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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因态度、方式不同，而有趣味上的差异。在古人看来，最属高格的，便是清灵、淡泊的雅趣，及对之通灵般的体味。就此而言，飲茶便与文人士大夫们对超凡脱俗生活及闲散优雅情致的一般所求颇相吻合。
饮茶之所以有这样的性能，又是与古人对茶本身的品性的认识分不开的。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而秉清灵、玄幽之禀性。在古人对各种植物的推崇中，如果说于其他花木的偏爱，还多重于它们与人世之情操、情绪的投合上，那么对茶的钟爱，则是由于发现了它固有的脱逸超然的情趣，更合于归顺自然的心理。古人以为“茶于草木为最灵矣”，是“草木之仙骨”，“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宋人宋子安《东溪试茶录》）
古人诗词中咏茶者，多是能体悟个中三昧的，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云：“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熏毗耶。”韦应物《喜园中茶生》云：“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又有李白“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陆龟蒙“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颜真卿“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等等。苏轼还曾专为茶写过一篇小传，来标榜它的这一品性。其传题为《叶嘉传》，取喻于陆羽《茶经》开篇句，将茶看作“嘉木”。在文中，有人将叶嘉荐给汉帝时，就说它“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其名，有济世之才”。但后来叶嘉辅政不遇，被逐出王宫，从而就归其原出，不久，叶嘉的子孙“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乐山居”。
古人这就很自然地多将茶置于其他饮料之上。张载“芳茶冠六清”之语，即指茶要更优胜于水、浆、醴、凉、医、酏等六种饮料。特别是，古人又常将茶视为酒的对立面，相比之下，酒投合、激发人的世俗欲望，而茶则涤除、消停人的这一欲望，酒多与混沌、冲乱的心智相连，茶则导人趋于清明、爽远，因而就有以茶醒酒、消酒之事。皎然曾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内有“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举茶而抑酒，并讥笑陶渊明嗜酒装风雅的情态，因其根本不知还有更为清高的茶在。
这样，饮茶的情趣便实际上与人的性灵相关，由茶及人，或由人及茶。屠隆《考槃馀事》云“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又云“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进而，就茶固有的品性论，它又在饮用中成了“高人”与俗人的界分。苏辙诗“一啜更能分幕府，定应知我俗人无”，便是这种观念的表述。徽宗赵佶说得更玄妙些：“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朱权的看法与之类似：“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自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再进一步，在佛徒们那里，饮茶就往往与禅悟联系在一起。
由此，文人士大夫们最为推崇品饮时的清趣、雅尚。为取得这样的效果，他们一般反对常俗的饮法，即在茶中掺以刺激性的作料，或煮之过老，或大腹痛饮。陆羽把加放葱、姜、枣、桂皮、茱萸、薄荷等配料，煮之而沸的饮茶，视为“沟渠间弃水”，求茶重在“隽永”。茹敦和视俚俗用糖梅、红姜片等果子沏茶是“大煞风景”主事。蔡襄以为在贡茶中掺入龙脑等香料会夺茶性之真。陈点慧以为，“淡者”是品茶之正道；黄庭坚将茶中兑盐看作如“勾贼破家，滑窍走水”；冒襄也以此为“鄙俗”，会害其清淡。冒襄还认为善品茶之人，每次不宜超过三四瓯，并“徐徐啜之，始尽其妙”，而像卢仝那样俄顷下肚七碗者，实在是有“鲸吞虹吸之状”，跟壮夫喝酒无二异，离茶道则甚远。
