲人也不会因“亲”而牟利了。自然，更不会因“亲”而非得“避嫌”不可了。
韩国中秋反腐新策管窥
祖丁远（江苏·南通）
在鸭绿江那边的韩国，与我们中国一样，很重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而且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送礼。中秋年年过，今年大不同。往年韩国公务员在中秋节接受一些礼品或礼金不算什么，然而2004年的中秋前夕，韩国防止腐败委员会专门颁布了一份文件，规定公职人员即使接受100万韩元以下的礼品、礼金或宴请，只要查实与其职务行为有关，一律剥夺其公务员职务。
据《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9月Z4日报道，52岁的韩国农林部次官金周秀与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工作，下面农民协会干部金某提着一个纸袋进入金次官办公室，一会儿空手出来。这一似乎平常的过程，被稽查人员看在眼里。随后，稽查人员突查金周秀办公室，发现金某拿来的纸袋里装着12个高尔夫球，但从金次官上衣口袋里找出一个装有100万韩元现金的信封。原来，金某是金周秀次官的中学校友，他以送高尔夫球为名将现金塞给了金周秀作为中秋节礼金。
可是，金周秀次官连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官运竟栽在了一笔并不起眼的节日礼金上。100万韩元约合800多美元(即7000元人民币)，只相当于次官级公务员月薪的五分之一。当时稽查人员都觉得，金次官收受100万韩元礼金够不上受贿，而且未发现他以前为那位学友办事而损害国家利益，只是学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罢了，也想放金周秀一码，不追究他接受礼金的事。总统卢武铉知道此事后，起初也对如何处理金周秀举棋不定，考虑要不要处理。再说，金周秀是卢武铉总统的亲信，三个月前政府改组时刚当上农林部次官。然而过了四天，青瓦台总统府发言人金钟鸣正式宣布，金周秀因收受100万韩元礼金而辞职。卢武铉总统为推行他倡导的反腐败斗争，也只好对金周秀“挥泪斩马谡”了。
韩国刚刚发动中秋反腐战，金周秀这位副部长高官，就因收受800美元礼金而第一个丢了“乌纱”!
像韩国金周秀这样的高官，如果在中国，中秋节前收受六七千元或一万元人民币的礼金，可能是习以为常的小事，何况是中学的同窗学友送的，纯属老同学之间的礼尚往来，既算不上受贿，也不能算是贪污，因为他并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我们国家不可能安排这样具有铁腕手段的“稽查人员”随时监督国家公务员，更不说对高级公务员进行突击搜查了。可是在法制比较健全的韩国，特别是在防止国家高级公务员贪污腐败行为方面，监督力度是非常强的，为了防止出现传统节日送礼品礼金问题，2004年中秋节前专门颁布文件，对金周秀次官的处理也可谓十分严肃及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已大大加强了反腐力度，公布了不少相关条例和法规，起到了很好的防止腐败作用。但在某些方面还可以从这次韩国中秋反腐工作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副市长亲自举报黑烟车辆是喜是忧？
钟润生（广东·广州）
据报道，深圳市一位副市长在市区内行车途中发现一辆“江铃”人货车一路狂吐黑烟，于是将这辆车的车牌号码记下，第二天一早向市环保局局长作了举报。市环保局局长立即责成监管中心展开调查，并很快找到了车主，进行了相关的处罚。
看了这则消息，笔者感到既喜又忧。
喜的是，看到了地方领导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在好转。以前，我们经常感受到或听到这样的情况：不少地方领导，只满足于走马观花检查听汇报，对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对一些看似小的事情，要么不屑一顾，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深圳市那位市长，一看到冒黑烟车辆，就马上亲自举报，而且是实名举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风扎实、真正 办实事的好市长，如果这样的地方领导很多很多，我们国家和地方的事情就都好办了。
还有一点让人高兴的是，副市长见到冒黑烟的车辆，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自己去拦车，而是将该车的车牌号码记下，向环保局长举报，这说明我们的副市长法规意识很强，很懂得按法规办事，没有以权代法，没有越俎代庖，为公民遵章守法作出了榜样。这是非常可喜的，也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在法制建设方面同样先走了一步。
深圳市环保局长在接到副市长举报之后，马上采取行动，立即联合交警局机动大队赶去检测该车辆，确认该车排放超标后，作出了暂扣驾驶证、罚款500元、限期检修车辆排放系统的处理。看到这里，我们本应该感到更加高兴，因为事情得到了比较圆满解决。但笔者却又高兴不起来，心中还生出些许莫名的惆怅。我不知道，副市长是应该亲自举报，还是更应该在制度的建立健全上下功夫，或者更应该在保证举报渠道畅通，保证普通百姓举报能同样行之有效上尽职责。我怀疑，如果这次不是副市长亲自用实名举报，而是普通百姓举报，能如此迅速地解决问题吗?试想，副市长如果匿名举报，结果又会如何呢?笔者还想，一路上看到这辆车冒黑烟的，肯定远不止副市长一人，为什么没有其他市民举报呢?是其他市民都没有副市长觉悟高?还是很多市民以前也举报过类似的情况但没有效果，于是失去了举报的信心和兴趣呢?这些事情不是更值得副市长去了解去解决吗?有了这太多的疑惑和想法，笔者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忧从中来。
