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聂尔先生虽大名鼎鼎，但于我这个文学的圈外人却是陌生得很。识得他仅及三年，写这个“印象”似不恰当，也不够资格。但三年来心里却一直有种冲动，时不时会冒上来。很为晚岁余生得他这一知己友人感到幸运和感激。所以在思想尚可飞扬，灵魂还能感动，指尖也还能在键盘上敲下字符之时，写下这篇必定终要湮没于尘埃的文字，只为情动于衷的欣然。于他读之能有一分的喜悦，我当然也是很高兴的。
三年前，源于早先对文学的热爱，我曾自费组织了一场文学讲座，经人介绍，他和本市的青年小说家张暄前来主讲。始知他是圈内著名的散文家，还任着本市作家协会主席。那次来他赠我一本书，是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朴素极了，叫《道路》。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格致文库”丛书的一种。顺便说一句，“格致文库”是我看到的本省出版社近年来编得最好的一套丛书，以至看见其列在“三联书店销售榜”上时就买了几本。能入选此丛书集，可见其文章的思想见地与文笔之不凡。而且作者此刻就近在眼前，令我很是惊讶和激动。想他一定是大家文笔，卓尔不庸，而更令我震惊则是在阅读之后，记得和文友曾戏谑，看了聂尔老师的文章，实在让我感到写作是很令人气馁的一件事情。之后就是我们在一起饮酒品茶，谈天说地，当然还有他对我粗陋习作的欣赏和支持。还有思想的火花能在同一片斑斓的夜空下碰撞，这当然也是极有趣的。
不知道是我年少时的幼稚就没有褪尽，还是懵懵懂懂的情愫又在还童，读着他早年写出的第一本书《隐居者的收藏》，书中那些散发着青春气味却又故作老成的文章，令我的心中一片柔和，两眼婆娑。我反而觉得这种有一丝“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略显青涩之文有着另一种迷人之处。比如，他三十多岁就在书中自称“老朽”，当然对应物是武汉大学校园里月光下的情侣。不到四十岁的他，怀着“元旦”的心情走在街上，无端地“新年的兴奋慢慢消失，一股哀愁涌上心头”，对应着一个老兵在梦中无数次荣归故里的惶惑与感伤。这一种诗性的场景或是缘于西方文学与战后西方电影艺术温情脉脉的印记吧。当然于他是一种怀揣了旧岁与新年的期望中隐隐的一丝忧郁。
喜欢他这本书是因为能感受到一种生活的真切感。可能是他还没有总结出后来书中那些高深的哲理和曲折的人生经验，还没有把思想和文章升华至后来哲学的理性高度。当然除了生活的真切感，还有诗意的蒙眬。而他也曾说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诗歌的热爱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深刻和强烈。我开始懂得，诗是一个人年轻时不能够充分领会的一种深邃的东西。”我想海子要是早一点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去卧轨轻生了吧。在聂尔先生早期的写作中，诗意和诗情，与西方哲学中病态美学的因素杂在一起，是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正如他的朋友、北师大的赵勇教授所言：“聂尔的散文既有文学意义上的绵绵情思，又透着哲学意义上的沉思冥想。”
我觉得，卡夫卡既是聂尔进入世界文学的引领者，也是他一生创作文学的生命之神。他渴望着有一个卡夫卡式宽敞的地窖，或是他的心灵深处就埋藏着一个卡夫卡式的地窖或洞穴，这个洞穴铺满了卡夫卡的温柔与呢喃。或者这个洞穴就是他童年时期“埋伏”在上面的那个“巨大的土炕”，铺满了奶奶宽厚柔软的催眠般的絮语。而他的写作又何曾不是像卡夫卡一样，在被生命的卑弱击垮后在心灵的地窖或洞穴中炼出来的。记得赵勇教授在评论他的文章时就说过“我看到这些作家的幽灵不断地徘徊在他的作品中，他们构成了聂尔精神世界与写作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诙诡奇崛的文字或就来源于卡夫卡迷人的地窖，因为卡夫卡的地窖深邃、曲折，而且宽敞，他也一直在沿着这个宽敞的地窖或洞穴向着文学的深处掘进。他说过他的人生一点也不丰富，正照应了卡夫卡一生平淡无奇的生活。他不丰富的人生与奇崛的文笔形成一种对照与张力，既让人豁然开朗，又让人迷惑不解。他融解了多少卡夫卡智慧的核呢？以致他曾自言视卡夫卡为他“今生无可摧毁的唯一精神通道”。
