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叫了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叫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叫。”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特——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20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叫可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叫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丽”音高而长，“莎”音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声音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叫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叫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想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叫：“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叫。有些人很顽固。
　　（选自《视野》2001年第5期）
　　[【点读】]
　　小说中的“我”，在街心呼喊一声“特丽莎”，大约只是心血来潮，或出于“自我娱乐”，或出于“清清嗓子”。可是，路人却决不这样想。他们一个个、一群群地加入了“呼喊”的行列，并执拗地要把楼上的那个“她”喊出来。几声呼喊之后，并无动静，他们心中起了疑，便对“我”步步追问，刨根问底，终至于“恼怒”了——原来连“我”也不知道“特丽莎”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不明摆着戏弄人嘛！”他们愤愤地说。可是“我”也觉得有些“恨恨”的：“我”何尝邀请过你们？一时间，冷场了！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一阵子，好心人提议大家“最后叫一次特丽莎”，完事儿了，各自回家。但——总还有人顽固地呼喊。
　　有文学评论家把卡尔维诺和马尔克斯并称，然而窃以为，前者总是那样轻盈，后者总是那样凝重。只是，前者的轻盈中有挥之不去的凝重；后者的凝重中有挥之不去的轻盈。这是一个轻盈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凝重的寓言。在获知那个令人沮丧的真相之前，呼喊特丽莎的人是一群盲从、跟风、热情，甚至有些狂热的人；在获知真相之后，呼喊特丽莎的人忽然间被这场“取消意义的呼喊”给击垮了。他们失望、恼恨，终于各奔东西了。最后几个顽固的人，也许还在执着地探索“特丽莎”的意义，也许还不敢承认刚才那会子自己竟会如此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