笔者衷心地希望自己的这些忧虑完全是庸人自扰，更希望各地都能在法制建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在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副市长举报不可，其他市民人人都会踊跃举报，而且一举报必有人管，一举报必有成效，最终碰不到可举报之事，没有事情可举报，那才会真正令人拍手称快，那才真正值得大书特书，那才真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天已为期不远。
高尚的另类基石
游宇明（湖南·娄底）
在如今的吉林市，“的哥”很受人尊敬，原因是他们真诚团结、见义勇为，无论是同行还是市民，只要遇到困难，他们就出手相帮。当一个陌生的女子在寒江中呼救，上千台出租车齐集于桥头参与救援，把车头灯打得亮如白昼；当有人遭到抢劫，千余台出租车把歹徒的逃路堵得滴水不漏，警民合作，终于把歹徒绳之以法……吉林“的哥”帮助别人，已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
吉林“的哥”并不是从来就这么团结，早几年也发生过某“的哥”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无理殴打，其他“的哥”置若罔闻的事情。是因为有了一个叫程光的“的哥”，局面才有所改观。程光不仅自己见义勇为，敢抓抢劫犯，在他成为吉林经济广播电台都市110台的主持人后，又下大力培育“的哥”的正气。他在广播里让“的哥”倾诉自己受到的伤害，建议“的哥”遇到危险以“双闪”为信号互相联络，遇到有人呼救要帮忙，告诉“的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以后的自己……因为程光熟悉出租车行当，了解“的哥”的所思所想，他很快赢得了“的哥”们的信任，被称为“的哥”司令，大家都听他的，“的哥”们的精神面貌出现了很大的改观。因为这份独特的贡献，在2004年11月8日记者节央视《讲述》栏目推出的第二届中国记者风云榜中，程光成为十二名入围者之一。
帮人等于帮己，“救人”等于“自救”，这是程光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朴素的理解，说到底，程光就是用这种理念团结“的哥”的。
我们的社会一直提倡见义勇为，鼓励人们向社会和他人无私奉献，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我们通常看到的倒是围观者的冷漠。我手头的例子就有：2004年9月14日，辽宁沈阳市上百名市民看着一个女子走向河里自杀，无人下水施救；同一天，四川成都市均衡街上百名群众围观水岸银座店主罗宾孤身斗偷车行凶歹徒，不仅让5名凶手扬长而去，还听任罗宾独自爬向医院，洒血100多米；2004年9月29日，山西太原市发生重大车祸，一对母女生命垂危，二百名看客围着这对母女指指点点，只有一位教师和一名警察出手相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和某些号召者自身的道德素质不高、一般公众公益心不强之外，我们某些僵化的道德教育思路也难辞其咎，那就是：过分强调一个人的见义勇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意义，却无视或故意回避见义勇为行为应该具备的个人回报功能。
“高尚”的基石并非只有纯粹的“帮人”，出于“自帮”的“帮人”也是其中一种。美国一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在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号召他们任选一个项目捐款，列出的项目有：拯救索马里饥民；为美国盲人治眼睛；给系里添置一台复印机，供师生使用。结果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为索马里饥民捐款，不到20％希望为美国盲人掏钱，愿意捐款给系里购买复印机的却超过70％。心理学家得出结论：人对最近的事物兴趣最高。捐款如此，人的道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类的道德选择永远源于个人的生存体验，任何把道德行为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做法都只能换来一个结果：失去公众的信任。克服道德完善主义心态，让公众在利己与利人之间达成一种和谐，是我们的社会克服冷漠病的一条必由之路。
想起了胡适拒绝做广告
耿 法（河南·郑州）
如今名人做广告赚大钱已成寻常事。本来这也没啥稀奇，市场经济需要嘛。只是问题出在不少名人为商家做的广告存在很大的虚假成分。试看，各种药品广告、保健品广告、酒广告、饮料广告、化妆品广告……均有名人登场，张口宣传其疗效或功能，其实这些名人自己也并不相信这些广告内容，平时生活中也不使用这些药品、保健品、化妆品，但为了高额广告费，纷纷心甘情愿地去做“托儿”。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广告是利用名人效应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名人当自重，连自己都不了解不相信的商品，怎么敢在电视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说谎，大吹特吹呢?
