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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改进的C-D生产函数，实证对比分析粤台各主要经济增长因素在1983—2012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证结果显示：有效劳动、物资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粤台经济增长的作用各不相同；从各要素的贡献率来看，广东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资资本投入，但技术进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则主要表现为物资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型经济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贡献率；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9-004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9.09
一、引言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地区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所取得的经济奇迹，更是吸引国内外学者眼球的焦点。从经济规模和人均角度来看，2012年台湾地区岛内GDP总量达到474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20374美元，而广东GDP总量在2007年超过台湾地区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2年GDP总量达到9058亿美元，人均GDP则达到8622美元。虽然从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上看近年来广东要超过台湾地区，但从人均水平来看，广东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落后于台湾地区。
如今，台湾地区已形成典型的服务型经济，第三产业成为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和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而广东也步入工业化后期，开始谋求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过渡到服务型经济。虽然粤台经济都表现为强烈的外向型而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决定粤台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是其背后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利用粤台1983—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劳动、人力资本、物资资本以及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分别对粤台经济增长的作用，测算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促进粤台经济增长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和指标选择
（一）经济增长模型
从目前研究粤台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类文献来看，大多学者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经济增长模型，例如王兵（2004），王鹏、万希（2006），本文利用Solow（1957）建立的生产函数进行研究，该生产函数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为[1-3]：
（二）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影响粤台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劳动投入L、人力资本水平h、物资资本投入K以及制度变迁因素S，以下讨论各变量的指标选择，其中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中华民国”经济年鉴》。
1.总产出Y
衡量总产出的指标不外乎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前者为地域概念，后者为国民概念，针对研究内容本文选择GDP作为总产出指标。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出GDP平减指数后，分别对粤台GDP进行平减。
2.劳动投入L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劳动投入是难以测定的，因为劳动投入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质和量，也体现在劳动强度、劳动时间以及脑力和体力的差异。为了简化研究，本文可以以从业人员笼统概括劳动投入量而忽略劳动的细致差别，故选取劳动投入的指标为粤台各年从业人员数。
3.物资资本投入K
5.制度变迁因素S
本文选取的影响广东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因子包括：（1）产业优化度，（2）市场化率，（3）对外经济开放度，（4）外资依存度，（5）政府行为市场化指数。由于台湾地区的差异性，台湾地区市场化率在研究时间跨度内一直很高，变化度不大，而台湾地区在1983—2012年间和大陆经济联系程度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本文的台湾地区制度变迁因子不包括市场化率（Mar），但还增加了与大陆经济亲密度（Mld）这一制度变迁因子，所以台湾地区制度变迁因子包括（1）产业优化度（Ind），（2）与大陆经济亲密度（Mld），（3）对外经济开放度（Ope），（4）外资依存度（Fdi），（5）政府行为市场化指数（Gov）。
为了从宏观上测度整个制度变迁因素对粤台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助SPSS软件对各种制度变迁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求出的总得分代表制度变迁因素。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粤台经济增长因素的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和整理的数据，本文运用Eviews软件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为：
广东：lnYt=0.040803t+0.149896lnHt+0.557935lnKt
（3.6362）*** （2.0225）* （4.6791）***
+0.242072lnSt R2=0.998114 （4）
（4.3597）***
台湾地区：lnYt=0.016031t+0.187908lnHt+0.457703lnKt
（7.8407）*** （1.4957） （5.9613）***
+0.947197lnSt R2=0.982343 （5）
（4.0612）***
注：2个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很高。***、**、*分别表示t统计量通过1%、 5%、 10%显著性水平检验，所以除有效劳动（H）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各变量对粤台经济增长都显著。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回归方程中保留有效劳动（H）。
对比粤台经济增长因素，可以发现广东方面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最大，物资资本投入增加1%会带动经济增长0.557935%，而台湾地区方面制度变迁的产出弹性最大，每增加1%会带动经济增长0.947194%，所以对粤台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强的分别是物资资本投入和制度变迁。其次，本文测算的1983—2012年粤台年均技术进步率？姿，分别为0.040803和0.016031，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科技进步迅速，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广东通过加强与外界交流和通过积极引进外资等措施获得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通过自身加大对科教的支持力度促进了科技的快速发展。但是台湾地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要远大于广东，广东制度变迁的产出弹性为0.242072，约为台湾地区产出弹性的1/4，说明广东制度还有待完善，必须要制度优化使制度对于经济增长作用增强。台湾地区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虽比不上广东，但仍然十分重要，物资资本投入每增加1%能促进台湾地区经济增长0.457703%。