说聂尔先生的文字，评说他的文章，作为普通读者，我实在是不够资格，有“力微而负其重，身短而探悬梁”之虚妄。赵勇教授曾有三篇长文给予评说，从思想到理论，从情感到文字已是有精言辟语的评价，读之也是有另一层的领悟和感动，我在此饶舌已是多余。但我想说的是，赵勇教授在聂尔文章中析出的精义，恐也仅是沙中数颗，管中之一斑。聂尔先生思想的广博、灵魂的柔软、情感的丰厚恐远超我们日常的泛泛感知，我们对他文章中玄妙幽默表达的理解也仅是浅尝辄止。他的文章读之是亲切的，把丰厚的情感寓在淡淡的表达中，或忧伤，或幽默，读之令你会心一笑的同时，心中涨满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激，恐怕大多数人的语言表达在他的面前都是乏味和苍白的。
说到聂尔先生，他的足疾是绕不开的一个存在，他也说过：永恒的疾病引领着我。每当我产生悲观的情绪时，我总是想他是如何穿越人生的至暗时刻。这个问题萦绕了我很久。每当我说想和他去乡下，去外地走走看看時，说完我都会后悔和内疚，生怕触碰到了他的“创伤记忆”。尽管他说过在大学那年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俄罗斯冬季那又清醒又寒冷的空气”让他忘记并理解了自己的命运。他说，“我将不再怨恨，我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我仍然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他的“创伤记忆”。赵勇教授在二十年前就惊异于他“在弱冠之年就能对命运做出如此精湛的理解。”而当我在四十年后回望他当初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并做出“步伐坚定地向命运走去”的决断时，除了惊异就是由衷的敬佩和满眶的泪水。
我想我们很多人的一事无成，就是因为自己一生规划的方向和目标太多。而他说在三十岁时就已经望到自己理想的尽头，生命之于三十年或五十年只是一个可计算的数字，也是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道路。而他则不为其做多美好的规划。所以他用病患的脚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坚定地跋涉，从不动摇。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只为一种思想、一个主题做了一个注脚，而他的一生只用来为一个理想做一个注脚，并心无旁骛地漫步于文学殿堂那回环不尽的长廊。如果没有文学，他的生命和思想之自由真的将成为虚无，他在大学时就说过，“我如果把当一个作家的理想说得太容易，就是对理想的亵渎。”对应他此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见他一生于理想的忠贞与坚守。 聂尔先生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幼年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比较优裕的。底层人对生活的绝望感于他有着一道厚厚的墙，或是社会之墙和思想之墙。赵勇教授说“他用自己的思想穿透了社会之墙”，但他与底层社会所隔膜的思想之墙又是如何穿透的呢？他的思维意识常常潜入底层意识中，作品里有着对底层群体柔弱而悲悯的目光抚慰和入木三分的行文书写。按赵勇教授学术性的说法是聂尔“创伤记忆”和底层群体的“创伤经验”的彼此呼应。这“创伤记忆”或就是他穿透思想之墙的利剑吧。但我觉得这种学术性的表达，虽直指了聂尔对底层社会人文关怀的思想内核，但于他对底层群体情感表达的温暖，描述是不够深刻的。
聂尔先生在《街头少年》一文中，用闪烁着心灵泪光的文字，记述了街头那一群“衣衫褴褛，面容坚定”的少年组成的流浪军团，读之令人动容，亦可窥其性情中的人性底色。
那天晚上十一点半以后，我们五六個人乘车来到一个酒吧门口，被二三十个少年团团围住，他们全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一个个衣衫褴褛，面容坚定，动作协调而又顽强。一个孩子死死地抱住我的腿，我掏出五角钱才得以解脱，但我刚走出两步，就被另一个孩子拦住，同时我也看见拿到我五角钱的那个孩子，已经箭一般地飞出去抱住了我的一位同伴的腿……
那天晚上在太原街头，那些孩子们以我从未见到过的众多人数、庞大的阵势、坚定而不容置疑的行为，揭穿了我的内心，使我知道我以前以为自己是哪一类人，哪一种思想和观念的坚定拥护者……
直到凌晨一点以后，我们才从酒吧走出。孩子们大概已转战到别的地方，我没有再看到他们。……总之，不论此刻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哪一个点上，我相信他们是绝不会放过这绚烂的凌晨，……而去钻进穷困之家的被窝里，用梦想的生活来代替现实的生活。
——聂尔《街头少年》
