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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好对策研究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关系方面，吴敬琏表示，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虽然有求实精神的积极一面，但却往往不够重视理论思维。
“一个好的智库，必须处理好三对重要关系——对策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基本理论、基本问题研究的关系，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的关系，社会利益追求与本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前景、物质利益的关系。”5月18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行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大讨论”系列讲座第三场，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谈及新时期智库建设应关注的重要问题时如是说。
吴敬琏强调，智库机构进行研究工作，不仅要重视密切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更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应用前人通过研究得出的基本规律与理论，真正做到将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工作相结合，提出正确的应对之策。同时，应在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研究人员并重视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为那些与主流学术思想不同的观点留有生存空间。此外，政策研究还应处理好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关系，关键是要时刻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掌握前人研究得出的基本规律与理论
在处理好对策研究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关系方面，吴敬琏表示，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虽然有求实精神的积极一面，但却往往不够重视理论思维。从政策研究看，这容易使政策建议仅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如果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是短视的、不全面的，甚至是可能带来偏差的对策。”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吴敬琏指出，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效益差，应采用新的方针，走一条新的道路。当时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核心就落在提高效益上，具体包括：降低重工业投资比重，加快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商业等。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在总结苏联教训的基础上，中央提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二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而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应该说，‘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当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有缺陷。究竟什么是粗放型增长方式？什么是集约型增长方式？我们始终缺乏透彻和清晰的认识。”吴敬琏说，进入21世纪后，大多数省份都开始通过引入大量投资推动产业结构重型化。直至2005年—2006年，引发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道路的一场大争论。“十一五”时期，中央接受了“要继续把增长方式转变作为主线”的意见。但直到此时，人们始终没有深究该问题背后的根本原理与规律，于是时常出现政策摇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样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城市化问题。在吴敬琏看来，其中一项基本问题很值得讨论，即城市化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以及城市化在一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有观点认为，城市化的功能在于能够增加消费需求，因为农民进城后所产生的刚需，可支撑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增长。还有的观点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因而不应去讨论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功能。“相较而言，我认为后一种观点的问题更大。因为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城市化又成为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呢？”
吴敬琏介绍，世界顶级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其所著的《城市的胜利》一书中，从文艺复兴的角度阐释了城市的功能。他指出，城市的功能，就是通过人的聚集形成的一种环境，从而激发了思想、理念、体制、技术的发展和变革。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已有的基本理论，就能得到一个结论，即人群在城市的聚集，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正面作用的。与此同时，城市化也有其副作用，比如：由于人的过分聚集，会造成生活费用提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吴敬琏说。在他看来，我国城市化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更多是政策导向的城市化。世界各国城市的形成无外乎两种路径：一种是由“城”即政治中心演进而来的，另一种（也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由“市”也就是“市场”演进而来的，而市场和经济导向是会权衡利弊的。
吳敬琏强调，我国智库机构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固然要密切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应用已有的基本规律与理论。“如此，我们便如同拥有了显微镜、望远镜，才可以将问题看得更透彻、更清楚。”
他建议，智库机构要在全面研究已有的各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通过形成完善的分析框架，逐步放宽约束条件、加入现实因素进行研究，真正做到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相结合，更加深刻地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从而给出最接近实际情况的应对之策。
重视形成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
对于政府智库如何处理好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的关系，吴敬琏指出，智库研究的政治正确，首先是必须确保政策研究与措施有利于国家发展及政局稳定。而其基础在于，要确保结论和建议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按理说，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这两者之间，应该并不存在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但实际上，在衡量政治正确时，其标准往往很难把握。”吴敬琏坦言，一是评判的时间长短问题。有些政策从短期来看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则可能出现诸多问题。二是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由谁来判断。这就存在着，是否可以由政策短期效果来决定长期效果的问题。
“对智库研究而言，首先，我们应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其次，要减弱那些有偏差的研究成果或政策建议的副作用。”吴敬琏建议，要充分尊重所有研究人员的观点，并重视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让那些不同于主流观点和理论的学术思想与观点有生存空间。同时，研究人员也应时刻注意，不要被个别媒体为博人眼球，而使自己的观点被断章取义和肆意曲解。
政策研究机构要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对于智库来说，处理好追求社会利益与本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前景、物质利益的关系也很重要。吴敬琏说：“政策研究的本质是研究公共政策，政策研究必须处理好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中立性，切不可有立场偏向。”
中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势必将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对此，吴敬琏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实际表示，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心各研究部（所）主要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也应有所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来源，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上级领导交办的课题，二是社会热点问题，三是研究人员在自身研究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如今社会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千变万化，这就需要研究人员结合各自研究领域，进行深入分析与思考，确定哪些问题是能够解决表层问题的基本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充分研究。”吴敬琏举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但一直以来，我们时常忙于应付解决反复出现的各种表面问题，就事论事地给出政策建议。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应加深对基本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又比如，产业政策、产能过剩等问题。“世界范围内早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人员，是否都知晓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过比较？又是否将其充分转化吸收，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吴敬琏认为，如果基本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纵使再疲于奔命地研究类似钢铁、煤炭过剩等表象问题，终究无济于事。