不禁想起了当年胡适先生与茶叶广告的一段趣事，或许可以给今天热衷于做广告的名人们一点启示。
胡适有个族叔叫胡近仁，虽然只长他四岁，却是胡适在家乡读书和写诗的引路人。胡适去上海求学，胡近仁是他母亲家书的代撰人。后来胡适去美国留学，经常让家中寄家乡的茶叶以作馈赠礼品，都是胡近仁经手。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这位族叔和他通信频繁，两人关系密切，胡适对自己的婚姻的真实想法，都只向这位族叔透露。胡近仁到上海开设了一家裕新茶叶店，可是生意欠佳，于是想借当时名气已经很大的胡博士来替他做促销广告。1929年，他给胡适写 信，并附上拟好的“博士茶”广告词请胡适过目。广告中说，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痊愈”，还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于文字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盼”。照今日若干名人的标准看，点头同意做此广告乃是轻而易举之事，以胡适当年的名气，此广告面世后必有奇效，“博士茶”可能成为名牌，畅销后定能给自己带来丰厚利润。何况退一步说，劝人喝茶也没坏处，广告即使夸张些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即使招来些批评，又何足惧哉!
然而胡适得知此事后，断然拒绝，他立即回信，明确表示：第一，所谓沉疴痊愈“是欺骗人的话”；第二，“博士茶”广告中不能使用胡适的名字，此广告“措词其实甚俗气、小气”；第三，所谓崇拜胡适需饮“博士茶”，“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当然，胡适还是很看重他和这位族叔的友谊的，他在信中诚挚地劝告族叔“当细心研究大公司、大书店之广告，自知近世商业中不可借此等俗气方法取胜利。如博士茶之广告，只可说文人学者多嗜饮茶，可助文思，已够了”。胡近仁最终听从了胡适劝告，没有打博士牌作茶叶广告，两人的友谊依然如初。
时代真的变了，胡适的做法在某些当红名人眼里或许是“迂腐”的代名词了。在金钱诱惑面前，个人的名誉和良知算得了什么?再说，那么多名人都这样干了，你洁身自好只能是傻瓜一个。呜呼，笔者只能为这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名人之堕落而深感悲哀。他(她)们如此不知爱惜自己，你有什么办法?这种名人，或许只有到某一天因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触犯了法律法规，受到法律惩处和群众唾弃，才会知道害人又害己的滋味，头脑才会清醒些。
然而，对于大多数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名人或准名人来说，胡适博士拒绝作“博士茶”广告的逸事，毕竟还是有一些启发作用的，我相信。
一曲笙歌十万金
乐 朋（江苏·南京）
红歌星走穴赚钱，于今不算稀奇。市场经济了，歌星也是人嘛，唱歌致富，未尝不可，
然而，前不久四川某市的一场晚会，还是引得舆论哗然。据《中国青年报》载，赴某市演出的歌星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中国头号红歌星，她当晚独唱四支歌，税前报酬达42万元。就是说，每支歌平均价码超过10万元。
天价，奇高的天价!老百姓除了咋舌浩叹，还有看不懂。红歌星一夜暴富，谁为之买单?公款尔。公款最好赚，也最稳当；对邀请歌星的主办方官员而言，公款最好花，大笔一挥，报销了事。这次却奇怪，某市领导策划的“红色XX”主题晚会，竟招来社会舆论的纷纷谴责。
老百姓不用说，直在心里骂娘。一个本是国家级的扶贫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才区区2000元，某歌星一晚进账42万，顶一个农民干两个多世纪!百姓心有不平，口有怨言。情理中事。
机关干部，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竟也愤然，这是何故?原来是市委、市政府发了“红头文件”，机关各部门、各事业单位和各乡镇都被摊派购买晚会演出票，可他们的经费吃紧，不得已在公务人员、单位职工身上打主意，强行扣除当月薪水若干，有的人被扣近80元，占月薪的五分之一。刮人家养家糊口的工资去追星，他们能不气恼吗?财政局一位老领导则忧心忡忡：“这样下去，本市的财政将面临崩溃!”全市年财政收入仅4000万，赤字高达1．6亿多，一个“红色XX”系列活动花销2000万元之多，占年收入的一半，怎么了得!据说该市上级市的党委书记，也拒绝参加晚会，匆匆离去。公款追星，不得人心。