为与茶性的冲淡、清和相投合，古人喝茶很讲究环境。在室门内，则需凉台静屋、明窗曲几之类，而尤以野趣为好。或处林竹之荫，或会泉石之间，或对暮日春阳，或沐清风朗月。现存的古人吟茶诗中，便以诵咏野趣的为多。如柳宗元“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陆游“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苏轼“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谢应芳“星飞白石童敲火，烟出青林鹤上天”，德祥“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树林”，孙一元“眼底闲云乱不开，偶随麋鹿入云来。平生于物元无取，消受山中水一杯”，吴苹香“临水卷书帷，隔竹支茶灶。幽绿一壶寒，添入诗人料”，描绘种种情景下的饮茶兴味。最典型的莫过于朱权《茶谱·序》中称道的：
挺然而秀，郁然而茂，森然而列者，北园之茶也；泠然而清，锵然而声，涓然而流者，南涧之水也；块然而立，晬然而温，铿然而鸣者，东山之石也；癯然而酸，兀然而傲，扩然而狂者，渠也。渠以东山之石，击灼然之火；以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自非吃茶汉，则当握拳布袖，莫敢伸也。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予法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
更兼趣味的，当是这一切便由自己来操作，将身心投入到整个过程之中，自摘、自烹，自行其乐，如卢仝所说“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苏轼也道：“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有陆游：“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刘禹锡：“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砂水……自摘至煎俄顷余。”
茶之作为一种雅事，也是和其他雅事相通的，都由同一性灵发之。因而，饮茶时辅以其他雅事是可以更助清兴的，比如品茶与赋诗。朱权就曾以为品茶“可以助诗兴而与云山顿色”。元稹在一首《茶·一言至七言诗》中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苏轼兄弟茶诗最多，轼云：“吟哦烹噍两奇绝”，辙云：“新诗态度霭春云，肯把篇章妄与人。性似好茶常自养，交如泉水久弥亲”。轼又在《寄周安孺茶》中将植茶与读书、吟哦等同看作闲情内容的：“鹿门有佳士，博览无不瞩。邂逅天随翁，篇章互赓续。开园颐山下，屏迹松江曲。有兴即挥毫，灿然存简牍。” 关于品茶与玩墨，清人梁辙在《承晋斋积闻录》上说：“品茶试砚，是人生第一韵事，是吾辈第一受用。”这估计是因两者皆有的沉静、安详、细腻之趣味，故并而择之。文徵明诗“方床睡起茶烟细，矮纸诗成小草斜”，魏野诗“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两者共具避居生活的闲悠、散淡；苏轼于《东坡志林》中引“司马温公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异趣是表面的，而内里则于性味与品操上相同。
关于品茶与清谈，文震亨以为可“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霄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陆士修诗“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写出了饮、谈相生的雅意，而朱权则较为完整地构想了一套清谈开始前的行茶仪式。地点最好是在山中林下等幽避之处，先让一侍童摆上香案，前置茶炉，然后取茶具、汲清泉、碾细末、烹沸汤，注于瓯中，端奉于前。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对客说，“为君以泻清臆”，客人起身，也举瓯接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一瓯，童子接瓯退下，主客遂开始“话久情长，礼陈再三”。