最后，广东有效劳动的产出弹性虽然仅为0.149896，但对经济增长作用仍比较显著，而台湾地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不显著，说明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仍有一定依赖性，而这与广东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有关。 （二）各要素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983—2012年30年间，广东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资资本的投入，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71%，说明广东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其次，技术进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明显，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到29.77%，是经济增长贡献第二大要素，这与大多以Solow余值法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文献得出的结论不同，他们大多认为技术进步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较弱，这主要是因为本文考虑了技术进步的时间累积效应，所测算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以Solow余值法测算的会更大。再次，虽然广东劳动投入量巨大，但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低，仅为3.29%，并且对劳动者“质”的方面有巨大提升作用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才2.38%，这反映出广东劳动供给方面存在缺陷，主要体现为劳动者技能、知识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素质不高，导致劳动在经济增长中作用被削弱。最后，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57%，说明制度变迁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增长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表3可知，1983—2012年30年间，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对各种要素的依赖相比广东要更为均衡，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较大，其中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32.89%，物资资本和制度变迁的贡献率大致相当，分别为27.67%和27.59%。与广东单纯主要依靠资本推动增长方式不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物资资本投入和制度变迁三种因素共同推进型经济增长，三种因素的贡献率累积达到88%以上。劳动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6.06%和4.19%，都分别高于广东劳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贡献率，这主要由于台湾地区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培养以及对教育的重视，并且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提高了劳动者素质，有利于劳动和其他要素更好的结合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地区不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广东，而且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广东，广东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存在很大的发挥空间。
本文将1983—2012年划分为1983—1997年和1998—2012年的两个时间跨度，来考察各种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对比1983—1997年和1998—2012年粤台各要素的贡献率，可以看出以下广东和台湾地区各要素的作用变化趋势的异同。
第一，技术进步对粤台经济增长贡献随时间都有增强的趋势。广东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从1983—1997年的26.49%上升到1998—2012年的33.41%，台湾地区技术进步贡献率也从1983—1997年的33.04%上升到1998—2012年的44.84%。这说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所谓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台湾地区的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递减的趋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几次经济结构调整，台湾地区步入了服务型社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科技信息产业和服务业，资本不再是工业化阶段的稀缺要素，从而资本的边际报酬处在递减阶段，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让位于技术等因素；二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台湾地区岛内制造业企业大量转移到大陆投资，使台湾地区岛内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从而导致物质资本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然而，广东的物资资本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递增的态势，说明广东仍处在工业化阶段，通过投资来促进物资资本积累对于广东经济发展仍然至关重要。
第三，制度变迁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间存在巨大区别。台湾地区制度变迁不仅对经济增长贡献大，而且贡献率上升非常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台湾地区上世纪80、90年代逐步实施“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的经济开放政策，特别是加大对大陆市场开放以及加强与大陆的经贸合作，使制度变迁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尤为突出。然而，广东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降低，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东制度变迁相比改革开放前期变得缓慢，不能跟上广东经济发展进程，从而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
第四，劳动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广东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都不是很大，但广东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而台湾地区方面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东产业仍停留在劳动密集型阶段。广东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比不上台湾地区，但增长速度却远快于台湾地区，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台湾地区注重教育，人力资本的水平一直处在较高阶段，虽然在增长，但增长不是非常显著，而广东改革开放以后人力资本水平在低水平上增长迅速，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但和台湾地区相比，广东人力资本水平还有待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很大发展空间。
需要提出的是，本文通过余值法算出其他因素的贡献率，其他因素包括国外经济环境、非经济影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以及政府经济政策，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其影响效果难以衡量，所以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它们对经济贡献率的影响。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从产出弹性角度来看。粤台经济增长产出弹性最大的因素分别是物资资本和制度变迁，物资资本都能显著促进粤台经济增长，但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弱于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并且广东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也略低于台湾地区。