舍得花几百万请红歌星，市领导到底图个啥?有一语似道破“天机”：
“周边的县乃至上级某某市，从没能请来。我们能够请来，就要大张旗鼓地搞好演出!”出于市委领导之口的这番话，妙不可言。红歌星的脸面比天还大，谁叫人家是“歌坛天后”呢；别人都请不动，可咱请来了，市领导、乃至整个市，都脸上有光啊!借光、沾光，以请大明星来提升自己的名气，连上级某某市都被盖过了，好大的“形象工程”呀！
不过，我怀疑：这般劳民伤财邀请红歌星，当真能促进经济发展，带给百姓福音吗?市领导还把摊派演出票、转嫁困难的违规行为，当作“政治任务”，责令各单位“不折不扣地完成”！莫非歌星出场并为之付出巨酬，就是他们所谓的“讲政治”?贫困如斯，复加挥霍如斯，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能好过!当官不为人民谋利益，反让老百姓掏腰包来光鲜自己的形象、脸面，这是哪家的“政治”?
一曲笙歌十万金!有人喜欢责怪中国老百姓的“仇富”心理，殊不知，中国富豪的财富来源，多少有些疑问。即以歌坛“款姐”、“款爷”来说，其中有多少人不是靠公款养肥的?如该市领导般公款追星，花的是百姓的血汗钱，歌星大把赚公款就是吃老百姓，与某些官员的腐败颇有关系。官员穷糟蹋，歌星分杯羹，两者是否有共同利益，抑或还有什么“曲径通幽处”，我说不明白。但是，掂掂到手的几十万酬金，想想当地百姓的穷苦生活，又被媒体披露这些是挥霍的公款，甚或是强行扣来的工资，红歌星们该扪心自问：我挣来的钱干净吗?
歌星歌唱得好，人长得靓，特受观众喜爱。公款追星，主要责任不在歌星，可我们有理由说，别叫此市的公款追星玷污了你的形象。“问责”的板子当打某些市领导的屁股，正如透明国际组织主席彼得·艾根所说，“如果任由腐败所导致的非理性的政府治理行为继续蔓延，那么腐败就将摧毁人类的一项最基本的需求——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夜夜笙歌亦枉然!
刘艳军（广东·惠东）
某报在介绍一位“十佳廉正公仆”候选人事迹时说：“许多想承揽工程的包工头都以各种方式找上门来，然而，再大的人情、再优厚的‘好处’都被他一一拒绝。即使是他从事建筑的亲弟弟也从未在他手中得到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两则古人荐贤的故事。
《左传·襄公三年》载：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日：“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日：“孰可以代之?”对日：“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唐史演义》第三十五回载：或语仁杰道：“天下桃李，尽在公门。”仁杰道：“荐贤为国，并非为私也。”仁杰长子名光嗣，圣历初为司府丞，武氏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竟以光嗣荐，乃晋拜地官员外郎，材足称职。武氏尝语仁杰道：“晋祁奚内举得人，卿亦不愧祁奚也。”
祁奚荐贤，“外举不避其仇”，就是仇人，也以宽阔的胸怀举荐他，其品德让万代景仰!可是，后世的人往往忽略了祁奚荐贤的另一面，“内举不避其亲”，就是自己的儿子(午即祁午，祁奚的儿子)，也敢于举荐，不怕人说闲话。祁奚在举荐人的时候，考虑的是他们的品德与才能，根本没有想到跟自己的亲疏关系，这时候，他的眼里只有贤与愚，而没有亲与仇。狄仁杰沿用了祁奚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样也敢于举荐自己的儿子。
大约是因为我们一贯弘扬“大义灭亲”精神，唾弃“任人唯亲”弊病吧，所以对让自己的亲朋得到权益的行为总是特别敏感，即便这种权益是正当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习惯思维中，在瓜田李下，你要做一个“廉正公仆”，自然得“避嫌”，得唯亲不任；如果对他们狠点那就会更好，因为这恰恰是表明自己廉正的有力证据，理所当然地为自己当选增添砝码。如此这般一分析，大家对某报的“亲弟弟也从未在他手中得到一个建设工程项目”这样的话，也就不必惊诧莫名了。
如果，这位可怜的弟弟有从事建筑的资质，有在公开招标中中标的实力，可他就偏因为是某公仆的亲弟弟而被逐之门外，这难道就叫公平?这难道就叫廉正?一人升官，仙及鸡犬，这是坏事；一人升官，殃及亲朋，这可是好事?