哦！那群流浪的街头少年，不知道今在何方？
聂尔先生笔下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同情在他的书中触目即是，特别是早期的文章中。他的写作不仅是给了底层在人一种精神的慰藉，也为社会其他阶层提供了观察和了解底层社会逼真的场景，并使我们能倾听到他们“心灵的驿动和灵魂的呻吟”。
三年多来，我最感动的是，聂尔先生并不是生活中大富大贵的强者，还有着身体的残疾，但他对身边弱势者实质性的关怀和怜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的文学青年，那些穷困潦倒还在坚持着文学梦想的人。他是地方上一个纯文学刊物的主编，一个作家，怀揣着寥若晨星的文学本真和善的因子。那大山里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作家、偏僻郊区贫弱到要轻生的女作者、半盲的没有职业的诗歌爱好者、破产后在家乡待不下去的文学青年等等，都从生活最底层阴暗的角落里走出，以文学的名义来找他，并期望以文学谋生。他在“心里惊得一跳一跳”的同时，不嫌弃地给予文学的忠告和生活的建议，甚而帮助。期望这个世界能善待这些“饥饿的艺术家们”，并愤怒地诅咒不要饿死“狗日的诗人”。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陪聂尔先生去几十公里外郊县的一个荒凉的山村，看望一个20世纪60年代被时代洪流抛弃后潦倒的乡村知识分子，听说这已是他第三次去那儿了，他给老人发过文章，并去送过微薄的稿酬，因为老人待的地方太偏僻了，邮路都不能抵达。我们带了些生活必需品，聂尔先生不仅从微薄的薪水中匀出厚厚的五百元钱，回来后还动用了他作为作家那点可怜的影响力，促使有司予以了关照。而此类纯属个人情操与人文精神的敦仁之举，在他绝不是偶然之事。在计划去另一个县市看望一个流浪的知识分子时，他得知了其已故去的讯息，只好遗下了句号般的一声叹息。他用他智性的语言给予那些人生陷入黑暗的作者一束微光，以期照亮其生命前行的道路，使一个卑弱的生命走得远一些。给生活绝望的残疾者一片布满文学星辰的天空，使其仰望并能像他一样忘记苦难的命运，而理解自己命运的独特性。他在给一个生活于穷乡僻壤的轮椅上的写作者写的一篇序言中说：“无论相隔了多长时间，我们见面与否，他的形象都如在目前，其苦命挣扎，危如累卵，顽强生息，比任何人都更像是我们时代幸存者的那样一种姿态，足可以激发起我的时常隐而不见的愧疚感。”而聂尔先生和这个把下半身遗忘在一场多年前的事故中的幸存者，私谊已存二三十年之久。还有那对不幸夫妇唯一的脑疾患儿，他慷慨地给予了自己唯一的财富——“文学之光”的照临。
聂尔先生是没有现实光芒的被称为“群众团体”的市作协主席，周围却聚集着一群比较干净的纯文学群体。近年本省“赵树理文学奖”中本地的几个获奖者，如没有他的指引和影响，恐难有破土之力。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项目，2019年，本市矿工诗人榆木入选，聂尔先生在文学上的引导和精神上的鼓舞，功莫大焉！我亲见其在私底的场合向本省文学界的专业人士倾力荐举，而诗人那一刻正在几百米深的地下坑道里挖煤。这何尝不是晋城文学之幸！
在我的叙述行将结束时，我想起了聂尔先生磊落的操守最初给我的信心。在多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中，他为了不牵累挚友，独自肩起了黑暗的闸门。尽管他后来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挺到最后，不知道是否会在黑暗中坠落。”但事实是他用智慧化解了危机，挺到了最后。终未给朋友带去至暗的光。这或许才是我们真正的开始。
赵勇教授曾隐隐地忧虑过，家乡这个小城市世俗庸常的生活会消磨他的写作，影响他成为“大家”的可能。聂尔先生也曾转述过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的惋惜之言，说他应该走出晋城这个小地方到大城市去，那儿的文化氛围更能成就他。但他们都忘记了聂尔早年获“全国青年影评”一等奖在北京领奖后的一句话：“这将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荣耀。”他把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眼就望到了尽头。我不知道是不是主席台上“那一排锃光瓦亮的脑袋组成的威严肃穆的阵势”影响了他。但我知道前面那两个正直而著名的学者都说过他的文章是一流的。我还知道将要退休的他，在这世俗庸常的环境里吃酒聊天下围棋，生活是喜悦的。或是说对生活怀了“虔诚的喜悦”——这正是他新版书的名字。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王继红，阳城人，农民，企业人。曾有作品发于《山西文学》《芳草潮》《太行文学》《太行日报》等报刊，现退休。