吴敬琏强调，必须先要理清基本问题，才能给出周全的对策。同时，作为政策研究部门，还应注意不可盲目地追求快速反应。
“一个好的智库，必须处理好三对重要关系——对策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基本理论、基本问题研究的关系，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的关系，社会利益追求与本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前景、物质利益的关系。”5月18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行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大讨论”系列讲座第三场，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谈及新时期智库建设应关注的重要问题时如是说。
吴敬琏强调，智库机构进行研究工作，不仅要重视密切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更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应用前人通过研究得出的基本规律与理论，真正做到将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工作相结合，提出正确的应对之策。同时，应在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研究人员并重视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为那些与主流学术思想不同的观点留有生存空间。此外，政策研究还应处理好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关系，关键是要时刻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掌握前人研究得出的基本规律与理论
在处理好对策研究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关系方面，吴敬琏表示，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虽然有求实精神的积极一面，但却往往不够重视理论思维。从政策研究看，这容易使政策建议仅就事论事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如果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是短视的、不全面的，甚至是可能带来偏差的对策。”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吴敬琏指出，早在198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效益差，应采用新的方针，走一条新的道路。当时提出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核心就落在提高效益上，具体包括：降低重工业投资比重，加快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商业等。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在总结苏联教训的基础上，中央提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二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而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应该说，‘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当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有缺陷。究竟什么是粗放型增长方式？什么是集约型增长方式？我们始终缺乏透彻和清晰的认识。”吴敬琏说，进入21世纪后，大多数省份都开始通过引入大量投资推动产业结构重型化。直至2005年—2006年，引发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道路的一场大争论。“十一五”时期，中央接受了“要继续把增长方式转变作为主线”的意见。但直到此时，人们始终没有深究该问题背后的根本原理与规律，于是时常出现政策摇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样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城市化问题。在吴敬琏看来，其中一项基本问题很值得讨论，即城市化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以及城市化在一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有观点认为，城市化的功能在于能够增加消费需求，因为农民进城后所产生的刚需，可支撑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增长。还有的观点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因而不应去讨论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功能。“相较而言，我认为后一种观点的问题更大。因为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城市化又成为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呢？”
吴敬琏介绍，世界顶级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在其所著的《城市的胜利》一书中，从文艺复兴的角度阐释了城市的功能。他指出，城市的功能，就是通过人的聚集形成的一种环境，从而激发了思想、理念、体制、技术的发展和变革。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已有的基本理论，就能得到一个结论，即人群在城市的聚集，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正面作用的。与此同时，城市化也有其副作用，比如：由于人的过分聚集，会造成生活费用提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等。”吴敬琏说。在他看来，我国城市化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更多是政策导向的城市化。世界各国城市的形成无外乎两种路径：一种是由“城”即政治中心演进而来的，另一种（也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由“市”也就是“市场”演进而来的，而市场和经济导向是会权衡利弊的。
吳敬琏强调，我国智库机构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固然要密切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掌握和应用已有的基本规律与理论。“如此，我们便如同拥有了显微镜、望远镜，才可以将问题看得更透彻、更清楚。”
他建议，智库机构要在全面研究已有的各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通过形成完善的分析框架，逐步放宽约束条件、加入现实因素进行研究，真正做到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相结合，更加深刻地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从而给出最接近实际情况的应对之策。
重视形成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
对于政府智库如何处理好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的关系，吴敬琏指出，智库研究的政治正确，首先是必须确保政策研究与措施有利于国家发展及政局稳定。而其基础在于，要确保结论和建议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按理说，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这两者之间，应该并不存在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但实际上，在衡量政治正确时，其标准往往很难把握。”吴敬琏坦言，一是评判的时间长短问题。有些政策从短期来看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看则可能出现诸多问题。二是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由谁来判断。这就存在着，是否可以由政策短期效果来决定长期效果的问题。
“对智库研究而言，首先，我们应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其次，要减弱那些有偏差的研究成果或政策建议的副作用。”吴敬琏建议，要充分尊重所有研究人员的观点，并重视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让那些不同于主流观点和理论的学术思想与观点有生存空间。同时，研究人员也应时刻注意，不要被个别媒体为博人眼球，而使自己的观点被断章取义和肆意曲解。
政策研究机构要保持自身的中立性
对于智库来说，处理好追求社会利益与本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前景、物质利益的关系也很重要。吴敬琏说：“政策研究的本质是研究公共政策，政策研究必须处理好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中立性，切不可有立场偏向。”
中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势必将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对此，吴敬琏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实际表示，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心各研究部（所）主要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也应有所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来源，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上级领导交办的课题，二是社会热点问题，三是研究人员在自身研究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如今社会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千变万化，这就需要研究人员结合各自研究领域，进行深入分析与思考，确定哪些问题是能够解决表层问题的基本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充分研究。”吴敬琏举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但一直以来，我们时常忙于应付解决反复出现的各种表面问题，就事论事地给出政策建议。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应加深对基本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又比如，产业政策、产能过剩等问题。“世界范围内早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人员，是否都知晓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过比较？又是否将其充分转化吸收，形成我们自己的观点？”吴敬琏认为，如果基本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纵使再疲于奔命地研究类似钢铁、煤炭过剩等表象问题，终究无济于事。
吴敬琏强调，必须先要理清基本问题，才能给出周全的对策。同时，作为政策研究部门，还应注意不可盲目地追求快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