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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底层的欲望
高薪未必养廉，但低薪一定滋生腐败——一位业内人士曾如此阐述公务员低薪制的弊端。而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公务员低薪制度。
这在改革开放前，矛盾还尚不凸显。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与其他行业相比，大致相当于全社会的中等水平。但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相比，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增长则相对缓慢。
据官方数据反映，在美国、日本、法国、越南、古巴等国家以及我國香港、澳门地区，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普遍高于本国(本地区)的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而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在2003年第8次调整工资后，各级公务员年平均工资为15487元，在全国10多个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中，排名处于中下位次。
公务员的低薪在乡镇一级尤甚。账面上的工资少，而生活消费水平又节节攀升，要解决这个矛盾，处于政府官员金字塔底层的基层公务员有以下几种可能的途径。
一是等待国家加薪。这是收入增加的正途之一。然而，一次加薪要等多久、又能涨多少呢？从1989年到1997年，公务员等了8年才等来第二次加薪。这之后的加薪频率虽不断加快，但涨幅始终有限，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涨幅，更是处于加薪链条中的最末位。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8%，而在这期间，公务员工资经过多次调整，年均增长约6.8%，且此数据并没有将物价上涨指数考虑进去。
二是争取“往上升”。一来随着职务的晋升工资本身会有所上调，职务上升所带来的其他利益更是显而易见；二来职务越高加薪时增幅也就越大，这条途径涵盖了第一种办法，是公务员主要选择的路径。
然而，第二种方法同时带来的弊端是，一部分公务员会为了谋求职务晋升而不择手段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卖官。
此时，腐败已初现端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务员由于手里的资源有限，虽然也可能以权谋私，但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外，也难谋“大私”。由于公务员的账面工资过低，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个人便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和挖掘“灰色收入”，这主要是指各类津贴、补助和实物等隐形收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可享受到这些待遇，对很多地方基层公务员而言，这样的待遇只能是传说。
地区、部门之间的差异容易导致少数基层公务员心理上的失衡，倘若他们手上还握有一定的权力，极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链条末端的权力
谈起腐败，人们的目光往往容易集中到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身上，处于乡镇一级的基层公务员，则常常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2007年12月，浙江省临海市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该市沿江镇原党委书记杨圣军有期徒刑十二年。在2002年到2007年近6年中，杨通过手中修路、征地等权力，敛财近20万元。在他的受贿清单中，从港币、人民币、机票、笔记本电脑，到打火机、香烟、名牌西装、购物券，五花八门。杨圣军自称，镇里的重大事项都是他本人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
对于乡镇中分管财政的公务员，权钱交易变得更隐蔽也更容易。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枧沟镇原财政所业务所长窦小青，在1999年到2002年间，将国有河滩土地补偿款10万元不入账、不移交，存入了个人账户，同时用伪造票据多报支出的手段贪污公款。
据了解，在新一轮的税费改革后，乡镇的职能有所转变，不再负责直接的税费收取。由于权力缩小，乡镇公务员利用收费、收税的机会直接腐败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腐败手段，比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挪用、侵占资金。德阳市旌阳区双东镇原国土建环所所长付利如，就在“南龙线路”工程发放工程拆迁补偿款的过程中，采用增大拆迁户补偿面积的方式，多报补偿款2万余元据为己有。
四川省纪委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对乡镇一级的财政管理已有了较为完备的规定，但各地在执行中却有差距。而制度的生命力正在于制度的执行上，否则，部分基层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就会放大、变形。像上文中提到的杨圣军，就直接把“集体议事”这一民主监督的制度变为了纸上的空话。
正因为基层公务员处于权力链条的末端，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会拥有较大的“政策解释”的权力。也就是说，费用怎么收、发票怎么开、资金怎么转，往往按照操办人的意志产生最终结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私欲相结合，那么政策的执行就可能走样，最终将按照执行者的意愿变成腐败的手段。
小贪小拿的“大影响”
