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重旭先生的《历史，不要给人太多的选择》一文(载《同舟共进》2005年第12期)，以张灵甫和浩亮两个关系不大的人物为例，感叹历史人物在动荡年代的沉浮及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奈。读过之后，觉得文章存在两个问题，特提出讨论。
首先，文章的立意有点问题，让人不明白作者在提倡什么。文章可能是想说：在动荡的年代，社会的急剧变化，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人们很不容易驾驭，常常身不由己，难免受到时代的捉弄，而如果个人心存邪念，则更难免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是，什么叫做“给人太多的选择”?为什么不要给太多的选择?怎样给人少一点的选择?这种感叹有意义吗?事实上，人生活在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急剧变革的、动荡的、跳跃的时代，还是相对稳定、平静的年代，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都会因为这些选择的千变万化而致个人命运的千姿百态。社会相对稳定时期，成败荣辱、升降沉浮的发生，并不一定就比动乱年代少些。至于造成命运改变的原因，在动荡年代，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多些，在平静时期，则个人的因素多些。另一方面，时代不能选择，但个人的道路、个人的行为可以选择，从主观方面而言，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当将自己的失误或罪恶归咎于时代。当然，人生活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属于特定的阶级或集团，他的各种行为必然要打上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某些选择和行为又不能完全由他个人来负责。
文章的标题，似乎是抱怨历史时代造成了一些人物命运的遗憾，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的风云变幻”，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条件，就不会有那些“抗日名将”偷运的不济。但作者所列举的“和那些抗日名将不同的”、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浩亮“得以荣升”，是由于“有一个肮脏的灵魂”。这种情况，是应该怪时代，还是怪个人呢?作者的意思似乎是个人有问题，时代也有问题。他问“又是谁为那些肮脏的灵魂搭建了肮脏的舞台呢”?如果说，作者既鞭笞了那些“肮脏的灵魂”，又触及到那个疯狂的年代，还可以自圆其说的话，那么，那些“抗日名将”命运的转折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或“时代”应当为之承担责任呢?作者提到了“如果不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假设，似乎想说“内战”使“抗日名将”改变了命运，但紧接着又写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上，像张灵甫这样本该成为民族英雄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历史罪人的人为数不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列出一份43人的战犯名单，其中就有让日寇胆寒的抗日名将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他们为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本来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丰碑，却被历史所唾弃。
这段话才真正让人“莫名其妙”。其一，既然讲了是因为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做错了选择，怎么又说“莫名其妙地成了历史罪人”呢?作者对这段历史到底是什么态度?是说打内战不对，还是说打内战的责任不在张灵甫们，而他们不过是世局变幻的牺牲品?或者是说“民族英雄”被“给人太多选择”的历史耍了?其二，作者所列举的这些人物，结局很不一样，其中有几位绝对不宜说“被历史所唾弃”。这里，作者用语太不谨慎，任何一位的后人读到这篇文章，都可能十分不满。像傅作义，内战后期，率数十万大军，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使北平免于战祸，并促成其老部下、时任绥远省主席的董其武和平起义，走上了与人民合作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怎么能说“被历史所唾弃”呢?又如卫立煌，辽沈战役后即不为蒋所信任，1949年1月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时特地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竭诚祝贺。1955年3月，离开香港回到大陆，随即公开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呼吁改变与新中国对立的立场。其后，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最终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再如李宗仁，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经香港去美国，1955年，在海外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盼望国家实现统一，其后，又在各种场合赞扬新中国的各项成就，并于1965年毅然回国，翻开了个人历史新的一页。即使是战败被俘的杜聿明，经过教育改造，也已幡然悔悟，1959年被特赦释放，成为人民的一员，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了一个光荣的句号。
我们常常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为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应该避免这种用语武断的文字。对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采取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肯定其该肯定的，否定其该否定的。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最好不要用“被唾弃”之类的字眼。