2.从增长方式来看。1983—2012年来广东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物资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物资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型经济增长，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最大。
3.从时间动态效果来看。技术进步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增大，说明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强；物资资本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递增趋势，而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呈递减趋势，其中重要原因是广东依然处于工业化阶段，而台湾地区已步入服务型经济；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弱化的趋势，而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加强趋势，这分别是由于改革开放深入广东制度改革放缓，而台湾地区通过加大与大陆的经贸联系促进了制度优化；最后，人力资本水平对粤台经济增长作用都有所加强，并且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二）政策建议
1.广东和台湾地区都需要继续稳步加大投资，增加科教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广东投资率水平一直都处于较高水平，而R&D和教育经费占GDP比重都较低，所以广东要注重多渠道吸引投资，扩大民间投资，加大外资吸引，提高投资效率，改变粗放型投资方式，同时加大R&D和教育经费的支出，促进产学研项目的开展和落实；台湾地区需要放宽对大陆赴台投资的限制以增加侨外资本的流入，同时制定奖励、扶助自主技术和自创品牌开发的资金融通、税收减免政策，强化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育，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带动经济发展。
2.广东要继续推动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加大一些领域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并且健全社会主义市场法制；台湾地区一方面要稳定岛内政治经济环境，另一方面要在目前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做好两岸关系的制度安排，通过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降低贸易壁垒，放宽贸易自由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两岸经济发展。
3.粤台应加强经济的全面合作，改变合作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局面。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和2013年6月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基础上加强粤台服务领域和投资贸易领域的合作。通过开放服务业，台湾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广东巨大的服务市场需求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促进台湾地区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而广东可以利用台资投资广东服务业以及承接台湾地区部分转移过来的较高级服务业，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王兵.包含制度因素的广东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暨南学报，2004（3）：6-15.
[2]王鹏，万希.台湾地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J].经济地理，2006（6）：915-918.
[3]Solow，R.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12-320.
[4]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资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5]Barro，R. J.and WLee，J.W. 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pdates and Implications.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1，53 （3）：541-563.
[6]Romer，P.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7]王宇，焦建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2005（18）：31-39.
[8]汤向俊.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J].世界经济，2006（8）：57-64.
关键词：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贡献率；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9-004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9.09
一、引言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地区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所取得的经济奇迹，更是吸引国内外学者眼球的焦点。从经济规模和人均角度来看，2012年台湾地区岛内GDP总量达到474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20374美元，而广东GDP总量在2007年超过台湾地区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2年GDP总量达到9058亿美元，人均GDP则达到8622美元。虽然从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上看近年来广东要超过台湾地区，但从人均水平来看，广东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落后于台湾地区。
如今，台湾地区已形成典型的服务型经济，第三产业成为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和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而广东也步入工业化后期，开始谋求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过渡到服务型经济。虽然粤台经济都表现为强烈的外向型而易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决定粤台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是其背后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利用粤台1983—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劳动、人力资本、物资资本以及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分别对粤台经济增长的作用，测算各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促进粤台经济增长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和指标选择
（一）经济增长模型
从目前研究粤台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类文献来看，大多学者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经济增长模型，例如王兵（2004），王鹏、万希（2006），本文利用Solow（1957）建立的生产函数进行研究，该生产函数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为[1-3]：
（二）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影响粤台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劳动投入L、人力资本水平h、物资资本投入K以及制度变迁因素S，以下讨论各变量的指标选择，其中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中华民国”经济年鉴》。