我相信，如果劳拉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她能否入主白宫，也不是他老公小布什能说了算的。我同样相信，如果小布什帮助他老婆参加总统竞选，也不会受到民众的非议。我还相信，现在还在总统宝座上的小布什不敢也不能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克里暗地里给灭了。这都是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套完备的监督体制。我想，啥时候我们这套体制也完备了，公仆的仇人就不会因“仇”而吃亏了，公仆的亲人也不会因“亲”而牟利了。自然，更不会因“亲”而非得“避嫌”不可了。
韩国中秋反腐新策管窥
祖丁远（江苏·南通）
在鸭绿江那边的韩国，与我们中国一样，很重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而且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送礼。中秋年年过，今年大不同。往年韩国公务员在中秋节接受一些礼品或礼金不算什么，然而2004年的中秋前夕，韩国防止腐败委员会专门颁布了一份文件，规定公职人员即使接受100万韩元以下的礼品、礼金或宴请，只要查实与其职务行为有关，一律剥夺其公务员职务。
据《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9月Z4日报道，52岁的韩国农林部次官金周秀与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工作，下面农民协会干部金某提着一个纸袋进入金次官办公室，一会儿空手出来。这一似乎平常的过程，被稽查人员看在眼里。随后，稽查人员突查金周秀办公室，发现金某拿来的纸袋里装着12个高尔夫球，但从金次官上衣口袋里找出一个装有100万韩元现金的信封。原来，金某是金周秀次官的中学校友，他以送高尔夫球为名将现金塞给了金周秀作为中秋节礼金。
可是，金周秀次官连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官运竟栽在了一笔并不起眼的节日礼金上。100万韩元约合800多美元(即7000元人民币)，只相当于次官级公务员月薪的五分之一。当时稽查人员都觉得，金次官收受100万韩元礼金够不上受贿，而且未发现他以前为那位学友办事而损害国家利益，只是学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罢了，也想放金周秀一码，不追究他接受礼金的事。总统卢武铉知道此事后，起初也对如何处理金周秀举棋不定，考虑要不要处理。再说，金周秀是卢武铉总统的亲信，三个月前政府改组时刚当上农林部次官。然而过了四天，青瓦台总统府发言人金钟鸣正式宣布，金周秀因收受100万韩元礼金而辞职。卢武铉总统为推行他倡导的反腐败斗争，也只好对金周秀“挥泪斩马谡”了。
韩国刚刚发动中秋反腐战，金周秀这位副部长高官，就因收受800美元礼金而第一个丢了“乌纱”!