三年前，源于早先对文学的热爱，我曾自费组织了一场文学讲座，经人介绍，他和本市的青年小说家张暄前来主讲。始知他是圈内著名的散文家，还任着本市作家协会主席。那次来他赠我一本书，是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朴素极了，叫《道路》。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格致文库”丛书的一种。顺便说一句，“格致文库”是我看到的本省出版社近年来编得最好的一套丛书，以至看见其列在“三联书店销售榜”上时就买了几本。能入选此丛书集，可见其文章的思想见地与文笔之不凡。而且作者此刻就近在眼前，令我很是惊讶和激动。想他一定是大家文笔，卓尔不庸，而更令我震惊则是在阅读之后，记得和文友曾戏谑，看了聂尔老师的文章，实在让我感到写作是很令人气馁的一件事情。之后就是我们在一起饮酒品茶，谈天说地，当然还有他对我粗陋习作的欣赏和支持。还有思想的火花能在同一片斑斓的夜空下碰撞，这当然也是极有趣的。
不知道是我年少时的幼稚就没有褪尽，还是懵懵懂懂的情愫又在还童，读着他早年写出的第一本书《隐居者的收藏》，书中那些散发着青春气味却又故作老成的文章，令我的心中一片柔和，两眼婆娑。我反而觉得这种有一丝“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略显青涩之文有着另一种迷人之处。比如，他三十多岁就在书中自称“老朽”，当然对应物是武汉大学校园里月光下的情侣。不到四十岁的他，怀着“元旦”的心情走在街上，无端地“新年的兴奋慢慢消失，一股哀愁涌上心头”，对应着一个老兵在梦中无数次荣归故里的惶惑与感伤。这一种诗性的场景或是缘于西方文学与战后西方电影艺术温情脉脉的印记吧。当然于他是一种怀揣了旧岁与新年的期望中隐隐的一丝忧郁。
喜欢他这本书是因为能感受到一种生活的真切感。可能是他还没有总结出后来书中那些高深的哲理和曲折的人生经验，还没有把思想和文章升华至后来哲学的理性高度。当然除了生活的真切感，还有诗意的蒙眬。而他也曾说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诗歌的热爱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深刻和强烈。我开始懂得，诗是一个人年轻时不能够充分领会的一种深邃的东西。”我想海子要是早一点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去卧轨轻生了吧。在聂尔先生早期的写作中，诗意和诗情，与西方哲学中病态美学的因素杂在一起，是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正如他的朋友、北师大的赵勇教授所言：“聂尔的散文既有文学意义上的绵绵情思，又透着哲学意义上的沉思冥想。”
我觉得，卡夫卡既是聂尔进入世界文学的引领者，也是他一生创作文学的生命之神。他渴望着有一个卡夫卡式宽敞的地窖，或是他的心灵深处就埋藏着一个卡夫卡式的地窖或洞穴，这个洞穴铺满了卡夫卡的温柔与呢喃。或者这个洞穴就是他童年时期“埋伏”在上面的那个“巨大的土炕”，铺满了奶奶宽厚柔软的催眠般的絮语。而他的写作又何曾不是像卡夫卡一样，在被生命的卑弱击垮后在心灵的地窖或洞穴中炼出来的。记得赵勇教授在评论他的文章时就说过“我看到这些作家的幽灵不断地徘徊在他的作品中，他们构成了聂尔精神世界与写作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诙诡奇崛的文字或就来源于卡夫卡迷人的地窖，因为卡夫卡的地窖深邃、曲折，而且宽敞，他也一直在沿着这个宽敞的地窖或洞穴向着文学的深处掘进。他说过他的人生一点也不丰富，正照应了卡夫卡一生平淡无奇的生活。他不丰富的人生与奇崛的文笔形成一种对照与张力，既让人豁然开朗，又让人迷惑不解。他融解了多少卡夫卡智慧的核呢？以致他曾自言视卡夫卡为他“今生无可摧毁的唯一精神通道”。
说聂尔先生的文字，评说他的文章，作为普通读者，我实在是不够资格，有“力微而负其重，身短而探悬梁”之虚妄。赵勇教授曾有三篇长文给予评说，从思想到理论，从情感到文字已是有精言辟语的评价，读之也是有另一层的领悟和感动，我在此饶舌已是多余。但我想说的是，赵勇教授在聂尔文章中析出的精义，恐也仅是沙中数颗，管中之一斑。聂尔先生思想的广博、灵魂的柔软、情感的丰厚恐远超我们日常的泛泛感知，我们对他文章中玄妙幽默表达的理解也仅是浅尝辄止。他的文章读之是亲切的，把丰厚的情感寓在淡淡的表达中，或忧伤，或幽默，读之令你会心一笑的同时，心中涨满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激，恐怕大多数人的语言表达在他的面前都是乏味和苍白的。