1.总产出Y
衡量总产出的指标不外乎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前者为地域概念，后者为国民概念，针对研究内容本文选择GDP作为总产出指标。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出GDP平减指数后，分别对粤台GDP进行平减。
2.劳动投入L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劳动投入是难以测定的，因为劳动投入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质和量，也体现在劳动强度、劳动时间以及脑力和体力的差异。为了简化研究，本文可以以从业人员笼统概括劳动投入量而忽略劳动的细致差别，故选取劳动投入的指标为粤台各年从业人员数。
3.物资资本投入K
5.制度变迁因素S
本文选取的影响广东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因子包括：（1）产业优化度，（2）市场化率，（3）对外经济开放度，（4）外资依存度，（5）政府行为市场化指数。由于台湾地区的差异性，台湾地区市场化率在研究时间跨度内一直很高，变化度不大，而台湾地区在1983—2012年间和大陆经济联系程度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本文的台湾地区制度变迁因子不包括市场化率（Mar），但还增加了与大陆经济亲密度（Mld）这一制度变迁因子，所以台湾地区制度变迁因子包括（1）产业优化度（Ind），（2）与大陆经济亲密度（Mld），（3）对外经济开放度（Ope），（4）外资依存度（Fdi），（5）政府行为市场化指数（Gov）。
为了从宏观上测度整个制度变迁因素对粤台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助SPSS软件对各种制度变迁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求出的总得分代表制度变迁因素。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粤台经济增长因素的回归结果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和整理的数据，本文运用Eviews软件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为：
广东：lnYt=0.040803t+0.149896lnHt+0.557935lnKt
（3.6362）*** （2.0225）* （4.6791）***
+0.242072lnSt R2=0.998114 （4）
（4.3597）***
台湾地区：lnYt=0.016031t+0.187908lnHt+0.457703lnKt
（7.8407）*** （1.4957） （5.9613）***
+0.947197lnSt R2=0.982343 （5）
（4.0612）***
注：2个回归方程的拟合度都很高。***、**、*分别表示t统计量通过1%、 5%、 10%显著性水平检验，所以除有效劳动（H）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各变量对粤台经济增长都显著。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回归方程中保留有效劳动（H）。
对比粤台经济增长因素，可以发现广东方面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最大，物资资本投入增加1%会带动经济增长0.557935%，而台湾地区方面制度变迁的产出弹性最大，每增加1%会带动经济增长0.947194%，所以对粤台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强的分别是物资资本投入和制度变迁。其次，本文测算的1983—2012年粤台年均技术进步率？姿，分别为0.040803和0.016031，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科技进步迅速，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广东通过加强与外界交流和通过积极引进外资等措施获得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通过自身加大对科教的支持力度促进了科技的快速发展。但是台湾地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要远大于广东，广东制度变迁的产出弹性为0.242072，约为台湾地区产出弹性的1/4，说明广东制度还有待完善，必须要制度优化使制度对于经济增长作用增强。台湾地区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虽比不上广东，但仍然十分重要，物资资本投入每增加1%能促进台湾地区经济增长0.457703%。最后，广东有效劳动的产出弹性虽然仅为0.149896，但对经济增长作用仍比较显著，而台湾地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不显著，说明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仍有一定依赖性，而这与广东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有关。 （二）各要素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983—2012年30年间，广东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资资本的投入，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71%，说明广东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其次，技术进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明显，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达到29.77%，是经济增长贡献第二大要素，这与大多以Solow余值法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文献得出的结论不同，他们大多认为技术进步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较弱，这主要是因为本文考虑了技术进步的时间累积效应，所测算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以Solow余值法测算的会更大。再次，虽然广东劳动投入量巨大，但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低，仅为3.29%，并且对劳动者“质”的方面有巨大提升作用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才2.38%，这反映出广东劳动供给方面存在缺陷，主要体现为劳动者技能、知识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素质不高，导致劳动在经济增长中作用被削弱。最后，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57%，说明制度变迁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增长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表3可知，1983—2012年30年间，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对各种要素的依赖相比广东要更为均衡，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较大，其中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32.89%，物资资本和制度变迁的贡献率大致相当，分别为27.67%和27.59%。与广东单纯主要依靠资本推动增长方式不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物资资本投入和制度变迁三种因素共同推进型经济增长，三种因素的贡献率累积达到88%以上。劳动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6.06%和4.19%，都分别高于广东劳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贡献率，这主要由于台湾地区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培养以及对教育的重视，并且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提高了劳动者素质，有利于劳动和其他要素更好的结合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地区不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广东，而且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广东，广东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存在很大的发挥空间。