像韩国金周秀这样的高官，如果在中国，中秋节前收受六七千元或一万元人民币的礼金，可能是习以为常的小事，何况是中学的同窗学友送的，纯属老同学之间的礼尚往来，既算不上受贿，也不能算是贪污，因为他并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我们国家不可能安排这样具有铁腕手段的“稽查人员”随时监督国家公务员，更不说对高级公务员进行突击搜查了。可是在法制比较健全的韩国，特别是在防止国家高级公务员贪污腐败行为方面，监督力度是非常强的，为了防止出现传统节日送礼品礼金问题，2004年中秋节前专门颁布文件，对金周秀次官的处理也可谓十分严肃及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已大大加强了反腐力度，公布了不少相关条例和法规，起到了很好的防止腐败作用。但在某些方面还可以从这次韩国中秋反腐工作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副市长亲自举报黑烟车辆是喜是忧？
钟润生（广东·广州）
据报道，深圳市一位副市长在市区内行车途中发现一辆“江铃”人货车一路狂吐黑烟，于是将这辆车的车牌号码记下，第二天一早向市环保局局长作了举报。市环保局局长立即责成监管中心展开调查，并很快找到了车主，进行了相关的处罚。
看了这则消息，笔者感到既喜又忧。
喜的是，看到了地方领导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在好转。以前，我们经常感受到或听到这样的情况：不少地方领导，只满足于走马观花检查听汇报，对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对一些看似小的事情，要么不屑一顾，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深圳市那位市长，一看到冒黑烟车辆，就马上亲自举报，而且是实名举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风扎实、真正 办实事的好市长，如果这样的地方领导很多很多，我们国家和地方的事情就都好办了。
还有一点让人高兴的是，副市长见到冒黑烟的车辆，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自己去拦车，而是将该车的车牌号码记下，向环保局长举报，这说明我们的副市长法规意识很强，很懂得按法规办事，没有以权代法，没有越俎代庖，为公民遵章守法作出了榜样。这是非常可喜的，也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在法制建设方面同样先走了一步。
深圳市环保局长在接到副市长举报之后，马上采取行动，立即联合交警局机动大队赶去检测该车辆，确认该车排放超标后，作出了暂扣驾驶证、罚款500元、限期检修车辆排放系统的处理。看到这里，我们本应该感到更加高兴，因为事情得到了比较圆满解决。但笔者却又高兴不起来，心中还生出些许莫名的惆怅。我不知道，副市长是应该亲自举报，还是更应该在制度的建立健全上下功夫，或者更应该在保证举报渠道畅通，保证普通百姓举报能同样行之有效上尽职责。我怀疑，如果这次不是副市长亲自用实名举报，而是普通百姓举报，能如此迅速地解决问题吗?试想，副市长如果匿名举报，结果又会如何呢?笔者还想，一路上看到这辆车冒黑烟的，肯定远不止副市长一人，为什么没有其他市民举报呢?是其他市民都没有副市长觉悟高?还是很多市民以前也举报过类似的情况但没有效果，于是失去了举报的信心和兴趣呢?这些事情不是更值得副市长去了解去解决吗?有了这太多的疑惑和想法，笔者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忧从中来。
笔者衷心地希望自己的这些忧虑完全是庸人自扰，更希望各地都能在法制建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在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副市长举报不可，其他市民人人都会踊跃举报，而且一举报必有人管，一举报必有成效，最终碰不到可举报之事，没有事情可举报，那才会真正令人拍手称快，那才真正值得大书特书，那才真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天已为期不远。
高尚的另类基石
游宇明（湖南·娄底）
在如今的吉林市，“的哥”很受人尊敬，原因是他们真诚团结、见义勇为，无论是同行还是市民，只要遇到困难，他们就出手相帮。当一个陌生的女子在寒江中呼救，上千台出租车齐集于桥头参与救援，把车头灯打得亮如白昼；当有人遭到抢劫，千余台出租车把歹徒的逃路堵得滴水不漏，警民合作，终于把歹徒绳之以法……吉林“的哥”帮助别人，已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
