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1年所发生的世界大事,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
中国争论“和平演变”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一位高级干部说:“苏联、东欧原共产党的那种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演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宣部编写的一个小册子说:“这些国家政局的演变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高狄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感慨之余,高狄再一次想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打算采取新的行动。既为《人民日报》社长,当然还要从报纸上寻找机会,于是他要求属下根据最新形势撰写社论,写好后直接送他审阅。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来就酿成了一次不小的风波。
《人民日报》问姓“资”姓“社”
迄今为止,高狄在自己的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吉林当过省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当过副校长,还是“常务”的,这有点像13年以前胡耀邦的那个位置。两年前,也即1989年夏,自从他当了这家报社的社长,报纸面貌大变。他的观念鲜明,一直把“反对和平演变”看作最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坚信真理在自己手里。
8月26日,也即“莫斯科事变”结束以后第三天,他期待的社论清样被送到他的案头。他健笔一划,把后面四段删去,又加上三段,然后把标题装饰起来,叫做《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那些只读标题的人来说,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那
些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改革开放的言论都是诬陷之词。可是他却在一个关键的地方露了马脚。“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他这样写道,好像要出一口恶气似的,连续写了两遍,经此一改,这社论就出来这么一句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他将改定的社论清样送给上级领导去审阅。这一行为乃是依据既成的社论送审制度,并非反常之举。他在自己改定的社论清样上附有一信,一并呈送,对上级说他是“不同意公开争论姓‘社’姓‘资’”的。他一边把他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一边又向他的上级表白“不同意”公开那样说。
“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9月1日晚上,新华社依据成例将那社论全文播出,让全国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新闻编辑目光如炬,一眼洞悉社论要害就在那几行字,全都摘编出来播发出去,还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要全文发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恰恰出现在这时。总书记江泽民听说《人民日报》也要来问姓“社”姓“资”,立即下令删去。这一指示辗转到达《人民日报》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接着新华社也接到同样的指示。大家齐心协力,把社长写了两遍的“我们要问姓‘资’姓‘社’”一笔勾销,将社论重新发布。这一夜,全中国大小党报的夜班编辑,全都看着两个版本的社论犯疑,既糊涂又新鲜。“我做了十二年夜班了,可没有见过这个。”一个地方报纸的编辑这样说。这还算好的呢,报纸编辑大都是政治老手,不用人教就知道应该怎样亡羊补牢。糟糕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已是覆水难收。境外及港台的报社也不会那么老实地听从党的指示。第二天一大早,那些報纸,香港的、台湾的,还有国外的,全都津津乐道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一回抓住了把柄,就说:“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这真是《人民日报》的痛苦之夜和尴尬之晨。
中国争论“和平演变”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一位高级干部说:“苏联、东欧原共产党的那种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平演变’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宣部编写的一个小册子说:“这些国家政局的演变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高狄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感慨之余,高狄再一次想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打算采取新的行动。既为《人民日报》社长,当然还要从报纸上寻找机会,于是他要求属下根据最新形势撰写社论,写好后直接送他审阅。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来就酿成了一次不小的风波。
《人民日报》问姓“资”姓“社”
迄今为止,高狄在自己的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吉林当过省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当过副校长,还是“常务”的,这有点像13年以前胡耀邦的那个位置。两年前,也即1989年夏,自从他当了这家报社的社长,报纸面貌大变。他的观念鲜明,一直把“反对和平演变”看作最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坚信真理在自己手里。
8月26日,也即“莫斯科事变”结束以后第三天,他期待的社论清样被送到他的案头。他健笔一划,把后面四段删去,又加上三段,然后把标题装饰起来,叫做《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那些只读标题的人来说,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那
些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改革开放的言论都是诬陷之词。可是他却在一个关键的地方露了马脚。“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他这样写道,好像要出一口恶气似的,连续写了两遍,经此一改,这社论就出来这么一句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他将改定的社论清样送给上级领导去审阅。这一行为乃是依据既成的社论送审制度,并非反常之举。他在自己改定的社论清样上附有一信,一并呈送,对上级说他是“不同意公开争论姓‘社’姓‘资’”的。他一边把他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一边又向他的上级表白“不同意”公开那样说。
“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9月1日晚上,新华社依据成例将那社论全文播出,让全国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新闻编辑目光如炬,一眼洞悉社论要害就在那几行字,全都摘编出来播发出去,还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要全文发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恰恰出现在这时。总书记江泽民听说《人民日报》也要来问姓“社”姓“资”,立即下令删去。这一指示辗转到达《人民日报》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接着新华社也接到同样的指示。大家齐心协力,把社长写了两遍的“我们要问姓‘资’姓‘社’”一笔勾销,将社论重新发布。这一夜,全中国大小党报的夜班编辑,全都看着两个版本的社论犯疑,既糊涂又新鲜。“我做了十二年夜班了,可没有见过这个。”一个地方报纸的编辑这样说。这还算好的呢,报纸编辑大都是政治老手,不用人教就知道应该怎样亡羊补牢。糟糕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已是覆水难收。境外及港台的报社也不会那么老实地听从党的指示。第二天一大早,那些報纸,香港的、台湾的,还有国外的,全都津津乐道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一回抓住了把柄,就说:“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这真是《人民日报》的痛苦之夜和尴尬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