说到聂尔先生，他的足疾是绕不开的一个存在，他也说过：永恒的疾病引领着我。每当我产生悲观的情绪时，我总是想他是如何穿越人生的至暗时刻。这个问题萦绕了我很久。每当我说想和他去乡下，去外地走走看看時，说完我都会后悔和内疚，生怕触碰到了他的“创伤记忆”。尽管他说过在大学那年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俄罗斯冬季那又清醒又寒冷的空气”让他忘记并理解了自己的命运。他说，“我将不再怨恨，我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我仍然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他的“创伤记忆”。赵勇教授在二十年前就惊异于他“在弱冠之年就能对命运做出如此精湛的理解。”而当我在四十年后回望他当初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并做出“步伐坚定地向命运走去”的决断时，除了惊异就是由衷的敬佩和满眶的泪水。
我想我们很多人的一事无成，就是因为自己一生规划的方向和目标太多。而他说在三十岁时就已经望到自己理想的尽头，生命之于三十年或五十年只是一个可计算的数字，也是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道路。而他则不为其做多美好的规划。所以他用病患的脚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坚定地跋涉，从不动摇。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只为一种思想、一个主题做了一个注脚，而他的一生只用来为一个理想做一个注脚，并心无旁骛地漫步于文学殿堂那回环不尽的长廊。如果没有文学，他的生命和思想之自由真的将成为虚无，他在大学时就说过，“我如果把当一个作家的理想说得太容易，就是对理想的亵渎。”对应他此时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见他一生于理想的忠贞与坚守。 聂尔先生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幼年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比较优裕的。底层人对生活的绝望感于他有着一道厚厚的墙，或是社会之墙和思想之墙。赵勇教授说“他用自己的思想穿透了社会之墙”，但他与底层社会所隔膜的思想之墙又是如何穿透的呢？他的思维意识常常潜入底层意识中，作品里有着对底层群体柔弱而悲悯的目光抚慰和入木三分的行文书写。按赵勇教授学术性的说法是聂尔“创伤记忆”和底层群体的“创伤经验”的彼此呼应。这“创伤记忆”或就是他穿透思想之墙的利剑吧。但我觉得这种学术性的表达，虽直指了聂尔对底层社会人文关怀的思想内核，但于他对底层群体情感表达的温暖，描述是不够深刻的。
聂尔先生在《街头少年》一文中，用闪烁着心灵泪光的文字，记述了街头那一群“衣衫褴褛，面容坚定”的少年组成的流浪军团，读之令人动容，亦可窥其性情中的人性底色。
那天晚上十一点半以后，我们五六個人乘车来到一个酒吧门口，被二三十个少年团团围住，他们全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一个个衣衫褴褛，面容坚定，动作协调而又顽强。一个孩子死死地抱住我的腿，我掏出五角钱才得以解脱，但我刚走出两步，就被另一个孩子拦住，同时我也看见拿到我五角钱的那个孩子，已经箭一般地飞出去抱住了我的一位同伴的腿……
那天晚上在太原街头，那些孩子们以我从未见到过的众多人数、庞大的阵势、坚定而不容置疑的行为，揭穿了我的内心，使我知道我以前以为自己是哪一类人，哪一种思想和观念的坚定拥护者……
直到凌晨一点以后，我们才从酒吧走出。孩子们大概已转战到别的地方，我没有再看到他们。……总之，不论此刻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哪一个点上，我相信他们是绝不会放过这绚烂的凌晨，……而去钻进穷困之家的被窝里，用梦想的生活来代替现实的生活。
——聂尔《街头少年》
哦！那群流浪的街头少年，不知道今在何方？
聂尔先生笔下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同情在他的书中触目即是，特别是早期的文章中。他的写作不仅是给了底层在人一种精神的慰藉，也为社会其他阶层提供了观察和了解底层社会逼真的场景，并使我们能倾听到他们“心灵的驿动和灵魂的呻吟”。
