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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顾祖禹认为建都关乎国运民生,应以山川形势作为依据,结合整个国家的总体战略而定,同时肯定了“关中为上,洛阳次之,燕都又次之”的观点.而新中国的首都几经争辩,最终却定在顾祖禹所认为“又次之”的燕都北京,这是区位优势的转变,体现了建都思想百年来的嬗变,也是一种历史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