明人许次纾《茶疏》和冯祯卿《岕茶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完整的品飲要求。许次纾将“饮时”之宜陈述为：“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闻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院，名泉怪石。”更著名的是冯祯卿的“十三宜”，大约是因为它的简扼可记，共有以下内容：“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酲、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
由上可知，古人凡饮茶，则必论其清韵高致，方算后晓，而又特别地将它放在世俗生活的对立面来加以评品。因而，每当仕途困顿或倦于俗累时，就会有人寄意于杯盏，借此来遣排心中的苦闷，并于清凉致静中求得恬淡平和的心情。白居易《食后》诗很是刻画出了这种意态，其诗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山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更有一些甘于隐逸生活的人，在茶中发现了跟他们心态相一致的品性。比如茶的淡雅幽远，便合于他们迎风踏月、抚山弄水的意趣；茶的苦中蕴甘，则合于他们节衣简食、苦甘互济的心念，等等。于卜居之时，慵起懒坐，慢走缓行，或植花垂钓，或读书吟诗，或品茗啜茶，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人生一大快事了。而其中的一些人，又由于酷嗜茶事，常于闲避生活中精研细究，在积年累月下，得其精妙，并亲自撰成茶书一二，以寄遐幽逍遥之志。由以下这些著名的茶著作者的生平看，当可知茶与隐逸生活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陆羽既不愿皈依佛门，也不愿进入仕途，唐德宗曾识其才华，诏拜为太子文学，任太常寺太祝（掌管宗庙礼乐），他避而不就。肃宗元年，他遂开始隐居于浙西苕溪，闭门读书，常常独行于山野，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诵佛经，吟古诗，自晨及暮，天黑才兴尽而归，由此可知他是个性情中人。同时，他又极为嗜茶，曾经游历数省，于山川溪畔了解茶情，又披览众籍，钩沉寻迹，对古人茶事靡不毕晓。隐居后，与浙西名人皎然、颜真卿等唱和往来，并以烹茶清谈为乐，古风悠然而逸情高卓，著《茶经》三卷，以为平生快事。
明人中热衷潜隐的人最多，钱椿年、顾元庆、张源、陈师、许次纾、罗廪等都是其中与茶事密切相关的。
钱椿年，字宾桂，人称友兰翁，常熟人，好古博雅，性偏自养，幼年时就嗜好于茶，年逾大耋，犹精于茶事，平时喜欢阅读唐宋茶谱茶录等书，家居若藏若煎，身体力行，悟得个中三昧，后编成《茶谱》一书。
顾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长洲人，吴中隐士，精于绘画，书法效米芾，曾著《云林遗事》《夷白斋诗话》《山房清事》《瘗鹤铭考》等十余种书，晚年与王天雨、岳岱两位隐士于阳山之阴，结为泉石之盟，烹茶清谈，并删校钱椿年所撰《茶谱》，从而使此书更享誉于世。
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包山（今属江苏）人，志甘恬淡，性合幽栖，因而世称隐君子，又嗜茶如命，也当称其为“瘾君子”。他长年隐居于山谷之间，因无所事事，便每日以习诵诸子百家为乐。每当博览之余，闲散下来，便汲泉煮茗，借此自娱。无论是春夏寒暑，都如此这般，依恃三十余年，对茶事的专研可谓竭精殚思，以得到茶的旨归为己任。后总结平生经验，著成《茶录》一书。
陈师，钱塘人，曾任永昌太守。从小便痴迷于读书识经，老来弥笃。后辞官隐居通都，除了结交高人雅士，便闲门独处，家中空立四壁，无心向俗。每日里将耳闻目睹的材料，有心记存下来，时间久了，便编撰成册，有《览古评语》《禅记笔谈》等书，很是脍炙。他虽也天性好酒，但不多，每次不过五七啜，而是更偏好饮茶，走到哪里都要品尝一下当地茶叶的滋味，也随手记下心得，晚年编成《茶考》一书。
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隐居而整日闲暇自任，对茶事最有兴味，家居待客，引为清言。又常登山临水，随手带有茶器及自备的精茗，随地随烹。许次纾与吴兴人姚绍宪为故交，姚氏家居有名的茶乡顾渚山明月峡中，自已辟有小园，种植茶树。每当出新茶的时候，许氏总是乘马车到姚氏住处，两人汲金沙、玉窦二泉之水，烹茗细啜，研究品评，以此而积聚了大量关于茶事的材料，并写成《茶疏》一书。
罗廪，字高君，慈溪（浙东）人，自幼便性爱饮茶，因思名品之下易得到，便周游于各地茶乡，并及时吸收不同的茶法，参互考订。后避居于中隐山中，亲自栽植培灌茶树。十年下来，每到春夏之交，便摘取家中，藏之书房。夜来时分，高君总是静坐山堂，拾火烹鼎，观水火相战，听沸炉松响，赏潋滟茶汤，尽烹其中幽趣。又善研读前人茶著，参以自已的体会，作成《茶解》。