因为手中的权力有限，基层公务员以权谋私上机会不多。但一旦有可能，往往会不择手段，而且在百姓心目中的危害十分巨大。
对于那些一伸手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贪官，百姓自然提之愤恨，然而毕竟他们没有亲眼见到其贪污腐败的过程，也很少能切身感受到腐败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较为抽象的“恨”往往比不上一个身边的乡镇干部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据媒体报道，今年年初，四川某地的一名公务员将所辖村的一名一级智力残疾村民纳入农村五保户供养，其后又将其父列为五保户供养。事后，他以帮忙为由，竟两次伸手向村民索取“辛苦费”共500元。
500元，不算是个大数目，但是由公务员亲自将手伸向老百姓的口袋，对百姓造成的伤害不可小视。一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本来就不宽裕，几百元对其来说是影响着柴米油盐的大事；二来，这一行为会严重影响乡镇干部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损害其威信，让百姓心中生出抵触情绪，影响干群关系。
而对于那些“伸手”的基层公务员来说，也常常会有不平之感：工资本来就那么低，伸手拿的这点钱跟那些大贪官比起来实在是“毛毛雨”，可一旦被发现，等待他们的一样是处分、开除甚至判刑。
确实，涉及的钱虽少、物虽小，但影响直接且恶劣，因此不能放松对基层公务员的监督和管理。于是，建立对基层公务员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成了遏制其腐败的关键。
另一方面，对基层公务员“灰色收入”的监督也需要进一步“补课”。
今年3月31日，国家公务员局低调挂牌。4月10日，一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对记者表示，它的第一步工作重点，就是统筹各种人力资源的社会保障。对于800万公务员来说，收入阳光化是一个趋势。
有专家认为，通过工资改革，把“桌面上”的钱提高、发足，同时加大对灰色收入的遏制力度，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以往的额外“福利”少了，但合法收入提高了，追求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成本也上升了，违规的几率也就会相对降低。将基层公务员的津贴补贴从“桌子下面”放到“桌面上”来，这种规范化和公开化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反腐败的意义。而一旦实行阳光化、透明化的制度，腐败现象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监督。
低薪制度实行了很多年，反腐斗争也进行了很多年，基层公务员是这二者矛盾的交汇点，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怎样监督好基层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如何在机制上堵住其腐败的漏洞？怎样让公务员的薪酬“阳光普照”，解开低薪与腐败这一矛盾之结？这，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
高薪未必养廉，但低薪一定滋生腐败——一位业内人士曾如此阐述公务员低薪制的弊端。而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公务员低薪制度。
这在改革开放前，矛盾还尚不凸显。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与其他行业相比，大致相当于全社会的中等水平。但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相比，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增长则相对缓慢。
据官方数据反映，在美国、日本、法国、越南、古巴等国家以及我國香港、澳门地区，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普遍高于本国(本地区)的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而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在2003年第8次调整工资后，各级公务员年平均工资为15487元，在全国10多个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中，排名处于中下位次。
公务员的低薪在乡镇一级尤甚。账面上的工资少，而生活消费水平又节节攀升，要解决这个矛盾，处于政府官员金字塔底层的基层公务员有以下几种可能的途径。
一是等待国家加薪。这是收入增加的正途之一。然而，一次加薪要等多久、又能涨多少呢？从1989年到1997年，公务员等了8年才等来第二次加薪。这之后的加薪频率虽不断加快，但涨幅始终有限，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涨幅，更是处于加薪链条中的最末位。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8%，而在这期间，公务员工资经过多次调整，年均增长约6.8%，且此数据并没有将物价上涨指数考虑进去。
二是争取“往上升”。一来随着职务的晋升工资本身会有所上调，职务上升所带来的其他利益更是显而易见；二来职务越高加薪时增幅也就越大，这条途径涵盖了第一种办法，是公务员主要选择的路径。
然而，第二种方法同时带来的弊端是，一部分公务员会为了谋求职务晋升而不择手段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卖官。
此时，腐败已初现端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务员由于手里的资源有限，虽然也可能以权谋私，但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外，也难谋“大私”。由于公务员的账面工资过低，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个人便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和挖掘“灰色收入”，这主要是指各类津贴、补助和实物等隐形收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可享受到这些待遇，对很多地方基层公务员而言，这样的待遇只能是传说。