本文将1983—2012年划分为1983—1997年和1998—2012年的两个时间跨度，来考察各种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对比1983—1997年和1998—2012年粤台各要素的贡献率，可以看出以下广东和台湾地区各要素的作用变化趋势的异同。
第一，技术进步对粤台经济增长贡献随时间都有增强的趋势。广东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从1983—1997年的26.49%上升到1998—2012年的33.41%，台湾地区技术进步贡献率也从1983—1997年的33.04%上升到1998—2012年的44.84%。这说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所谓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台湾地区的物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递减的趋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几次经济结构调整，台湾地区步入了服务型社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科技信息产业和服务业，资本不再是工业化阶段的稀缺要素，从而资本的边际报酬处在递减阶段，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让位于技术等因素；二是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台湾地区岛内制造业企业大量转移到大陆投资，使台湾地区岛内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从而导致物质资本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然而，广东的物资资本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递增的态势，说明广东仍处在工业化阶段，通过投资来促进物资资本积累对于广东经济发展仍然至关重要。
第三，制度变迁对经济的贡献作用在广东和台湾地区间存在巨大区别。台湾地区制度变迁不仅对经济增长贡献大，而且贡献率上升非常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台湾地区上世纪80、90年代逐步实施“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的经济开放政策，特别是加大对大陆市场开放以及加强与大陆的经贸合作，使制度变迁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尤为突出。然而，广东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降低，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东制度变迁相比改革开放前期变得缓慢，不能跟上广东经济发展进程，从而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
第四，劳动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广东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都不是很大，但广东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而台湾地区方面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东产业仍停留在劳动密集型阶段。广东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比不上台湾地区，但增长速度却远快于台湾地区，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台湾地区注重教育，人力资本的水平一直处在较高阶段，虽然在增长，但增长不是非常显著，而广东改革开放以后人力资本水平在低水平上增长迅速，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但和台湾地区相比，广东人力资本水平还有待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很大发展空间。
需要提出的是，本文通过余值法算出其他因素的贡献率，其他因素包括国外经济环境、非经济影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以及政府经济政策，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其影响效果难以衡量，所以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它们对经济贡献率的影响。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从产出弹性角度来看。粤台经济增长产出弹性最大的因素分别是物资资本和制度变迁，物资资本都能显著促进粤台经济增长，但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弱于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并且广东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也略低于台湾地区。
2.从增长方式来看。1983—2012年来广东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物资资本推动型经济增长，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物资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型经济增长，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最大。
3.从时间动态效果来看。技术进步对粤台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增大，说明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强；物资资本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递增趋势，而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呈递减趋势，其中重要原因是广东依然处于工业化阶段，而台湾地区已步入服务型经济；制度变迁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弱化的趋势，而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加强趋势，这分别是由于改革开放深入广东制度改革放缓，而台湾地区通过加大与大陆的经贸联系促进了制度优化；最后，人力资本水平对粤台经济增长作用都有所加强，并且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二）政策建议
1.广东和台湾地区都需要继续稳步加大投资，增加科教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广东投资率水平一直都处于较高水平，而R&D和教育经费占GDP比重都较低，所以广东要注重多渠道吸引投资，扩大民间投资，加大外资吸引，提高投资效率，改变粗放型投资方式，同时加大R&D和教育经费的支出，促进产学研项目的开展和落实；台湾地区需要放宽对大陆赴台投资的限制以增加侨外资本的流入，同时制定奖励、扶助自主技术和自创品牌开发的资金融通、税收减免政策，强化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育，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带动经济发展。
2.广东要继续推动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加大一些领域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并且健全社会主义市场法制；台湾地区一方面要稳定岛内政治经济环境，另一方面要在目前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做好两岸关系的制度安排，通过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降低贸易壁垒，放宽贸易自由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两岸经济发展。
3.粤台应加强经济的全面合作，改变合作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局面。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和2013年6月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基础上加强粤台服务领域和投资贸易领域的合作。通过开放服务业，台湾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广东巨大的服务市场需求来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促进台湾地区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而广东可以利用台资投资广东服务业以及承接台湾地区部分转移过来的较高级服务业，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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