（选自《中华文化画报》）
饮茶之所以有这样的性能，又是与古人对茶本身的品性的认识分不开的。茶生于灵山妙峰，承甘露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而秉清灵、玄幽之禀性。在古人对各种植物的推崇中，如果说于其他花木的偏爱，还多重于它们与人世之情操、情绪的投合上，那么对茶的钟爱，则是由于发现了它固有的脱逸超然的情趣，更合于归顺自然的心理。古人以为“茶于草木为最灵矣”，是“草木之仙骨”，“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宋人宋子安《东溪试茶录》）
古人诗词中咏茶者，多是能体悟个中三昧的，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云：“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熏毗耶。”韦应物《喜园中茶生》云：“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又有李白“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陆龟蒙“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颜真卿“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等等。苏轼还曾专为茶写过一篇小传，来标榜它的这一品性。其传题为《叶嘉传》，取喻于陆羽《茶经》开篇句，将茶看作“嘉木”。在文中，有人将叶嘉荐给汉帝时，就说它“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其名，有济世之才”。但后来叶嘉辅政不遇，被逐出王宫，从而就归其原出，不久，叶嘉的子孙“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乐山居”。
古人这就很自然地多将茶置于其他饮料之上。张载“芳茶冠六清”之语，即指茶要更优胜于水、浆、醴、凉、医、酏等六种饮料。特别是，古人又常将茶视为酒的对立面，相比之下，酒投合、激发人的世俗欲望，而茶则涤除、消停人的这一欲望，酒多与混沌、冲乱的心智相连，茶则导人趋于清明、爽远，因而就有以茶醒酒、消酒之事。皎然曾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内有“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举茶而抑酒，并讥笑陶渊明嗜酒装风雅的情态，因其根本不知还有更为清高的茶在。
这样，饮茶的情趣便实际上与人的性灵相关，由茶及人，或由人及茶。屠隆《考槃馀事》云“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又云“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进而，就茶固有的品性论，它又在饮用中成了“高人”与俗人的界分。苏辙诗“一啜更能分幕府，定应知我俗人无”，便是这种观念的表述。徽宗赵佶说得更玄妙些：“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朱权的看法与之类似：“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自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再进一步，在佛徒们那里，饮茶就往往与禅悟联系在一起。
由此，文人士大夫们最为推崇品饮时的清趣、雅尚。为取得这样的效果，他们一般反对常俗的饮法，即在茶中掺以刺激性的作料，或煮之过老，或大腹痛饮。陆羽把加放葱、姜、枣、桂皮、茱萸、薄荷等配料，煮之而沸的饮茶，视为“沟渠间弃水”，求茶重在“隽永”。茹敦和视俚俗用糖梅、红姜片等果子沏茶是“大煞风景”主事。蔡襄以为在贡茶中掺入龙脑等香料会夺茶性之真。陈点慧以为，“淡者”是品茶之正道；黄庭坚将茶中兑盐看作如“勾贼破家，滑窍走水”；冒襄也以此为“鄙俗”，会害其清淡。冒襄还认为善品茶之人，每次不宜超过三四瓯，并“徐徐啜之，始尽其妙”，而像卢仝那样俄顷下肚七碗者，实在是有“鲸吞虹吸之状”，跟壮夫喝酒无二异，离茶道则甚远。