地区、部门之间的差异容易导致少数基层公务员心理上的失衡，倘若他们手上还握有一定的权力，极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链条末端的权力
谈起腐败，人们的目光往往容易集中到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身上，处于乡镇一级的基层公务员，则常常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2007年12月，浙江省临海市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该市沿江镇原党委书记杨圣军有期徒刑十二年。在2002年到2007年近6年中，杨通过手中修路、征地等权力，敛财近20万元。在他的受贿清单中，从港币、人民币、机票、笔记本电脑，到打火机、香烟、名牌西装、购物券，五花八门。杨圣军自称，镇里的重大事项都是他本人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
对于乡镇中分管财政的公务员，权钱交易变得更隐蔽也更容易。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枧沟镇原财政所业务所长窦小青，在1999年到2002年间，将国有河滩土地补偿款10万元不入账、不移交，存入了个人账户，同时用伪造票据多报支出的手段贪污公款。
据了解，在新一轮的税费改革后，乡镇的职能有所转变，不再负责直接的税费收取。由于权力缩小，乡镇公务员利用收费、收税的机会直接腐败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腐败手段，比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挪用、侵占资金。德阳市旌阳区双东镇原国土建环所所长付利如，就在“南龙线路”工程发放工程拆迁补偿款的过程中，采用增大拆迁户补偿面积的方式，多报补偿款2万余元据为己有。
四川省纪委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对乡镇一级的财政管理已有了较为完备的规定，但各地在执行中却有差距。而制度的生命力正在于制度的执行上，否则，部分基层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就会放大、变形。像上文中提到的杨圣军，就直接把“集体议事”这一民主监督的制度变为了纸上的空话。
正因为基层公务员处于权力链条的末端，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会拥有较大的“政策解释”的权力。也就是说，费用怎么收、发票怎么开、资金怎么转，往往按照操办人的意志产生最终结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私欲相结合，那么政策的执行就可能走样，最终将按照执行者的意愿变成腐败的手段。
小贪小拿的“大影响”
因为手中的权力有限，基层公务员以权谋私上机会不多。但一旦有可能，往往会不择手段，而且在百姓心目中的危害十分巨大。
对于那些一伸手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大贪官，百姓自然提之愤恨，然而毕竟他们没有亲眼见到其贪污腐败的过程，也很少能切身感受到腐败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较为抽象的“恨”往往比不上一个身边的乡镇干部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据媒体报道，今年年初，四川某地的一名公务员将所辖村的一名一级智力残疾村民纳入农村五保户供养，其后又将其父列为五保户供养。事后，他以帮忙为由，竟两次伸手向村民索取“辛苦费”共500元。
500元，不算是个大数目，但是由公务员亲自将手伸向老百姓的口袋，对百姓造成的伤害不可小视。一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本来就不宽裕，几百元对其来说是影响着柴米油盐的大事；二来，这一行为会严重影响乡镇干部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损害其威信，让百姓心中生出抵触情绪，影响干群关系。
而对于那些“伸手”的基层公务员来说，也常常会有不平之感：工资本来就那么低，伸手拿的这点钱跟那些大贪官比起来实在是“毛毛雨”，可一旦被发现，等待他们的一样是处分、开除甚至判刑。
确实，涉及的钱虽少、物虽小，但影响直接且恶劣，因此不能放松对基层公务员的监督和管理。于是，建立对基层公务员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成了遏制其腐败的关键。
另一方面，对基层公务员“灰色收入”的监督也需要进一步“补课”。
今年3月31日，国家公务员局低调挂牌。4月10日，一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对记者表示，它的第一步工作重点，就是统筹各种人力资源的社会保障。对于800万公务员来说，收入阳光化是一个趋势。
有专家认为，通过工资改革，把“桌面上”的钱提高、发足，同时加大对灰色收入的遏制力度，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以往的额外“福利”少了，但合法收入提高了，追求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成本也上升了，违规的几率也就会相对降低。将基层公务员的津贴补贴从“桌子下面”放到“桌面上”来，这种规范化和公开化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反腐败的意义。而一旦实行阳光化、透明化的制度，腐败现象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监督。
低薪制度实行了很多年，反腐斗争也进行了很多年，基层公务员是这二者矛盾的交汇点，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怎样监督好基层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如何在机制上堵住其腐败的漏洞？怎样让公务员的薪酬“阳光普照”，解开低薪与腐败这一矛盾之结？这，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