吉林“的哥”并不是从来就这么团结，早几年也发生过某“的哥”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无理殴打，其他“的哥”置若罔闻的事情。是因为有了一个叫程光的“的哥”，局面才有所改观。程光不仅自己见义勇为，敢抓抢劫犯，在他成为吉林经济广播电台都市110台的主持人后，又下大力培育“的哥”的正气。他在广播里让“的哥”倾诉自己受到的伤害，建议“的哥”遇到危险以“双闪”为信号互相联络，遇到有人呼救要帮忙，告诉“的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以后的自己……因为程光熟悉出租车行当，了解“的哥”的所思所想，他很快赢得了“的哥”们的信任，被称为“的哥”司令，大家都听他的，“的哥”们的精神面貌出现了很大的改观。因为这份独特的贡献，在2004年11月8日记者节央视《讲述》栏目推出的第二届中国记者风云榜中，程光成为十二名入围者之一。
帮人等于帮己，“救人”等于“自救”，这是程光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朴素的理解，说到底，程光就是用这种理念团结“的哥”的。
我们的社会一直提倡见义勇为，鼓励人们向社会和他人无私奉献，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我们通常看到的倒是围观者的冷漠。我手头的例子就有：2004年9月14日，辽宁沈阳市上百名市民看着一个女子走向河里自杀，无人下水施救；同一天，四川成都市均衡街上百名群众围观水岸银座店主罗宾孤身斗偷车行凶歹徒，不仅让5名凶手扬长而去，还听任罗宾独自爬向医院，洒血100多米；2004年9月29日，山西太原市发生重大车祸，一对母女生命垂危，二百名看客围着这对母女指指点点，只有一位教师和一名警察出手相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和某些号召者自身的道德素质不高、一般公众公益心不强之外，我们某些僵化的道德教育思路也难辞其咎，那就是：过分强调一个人的见义勇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意义，却无视或故意回避见义勇为行为应该具备的个人回报功能。
“高尚”的基石并非只有纯粹的“帮人”，出于“自帮”的“帮人”也是其中一种。美国一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在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号召他们任选一个项目捐款，列出的项目有：拯救索马里饥民；为美国盲人治眼睛；给系里添置一台复印机，供师生使用。结果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为索马里饥民捐款，不到20％希望为美国盲人掏钱，愿意捐款给系里购买复印机的却超过70％。心理学家得出结论：人对最近的事物兴趣最高。捐款如此，人的道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类的道德选择永远源于个人的生存体验，任何把道德行为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做法都只能换来一个结果：失去公众的信任。克服道德完善主义心态，让公众在利己与利人之间达成一种和谐，是我们的社会克服冷漠病的一条必由之路。
想起了胡适拒绝做广告
耿 法（河南·郑州）
如今名人做广告赚大钱已成寻常事。本来这也没啥稀奇，市场经济需要嘛。只是问题出在不少名人为商家做的广告存在很大的虚假成分。试看，各种药品广告、保健品广告、酒广告、饮料广告、化妆品广告……均有名人登场，张口宣传其疗效或功能，其实这些名人自己也并不相信这些广告内容，平时生活中也不使用这些药品、保健品、化妆品，但为了高额广告费，纷纷心甘情愿地去做“托儿”。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广告是利用名人效应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名人当自重，连自己都不了解不相信的商品，怎么敢在电视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说谎，大吹特吹呢?
不禁想起了当年胡适先生与茶叶广告的一段趣事，或许可以给今天热衷于做广告的名人们一点启示。
胡适有个族叔叫胡近仁，虽然只长他四岁，却是胡适在家乡读书和写诗的引路人。胡适去上海求学，胡近仁是他母亲家书的代撰人。后来胡适去美国留学，经常让家中寄家乡的茶叶以作馈赠礼品，都是胡近仁经手。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这位族叔和他通信频繁，两人关系密切，胡适对自己的婚姻的真实想法，都只向这位族叔透露。胡近仁到上海开设了一家裕新茶叶店，可是生意欠佳，于是想借当时名气已经很大的胡博士来替他做促销广告。1929年，他给胡适写 信，并附上拟好的“博士茶”广告词请胡适过目。广告中说，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疴遂痊愈”，还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于文字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盼”。照今日若干名人的标准看，点头同意做此广告乃是轻而易举之事，以胡适当年的名气，此广告面世后必有奇效，“博士茶”可能成为名牌，畅销后定能给自己带来丰厚利润。何况退一步说，劝人喝茶也没坏处，广告即使夸张些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即使招来些批评，又何足惧哉!