为与茶性的冲淡、清和相投合，古人喝茶很讲究环境。在室门内，则需凉台静屋、明窗曲几之类，而尤以野趣为好。或处林竹之荫，或会泉石之间，或对暮日春阳，或沐清风朗月。现存的古人吟茶诗中，便以诵咏野趣的为多。如柳宗元“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陆游“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苏轼“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谢应芳“星飞白石童敲火，烟出青林鹤上天”，德祥“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树林”，孙一元“眼底闲云乱不开，偶随麋鹿入云来。平生于物元无取，消受山中水一杯”，吴苹香“临水卷书帷，隔竹支茶灶。幽绿一壶寒，添入诗人料”，描绘种种情景下的饮茶兴味。最典型的莫过于朱权《茶谱·序》中称道的：
挺然而秀，郁然而茂，森然而列者，北园之茶也；泠然而清，锵然而声，涓然而流者，南涧之水也；块然而立，晬然而温，铿然而鸣者，东山之石也；癯然而酸，兀然而傲，扩然而狂者，渠也。渠以东山之石，击灼然之火；以南涧之水，烹北园之茶。自非吃茶汉，则当握拳布袖，莫敢伸也。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予法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
更兼趣味的，当是这一切便由自己来操作，将身心投入到整个过程之中，自摘、自烹，自行其乐，如卢仝所说“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苏轼也道：“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有陆游：“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刘禹锡：“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砂水……自摘至煎俄顷余。”
茶之作为一种雅事，也是和其他雅事相通的，都由同一性灵发之。因而，饮茶时辅以其他雅事是可以更助清兴的，比如品茶与赋诗。朱权就曾以为品茶“可以助诗兴而与云山顿色”。元稹在一首《茶·一言至七言诗》中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苏轼兄弟茶诗最多，轼云：“吟哦烹噍两奇绝”，辙云：“新诗态度霭春云，肯把篇章妄与人。性似好茶常自养，交如泉水久弥亲”。轼又在《寄周安孺茶》中将植茶与读书、吟哦等同看作闲情内容的：“鹿门有佳士，博览无不瞩。邂逅天随翁，篇章互赓续。开园颐山下，屏迹松江曲。有兴即挥毫，灿然存简牍。” 关于品茶与玩墨，清人梁辙在《承晋斋积闻录》上说：“品茶试砚，是人生第一韵事，是吾辈第一受用。”这估计是因两者皆有的沉静、安详、细腻之趣味，故并而择之。文徵明诗“方床睡起茶烟细，矮纸诗成小草斜”，魏野诗“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两者共具避居生活的闲悠、散淡；苏轼于《东坡志林》中引“司马温公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异趣是表面的，而内里则于性味与品操上相同。
关于品茶与清谈，文震亨以为可“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霄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陆士修诗“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写出了饮、谈相生的雅意，而朱权则较为完整地构想了一套清谈开始前的行茶仪式。地点最好是在山中林下等幽避之处，先让一侍童摆上香案，前置茶炉，然后取茶具、汲清泉、碾细末、烹沸汤，注于瓯中，端奉于前。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对客说，“为君以泻清臆”，客人起身，也举瓯接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一瓯，童子接瓯退下，主客遂开始“话久情长，礼陈再三”。
明人许次纾《茶疏》和冯祯卿《岕茶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完整的品飲要求。许次纾将“饮时”之宜陈述为：“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闻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院，名泉怪石。”更著名的是冯祯卿的“十三宜”，大约是因为它的简扼可记，共有以下内容：“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酲、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