当然，文章不是学术论文，只是一篇随笔，严谨性不应苛求。但我以为，在某些问题上，随笔也不应太随意。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首先，文章的立意有点问题，让人不明白作者在提倡什么。文章可能是想说：在动荡的年代，社会的急剧变化，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人们很不容易驾驭，常常身不由己，难免受到时代的捉弄，而如果个人心存邪念，则更难免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是，什么叫做“给人太多的选择”?为什么不要给太多的选择?怎样给人少一点的选择?这种感叹有意义吗?事实上，人生活在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急剧变革的、动荡的、跳跃的时代，还是相对稳定、平静的年代，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都会因为这些选择的千变万化而致个人命运的千姿百态。社会相对稳定时期，成败荣辱、升降沉浮的发生，并不一定就比动乱年代少些。至于造成命运改变的原因，在动荡年代，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多些，在平静时期，则个人的因素多些。另一方面，时代不能选择，但个人的道路、个人的行为可以选择，从主观方面而言，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当将自己的失误或罪恶归咎于时代。当然，人生活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属于特定的阶级或集团，他的各种行为必然要打上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某些选择和行为又不能完全由他个人来负责。
文章的标题，似乎是抱怨历史时代造成了一些人物命运的遗憾，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的风云变幻”，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条件，就不会有那些“抗日名将”偷运的不济。但作者所列举的“和那些抗日名将不同的”、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浩亮“得以荣升”，是由于“有一个肮脏的灵魂”。这种情况，是应该怪时代，还是怪个人呢?作者的意思似乎是个人有问题，时代也有问题。他问“又是谁为那些肮脏的灵魂搭建了肮脏的舞台呢”?如果说，作者既鞭笞了那些“肮脏的灵魂”，又触及到那个疯狂的年代，还可以自圆其说的话，那么，那些“抗日名将”命运的转折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或“时代”应当为之承担责任呢?作者提到了“如果不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假设，似乎想说“内战”使“抗日名将”改变了命运，但紧接着又写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上，像张灵甫这样本该成为民族英雄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历史罪人的人为数不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列出一份43人的战犯名单，其中就有让日寇胆寒的抗日名将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他们为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本来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的丰碑，却被历史所唾弃。
这段话才真正让人“莫名其妙”。其一，既然讲了是因为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做错了选择，怎么又说“莫名其妙地成了历史罪人”呢?作者对这段历史到底是什么态度?是说打内战不对，还是说打内战的责任不在张灵甫们，而他们不过是世局变幻的牺牲品?或者是说“民族英雄”被“给人太多选择”的历史耍了?其二，作者所列举的这些人物，结局很不一样，其中有几位绝对不宜说“被历史所唾弃”。这里，作者用语太不谨慎，任何一位的后人读到这篇文章，都可能十分不满。像傅作义，内战后期，率数十万大军，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使北平免于战祸，并促成其老部下、时任绥远省主席的董其武和平起义，走上了与人民合作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怎么能说“被历史所唾弃”呢?又如卫立煌，辽沈战役后即不为蒋所信任，1949年1月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时特地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竭诚祝贺。1955年3月，离开香港回到大陆，随即公开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呼吁改变与新中国对立的立场。其后，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最终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再如李宗仁，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经香港去美国，1955年，在海外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盼望国家实现统一，其后，又在各种场合赞扬新中国的各项成就，并于1965年毅然回国，翻开了个人历史新的一页。即使是战败被俘的杜聿明，经过教育改造，也已幡然悔悟，1959年被特赦释放，成为人民的一员，196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了一个光荣的句号。
我们常常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为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应该避免这种用语武断的文字。对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采取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肯定其该肯定的，否定其该否定的。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分裂国家民族的罪人，最好不要用“被唾弃”之类的字眼。
当然，文章不是学术论文，只是一篇随笔，严谨性不应苛求。但我以为，在某些问题上，随笔也不应太随意。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