然而胡适得知此事后，断然拒绝，他立即回信，明确表示：第一，所谓沉疴痊愈“是欺骗人的话”；第二，“博士茶”广告中不能使用胡适的名字，此广告“措词其实甚俗气、小气”；第三，所谓崇拜胡适需饮“博士茶”，“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当然，胡适还是很看重他和这位族叔的友谊的，他在信中诚挚地劝告族叔“当细心研究大公司、大书店之广告，自知近世商业中不可借此等俗气方法取胜利。如博士茶之广告，只可说文人学者多嗜饮茶，可助文思，已够了”。胡近仁最终听从了胡适劝告，没有打博士牌作茶叶广告，两人的友谊依然如初。
时代真的变了，胡适的做法在某些当红名人眼里或许是“迂腐”的代名词了。在金钱诱惑面前，个人的名誉和良知算得了什么?再说，那么多名人都这样干了，你洁身自好只能是傻瓜一个。呜呼，笔者只能为这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名人之堕落而深感悲哀。他(她)们如此不知爱惜自己，你有什么办法?这种名人，或许只有到某一天因虚假广告坑害消费者，触犯了法律法规，受到法律惩处和群众唾弃，才会知道害人又害己的滋味，头脑才会清醒些。
然而，对于大多数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名人或准名人来说，胡适博士拒绝作“博士茶”广告的逸事，毕竟还是有一些启发作用的，我相信。
一曲笙歌十万金
乐 朋（江苏·南京）
红歌星走穴赚钱，于今不算稀奇。市场经济了，歌星也是人嘛，唱歌致富，未尝不可，
然而，前不久四川某市的一场晚会，还是引得舆论哗然。据《中国青年报》载，赴某市演出的歌星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中国头号红歌星，她当晚独唱四支歌，税前报酬达42万元。就是说，每支歌平均价码超过10万元。
天价，奇高的天价!老百姓除了咋舌浩叹，还有看不懂。红歌星一夜暴富，谁为之买单?公款尔。公款最好赚，也最稳当；对邀请歌星的主办方官员而言，公款最好花，大笔一挥，报销了事。这次却奇怪，某市领导策划的“红色XX”主题晚会，竟招来社会舆论的纷纷谴责。
老百姓不用说，直在心里骂娘。一个本是国家级的扶贫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才区区2000元，某歌星一晚进账42万，顶一个农民干两个多世纪!百姓心有不平，口有怨言。情理中事。
机关干部，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竟也愤然，这是何故?原来是市委、市政府发了“红头文件”，机关各部门、各事业单位和各乡镇都被摊派购买晚会演出票，可他们的经费吃紧，不得已在公务人员、单位职工身上打主意，强行扣除当月薪水若干，有的人被扣近80元，占月薪的五分之一。刮人家养家糊口的工资去追星，他们能不气恼吗?财政局一位老领导则忧心忡忡：“这样下去，本市的财政将面临崩溃!”全市年财政收入仅4000万，赤字高达1．6亿多，一个“红色XX”系列活动花销2000万元之多，占年收入的一半，怎么了得!据说该市上级市的党委书记，也拒绝参加晚会，匆匆离去。公款追星，不得人心。
舍得花几百万请红歌星，市领导到底图个啥?有一语似道破“天机”：
“周边的县乃至上级某某市，从没能请来。我们能够请来，就要大张旗鼓地搞好演出!”出于市委领导之口的这番话，妙不可言。红歌星的脸面比天还大，谁叫人家是“歌坛天后”呢；别人都请不动，可咱请来了，市领导、乃至整个市，都脸上有光啊!借光、沾光，以请大明星来提升自己的名气，连上级某某市都被盖过了，好大的“形象工程”呀！
不过，我怀疑：这般劳民伤财邀请红歌星，当真能促进经济发展，带给百姓福音吗?市领导还把摊派演出票、转嫁困难的违规行为，当作“政治任务”，责令各单位“不折不扣地完成”！莫非歌星出场并为之付出巨酬，就是他们所谓的“讲政治”?贫困如斯，复加挥霍如斯，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能好过!当官不为人民谋利益，反让老百姓掏腰包来光鲜自己的形象、脸面，这是哪家的“政治”?
一曲笙歌十万金!有人喜欢责怪中国老百姓的“仇富”心理，殊不知，中国富豪的财富来源，多少有些疑问。即以歌坛“款姐”、“款爷”来说，其中有多少人不是靠公款养肥的?如该市领导般公款追星，花的是百姓的血汗钱，歌星大把赚公款就是吃老百姓，与某些官员的腐败颇有关系。官员穷糟蹋，歌星分杯羹，两者是否有共同利益，抑或还有什么“曲径通幽处”，我说不明白。但是，掂掂到手的几十万酬金，想想当地百姓的穷苦生活，又被媒体披露这些是挥霍的公款，甚或是强行扣来的工资，红歌星们该扪心自问：我挣来的钱干净吗?
歌星歌唱得好，人长得靓，特受观众喜爱。公款追星，主要责任不在歌星，可我们有理由说，别叫此市的公款追星玷污了你的形象。“问责”的板子当打某些市领导的屁股，正如透明国际组织主席彼得·艾根所说，“如果任由腐败所导致的非理性的政府治理行为继续蔓延，那么腐败就将摧毁人类的一项最基本的需求——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夜夜笙歌亦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