由上可知，古人凡饮茶，则必论其清韵高致，方算后晓，而又特别地将它放在世俗生活的对立面来加以评品。因而，每当仕途困顿或倦于俗累时，就会有人寄意于杯盏，借此来遣排心中的苦闷，并于清凉致静中求得恬淡平和的心情。白居易《食后》诗很是刻画出了这种意态，其诗云：“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乐山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更有一些甘于隐逸生活的人，在茶中发现了跟他们心态相一致的品性。比如茶的淡雅幽远，便合于他们迎风踏月、抚山弄水的意趣；茶的苦中蕴甘，则合于他们节衣简食、苦甘互济的心念，等等。于卜居之时，慵起懒坐，慢走缓行，或植花垂钓，或读书吟诗，或品茗啜茶，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人生一大快事了。而其中的一些人，又由于酷嗜茶事，常于闲避生活中精研细究，在积年累月下，得其精妙，并亲自撰成茶书一二，以寄遐幽逍遥之志。由以下这些著名的茶著作者的生平看，当可知茶与隐逸生活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陆羽既不愿皈依佛门，也不愿进入仕途，唐德宗曾识其才华，诏拜为太子文学，任太常寺太祝（掌管宗庙礼乐），他避而不就。肃宗元年，他遂开始隐居于浙西苕溪，闭门读书，常常独行于山野，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诵佛经，吟古诗，自晨及暮，天黑才兴尽而归，由此可知他是个性情中人。同时，他又极为嗜茶，曾经游历数省，于山川溪畔了解茶情，又披览众籍，钩沉寻迹，对古人茶事靡不毕晓。隐居后，与浙西名人皎然、颜真卿等唱和往来，并以烹茶清谈为乐，古风悠然而逸情高卓，著《茶经》三卷，以为平生快事。
明人中热衷潜隐的人最多，钱椿年、顾元庆、张源、陈师、许次纾、罗廪等都是其中与茶事密切相关的。
钱椿年，字宾桂，人称友兰翁，常熟人，好古博雅，性偏自养，幼年时就嗜好于茶，年逾大耋，犹精于茶事，平时喜欢阅读唐宋茶谱茶录等书，家居若藏若煎，身体力行，悟得个中三昧，后编成《茶谱》一书。
顾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长洲人，吴中隐士，精于绘画，书法效米芾，曾著《云林遗事》《夷白斋诗话》《山房清事》《瘗鹤铭考》等十余种书，晚年与王天雨、岳岱两位隐士于阳山之阴，结为泉石之盟，烹茶清谈，并删校钱椿年所撰《茶谱》，从而使此书更享誉于世。
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包山（今属江苏）人，志甘恬淡，性合幽栖，因而世称隐君子，又嗜茶如命，也当称其为“瘾君子”。他长年隐居于山谷之间，因无所事事，便每日以习诵诸子百家为乐。每当博览之余，闲散下来，便汲泉煮茗，借此自娱。无论是春夏寒暑，都如此这般，依恃三十余年，对茶事的专研可谓竭精殚思，以得到茶的旨归为己任。后总结平生经验，著成《茶录》一书。
陈师，钱塘人，曾任永昌太守。从小便痴迷于读书识经，老来弥笃。后辞官隐居通都，除了结交高人雅士，便闲门独处，家中空立四壁，无心向俗。每日里将耳闻目睹的材料，有心记存下来，时间久了，便编撰成册，有《览古评语》《禅记笔谈》等书，很是脍炙。他虽也天性好酒，但不多，每次不过五七啜，而是更偏好饮茶，走到哪里都要品尝一下当地茶叶的滋味，也随手记下心得，晚年编成《茶考》一书。
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隐居而整日闲暇自任，对茶事最有兴味，家居待客，引为清言。又常登山临水，随手带有茶器及自备的精茗，随地随烹。许次纾与吴兴人姚绍宪为故交，姚氏家居有名的茶乡顾渚山明月峡中，自已辟有小园，种植茶树。每当出新茶的时候，许氏总是乘马车到姚氏住处，两人汲金沙、玉窦二泉之水，烹茗细啜，研究品评，以此而积聚了大量关于茶事的材料，并写成《茶疏》一书。
罗廪，字高君，慈溪（浙东）人，自幼便性爱饮茶，因思名品之下易得到，便周游于各地茶乡，并及时吸收不同的茶法，参互考订。后避居于中隐山中，亲自栽植培灌茶树。十年下来，每到春夏之交，便摘取家中，藏之书房。夜来时分，高君总是静坐山堂，拾火烹鼎，观水火相战，听沸炉松响，赏潋滟茶汤，尽烹其中幽趣。又善研读前人茶著，参以自已的体会，作成《茶解》。
（选自《中华文化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