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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多发，死因大多指向心理问题。许多案例和研究都证明，中国的“官心病”已相当严重，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级至部级，皆难以幸免。
10％的精神心理患者是公务员
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她经常给各级官员讲授心理方面的课程。有时，她遇到的官员会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在许燕看来，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确实不容乐观。她现在的每一次讲课，总能得到强烈共鸣。她在课件中列出“心理枯竭”的六大特征，台下许多官员听了之后迫不及待发言：“我们全都有！而且最严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曾透露，在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比其他任何一种职业的患者都要多。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也接触了大量官员。他发现，失眠是困扰很多官员的大问题，而“失眠又是不少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史占彪同时担任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的主任。除失眠外，史占彪还发现不少官员有疑病倾向和强迫倾向。
就连不少官员所面临的身体健康问题，背后也是心理问题在作怪。一名中央机关干部的经历便是证明：他在处级时工作出色，提到副局级一年后就开始生病，身体难受，无法工作。他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却发现各项指标都正常，很难找出生理上的病因——事实上是心理压力导致了他的疾病。
中层干部压力最大
以往，自杀即“畏罪自杀”，但现在这四个字已越来越无法解释近来发生的诸多案例。纪检部门发现，主动结束生命的许多官员并非贪腐分子，有的甚至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
为什么好干部也会自杀？问题引起高层的重视。
借助心理學研究，“黑手”渐渐被廓清——压力。在今天的中国，当官面临的压力超过许多职业。“我们研究发现，国家机关干部所面临的压力在社会上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史占彪说。
压力源于何处？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压力来自五个方面：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目睹腐败现象。
除拆迁、信访等特殊岗位官员外，纪检、审计、药监等部门官员也是心理负荷大的群体，他们没有审批权限，总是得罪人，接触社会很多阴暗面，面临很多诱惑，因此成为心理专家眼中特别关注的群体。需要经常出差的办案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则更糟糕。
根据许燕的调研，就官员的级别而言，处于“夹心层”的中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最差，由压力导致的心理枯竭程度最严重。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对3500余名干部的调查结果则显示：越往高层，心理压力越小；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
这种差异被认为是高层官员资源多，对环境掌控力强，底层官员则相反。
但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基层干部，“向上爬”时都会遇到压力。目前的升迁体系下，有限的岗位满足不了很多人的职业追求，关系、人情等潜规则又令升迁规则不明晰。未被提升的一些人会因为感受“不公”而情绪低落，出现很多心理反应。
就算顺利提升，也不能一劳永逸。一位专家提及，有一名厅局级女干部，能力很强，提拔速度很快，但到厅级后，发现工作复杂，开始失眠。
在许多专家看来，官员所面临的特殊压力来自官场的不佳环境——无论是纪检、审计部门官员面临的压力，还是官员晋升时的压力，实质都与不健康的制度有关。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话说就是：“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
现在流行找和尚说心事
官员并不缺心理咨询的资源，但却不敢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专门为官员服务，虽然咨询费不用官员们自掏腰包，然而真来求助的人不多——咨询中心一年咨询量不足600人次。
史占彪说，这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是碍于面子不愿来——一旦被认为有心理问题，会让人耻笑或影响升职。
许多专家向记者透露：官员们要么在街边用公用电话做咨询，不透露真实姓名、身份；要么托朋友找可信赖的心理专家，并只愿在饭桌上袒露心迹。遭遇心理问题的官员不敢说，也不敢写，那些“局长日记”事件让他们感到危机四伏。
“官场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在倒霉时得到他人帮助，基本不可能，大家都怕被沾上不利的东西。”许燕说，“所以我跟他们说，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承担后果。不能只看到权力，权力背后有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状态。”
不少官员被迫寻找其他途径，如信佛，向和尚诉说心事，目前成为一股潮流。
记者了解到，江西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曾透露：有一位市长级别的官员找到他，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想要自杀，问他该怎么办。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大安法师教这些官员们用佛教缓解压力。