三年多来，我最感动的是，聂尔先生并不是生活中大富大贵的强者，还有着身体的残疾，但他对身边弱势者实质性的关怀和怜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的文学青年，那些穷困潦倒还在坚持着文学梦想的人。他是地方上一个纯文学刊物的主编，一个作家，怀揣着寥若晨星的文学本真和善的因子。那大山里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作家、偏僻郊区贫弱到要轻生的女作者、半盲的没有职业的诗歌爱好者、破产后在家乡待不下去的文学青年等等，都从生活最底层阴暗的角落里走出，以文学的名义来找他，并期望以文学谋生。他在“心里惊得一跳一跳”的同时，不嫌弃地给予文学的忠告和生活的建议，甚而帮助。期望这个世界能善待这些“饥饿的艺术家们”，并愤怒地诅咒不要饿死“狗日的诗人”。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陪聂尔先生去几十公里外郊县的一个荒凉的山村，看望一个20世纪60年代被时代洪流抛弃后潦倒的乡村知识分子，听说这已是他第三次去那儿了，他给老人发过文章，并去送过微薄的稿酬，因为老人待的地方太偏僻了，邮路都不能抵达。我们带了些生活必需品，聂尔先生不仅从微薄的薪水中匀出厚厚的五百元钱，回来后还动用了他作为作家那点可怜的影响力，促使有司予以了关照。而此类纯属个人情操与人文精神的敦仁之举，在他绝不是偶然之事。在计划去另一个县市看望一个流浪的知识分子时，他得知了其已故去的讯息，只好遗下了句号般的一声叹息。他用他智性的语言给予那些人生陷入黑暗的作者一束微光，以期照亮其生命前行的道路，使一个卑弱的生命走得远一些。给生活绝望的残疾者一片布满文学星辰的天空，使其仰望并能像他一样忘记苦难的命运，而理解自己命运的独特性。他在给一个生活于穷乡僻壤的轮椅上的写作者写的一篇序言中说：“无论相隔了多长时间，我们见面与否，他的形象都如在目前，其苦命挣扎，危如累卵，顽强生息，比任何人都更像是我们时代幸存者的那样一种姿态，足可以激发起我的时常隐而不见的愧疚感。”而聂尔先生和这个把下半身遗忘在一场多年前的事故中的幸存者，私谊已存二三十年之久。还有那对不幸夫妇唯一的脑疾患儿，他慷慨地给予了自己唯一的财富——“文学之光”的照临。
聂尔先生是没有现实光芒的被称为“群众团体”的市作协主席，周围却聚集着一群比较干净的纯文学群体。近年本省“赵树理文学奖”中本地的几个获奖者，如没有他的指引和影响，恐难有破土之力。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项目，2019年，本市矿工诗人榆木入选，聂尔先生在文学上的引导和精神上的鼓舞，功莫大焉！我亲见其在私底的场合向本省文学界的专业人士倾力荐举，而诗人那一刻正在几百米深的地下坑道里挖煤。这何尝不是晋城文学之幸！
在我的叙述行将结束时，我想起了聂尔先生磊落的操守最初给我的信心。在多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中，他为了不牵累挚友，独自肩起了黑暗的闸门。尽管他后来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挺到最后，不知道是否会在黑暗中坠落。”但事实是他用智慧化解了危机，挺到了最后。终未给朋友带去至暗的光。这或许才是我们真正的开始。
赵勇教授曾隐隐地忧虑过，家乡这个小城市世俗庸常的生活会消磨他的写作，影响他成为“大家”的可能。聂尔先生也曾转述过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的惋惜之言，说他应该走出晋城这个小地方到大城市去，那儿的文化氛围更能成就他。但他们都忘记了聂尔早年获“全国青年影评”一等奖在北京领奖后的一句话：“这将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荣耀。”他把自己的人生道路一眼就望到了尽头。我不知道是不是主席台上“那一排锃光瓦亮的脑袋组成的威严肃穆的阵势”影响了他。但我知道前面那两个正直而著名的学者都说过他的文章是一流的。我还知道将要退休的他，在这世俗庸常的环境里吃酒聊天下围棋，生活是喜悦的。或是说对生活怀了“虔诚的喜悦”——这正是他新版书的名字。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王继红，阳城人，农民，企业人。曾有作品发于《山西文学》《芳草潮》《太行文学》《太行日报》等报刊，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