北京市宗教局一位人士还告诉记者：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摘自《南方周末》2011.9.1
10％的精神心理患者是公务员
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她经常给各级官员讲授心理方面的课程。有时，她遇到的官员会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在许燕看来，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确实不容乐观。她现在的每一次讲课，总能得到强烈共鸣。她在课件中列出“心理枯竭”的六大特征，台下许多官员听了之后迫不及待发言：“我们全都有！而且最严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曾透露，在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比其他任何一种职业的患者都要多。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也接触了大量官员。他发现，失眠是困扰很多官员的大问题，而“失眠又是不少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史占彪同时担任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的主任。除失眠外，史占彪还发现不少官员有疑病倾向和强迫倾向。
就连不少官员所面临的身体健康问题，背后也是心理问题在作怪。一名中央机关干部的经历便是证明：他在处级时工作出色，提到副局级一年后就开始生病，身体难受，无法工作。他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却发现各项指标都正常，很难找出生理上的病因——事实上是心理压力导致了他的疾病。
中层干部压力最大
以往，自杀即“畏罪自杀”，但现在这四个字已越来越无法解释近来发生的诸多案例。纪检部门发现，主动结束生命的许多官员并非贪腐分子，有的甚至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
为什么好干部也会自杀？问题引起高层的重视。
借助心理學研究，“黑手”渐渐被廓清——压力。在今天的中国，当官面临的压力超过许多职业。“我们研究发现，国家机关干部所面临的压力在社会上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史占彪说。
压力源于何处？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压力来自五个方面：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目睹腐败现象。
除拆迁、信访等特殊岗位官员外，纪检、审计、药监等部门官员也是心理负荷大的群体，他们没有审批权限，总是得罪人，接触社会很多阴暗面，面临很多诱惑，因此成为心理专家眼中特别关注的群体。需要经常出差的办案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则更糟糕。
根据许燕的调研，就官员的级别而言，处于“夹心层”的中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最差，由压力导致的心理枯竭程度最严重。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对3500余名干部的调查结果则显示：越往高层，心理压力越小；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
这种差异被认为是高层官员资源多，对环境掌控力强，底层官员则相反。
但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基层干部，“向上爬”时都会遇到压力。目前的升迁体系下，有限的岗位满足不了很多人的职业追求，关系、人情等潜规则又令升迁规则不明晰。未被提升的一些人会因为感受“不公”而情绪低落，出现很多心理反应。
就算顺利提升，也不能一劳永逸。一位专家提及，有一名厅局级女干部，能力很强，提拔速度很快，但到厅级后，发现工作复杂，开始失眠。
在许多专家看来，官员所面临的特殊压力来自官场的不佳环境——无论是纪检、审计部门官员面临的压力，还是官员晋升时的压力，实质都与不健康的制度有关。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话说就是：“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
现在流行找和尚说心事
官员并不缺心理咨询的资源，但却不敢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专门为官员服务，虽然咨询费不用官员们自掏腰包，然而真来求助的人不多——咨询中心一年咨询量不足600人次。
史占彪说，这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是碍于面子不愿来——一旦被认为有心理问题，会让人耻笑或影响升职。
许多专家向记者透露：官员们要么在街边用公用电话做咨询，不透露真实姓名、身份；要么托朋友找可信赖的心理专家，并只愿在饭桌上袒露心迹。遭遇心理问题的官员不敢说，也不敢写，那些“局长日记”事件让他们感到危机四伏。
“官场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在倒霉时得到他人帮助，基本不可能，大家都怕被沾上不利的东西。”许燕说，“所以我跟他们说，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承担后果。不能只看到权力，权力背后有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状态。”
不少官员被迫寻找其他途径，如信佛，向和尚诉说心事，目前成为一股潮流。
记者了解到，江西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曾透露：有一位市长级别的官员找到他，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想要自杀，问他该怎么办。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大安法师教这些官员们用佛教缓解压力。
北京市宗教局一位人士还告诉记者：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摘自《南方周末》2011.9.1